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後，相繼有一批中國學人選擇客居美國從事漢學研究。1948年9月，陳榮捷在一次演講時提到，「自從中國抗戰以來，美國人就認為對中國需加了解，於是各大學便設立中文系，這麼一來，使中國到美國作遊客的也被聘任課。最初，美國只有三個中國人是當正教授的，而且含有永久性的是陳受頤，李紹昌和兄弟，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了，現在呢，也不很多。在美國擔任中國歷史文化課程的五六十個中國人中，嶺南佔16位。」 另據1961年，中國臺灣駐美國文化參事處報告，在美國43所州大學與186所學院中擔任教職的中國學者有1124名，其中有62位教授中國語文歷史。當然，中國臺灣駐美國文化參事的報告數字，涵蓋了1949年後由臺灣或香港赴美交流或擔任講席教授的中國學人，比如由臺赴美的周法高、全漢昇等人。據此，20世紀40年代前後，選擇留居美國並從事漢學研究的民國史家大概有二、三十人，其中較有影響者如洪業、蕭公權、瞿同祖、袁同禮、楊聯陞、何炳棣、鄧嗣禹、王伊同、劉子健、劉廣京、錢存訓等。
兩個背景
要理解這批中國學人對美國漢學的影響，首先有兩個背景需要理解。換而言之，要將他們對美國漢學的影響置於這兩個視閾之下方能有更為準確的認識。
其一，美國當時的漢學環境及美國漢學所處的發展階段。哈佛燕京學社第一任社長葉理綏，曾經對美國漢學現狀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在他看來，歐洲，尤其是法國，是漢學的「羅馬」，而美國則是漢學的「荒村」。他無奈地感嘆道：「他們這裡完全不了解真正的語文學方法，隨意翻譯漢文文獻。你若給他們講解，他們經常會問Why，叫你無言作答。」 當時，葉理綏還是「促進中國研究委員會」的委員，他發現「大部分成員都是業餘漢學家，沒有接受過真正的語文學素養訓練。」同時代的德德國漢學家佛爾克（Alfred Forke）在給勞費爾（Berthold Laufer）的信中寫道，「這裡其實沒什麼人對漢學感興趣。學生們只想學一些口語方面的東西，聽一些泛泛而談的講座課，課上要儘量少出現中文表達方式。」 1930年，美國本土漢學家富路特（L.C. Goodrich）在天津婦女同鄉會的演講中曾指出，「近期美國人做了一次有關中國的西方重要著作調查，我發現，145位作者中只有23位美國人，且其中一半不熟悉中文。」
彼時美國漢學家的漢學水準確如他們所言。拉鐵摩尓到滿蒙考察及其名著《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都依賴於中國學人為其提供翻譯、查找資料；費正清雖於20世紀30年代到北平遊學，但其中文水平還非常有限，其後來所著的《中國對西方的回應》以及關於清代文書及行政運轉的研究都在相當程度上依靠鄧嗣禹的合作；韋慕庭在撰著《前漢奴隸制度》一書時，其有關西漢奴隸制度史料的翻譯，則主要是依靠來自金陵大學的虎矯如之幫助。據他自己的回憶，「當要開始將沒有標點的中文史籍著作進行翻譯時，我需要幫助，我找到一位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虎矯如來幫我。儘管他的專業是地理學，但他接受過良好的中文教育。翻譯時我會先嘗試翻譯，然後他對我的譯文進行修正。」尤為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尚在美國哈佛大學求學的楊聯陞曾在致胡適的信中如是寫道，「這個禮拜Wittfogel在這兒講幾點鐘，我還沒去聽，昨天下午碰見他，一塊兒在校園裡繞了兩個灣兒，他說講中國上古史不可不念王國維、郭沫若的文章，不可不用金文、甲骨文，如司徒即是司土之類不可不知。我說這些知識，對於中人以上的史學系大學生，不過是家常便飯，無甚希罕。他似乎覺得奇怪。我想這我沒有吹牛。我又告訴他甲骨、金文可以用，不過妄用是很危險的。」在美國漢學界享有盛名的魏特夫尚且如此，其他漢學家的漢學水準即可想見。
楊聯陞與此同時，彼時的美國漢學正處於轉型時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著夏德、勞費尓等一批歐洲漢學家到美國任教，美國的漢學研究開始由佔主導的傳教士業餘漢學研究轉向專業漢學研究。在這些來自法德漢學家之影響下，美國的漢學研究亦由此沿襲歐洲漢學模式。勞費爾在1929年由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主持召開的「關於促進中國研究」會議上指出：我們應大力提倡鼓勵研究中國的語言和文學，它是理解一個還未被發現的新世界的一把鑰匙、是獲得新思想的媒介，同時也是將新人文主義向前推進所必需的重要一步。葉理綏公開宣稱,「研究1796年以後的事件是單純的新聞工作」，並強調應按照「首先需要精通至少兩種歐洲語言，然後學習難對付的古漢語，最後才能進行課題研究」的模式培養中國研究人才。20世紀30年代後，受當時國際環境及中美商業利益等因素的影響，美國漢學界有不少人對歐洲漢學模式持有非議與批評。費正清就曾批評道，「漢學家們如果不是語言的奴隸，也已成了語言的僕人」，「歷史學家要利用語言而不要被語言所左右」。1937年3月，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的執行幹事格雷夫斯在寫給費正清的一封信中明確表示：「我們必須阻止的正是那種你稱之為令人窒息的英國式研究的學院風氣在美國得到更大的立足之地」，「依我所見，我們要在研究中國、日本、印度、蘇聯以及阿拉伯世界的過程中創造一種新的觀念，或是一種新方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夏威夷地區關心太平洋地區經濟問題的各界人士發起成立太平洋學會，其宗旨為「研究太平洋各民族狀況，以求改進各民族間關係」，這一區域性團體被費正清稱之為「出色的學術機構」，自20世紀20、30年代以來主要圍繞人口、土地佔有、農業技術、工業化、家庭、殖民機構、民族運動、勞工組織、國際政治關係、商業和投資等各方面問題展開研究；此外，學會還積極聯繫基金會以資助研究者深入中國內地考察。從1926年至1952年，太平洋學會共出版249本書，696頁文件或資料，60篇專題文章，136本小冊子，46個項目的有關教育的材料，這些出版物加起來約為114466萬頁。太平洋學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促使美國中國研究轉型的一大重要動力。
1942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則為美國漢學研究轉型添加了強大的助催劑。卡梅倫即如是言道，「美國捲入遠東戰爭，美國對於遠東的態度產生了一場至關重要的革命。沒有其他任何區域研究被如此深刻的影響著。」 費正清亦這樣評論道：「對於亞洲研究的發展而言，最大貢獻者莫過於日本的陸海軍，它在一夜之間給予日本研究和中國研究的資助與鼓勵遠遠超過了這之前二十年和平時期所提供的。」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從兩個方面推動美國漢學的轉型。一是研究方法。太平洋戰爭期間，為了更好的收集和分析有關遠東的情報，美國專門成立了戰略情報分析處。該分析處「讓許多不同學科專業的研究人員從事同一項研究計劃」，這種「戰略情報研究方法」一方面促使各種社會科學介入遠東研究，另一方面亦有助推動形成跨學科研究方法。太平洋戰爭對於美國漢學轉型的第二個重要影響，在於促使美國的中國研究更加以近現代中國為關注的中心。卡梅倫（Meribeth E. Cameron）曾經很精闢地指出，「如果遠東問題專家曾經是在學術象牙塔中保持超然態度的話，在戰爭期間這種態度理所當然的被他們拋棄。戰爭期間的經歷和對遠東研究的現實需要極大的影響了他們未來的教學與研究。」史華慈亦回憶說，「作為第一批研究生之一，我在約翰從戰亂中的中國回來後，在哈佛遇見他，我們馬上被他的不可阻遏的緊迫感所感動」；這種緊迫感就是「儘可能多地增加我們對現當代中國的理解」。
這種對現當代中國理解的緊迫感，隨著戰後中國內戰，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更為強烈。在美國學者看來，中國研究的大問題是怎樣理解「共產主義中國」。許多漢學家進入中國研究領域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愛好和認同，尤其是其（精英階層的）「大傳統」，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明顯拒絕了那個傳統而擁抱了馬列（共產）主義，並且是在「冷戰」的大環境中作出了那樣的選擇，他們需要理解其中到底是什麼原因。戴德華即呼籲道，「由於共產主義的威脅，學者們有責任和義務為理解那些不發達國家的社會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其中，應重視對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過程的研究……毫無疑問，共產主義社會是非常難以理解的。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對我們整個社會知識的挑戰，它需要應用我們各種學科知識」。由此，社會科學的引入和關注近現代中國成為兩大特點。林德貝克指出： 在1950年代中期以前，……歷史學在中國研究領域中佔據了中心地位。歷史學家與中國或遠東語言文學系的語言教師共同努力，為美國的中國研究奠定了基礎。在最初階段，學生們需要對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有一個總體印象，歷史介紹顯然是必不可少的。……然後，自二戰結束以來歷史學已無法滿足新的需求。在西方國家與虛弱而又無組織的中國的早期接觸時，中國的過去是主要的迷人之處。現在，當前的趨向佔據了中心舞臺。中國的經濟能力、政治體制、社會結構成為國內外關注的中心。來自非學術世界的迫切要求，使得社會科學家顯得尤為突出。
其二，客居美國的民國史家身處的社會與學術環境。對於這些客居美國的民國史家來說，他們到美國後獲得了穩定的生活與學術環境。 然而，他們亦失去在中國社會中所有的支援系統；更重要的是，他們作為「學術難民」，寄人籬下，面臨著無奈與困頓。首先是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歧視。「往昔中國留學生因非美國公民，無權居留，不易謀職，畢業後便束裝歸國，蓋前途在祖國，海外芸窗生活，不過以羈旅視之。華僑土生，雖生長於斯，因受種族歧視，此丙種公民，亦無出路。其家境許可而有志入大學者，多習醫科牙科或預備接辦移民案之法律系，此外無為焉。如習其他學科者，不過預備返回祖國，另尋生活之計耳。」20世紀30年代曾赴美國留學的周一良先生回憶道：談到住房，不能不揭露美國那時的種族歧視。房東太太往往對東方人偏見很深，不肯把房間租給中國學生。有時外邊貼著『出租』，開門看見黃皮膚，立即說已租出，甚至更惡劣到一言不發，享以閉門羹。租公寓尤其如此，我碰到多次。1943年，美國雖廢除了《排華法案》，但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歧視依然存在。許倬雲曾提到，「早期華人在美國飽受岐視，50年代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當學生時，華人連住家都受到歧視，根本不可能在某些白人社區買到房子。1972年我在美國買房子還聽說過那一段歷史，買屋還得左鄰右舍籤字同意，才能成交。其次，對於這批客居美國的中國學人來說，他們在美國學界倍受排擠 。陳毓賢在撰著《洪業傳》時即指出，當時在美國教書的華人是相當尷尬的，他們的中文程度遠在同儕之上，對中國政治社會、文學、歷史都有較深的認識；可是那年代美國種族成見仍深，一般只請華人做副手，有名望的反而不聘用。袁同禮晚年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當一個普通的編目員，用唐德剛的話說很「屈就」。袁同禮對唐德剛說其理由，第一是養家活口，第二是為了將來的養老金，以保晚年。然而，從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到編目員，隱忍淡定的工作成就了一個目錄學家。傅安明在紀念袁同禮的文章曾說，「終身忙碌，終身快樂。即在快樂忙碌之中，完成一生之志業。」楊聯陞在日記中亦如是描述，「李田意來信，雲crump(自名迂儒)不肯在AAS年會文學史節目中加入李文（講三言二拍）亦因crump自己要討論此題，怕相形見絀。毛子可恨如此。再次，他們還面臨著學術觀念的衝突。受中文能力限制，大多數美國本土漢學家無法閱讀漢文史籍原典；正是因為如此，美國學者常依賴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換而言之，美國學者所研究的史學問題不是從閱讀中國史籍本身中所申發的問題，而是源自於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費正清即曾如是坦言道，「我僅設想我的職責是闡述事實，而答案則讓它自己冒出來。前來聽課的研究生不久即粉碎了我那種只講事實，不提論點的藉口。他們只不過問些並不簡單的問題，但我立刻意識到，任何闡述的事實都已在種種預想的框架中，而事實敘述者的首要之事，就是必須注意自己的設想框架。然而，在中國學人看來，這種研究方法不可取。蕭公權主張「放眼看書，認清對象，提出假設，小心求證。這一步工作做得相當充分了，不必去大膽假設，假設自然會在胸中出現，不必去小心求證，證據事先已在眼前羅列。其實假設是證據逼出來的，不是我主觀的，隨意的構造。楊聯陞同樣認為治史者必須通訓詁，在其所有的著述中，屢屢反覆提示：中國的各類歷史文獻都有其耐人尋味的「訓詁」問題，治史之士首先要深探到中國文獻的內核，盡其一番曲折，然後才進一步提出一已之所得。
正因為如此，這批中國學人在美國的心情並不順暢。蕭公權在給胡適的信中如是寫道，「我承華盛頓大學約來任教，並參加遠東學院十九世紀中國史的研究工作。到此方知Wittfogel（魏特夫）被奉為『大師』。因此研究的方法和觀點都大有問題。如長久留此，精神上恐難愉快。」 楊聯陞在日記中表達了對費正清的不滿，「費所謂integration非奸人盜竊即愚人盲從，決非大學者氣象，原定22開會，提前一天，似乎故意不等廣京，亦屬可惡。」 劉子健曾對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的郭廷以大訴其苦，他覺得普大東方研究為一些洋人學閥所壟斷，他們其實沒有什麼大學問，空有架子，卻仗勢欺人，獨佔性和排斥性很強。 何炳棣在其回憶錄中透露了他與顧立雅之間不和的關係，「顧裡雅為人傲慢，辭色之間不時有魯莽令人難堪之處。」 王伊同在其《讀費正清＜五十年回憶錄＞》的未刊稿中對費正清如是評價道，「費君正清，年七十五，皤然老矣。治清史，執美國漢學牛耳，達四紀，號儒宗，而君亦自居而不疑。籲嘻，費君誠儒宗哉！……夫文字之未通，費君誠儒宗哉！其治清史也，典章仰諸鄧嗣禹，督撫科道胥吏公廨之制，拱手瞿同祖，清史目錄，則唯劉廣京是賴,……籲嘻，費君豈儒宗哉，盜名欺世已耳！」
餘英時曾就中國學人在域外的漢學研究之心境分析道，「在正常情況下，人文學者在出國深造之後，總是願意回到自己本土的學術環境中去工作，一方面可以更新本土的研究傳統，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個人的長處發揮得更充分。在抗日戰爭之前，中國文史學界雖然承認西方的『漢學』有它的重要性，但同時終不免把『漢學』看作邊緣性的東西。因此，第一流中國文史學者都寧可在國內發展自己的研究傳統，而不肯長期留居西方做漢學家。」確如其所言，這批中國學人雖客居美國，但他們的內心深懷對中國文化的眷戀。蕭公權旅居西雅圖時，曾填「少年遊」四闕，其一曰：遊人未擬滯天涯，銀漢待回槎，鶯燕飛時，煙塵定後，重譜洛陽花。高歌何處無明月，何處不宜家，試問從來，可容詞客，頭白住京華。1985年，楊聯陞寫了一首《夢中無路不能回家，甚覺急躁》的詩作：夢回身尚在天涯，花果飄零那是家。重慶高堂童最樂，兒孫別輩壯勘察。每因長夜懷師友，更假餘年念清華。空裡遊塵何處寄，東西南北總恆沙。劉子健在美國從事教育和研究多年，但自號「半賓居士」，其戀鄉之心表露無遺。1968年，劉子健在日本京教停留時，曾賦感懷詩二首，其中一首為：獨遊重到洛京邊，愈欲吟詩淚竟先。點點青山思故國，悠悠秋水共長天。何堪歸雨終分袂，偶有新知且並肩。日月如梭顠泊度，支離忍性樂耕研。 據陳毓賢所記，洪業死前五天，一度神志昏迷，向身旁的孫兒說起福州話來，中國知識分子心懷魏闕的本性可見一斑。
貢獻與影響
就中國學人對美國漢學的貢獻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協力培育美國漢學的基礎。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漢學仍處於奠基發展時期，其漢學基礎非常薄弱，留居美國的民國史家利用自身語言優勢和漢學學養，從四個方面致力於培育美國漢學基礎：
1.助力漢籍文獻資料建設。裘開明從1927年起至1965年，裘開明服務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將近40年，圖書館從最初的僅有4500餘冊中文藏書發展到裘氏退休時擁有6. 8萬餘種、28萬餘冊中文圖書，中文館藏數量增加了近62倍。正因為如此，1965年，當裘開明從哈佛燕京圖書館榮休時，《哈佛亞洲研究》為紀念這位偉大圖書館學家，特別將第25卷獻給他以表達敬意，並題寫謝詞：「感謝四十年來他為圖書館、學者、學生及其在圖書館管理方面所作的真誠奉獻。鄧嗣禹自1950年到印第安納大學任教以來，印第安納大學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則從1950年的四本中文書發展到20世紀70年代成為美國東亞藏書的一大重鎮。1988年，鄧嗣禹去世後，由鄧嗣禹一手創建的印第安納圖書館專門在東方書庫做了一面紀念碑，上書「紀念鄧嗣禹教授（1906－1988），勤奮而又多產的學者，本校東亞圖書館的奠基者和不倦的支援者」。錢存訓就職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後，大力採購有關近代中國的資料，尤其是報刊、官報、地方行政資料以及中國戰亂期間的文獻和出版物；搜集古籍善本和與教研相關的特藏。當錢存訓於1978年退休時，芝加哥大學負責學術資源的副校長哈裡斯(Chanucy D.Herris)致函稱，「我能與你共事多年，不勝榮幸，同時謹代表學校對於你建設芝大遠東圖書館所作出的傑出貢獻，深表謝意。你將原有規模很小的中文藏書發展成為一個主要的、國家一級的遠東圖書館的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裘開明
鄧嗣禹
錢存訓2.漢籍進行整理與編目。裘開明先生第一次運用現代圖書分類學理論，借鑑杜威十進圖書分類方法，按照中外圖書統一分類的原則，創立了一套新型的圖書分類法——漢和圖書分類法。該分類法將圖書類分為9個大類，即：(1)經學，(2)哲學宗教，(3)史地，(4)社會科學，(5)語言文字，(6)美術，(7)自然科學，(8)農林工藝，(9)叢書目錄。漢和圖書分類法的特點有三：整個分類體系在類目設置上既考慮到新的學科，又照顧到我國古代舊經籍(包括古代日本漢籍)的特點；該分類法打破了過去中國歷代各種分類法所採用的類目標引方法，而代之以號碼標記，並對中國古籍與現代圖書在標記上區分開來，即將古籍用三位數字標引，其餘圖書用四位數字表示；該分類法將「叢書目錄」單獨列類，這體現出整個分類法既以學科內容為類分標準，同時也考慮到圖書本身的形式特徵。錢存訓則以一人之力歷時十年將接手時的七萬冊線裝書和從芝加哥紐柏利圖書館館購得的、已故漢學家勞費爾(Berthold Laufer)在清末從中國購回的兩萬餘冊中、日、滿、蒙、藏文圖書全部整理編目，從而使得這些重要的收藏得以方便師生及研究者使用。吳光清於193 8年從國立北平圖書館編目部主任任上受邀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工作，協助該部主任恆慕義(Hummel Arthur William)進行中文圖書採訪和編目。1945年，他編定一部《中文圖書分類法》，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試用，一度影響很大。超過10萬冊的中文圖書採用該分類法編目排架，直到1957年匡}會圖書館全部採用新分類法後才終止使用吳光清的分類法。
3.協助編纂漢學書目。目錄是治學的基礎、研究的指南。利用目錄是作任何研究的第一步，從選題、擬定大綱、搜集資料、寫作，到編制參考書目，都必須首先檢查目錄。藉助目錄，既可以確定前人有無相同或相近的著作，又可了解相近的著述以豐富內容，同時可以依靠各種目錄儘可能搜集完備的資料。袁同禮先生是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基人，同時也是中國西方漢學文獻學研究的開拓者。他繼法國漢學家考狄的《西方漢學書目》的傳統，編纂了 《西方文獻中的中國：續考狄中國書目》一書，該書目收錄包括自1921年至1957年以英法德文所發表有關中國之著作18000餘種 。同時，他先後編制了《俄文漢學書目》、《德文漢學著作選目》、《新疆研究叢刊》、《中國留美博士論文目錄1905～1960》、《中國留英及愛爾蘭博士論文目錄1916～1961》、《中國留歐大陸博士論文目錄1907～1962》、《現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資料指南》、《中國數學書目》、《胡適先生西文著作目錄》、《中國藝術考古西文書目》（未竟，HarrieA.Vanderstappen續輯完成），並續輯了王重民的《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善本書目》。費正清在劉廣京的通力協助下編纂了《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錄指南》;在哈佛大學的美國遠東政策研究委員會支持下，歷時五年之久與艾文博（Robert L.Irick）、餘英時共同合作編纂了《中美關係，1784－1941：哈佛大學所藏中文史料調查》；此外，劉廣京於1964年出版的《美國人與中國人：歷史性短評與書目》，書目構成了此著的主體部分，絕大部分由鮮為人知的西文文獻組成，分為四大類：收藏在美國的非官方手稿和檔案；在中國服務過的美國人如傳教士、商人、旅行者、外交官等以及在美國生活的中國人的傳記、回憶錄和已出版的信函；在美國、中國及香港出版的英文報紙期刊；參考文獻 。1947年移美的錢存訓，於1978年出版了《中國：書目解題彙編》所解題的條目總計收入了超過2500部，主要是英語、中文和日語，還有一些俄語、法語和德語以及其他歐洲語言的文獻， 其所收文獻一直到1977年末出版的著作 。
4.漢學基礎項目的主要承擔者 。恆慕義主編的《清代名人傳記》，因得到中國學者房兆楹夫婦的幫助與合作，成為在學界頗受讚譽的著作。正如費正清所說，所有美國學者的貢獻都遠遠遜於恆慕義請來的兩位高級助理——房兆楹、杜聯喆夫婦，他們「按照恆慕義博士的編輯宗旨編纂出版了獨一無二的關於中國的最重要的外文著作」。富路特主持編撰的《明代名人錄》亦同樣受益於房兆楹。狄百瑞曾如是評價道，「他在這部著作中的角色由其作為合作編者即可知得到承認。這意味著作為由美國出版的兩部最為不朽的漢學著作的合作編者，他的名字在西方漢學學術史上將成為不朽。」德效騫（Homer H.Dubs）英譯的《漢書》之所以被譽為「標準的中國史著英譯本，在西方漢學界應處於一流地位」，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正如楊聯陞所言，「潘硌基（P』an Lo-chi）作為其中國合作者」。魏氏主持的中國歷史編纂計劃，最終正式出版的成果是魏特夫、馮家升合著的《中國社會史——遼( 907 - 1125 )》。這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通論，由魏氏執筆；第二部分為資料彙編，主要由馮家昇來搜輯和甄選，並加以注釋。正因為如此，魏氏在該書的總論中高度評價了合作者馮家升的出色工作, 「他在文字材料方面的非凡知識, 使他非常適合於作選擇、翻譯和注釋等學術工作, 而這些工作則是進一步開展一切工作的依據。」在梅谷主持編撰的三卷本《太平天國：歷史與文獻》一書中，所收集的391份有關太平天國原始文獻中相當一部分由張仲禮英譯。費正清與中國史學研究者合著的著述中，亦主要由中國史學研究者負責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英譯。《中國對西方的反應》共65篇重要文獻，鄧嗣禹「起草了其中的大部分的譯稿並彙編了我（費正清）編寫的有關其作者的大部分資料」，「後來又有兩個非常能幹的學者房兆楹和孫任以都參加進來，擔任部分翻譯工作」。
頗為有趣的是，德國漢學家海尼士( Erich Haenisch) 曾指出，「利用中國助手以解釋例證，代尋引證，及解決語言困難問題之辦法，在東亞居留之西人固常用之，即在歐洲方面之漢學家亦嘗為之。」這種情形在美國漢學界更為普遍，拉鐵摩爾坦言道， 「在美國職業漢學家中流行的姿態是，聲稱或者有時假裝自己的漢字寫得如此之好，以致他們親自做全部的工作。事實上，他們大多數人依靠懂英語或法語的中國人來承擔為其搜集材料的主要工作，自己只是將其潤色一下」。實際上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研究者與美國漢學家間更為常見的合作形式。20世紀30年代嘉德納在北平進修期間，聘請周一良擔任其私人秘書，任務是替他翻閱有關東方學的刊物，作成論文摘要。後來由於周一良領取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要去哈佛留學，於是周一良推薦楊聯陞，由楊聯陞接任，幫其買書及為中日文論文作英文提要約一年。德效騫英譯《漢書》，籍助於任泰、潘洛磯等三位中國學人；韋慕庭譯註西漢奴隸制史料時，得益於來自金陵大學虎矯如的幫助。這些中國學人在中國現代史學學術史上，並不太為人所知，他們作為中美漢學學術史上的「稜子人」，隨時空的變換消失於學術史。
其二，矯正美國漢學發展中的流弊。1960年，楊聯陞在華盛頓大學召開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上，借用傅斯年譏諷拉鐵摩爾的雲林之喻，指出美國人研究中國史往往富於想像力，如果不加以適當控制，他們可能會「誤認天上的浮云為地平線上的樹林。」他在寫給女兒的信中曾提及說，「西洋人對於古漢語的誤解，可以出一本《笑林廣記》。」蕭公權曾如是描述美國漢學界的中國史研究景象：各大學裡有些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不願（或不能）廣參細考中文書籍，但又必須時時發表著作，以便維持或增進他們的聲譽，或博取升級加薪的待遇。天資高一點的會從涉獵過的一些資料中『斷章取義』，挑出『論題』，大做文章。只要論題新鮮，行文流暢，縱然是隨心假設，放手抓證的產品，也會有人讚賞，作者也沾沾自喜。這種作風竟有點像王陽明在《書石中卷》中所說：「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在邵東方看來，美國的漢學研究呈現「鋼筋（概念構架）太多，水泥（材料）比較少，個人發揮太多」之特點。
針對美國漢學之流弊，這批中國學人都盡其所能予以校正。僅以楊聯陞為例，中古史名家嚴耕望曾這樣看待他的同輩，「蓮生天份極高，學問極博，自己謙稱雜家，其實他的學術觸覺靈敏，境界很高，常能貫通各方面的知識，提出新穎論點，豈只他自謙的『雜貨攤』而已！他通曉數國語文，凡中外學人討論中國學術問題，他發現謬論，必直言批駁，不留情面，為國際間公認的漢學批評名家。蓮生亦自謂為『漢學的看家狗，看到人家胡說，必高叫一聲』，不啻為胡說的一股嚇阻力量。」楊聯陞在書評中，常就西方漢學學人對中國史籍的錯誤解讀進行批駁和指正。華茲生英譯《史記》時，將 「旦暮」理解為「早晚」、「朗中令」解為「宮庭侍衛」、「南海民王織」理解成「織，南海王」、「仕宦」理解為「朝臣和太監」、「長公主」理解為一個人名字等錯誤。李約瑟在其著述中誤解四七二十八、三八二十四這樣簡單計算卻說原文四七、三八恐有誤字、將「六博」這種遊戲理解為「六位博學的學者」並將「泥靴」誤解為「泥船」 。杜潤德在其《唐代財政管理》中，將意為「免除稅賦作為補償特殊勞役服務的方式」的「以色役免」誤解為「逃避特殊的勞役服務」、其意為「除了徵收實物外」的「兼調」理解為「以實物償付的補充稅」、其意為「由於所供物品非常輕微，因此他們很容易提供」的「所貢至薄，其物易供」理解為「所供物品質量非常差，他們可以被交換」、「吏畏如夏日」其意不是「在夏季他的下屬很暴虐」而是「他的下屬怕他就像夏季的太陽」、「無物不取」其意是「沒有什麼東西他們不想拿走」而不是「如果沒有東西，他們就不能拿走什麼」。 1951年，劍橋大學退休的Moule教授面對去看望他的楊聯陞，突然問道，「你想我們西洋人真能讀懂中文嗎？楊聯陞笑答，當然可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楊聯陞在書評中，不僅指正對史籍的誤解，而且藉助書評使美國漢學研究界形成有益的「輿論監督」和「公共批評」。他在評論郝立庵（Leon Hurvitz）的《魏書·釋老志·釋部》英譯本時，楊聯陞特意將其譯本同魏楷（James R.Ware）發表在《通報》第30卷上的《魏書·釋部》譯本、周一良關於魏楷譯本的評論文章進行對照核查，指出「令人遺憾的是，赫立庵似乎沒有足夠認真閱讀魏楷的論文或周一良的評論」。最後，楊聯陞還加重說明，「無論什麼時候，前人學者已認真將中文文獻譯成一種西方語言，不管其翻譯是二十、三十甚或有時是五十年前，後人再譯註時，認真細緻的參閱前人譯本是明智之舉。在評論華茲生兩大冊的《史記》英譯時，楊聯陞指出作者在英譯陳涉列傳時不應將「驪山徒奴產子」譯為「卒、奴隸以及他們在驪山的兒子們」，因為卒是指徵集自己服兵役或力役中的平民，而徒是指被判處一年至五年徒刑的罪犯，這句話乃指的是「驪山的囚徒和可能來自帝國境內各地的奴隸之子。」由於卒與徒之區分，在沙畹、德效騫(Homer H.Dubs)、韋慕庭以及何四維(A.F.P.Hulsewe)等諸家的著作中或提到過或作具體討論，故此楊聯陞直斥作者「這種對制度史的無知實在不可原諒，何況韋慕庭、何四維等人的紮實作品一點都不難得到！
其三，深化了美國對中國的認識和研究。美國學人受西方中心觀的影響，往往採用的是以近代西方文明為判別文明的唯一標準、西方近代化模式為文明發展唯一模式的二極思維。這種以西方文明作為衡量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思維方式，即使得他們在理解中國尤其是傳統中國時產生了諸種頗為流行的錯誤認知和觀念 。關於中國的世界秩序觀，西方人常認為中國之世界秩序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層級體系，在這一體系內中國是內的、大的、高的，而蠻夷是外的、小的和低的。西洋學者論中國史，常用「朝代循環」一詞，認為中國以往缺少進步、進化觀念，中國人理想中的黃金時代是上古。關於中國傳統史學，西洋人多認為中國傳統史學實為儒家史學，而儒家史學旨在為道德服務，故是有史而無學；沒有史學觀念的中國史學，只能收集與編排史料，缺少辨別真偽的能力；只知編年，而殊乏綜合與解釋的技藝，以至於史學意識停留在相當低的層次；對於中國的史官制度，則認為官修代表官方立場，史官為政府所僱用，必具官方的意識形態與偏見，甚且往往有違真實，無從具有個人獨立的觀點與立場。對於這些錯誤理解，楊聯陞在《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一文中開篇即指出，「對整個中國歷史加以觀察，即可發現這個多面的中國中心之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時間，從許多程度不一甚至有時幾近於零的事實上建立起來的一個神話。」 他在該文中通過考訂蕃、番與藩三字在中國國際體系上的認識差異，認為「中國的內服、外服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觀念」，但「內、外只是比較而言」，「由於軍事、文化擴長的結果，一些外服可以被併入內服，所有諸藩都有變成外藩的可能，或者更通俗地說，所有生蕃都可能變成熟蕃。」更重要的是，「內外相對的用法，並不意味著中國和鄰邦或藩屬之間沒有疆界。」 最後，楊聯陞特別指出，「討論中國的世界秩序，儘可能分清神話與事實，當屬重要，兩者都可彼此影響。一個人可以說神話是一個文化的或心理的事實，但是無論如何要和政治事實分別清楚。」 在《國史諸朝興衰芻論》和《朝代間的比賽》兩文中，楊聯陞則針對西方學界所流行的「朝代循環論」進行批駁。 他在《朝代間的比賽》中指出，中國雖有崇古思想，但並不是說事事今不如古，「宋朝以來，更常常有人列舉若干條『本朝事勝前代』之事。」為此，他在該文中搜羅了大量有關朝代間比賽的記錄或後人的評論，並加以分析。 在他看來，「只有在做完所有必要的檢查之後，我們才可以對不同的形態加以得體的比較與解釋。也只有如此，我們才可能斷定，就那一層意義而言，中國歷史上各朝各代間是重複著同樣的循環，還是展開著不同的循環。……楊聯陞認為「研究歷史，除掉興亡之外，還要看全部的盛衰得失，從各方面分看，再合攏起來看，這樣畫成若干條或再簡化為一條起伏線，代表一朝的大勢，才好作精細的比較。有關西方對中國傳統史學的錯誤解讀，他曾向西方學界這樣評述中國官方史學，「白樂日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大多數中國史書，都是『官僚所寫，寫給官僚看的』。不過，這並不就是說中國的歷史記載因此就一點用處也沒有。即使在提供有用的歷史參考，或說『資治之鑑』的有限目標裡，中國史家也信守保存信而有徵之記載的信條，而且在記注之時，對成敗得失全加報導，無所偏頗。他們為近代史家留下一筆豐富的材料。用經濟史的術語來說，這不僅讓歷史學家們能夠重建一個相當清楚的公共財政圖像，而且也能重建一些民眾生活史的外貌與細節。」 與此同時，他在《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中，對中國帝制時代二十一個世紀中的作息時間表進行考察，所要揭示的是「帝制時代中國的各個團體覺得遵行規律的作息時間表是很自然的，古代傳統所強調的美德是勤」，並藉此駁斥了現代西方人時常批評中國人在日常事務上缺乏時間觀念。由此，他告訴人們，「在機器時代以前，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沒有特殊的需要去注意一分一秒的時間。傳統對勤勞的強調及遵守作息時間表的習慣，大概有助於中國這一個長久的帝國的維持，而這些因素無疑地將會證明有助於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再以劉子健的宋史研究為例，以往的研究多基於作者所處時代的政治環境來看待王安石，以致絕大多數都將王視為一個現代的社會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劉子健則與之不同，他將王同11世紀中國的政治環境、問題和思想模式聯繫起來進行考察。如此，他為我們描繪了富有變化的思想運動、官府機構及官僚的力量及薄弱之處以及這些是如何影響王安石的個性及其信念。過去談及官僚的類別與士風時，多喜歡以道德區分，如君子與小人、循吏與酷吏，儼然壁壘分明。劉子健則從理念及行為入手，指出他們的異同。劉子健運用這種動態的研究方法，注意客觀環境與主體人格的相互作用，籍此檢討君主權力的運用範圍及其困難、北宋君主的特性，從中歸納其演變軌跡：從創業型變為守成型，當守成出了問題以後，唯有變法型和倦勤型這兩種可能。受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的「唐宋變革說」的影響，費正清在其與賴肖爾合編的《東亞：傳統與變遷》一書中，認為晚唐至宋初時中國通過「文興復興」已步入「近代初期」，他們在書中從政治、商業革命、思想文化等多方面進行非常精彩的描述，給西方世界的學生製造了一種強烈的印象，中國從這時起一直到17世紀或18世紀一直領先於歐洲。在劉子健看來，所有這些聽起來的確相當「摩登」，但這種觀點卻不無漏洞：宋代中國之後，既沒有持續的近代化進程接踵而至，以後也沒有出現近代化的發展。近代化的外表之下，卻自相矛盾地生長出頑固的傳統。針對唐宋變革說，他創造性的提出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時中國出現的大分際，此時中國出現了一個融合有舊傳統及新成分的新傳統，宋代以後的中國或可稱為新傳統主義的，因為它重新發展了中國文化，在舊的基礎之上萌生新的變化，新的變化又融合為悠久傳統的一部分。正是兩宋之際中國所出現的這種轉向，導致中國趨向於停滯，一直無法開啟近代化之路。
劉子健的晚清史研究，則修正並豐富「刺激/反應說」、「儒家文化障礙論」、 「晚清督撫專政」等美國中國研究界所流行的錯誤觀點。比如，他以晚清航運業為例，指出中國的資本主義企業是受到西方貿易刺激而主動出擊的結果；在西方的衝擊之下，清政府和中國商人是願意為那些與外國公司有效競爭的企業投入資金和人才，也願意充分利用中國買辦的豐富商務經驗，並引進西方的營業方式，以此回應並打擊外國競爭者。簡而言之，當劉廣京開始接受費正清的「衝擊與回應」這一範式時，如陳永發所說他保留有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和觀點。對於儒家文化與洋務運動之間的關係，劉廣京強調19世紀早期經世思想的遺產及其對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影響，尤其是魏源經世思想中有豐富的思想源泉可為中國的改革思想家所汲取。比如，儒家傳統中諸如忠義這類儒家價值，在為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打開方便之門的同時，亦為一系列值得高度評價的改革提供了推動力。劉廣京通過其研究向美國學者展示中國歷史遺產與中國現代化之間的複雜關係，提醒美國學者不應用二極對立的思維方式去看待中國歷史遺產，應注意歷史的多面性。在美國研究晚清政治史者，多半有一基本假定，即鹹豐同治兩朝，因太平天國起事後平亂措施之結果，各省督撫權力擴張，造成「外重內輕」的局面。關於清末督撫權力之探討，他認為實可歸結為兩層問題：其一是鹹同之際督撫究竟如何權重，其權重在何處？其二，鹹同之後清廷對各督撫是否失去控制權，而聽其「專權」或「自治」。鹹同之後清廷之所以能有效控制督撫，乃基於晚清政治與文兩個最根本之事實：其一為傳統儒家之忠君觀念之根深蒂固；其二為朝廷對督撫之任免有絕對之權柄。忠君這一儒家傳統雖容許實用的革新和改良，但卻使清廷委任地方官員的權威從未受到過質疑。韋伯在《中國的宗教》一書中，把儒教稱為「正教」，而把道教和佛教視為「異端」。韋伯學派把中國帝制時代的儒教和正統觀念歸結為阻礙了社會經濟進程的禮儀和傳統主義。 新韋伯學派看來，構成中國文化核心的是一些規範做法，是禮儀的奉行，而不是信仰體系的接受。劉廣京認為韋伯是把歐洲的正教觀念運用於中國，牽強於儒教。他提出，在中國的帝制時代，正教的關鍵是禮教，即「禮和倫理的教義」，這種「以制度和禮儀為基理的倫理」，是以「三綱--父子、夫婦、君臣之道為中心，以祭祖、婚禮和複雜的朝儀儀式化地表現出來」。 正教確實包括了孝、忠等儒家思想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包容了命運、天和其他迷信觀念。儘管正教的關鍵點在禮儀和倫理方面，但中國帝制時代的儒教是根植於以陰陽二無觀念和對命運及先祖靈魂的信仰為中心的世界觀。主張歷史學家在分析中國文化和宗教時應使用「宗教多元論和道德正統觀」這樣的概念。
其四，開拓美國漢學研究新領域。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美國漢學界對於近現代中國的研究，往往側重探討西方入侵如何左右中國歷史，所關注的主要是鴉片戰爭、太平軍起義、中外貿易、通商港口的生活與制度、義和團、孫中山、外交關係、傳教事業、日本侵略等西方自身最關切的問題。不少史家迫於在美國學術界立足之所需，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至近代中國歷史： 蕭公權由中國政治思想史領域轉向從事近代中國研究； 鄧嗣禹由原來的中國文化和制度改以中國近代史為主，不僅其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是以《張喜與南京條約》為題，而且此後亦潛心太平天國和秘密會社研究；瞿同祖則由兩漢社會研究轉向致力探研清代地方政府的組織，出版《清代地方政府》一書；從事五朝史研究的王伊同，以《中日間的官方關係：1368－1549》為題獲得哈佛大學博士論文； 劉廣京移美後，致力於晚清經世、傳教和自強運動等方面的研究。
這一時期在美華裔漢學者雖身處美國學術環境，但其研究與美國本土學者有著顯著不同。他們注重採用「局內人」的視角或者說「內部的取向」研究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狀況及其內在變遷，力求透過歷史的表象洞察歷史內幕，描繪出充滿變化與差異的社會圖景，再現傳統中國社會歷史的實際面相。 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蕭公權的《中國鄉村》、張仲禮的《中國紳士》和《中國紳士的收入》、何炳棣的《明清社會史論》即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瞿同祖、蕭公權、何炳棣、張仲禮這些出生於中國本土的學者，與西人相比對傳統中國社會的理解有著天然優勢，加之他們移美前已通中國傳統學問，故此他們能就傳統中國的制度及實際運行作出深入而富有價值的研究。衛德明即曾直言道，自19世紀以來，西方已有大量關於帝制時代中國政府及其行政管理方面的論著，但它們代表的是「局外人」的觀點，「他們無法洞徹帝制時代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真正運作」。崔瑞德在評述瞿、蕭、張三人的著述時所說，「有關維繫帝制中國的制度及其運行的探討，實由這些在美國從事研究的中國學者所開創，這些作者已掌握了處理史籍的傳統技能，他們對於直到其童年時代幾乎都沒有變化的社會體系有著近乎天生的本能理解，同時他們兼通現代西方的研究方法。」 莫裡斯·弗裡德曼（Maurice Freedman）則認為他們的研究為美國中國研究學界打開了一扇窗：「最近幾年來，美國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一些有關近代中國社會的具有革命性的著作。如果集中閱讀蕭公權的《中國鄉村》與何炳棣的中國人口研究著作以及瞿同祖最近出版的關於中國地方政府的研究著作，我們必定會對近代中國社會這一課題有一種非常全新的見解。」
民國史家對美國漢學影響的思考與啟示
由客居美國的民國史家對美國漢學影響這一個案中，值得關注與思考的是，在書寫美國漢學發展史時，我們必須重視審視知識移民在美國漢學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與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美國中國研究能夠從荒村發展成為今天國際漢學界的「羅馬」，與知識移民是分不開的。縱觀美國漢學發展史，我們無一不見外來知識移民的身影。 20世紀初，勞費爾、佛爾克、卡魯斯、夏德等歐洲漢學家相繼移居美國，他們將歐洲漢學的學術傳統帶入美國；希特勒的反猶太政策使許多德籍猶太學者輾轉來美，艾伯華、衛德明、梅谷等人，他們為美國漢學研究注入活力。20世紀50、60年代，日本漢學界提出的東洋/中國之變、中國國家特色理論及內藤唐宋轉型理論所涉及的中國「近代的起點」等問題被引入美國漢學界，並融入美國漢學研究之中，成為討論聚焦之處。 自1879年浙江寧波人戈鯤化受聘到哈佛大學以來，不斷有中國學人留居美國，知名者如趙元任、李方桂、蕭公權、洪業、楊聯陞、鄧嗣禹、劉子健、陳受頣、何炳棣、袁同禮、錢存訓等。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是，身處域外的中國學人之漢學研究如何定位？著名學者餘英時在為劉正所著《海外漢學研究》一書撰寫的序言中提出：「中國以外的漢學和中國學人在同一領域中所發表的漢文論著究竟是屬於同類的，還是異質的？」 他說：「自20世紀初，特別是五四的整理國故運動以來，中國原有的經、史、子、集四部系統已全面崩解，代之而起的正是西方的學科分類系統。從此，中國的國學和域外的漢學在實質上更難分疆劃界，惟一可實指的差異只剩下發表論著時所使用的語文了。」伴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漢學研究的民族或國族特質是否完全被消解？域外的漢學研究，不可否認代表著一種他者視角。正如學者孟華所說：漢學研究的成果代表了一種他者的視角，是他者基於自身的各種條件，包括社會歷史語境、文化傳統、知識結構、理論基礎等而對中華文化作出的獨特詮釋。事實上，以視角言之，留居海外的中國學人所從事的中國研究兼有他者視角和自我視角，是一種混合體，其研究具有獨特性。由此而言，百年來客居域外的華裔學者所從事的中國研究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研究課題。它不僅關於中國學人在國際漢學界的話語權問題，亦關涉身處兩種不同文化碰撞之下文化遷移與融合問題。
（本文整理自華東師範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教授吳原元在「復旦史學論壇暨復旦大學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2020年第8期」上的講演，題為《客居美國的民國史家對美國漢學的影響》。參與本次論壇研討的學者包括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的顧鈞教授、中國礦業大學國際漢學與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孟慶波、東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講師成富磊。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何愛國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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