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拿了一次活動的宣傳語來做這篇小評的題目，倒也不是偷懶，只是倘若要定義黃昱寧和她的《八部半》，可能再也找不到更簡潔同時也更中肯的話來了。題目裡面，根據詞序的不同，當然還包含其他幾種可能性，例如「不做編輯的翻譯家不是好作家」，「不寫作的編輯不是好翻譯家」等等。但是重心落在「作家」上，可能要得罪一大批專心寫作，心無旁騖，又寫了幾十年的人，落在「翻譯家」上，也會得罪一大批——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概率——並不進行狹義的創作的翻譯家。而以黃昱寧的性情，我想應該是斷斷不願意的。
其實這句宣傳語還有上半句：現代文學的光輝傳統。如此我們很容易就和新文化運動以及此後的魯迅、茅盾、郭沫若、劉半農等等發生勾連。所以說，一邊寫一邊譯一邊編的確是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的「光輝傳統」。但是後來，這樣的光輝傳統似乎在很長的時間裡難以為繼，箇中原因當然十分複雜。更何況論起對寫作以及對現在的文學翻譯所應承擔的使命的認識，與一個世紀之前相比，的確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有趣的是，儘管「光輝傳統」中斷了那麼久，最近在上海，卻是有小範圍復興的趨勢。新生代的寫作者們，尤其是女性寫作者，因為也通外文，在寫作之餘，會「難免技癢」，涉足翻譯。或許除了寫作、翻譯，她們也還是雜誌或者出版社的編輯，重新證明在這三個領域，因著閱讀這一共同的底子，完全有可能是共通的。不過，黃昱寧更吸引我的地方在於，相較於周嘉寧、默音，抑或於是，她是翻譯編輯在前，寫作在後。這就格外需要勇氣了。
勇氣的第一層意思是，翻譯完這麼多大家，還有寫作的勇氣。翻譯與原創的一個重大不同就是翻譯總是經過選擇的。在眾多的作品中，經過兩邊的出版社、編輯、譯者甚至市場的層層篩選，翻譯選擇的原文本遠遠不是偶然或者概率。譯者，或者編者在挑選原文本時的「眼高」與自己倘若要創作時對「手低」的畏懼便奇怪地糾結在了一起。故法語裡有「如果你翻譯了別人，你將永遠不會被人翻譯」的說法。
勇氣的第二層意思是，較之於翻譯，寫作更需要堅持。翻譯是一種契約，沒有擅自中止的自由，卻有很多責任可以推卸；而寫作是沒有契約的行為，除了自己，沒有什麼讀者會一門心思地等待誰的作品，因而尤其需要說服自己堅持。西方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小說橫空出世，一掃精英文學的威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印刷也突飛猛進，報紙雜誌一哄而上，文盲比例大幅度縮小的形勢。而在更為直觀的感官媒介擠壓文字的今天，這樣的好時代恐怕只有讓人羨慕的份。
當然，黃昱寧和她的《八部半》的價值始於勇氣，但絕不僅限於勇氣。作為同一個圈子裡的人，我對她不能說是不了解。可《八部半》還是給了我不少驚喜。在我的想像裡，她但凡寫小說，應該是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加上心理感傷主義的調調，這種固執的印象，就像我判斷自己倘若有一天再寫小說，一定是學院派的調調——就好像對半個羅蘭·巴特再加上半個杜拉斯的戲謔模仿，想像到那樣的怪物，實在是讓我洩氣。然而黃昱寧全然在我的想像之外。《八部半》是八個虛構的中短篇加上介於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半個」的合集，內容卻是覆蓋了虛構努力要接近的真實的各個領域：社會必然經歷過的令人或沮喪或茫然的現實；人與人之間，哪怕是最親的人之間的無法溝通；現代技術對我們的衝擊以及由此實現的虛構與現實的反轉……如果不是小說中人物設定過於「真空」，以至於暴露了我們這一代熟悉外國文學的人對「非典型性人物」的迷戀，還真不見得能夠認出《八部半》背後的作者就是我們熟悉的黃昱寧，甚至無法截然分辨作者的性別。然而，在作者淡去，故事浮現的那一瞬間，不知道為什麼，還是認出了她喜歡的麥克尤恩，或者阿特伍德的影子，至少是她的趣味。是對敘事的刻意追求留下的痕跡，抑或是語言？有點過於精緻，封堵住了巨大的激情。
好在我相信，越是被封堵的激情，就越是值得等待它往峰值去的那一刻。也許終有一天，我們的活動真的要掛出「不做編輯的翻譯家不是好作家」的條幅，只要她依然勇敢，依然堅持——小說的技術與藝術，對於翻譯家而言，反倒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