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謝蔡仁厚先生慈允,授權本微信平臺首推此文。
蔡仁厚先生夫婦(前排右二、右三),與讀經教育首倡者王財貴教授夫婦(前排右一、右四),張麗華老師(後排右一),趙伯毅老師(後排右二),於2016年元月,在蔡仁厚先生臺灣寓所內合影
儒家經教與人文教化
--第四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主題演講
文/蔡仁厚
【作者小傳】
蔡仁厚,1930年生於江西雩都,現住臺中市。歷任高中教師、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哲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哲學會理事、常務監事。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顧問。退休後,榮膺東海大學榮譽教授終身職。仍任教於哲學研究所,指導研究生撰寫博士論文。並保留一門課程,循環開講先秦儒家與宋明理學。
一九八0年,當選為中華民國哲學會理事,之後又當選為常務監事。一九八五年,應聘為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一九九四年,當選為北京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一屆理事,隨之又獲聘為第二屆理事會學術顧問。一九九五年,入選為美國傳記學會「世界五百名人錄」。二00四年,獲聘為東海大學首屆榮譽教授。二0一四年八月,北京科學出版社出版之《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槪覽》(哲學卷第三分冊)P.120-126,介紹蔡仁厚。
早歲生長農村,性情渾樸誠篤,平和恆毅。為學處世,常因「己不若人」之感懷,而引發「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之憤悱。故平生之境遇非順,而奮勵之志不衰。從遊於當代哲儒牟宗三之門以後,學思益發淬勵,著作甚多,終於成為當代新儒家代表性之人物。
蔡仁厚致力儒學研究已半世紀,專門著作達二十餘種。其內容主要是四個方面:第一是表述先秦儒家哲學,第二是疏解宋明理學,第三是中國哲學史之講論與著述,第四是綜論儒家學術與中國現代化。他歷年開授之課程,皆與上述四個研究重點相配合,如:先秦儒家、孔孟荀哲學、學庸與易傳、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程朱哲學、陸王哲學、朱子專題、王陽明專題、當代新儒家等。數十年來,他連續參加海內外有關儒學之國際學術會議,不下五六十次,蜚聲兩岸,國際知名。八十歲高齡之際,撰成完整的中國哲學史。
學術專著主要有:《孔孟荀哲學》、《宋明理學》、《王陽明哲學》、《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哲學的反省與新生》、《孔門弟子志行考述》、《牟宗三學思年譜》、《孔子的生命境界》、《中國哲學史》上下冊等二十餘種。
六十年前,牟宗三先生在臺師大主持「人文友會」。當時他說了一句話。他說:「新時代的光明,就從我們這裡開始。」這句話,是大話?還是眞話?就我看來,是大話,也是眞話。開啟新時代的光明,當然是一件大事。何時得以實現,則很難說。但精誠所至,必將開顯光明的新路。牟先生作為當代新儒家的主幹人物,他在很多方面,都已經做了「點燈﹑開光」的工作。而中國大陸文革之後的逐步回歸(回歸傳統文化,回歸孔子),也是很淸楚的事實。雖然距離目標還遠,但大回歸的趨勢已經形成。所以,牟先生的大話可以不是一句空話。
當然,當代新儒家的努力,還須繼續加強。事實上,半世紀來,他們也做了一些事情。譬如:
1.著作之發表與出版。
2.期刊之編印發行。
3.「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之發表。
4.國際儒學會議之召開與論文集之編印出版。
5.設置文化講座,舉辦專題演講。
6.利用寒暑假,舉辦靑年儒學講習營,聚合海內外各大學之大學生與研究生,進行一週之講習與訪察。
7.以讀書會之方式,進行古文獻之解讀與會講。
8.開設民間書院,進行講學與文教活動。
以上這八項工作,都有各自的成效。但要說到全面落實於社會民間,落實於兒童心田,使全球華人世界的男女老幼,都能感受到有如「春風化雨」般的溫潤,而引導他們萌發價值的追求和理想的嚮往。這一番大的成就,乃是王財貴博士和他的「春風團隊」二十年來所成就的「功」和「德」。(「春風團隊」四個字,是我在撰寫講詞時,靈光一閃而找到的美稱。名實相符,非常適合。)
我認為,兒童讀經運動的貢獻,無異為當代新儒家取得了「半壁江山」。我這樣說,聽起來似乎有點誇張,而我一向又是個很平靜的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興奮。但我前面所說的話,確確實實都是我的眞感受﹑眞心話。而且也是我這次主題演講的引子。下面我們將分為六個段落,進行演講。
(一)何謂「經教」?
經教,指經典教育。每一個文化系統都有它的經典。經典所講,不同於專門知識,而是人人皆當奉行的常理常道。常理恆久不變,所以是永恆的眞理;常道也恆久不移,所以是永恆的道路。這永恆的理和道,雖然可分開來講述,而實際上二者是合一的。人持守常理,奉行常道,也同樣是表現生命的意義,成就生命的價值。
人生有理想,生命有道路。什麼是人生的理想?什麼是生命的道路?經典會告訴我們。因此,熟悉經典﹑理解經典﹑信守經典﹑踐行經典﹑弘揚經典,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天經地義的事。人若違離經典,背叛正道,便叫做「離經叛道」。這是很大的罪過。
反過來,人若言行合乎規矩,卽使是不識字的文盲,也可以歸入正人君子的行列。陸象山就說過:「我雖不識一字,也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如何做人呢?簡單一句話,也無非是「持守經典中的常理,依循經典中的常道」而已。進一層也可以說,常理常道「存乎人心」,而不一定要說「在經典中」。因為事實上,二者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常理常道的文字根據在經典。這是客觀地說。而當下體證理和道卻由我心。這是主觀地說。所以王陽明直說:「經學卽心學」。又說「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是一句極透徹又極本分的話,在義理上無所扞格。
(二)「經」與「子」的性質及其地位
中國,是文化大國,也是文化古國,而且是特重「歷史」的國家。「經﹑史﹑子﹑集」中的「史」,主要是講通變,「子」則各自表述自家的思想和理論,「集」也是各自抒發自家的文採風華。只有儒家的「經」講求常理常道。所以,尊經﹑尊儒,實在是理當如此,不應致疑。但五四時代的人,似乎不了解這層道理,以為尊儒﹑讀經,就是思想獨裁,學術獨霸,所以反對「讀經」,又誤解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話,認為這二句話,便是儒家思想獨裁的鐵證。事實果眞如此嗎?當然不是。
我們知道,在先秦時期,諸侯之中就有立百家博士官(學官)的。秦朝仍其舊,西漢之初亦然。董生所謂「罷黜百家」,只是罷黜諸子百家的博士官,而不是罷黜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我們這樣講是有根據的,而且還有事例可以徵驗。例如漢景帝時,本來有「孟子博士」,到漢武帝時,便罷黜了。因為朝廷的責任,只應該尊常理常道的「經」(故立五經博士),而不必尊尚一家之言的「子」(故罷黜百家的博士官)。《孟子》一書雖然是儒家重要的文獻,但它只是「子」,不是「經」(要到南宋,孟子一書才升列為經),所以一樣罷黜。由此可知,「尊經不尊子」,這個原則是對的。「經」是常理常道,不可或缺(所以要尊立),「子」只是一家之言(各說各話),不妨任它漂浮(自由著述﹑自由講說)。
有人再問,儒家和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都是諸子,何以「獨尊儒術」?答曰:術者,道也。儒家經典所講的都是常理常道,這是文化的本根,有普世的價值,不同於一家之私見。所以必須尊儒術。而尊儒乃是尊經﹑尊常道。所以儒家與諸子不一樣。諸子只是諸子,只有「子」的身分地位,而儒家除了一家之言的「子」的身分,它還有作為民族文化骨幹(當家做主)的身分地位。這個事實,不可忽視。
(三)經教方式的多樣性
上面提到,經典要熟悉,要理解,還要信守﹑踐行和弘揚。在以前的老社會裡,農工大眾大部分不識字。他們將如何才能理解經典﹑實踐經典呢?在此,我要以至誠來表達對先聖先賢的敬仰和感恩。因為他們安排了三套東西:一套是朝廷上的典章制度,一套是社會上的禮樂教化,還有一套,便是家庭人倫生活的軌道。
典章制度是高級知識分子在運用,能使萬民受惠。禮樂教化由官府和民間配合而如常推行。在禮樂教化中自然陶養出各種各樣的人品。而家庭人倫生活,更是「培元固本﹑安身立命」的所在。加上婚﹑喪﹑喜﹑慶的禮俗,也同時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廣大民間的人文景觀雖或不免「質勝文」,但它也能為風俗教化提供「禮失而求諸野」的資糧。
說到這裡,我要插入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情。這件事,使我和我太太楊老師,都深受感動。我老家在江西南部,我第一次返鄉探親時,父親已經過世,母親由我四弟奉養,很健康地活到98歲。老人家去世時,我夫妻二人回家奔喪。喪禮依照鄉俗進行。其中最特別的是我母親靈柩上的棺飾。先是靈柩圍上白色的帷幕,再罩上一條素彩的雲龍,由剪紙做成。龍頭很有氣勢,顯示出剪紙的工藝水平甚為高級。雲龍身上又置放一隻丹頂白鶴,顯得靈動而雋逸。所有這些,都是我青少年時在家鄉從未見過的場景。族中長老說,這樣的排場,必須子孫有功名才可以。我說,我一介書生,並無功名啊!他們說,你是教授,兒女又都是博士,這就是功名。鄉俗旣然如此,便自然遵而行之。
我之所以提起這件事,是為了印證老社會中禮俗教化的功能,實在是遍及漢土漢民,到處都有深厚的蘊蓄。雖然遭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也仍然能夠起死回生,剝極而復。
在傳統社會的人文教化中,不識字的人也可以具有「好自做人」的基本教養。而古時的士字,皆誦習四書五經,自然具有基本的人文底子。而今天的知識分子,應該如何維持儒家人文教化的水準,也正是目前讀經教育所當關切的一大重點。
西方的學術思想,沒有儒家這樣的禮樂教化。但他們有宗教。凡宗教都有經典,都有「誦經」﹑「唱經」或「查經」﹑「講道」這類的法式。這就是他們的教化之本,加上各種節日與婚喪喜慶的禮儀,以及日常生活的儀節,也同樣都是經典教育的不同方式。
(四)推展讀經的策略
推展讀經,政府與民間各有責任。這一節的標題,用了「策略」二字。其實,我是一個非常疏於策略的人。我只能依據現狀,直接就讀經的教化效用,略作論述。
體制內的推展讀經,主要是指以《論語》《孟子》為主的﹑高中用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這個課程,原先是必修的。後來改為選修,而引起人民百姓與學界人士的陳情抗議,也只改回為「必選」。從這一字之差,顯示政府是「氣虛」的。官員們將儒家經典與其他家派齊頭並觀,而茫然不知常理常道與學術思想的性質差別。所以為政者一般都欠缺「文化意識」,器量識度也有所不足。
從情理上看,不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應該改回為必修,而且其他經典,也應選編為教學課程,由大專學生選修若干學分。(東海大學早年開講「大二國文」課程,後因故停止=開。其實,這仍然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式。)
由於體制內的事情,常有限制,而實施的時宜也常有困難。最簡省方便的做法,是由民間廣設書院,自由推展讀經講經,以「活化」人文教化的功能。
儒家向來最重視人文教化。通過(1)「智﹑仁﹑勇」的個人修養,(2)「孝﹑弟﹑慈」的家庭倫理,(3)「詩﹑禮﹑樂」的社會教化,必能淨化思慮,深化修養,純化人品。各人的成就雖不免有差異,但任何人都不能缺少「智仁勇」,不能疏忽「孝弟慈」。而「詩禮樂」的教化功能,尤其可以陶養溫良謙和而又堅貞不移的品性。由此可知,無論個人與文化,皆不能缺少「詩」的興發鼓舞,也不可缺少「禮」的貞定自立,以及「樂」的融通圓成。
古社會有「詩教」,有「禮教」,有「樂教」。所以人之成才順而易。如今,「詩﹑禮﹑樂」皆已「無教」,人民何以堪?文化何以堪?
天幸,中華民族根器深厚,故近百年來,雖然七顛八倒(無理﹑無體﹑無力),翻天覆地(自五四到文革而極),終於能夠剝極而復,重啟生機。如果沒有祖先的深恩,聖賢的盛德,先民的遺澤,怎麼能夠潛移默運,起死回生?現代人不喜歡「感恩」「報德」的字眼,實在是一種性情的「偏溺」,應該加緊反躬自省,從偏溺的泥淖中超拔出來。否則,走入歧途,必將終身悔恨。
(五)民間書院與禮俗教化
民間書院,不只讀經而已。它實在應該全面擔負起禮俗教化的責任。而比較具有規模的書院,也可以隨宜分設許多小組,以收分工合作的實效。有如:
(1)經教組:這一組自然以讀經與講經為主。二十年來,王財貴博士的兒童讀經運動推展得很好,已經顯示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效應。今後應該擴及靑年讀經與成人讀經。同時還要量力隨宜推展「講經」,以深化讀經功能。
(2)禮儀組:國人的生活儀節,過於隨意疏略,而婚喪喜慶方面,尤多違離禮意。比起韓國﹑日本,反生「欠文﹑失禮」之憾。早年,政府也曾頒布「國民生活須知」。但太簡略,推行又未盡力。今後必須特加措意,以求實效。
(3)書畫組:人類世界的文字,只有中華民族的漢字,能夠從工具的性質而進到「道與藝術」的境界。而「書法﹑書道」這二個詞語,更直接顯示「書寫」這件事情,也同樣可以直通價值世界。至於中國的繪畫,一直在世界美術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中國畫不但意境高遠,而且能顯示華人獨特的生活品味與人文嚮往。
(4)吟唱組:以古詩吟唱與古樂演奏為主。這種人文的美聲雅音,其最高境界,是「盡美矣,又盡善也」。由於樂音感人至深,所以儒家的人文教化,不只是禮,還有樂,禮樂和合,方稱完善。
以上的分組,是我隨意提出的,無須定格。其實,傳統的書院,是以「講學」為主,層位甚高。如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和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便是。這種高層次的書院,也應該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但目前言之,恐太高調。不妨「守志以待時」。
(六)關於教材與教法
經典教育,當然以經典為教材。但經典文字,處處都是智慧閃爍,德慧充滿。所以我們讀經或講經之時,不是面對書本,而是面對聖賢。這個意思,只要想像一下宗教徒唸經唱經的神情,就知道他們唸唱的雖是文字,而映現在他們心中的影像,必然是佛菩薩或耶穌基督等人。中國文化雖然不走宗教的路,但凡宗教文化中的功能作用,在中國都是由儒聖來擔當。因此,儒家也稱儒教。形式上它不像一個宗教,但本質上它具備宗教性,能表現宗教精神,並能安頓中華民族的生命,提供安身立命的基盤。
大家應該記得文天祥的「正氣歌」,它的結句是: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前句說在風簷之下展書而讀,後句說生命智慧,古今同在。我們可以想見,文天祥讀書之時,他面對的並不是那本書,而是蘊藏在書中的古聖先賢的德慧生命及其志節懷抱。所以「千古之上與千古之下」的人,皆可相遇於旦暮。而古聖賢的生命之光,也正與他的容顏,相互映照而交相感應。必須是這種層次的讀書,才是我們「讀經﹑講經」的典範。
因此,如果我們編經典為教材,編好之後,還得自己深深體會,落實體證,然後才能本乎實感,而講出眞心話。至於教法,並無定規。當你學會一套教法,也不必過於執定,而應隨宜運用,方能言之眞切。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應該就是人世間上好的教法了。再來,還有師資培訓等等,那是實務方面的事。我相信大家的想法和做法,都會比我更好,更切實際。這方面我就藏拙不說了。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於臺中教育大學 2014年5月17日
(恭錄 蔡仁厚著《中庸新詮與儒學反思》,臺中:晨星出版公司,2015年7月20日出版,淸和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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