英國的抗疫帶有典型的「慢半拍」特點，但又最終採取了與各個疫情國相似的更為有力的措施。這是由於，所有國家面對的是同一個未知而可怕的病毒，防疫措施必然會出現某種一致性。就慢半拍而言，英國的「慢」，太過顯眼。
對比過去一個多月各個國家抗擊疫情的時間線，可以發現：在義大利宣布倫巴第10個小鎮「封城」（2月23日）後，英國並沒有緊隨其後；在美國宣布禁止疫情嚴重國入境（2月29日）後，英國也沒有關上國門；當義大利、西班牙、美國、法國（3月4—17日）紛紛關閉學校、採取強制性居家措施甚至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時，英國則宣布延遲舉行大型體育與娛樂活動（3月13日），並推出了「群體免疫」政策。至此，英國在採取強制性、全面性抗疫政策的道路上，落在了主要疫情國之後。然而此後，隨著疫情的加重，英國卻又逐漸採取了關閉學校（3月18日）、關閉餐廳及商店（3月20日）以及限制出行（3月23日）等強制性措施。但這些措施來得有些太晚了。沒過幾日，英王儲查爾斯確診、英首相鮑裡斯確診、英衛生大臣確診、英首席醫療顧問自我隔離，就連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也不得不站出來發表抗疫電視講話。截止目前，英國的防疫措施仍舊是較為寬鬆的。它仍然允許人們在禁足期間每天出門鍛鍊一次。
2020年4月7日，英國倫敦，工作人員正在為一座建築消毒。 新華社 圖
抗疫涉及政府、民眾、市場、社會等多個系統，甚至是一個國家的所有方面，這使得文化成為一個有效的解釋視角。文化承載了一個民族歷時彌久的傳統與取向，影響著人們的觀念，規約著人們的行為，塑造著一個國民的性格。一個國家的所有方面無不浸於其文化之中，透過文化，我們能更好的理解，為何英國採取了那些在我們看來是慢了半拍的抗疫舉措。
英國人素以理性著稱，在許多重大危機時刻，經常表現得異常的冷靜。這一形象濃縮在「
Keep Calm and Carry On
」（保持冷靜，繼續前行）這句格言中。它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時英國新聞部印刷的鼓舞士氣的海報。對於英國人來說，生活總是要繼續，即便是二戰中倫敦遭遇轟炸之際，英國人也要照舊煮茶來喝。這也給人留下「刻板的英國人」的形象。英國人似乎總是不緊不慢、按部就班地做一切事。一件事情，在外人來看，可能已經十萬火急了，但在英國人眼中，一切都要按程序來。哪怕戰爭逼臨家門口了，也要等議會吵完了再進入投票環節，然後執行議會決議。
冷靜與刻板的背後，是英國人務實的態度。「實證主義」「現實主義」經常被用來形容英國的社會發展、國家治理以及外交政策。這也是英國的全民哲學。只要能解決實際問題，英國人並不在乎採取哪種途徑，只要能解決當前的一個問題，英國人就不會多走一步，去預設出下一個問題及其可能的解決方案，因為預設是一種非實證和非現實的行為。因此，英國也很少制定「超前」甚至「激進」的政策。
英國人的這些特點由其長期以來的歷史與傳統所塑造，集中反映在他們的哲學思想中。英國近代以來的哲學首先以經驗主義著稱，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約翰·洛克和大衛·休謨。洛克與休謨的經驗主義是理性主義式的。不同於笛卡爾思辨式的理性主義，他們強調源於客觀觀察的經驗與觀念。這也催生了懷疑主義取向。對他們來說，任何未被經驗證明的事物，都是值得懷疑的，是不可信的。英國人也時常對這類事物抱有冷淡甚至漠然的態度。進入19世紀，工業革命、城市化以及龐大的帝國帶來的社會的變動，讓務實的英國人將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到了社會領域，「社會達爾文主義」由此出現。其代表人物有赫伯特·斯賓塞與赫胥黎。斯賓塞的貢獻在於，把社會看作一個有機體，指出社會按照進化的原則自我發展。它的基礎是個人主義，表現是殘酷競爭。赫胥黎則在斯賓塞的理論基礎上做了一定的修正，融入了約束惡性及無意義競爭的倫理道德，但他仍然承認「適者生存」這一殘酷事實。
即便這些哲學思想早在17—19世紀就已經產生了，但在英國的抗疫中，我們仍時不時地能看到上述思想帶來的影響。面對一種尚未被人類完全掌握的新型病毒，英國人（還有許多西方國家的普通民眾）都認為這只是一種流感，而根據他們面對流感的經歷，他們認為，自己無需過於緊張。儘管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家逐漸採取了關閉學校等措施，但英國人根據本國的病例數，以「實證」的態度得出了尚且無需採取這些措施的結論，也不做任何預防。「群體免疫」說出臺後，英國開始採取優先保護老人的措施，隔離老人。這多少帶點赫胥黎修正版進化論的色彩。英國採取的各項政策也具有典型的「現實主義」特點。只要能以鼓勵的方式，讓民眾呆在家中，政府就不會提前制定強制措施。只有當這項措施沒有效果時，政府才會出臺強制措施，而這種強制也是逐條逐步採取的，並非一刀猛切。首相告訴人們，每人每天還是可以出門鍛鍊一次的。在整個過程中，質疑的聲音也不絕於耳。最近一次針對政策的質疑是在4月5日。英國一些研究機構指出，關閉學校可能並不會抑制疫情的擴散。（然而，這項研究本身也受到了質疑。）
英國慢半拍的抗疫背後，是「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傳統。在權力切割上，政府承擔更少的職能，擁有更小的權力，社會則發揮著更多的作用。這種治理邏輯的背後是自由主義的觀念。在自由主義的教條中，政府越小越好，越不幹預市場越好，社會也自有其發展規則。小政府的治理理念也遭遇過嚴重的挑戰。在1929年大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一理念逐漸被修正，凱恩斯主義所倡導的國家幹預佔據了主導。政府職能得以擴充，福利國家、國有化企業也隨之而來。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及西方世界又開始奉行新自由主義。這一理念要求政府退出國民經濟生活領域，也抨擊了二戰以後許多國家建立的公共服務體系。英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國民健康服務體系（NHS）就經歷了持續的商業化改革。總之，新自由主義釋放了英國長久的自由主義傳統，人們再次回到了依靠市場與個人的年代。
在小政府的治理模式下，社會具有重要功能，但社會功能的發揮依賴於個人的理性與自覺以及各類團體的自治意識。這與英國人的自由觀有很大的關係。英國人常以他們擁有的自由為豪，但這種自由並不是個體凌駕於一切之上的無拘無束。相反，其受到法律、規則、習俗的約束，還應以不損害他人為前提。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寫道，「每人既然受著社會的保護，每人對於社會也就該有一種報答，每人既然事實上都生活在社會中，每人對於其餘的人也就必得遵守某種行為準繩，這是必不可少的」。在這樣的社會中，個體的權利與義務觀念根深蒂固。到了危機時刻，政府以賦予個體更多權利意識的方式讓個體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由此，社會的潛能也得到最大化的釋放。這種能力與社會氛圍需要民眾長久的實踐，才能成為一種慣性，成為一個社會共同體的集體意識。
2020年3月24日，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內的遊樂場貼出關閉的告示。新華社 資料
在英國的抗疫中，我們頻繁看到這樣的現象：除了運用法律賦予政府的權力而採取的措施外，政府做的最多的就是鼓勵、引導、勸說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行業、不同組織的人們各盡其能（居家不出門，也是一種貢獻），以應對疫情。英國首相不斷號召企業生產急需醫療物資，呼籲企業不要裁員，呼籲房東不要驅逐租客，勸說民眾「居家、保護NHS、挽救生命」，招募志願者（計劃招募25萬，實際報名60餘萬），並號召慈善機構採取行動。英國的一些大學更是在政府決定關閉學校之前就提前進入網上授課階段。這些措施並不帶有強制性，完全依賴於個人與團體的自覺。而從結果來看，大部分英國人都能夠響應政府的建議，保持兩米的社交距離，減少不必要外出，一旦有症狀先打電話聯繫家庭醫生而非前往診所。不過，凡事皆有另一種情況。英國也有對政府的建議置若罔聞者。對於這部分人，政府就不得不採取強制措施了。那些不聽從勸告的人們，將被處以罰款。
可以說，英國的抗疫是十分保守的。保守與人們通常認為的「落後」不是一個概念。保守是英國人的一個典型特徵，英國也可被稱之為一個保守的國度。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拒絕變革。比較恰當的說法是，英國的保守主義不是一種絕不允許變革的保守主義。英國歷史上不乏重大的甚至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變革，但因為保守主義的存在，這些變革總是在「最後一刻」才發生。例如，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成年男性與女性通過多次議會改革，逐步獲得了選舉權。「最後一刻」往往是一個臨界點。這時，保守的一方會退卻並接受新的變革。因此，英國的變革也很少以非常激進的方式呈現出來。而當變革發生之後，保守的一方又轉而捍衛變革，因為變革已經成為新的應該去「保守」的事物。保守的真正含義是「穩重守成」。這種思想在許多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家那裡有過非常豐富的闡述。例如，保守黨政治家休·塞西爾就寫了著名的《保守主義》一書。關於保守與變革的關係，他認為，關鍵在於「如何以正確的比例來調和二者，既不過分大膽或輕率，也不至於過分慎重或延遲。」可見，英國人的保守更多的是一種對變革的方式、程度及進度的穩重態度，而不是不採取有效措施或拒絕變革。
休·塞西爾著《保守主義》
在英國治理新冠疫情的整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保守主義的身影。英國人似乎總是在刻意保持一個「度」，所採取的措施不能少，但也不能多，更不能激進。在限制民眾出行方面，英國也並沒有立即採取立法的方式，而是先勸說，之後再立法。在規定禁足的日期方面，起初是幾個星期，時間到了之後，再開會決定延長几個星期。可以說，英國的抗疫是比別的疫情國「慢半拍」，但如果將英國政府每一次頒布的溫和而有限的措施相加，我們就會發現，英國政府所採取的措施似乎並沒有比其他疫情國政府所採取的措施少。在意識到醫院床位有限後，與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英國政府也建了新的醫院，而在發現醫護人員不足時，它也號召退休的醫護人員重新返崗。在英首相確診住院後，英國女王甚至出來發表電視講話了，威廉王子也志願加入了抗疫活動中。在決定關閉酒吧、餐廳及商店時，英國政府甚至出臺了一項措施，為所有因此而不能工作的人發放80%的工資。
英國如此慢半拍的抗疫，讓身處英國社會之外的人看得著急，但對英國人來說，他們是在其特有的文化背景之下應對疫情的，英國的民眾也基本認可政府的措施。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作為一種寶貴的集體資源，儘管在人們面對困難與危機時，過往的經驗與傳統能夠提供一種強大的支撐，人們也能在其中找到應對的智慧與工具，但是，這些經驗和傳統也同樣可能緊緊約束住人們前進的步伐，讓人們無法採取更快、更有效的措施。畢竟，英國最終採取的措施仍然是其他國家早已採取過的措施。或許，不到那個最後一刻，英國是不會做出外界所能感知到的重大舉措或變革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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