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勝良；來源/公眾號——岦泩良言（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海外漢學三傑」之中最為英敏特出的楊聯陞先生的書，我能夠找到的都納入渥廬隨時拜讀。可直到前年的某一天，因為要集中研究並寫一篇東漢經濟與稅收的文章，其《東漢的豪族》才成為我案頭揮之不去的核心讀物。後來我知道，這一篇研究東漢經濟不能繞過的重要文獻，居然產自先生21歲時的一個假期。當別人都去湊熱鬧「起鬨」，楊先生則回到保定老家，祭出這篇恐怕連他自己都難超越的經濟史名篇。學者們在稱頌楊先生在弱冠之年就寫出風華絕代的超一流作品，並稱這是他最出色的學術文章。至少可以做二意解：一是楊先生確實聰明絕倫，二十一歲的嘴上無毛之年可以做出四十一歲學養豐贍之期的成績；二是楊先生的涉獵實在太廣，盛年雖然名滿宇內，卻至少在經濟史研究上沒有多大實質性的進步。楊聯陞的少年天才，大可詮釋出一段佳話。從梁啓超到張蔭麟再到楊聯陞，真箇是英才輩出，少年得志。這三代有著直接師承關係的大師級人物，幾乎都在十幾歲便脫穎而出。梁啓超十七歲寫的文章已經令人震憾，張蔭麟高中時的論文足可震憾梁啓超、陳寅恪、朱希祖，而楊聯陞十九歲那年發表的史學論文，恐怕是一些史家到了六十九歲仍然要老老實實地拜讀和借鑑的。比如這篇二十一歲寫的長文，便是區區在下四十七歲還要奉為至寶的。在知道了楊聯陞氏出生於河北清苑（保定）並在保定志存中學就讀高中的故事後，我對他的好感又加一層。雖然祖籍浙江紹興，是民國學人最為集中的浙江一脈，他卻出生在區區的家鄉清苑，這可真是讓我憑添了一絲莫名的緣份。民國地圖上的鄙鄉，時常標註的是「清苑（保定）」。本就是鳩佔鵲巢地據有清苑縣城的保定府城，此番終於明白了一種地理上的「輩份」。堂堂的直隸（河北）省城，實際上是寄居於籍籍無名的清苑縣城的！這同時也在說，區區的清苑，當時壓根就是諾大河北的首善之區。在介紹楊聯陞的出生地時，大多場合都是寫成「保定」，而那繁體版的某臺人某篇，卻是相當符合歷史事實地言明是在清苑（保定），想來是楊氏自己都應該同意的。我也查到了志存中學的下落。私立志存中學，民國十三年（1924年）創辦，舊址在西水門教養工藝局。相對於六中、二師、育德等保定名校，志存的名氣並不高。可它居然催生出一代漢學大師，其功德依舊無量矣。可楊聯陞這個大師，卻不是成名於如陳寅恪等的高端學說，以及顛撲難破的史學名著。他在漢學界不可撼動的第一流業績，是在「書評」一系。這是一種在西方漢學界相當推崇的高端功夫。習慣於荒江野老屋中閉門造車後孤芳自賞自鳴得意的中國學人，在這方面一定不習慣西方人的學術風範。恰是那些學實飽滿、涉獵深沉的書評「鷹犬」，在很大程度上監督並促進了學術的進步、繁榮和引世人關注。然則「鷹犬」也有不同的當法。楊氏評價伯希和，說他火氣盈天，對被評論者每每一副居高臨下的氣派。曾經在一次酒桌上遇到胡適，一樣對他不屑一顧，讓同樣在場的楊氏很是反感。而楊的書評，儘管同樣產生過讓李約瑟讀後「也很不自然」起來的效果，其在特定語言的把握上相對客氣委婉的表達，在他心上還是同伯希和那樣一條狂傲的「鷹犬」區分開來。他曾經特別地解釋：「來示以雙承寅老與伯希和為說，萬不敢當，『廖化作先鋒』而已。伯公晚年以漢學界之警犬自命，不可嚮邇。其書評不留餘地，非弟所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伯希和在主編《通報》之餘常常寫作書評，不過他的書評往往「對被評者失於刻薄，不留餘地，自稱漢學界之警犬」。楊氏自陳其書評與他的主要區別是在於「我的書評很少火氣，作風與伯希和大不相同，並特別地在《漢學論評集》的自序中加以申明和澄清，以免發生錯誤的類比。楊聯陞畢竟是一個主張一團和氣與人為善的中國人。一方面要找出著者的偏瑕所在一方面又不願傷了對方的自尊，這自是他的性格和信念使然。可從效果上來看，要說不動火氣的書評一定比動了火氣的書評境界高，卻也未必。一則，他曾經對伯希和、李約瑟自己或弟子的著作頗有指摘並所獲頗豐，並沒有引起那些「大師級」人物的感謝，這當然與活人普遍都有、而從學術上而言不值分文的那份無來由的自尊大有關係；二則，沒有火氣便不免下手不狠，如此反而對學術本身的價值是一種褻瀆和扭曲，倘若真得從學術和文化出發，怎麼就能證明無火氣反而會高明一些？三則，作者和書評之間的關係一如小說家和文學評論間的關係本來就是一種敏銳的警惕，因了這種警惕和防範才有讓作品更精闢的制度性推動，從這個角度而論，到底是書評更火爆一些好還是更委婉一些好？
大抵也和楊聯陞投入在書評上的精力太多有關——他曾經出任刊物的特別角色「書評編輯」（Review Editor），聰明絕倫的他終於不會如諸多大師級人物一般擁有超多頁碼的厚重全集。畢竟，寫作一篇書評的難度，遠超一篇泛泛的專業論文甚至堪比一部書。因為他需要讀盡可用之書，才有望尋到某些著述的間隙和瑕疵。有人寫道：「我深知涉獵群書雖是一件快樂的事，但寫書評卻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苦事；因為書評往往為了一字一句之微而要翻查好多書，又為了要提要勾玄而將一本書縮成數百字，這實在是很辛苦的。」楊聯陞之能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學術警察」，自然有著其他人難望項背的不凡歷練。第一條是因為他的轉益多師。在清華大學受的教育奠定了他成為一流雜家的夯實基礎。「他在一篇小傳裡說到了在清華學的課程。經濟系必修的課程他幾乎沒說，選修的課程他說的是大量的文史課。國文課是朱自清先生教的，中國通史課是雷海宗先生，秦漢史、通史都是雷先生，隋唐史是陳寅恪先生，中國經濟史是陶希聖先生，中國詩詞當中的詞是俞平伯先生，楚辭聞一多先生，學術史張蔭麟，說文解字是楊樹達，古文字學是唐蘭，中國音韻學是王力，中西交通史是張星烺。他在一些文章中提到教他學習日文的錢稻孫教授，學英文跟的是葉公超教授，他在上課之餘還去北京大學旁聽錢穆先生和孟森先生的課。他與這些教授不止限於聽課與授課的被動關係，而是很快就能與喜歡的老師相處很近。」這個大師群的綜合積分，想必到了民國學術史上高不可攀的境界。一下子讓陳聯陞一個人遇上，他不成為雜家都對不起這些牛人的名諱。第二條在於他的與高手為友。他曾選修陶希聖中國社會史、陳寅恪隋唐史課程，深受陶氏所編《食貨》雜誌影響，畢業論文《租庸調到兩稅法》又得陳氏指導；故其為學，在領域及取向上實追隨陶希聖，而在方法及風格上則借鑑陳寅恪，即「大處」如陶氏「著眼」，而「小處」如陳氏「著手」也。他曾任趙元任先生助手，與胡適論學談詩二十年，誼兼師友，被餘英時稱為「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第三條在於他博學廣識、博聞強記、博覽無遺。他才思敏捷，勤於鑽研問題，每多創穫。餘英時對他的評價是「才大如海」。他從經濟史入手，兼治文史，他於經濟史，能進復能出，與治中國經濟史的其他名家相較，如梁方仲、全漢升、傅衣凌、彭信威皆專家之學，而楊氏可謂通人之學矣。他於1952年完成的《中國貨幣與信貸簡史》專著，篇幅無多，內容深廣。之後他在政治、哲學、歷史、語言、文學、佛教等各個方面皆有專論。其學又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以博雜多端著稱，亦不無零碎之弊，故他不自稱史學家，而以「開雜貨鋪」的漢學家自居，雖身處北美漢學界，作風實更接近於歐洲漢學家。此外，楊氏還特別以學術書評聞名，收錄於《漢學論評集》的計四十餘篇，除去其專長的領域之外，更遍及考古、地理、科技、官制、文學、哲學、書畫等方面，並能祛疑糾誤、鞭辟入裡，其價值實不在正規論文之下。
劉子健甚至說「他最精彩的學問，多半見於他寫的書評」。法國漢學巨擘伯希和亦以書評馳譽於世，而每每目無餘子，出語嚴苛，以「漢學警察」自許。時流多指楊氏以博學貫注於評論，可上比伯希和；而楊氏雖不滿意伯氏性格刻薄，雅不願與伯氏並舉，但亦曾自嘲為「漢學的看門狗，看到人家胡說，必高叫一聲」。故就整肅學術紀律的作用而言，他確可作「漢學警察」之續，擬之為地煞星，不亦宜乎？第三條在於他以書評事業為己任，將為世界級的大師糾錯、為自命不凡的學人降火、為未成名的學者提點、為沒有自信的學者撐腰視為一種名山事業。他自喻「敢比仰山雜貨鋪，何堪舜水再來人」。書評家是一種崇高而又危險的職業，沒有足夠的底氣無力為之。
在據說可稱三大書評家的法國伯希和、美國楊聯陞、香港梁容若三人間，毅力、細心、豐富的知識和敏銳的觀察力缺一不可盡皆齊備。周法高評論道：以前法國的漢學家伯希和以擅長寫書評得名，那是由於他具備廣博的學識，特別是對於十幾種亞洲語言的知識方面，更加上他對於中國學術也有相當的了解。在中國學者中，楊聯陞先生的書評也是很有名的，他對於中國方面的知識，也是相當廣博的。另一方面，也是相當細心，對於大義微言和細微末節，都不肯輕易放過。梁先生動人的文筆，引人的談鋒，卻是他所以不同於伯希和及楊先生的地方。另一方面，伯希和及楊先生專門學術性的書評，雖然一般人不見得有興趣和看得懂，卻也構成了他們高度學術化的特色。楊先生雖然謙虛卻又懇切說明自己的這一「事業」，「我只是所謂華裔漢學家（指西洋式），混了幾十年，評論別人賣的中國膏藥，或有可供參考之處」。他指出：「許多人認為書評不重要，我則以為一門學問之進展，常有賴於公平的評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養成良好的風氣。」誠如周一良先生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所說，楊氏「是在海峽彼岸、新舊大陸以至港澳等地都蜚聲馳譽」，而國內「對他的著作反而陌生」的一位學者。他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歷史和語言學兩個領域，
周一良先生說他「善於發現問題，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由小以見大。論著每多創穫，深得陳寅恪先生學風的三昧」。楊先生在這一學風特徵也見於他的書評文章，因此餘英時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中評述說：楊先生的博雅，在他的書評中顯露無遺。《漢學論評集》所收四十幾篇英文書評，便遍涉語言、官制、考古、地理、邊疆史、文學史、科技史、經濟思想史、書畫史、佛教史、史學史、敦煌學等專門領域，包羅了中國文化史的全部。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書評篇篇都有深度，能糾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誤，或澄清專家所困惑已久的關鍵問題，其結果是把專門領域內的知識向前推進一步。 美國哈佛大學為他發的訃告說：「楊聯陞教授在國際上以學術辨析能力與才思敏捷著稱，是幾代學生所親切懷念的好老師，是協力培育與造就美國漢學的先驅學者之一。」法國漢學耆宿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說
：「總之，楊聯陞的學問繼承了中國百科全書式學問的優良傳統，發揮其個人天賦之才，在廣闊範圍的資料中，以細緻嚴密的分析作出綜合性結論。」劉子健先生曾說過：「楊聯陞學術的精華常常在他所作的書評裡出現。」楊聯陞自己也同意這個意見，說自己是漢學界的一隻警犬，人們則稱他是東方的伯希和。他總共寫過五十多篇書評，書的性質涉及中國歷史、文學、考古、經濟、哲學、地理等等許多方面。除去洋人對於中國典籍理解錯誤以外，經常有罕見的名詞術語，中國學者一般也不能理解，而他從另外不相干的資料中包括日本的資料對這些名詞加以說明，使人渙然冰釋。楊先生舉衛理之例道，衛理評論李約瑟、王鈴合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冊，「說其中有許多錯誤（many mistakes），李約瑟告訴衛理，『你必須再舉二十多條錯處才可以說許多錯誤。』衛理說，『我又寄給他十幾條，也就罷休了。』」他還說到自己也寫了這部巨著的一篇長書評，「指出若干錯誤」，結果再見到李約瑟時，就不如首次會面時那麼熱絡了。然則楊聯陞以書評大家蔚為大師的故事還是給了大陸學界以莫大的啟發。缺乏學術「鷹犬」的體制是不健全的，缺乏對學術「鷹犬」必要敬畏和自省、自勵的學者也是不可救藥的，缺乏對學術「鷹犬」以基本尊重而將自己的個人尊嚴看得太高的那種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學者也是不會有多大出息的。從學術進步以至於繁榮的期望上來看，縱是那些學術「鷹犬」採取了居高臨下的姿態，只要他們的找茬、挑刺、糾錯還有那麼一點比例的可取之處，用反其道而罵之或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反擊來對付，便大失學者風度。誠然，並不是哪個書評家都有堪為「鷹犬」的高尚資格。因為更多的末流評論者，其學識未必有多高但出於意氣用事而蔓生枝節，其偏重於「惡意貶損」而輕於學術商榷，確實大有特有。但是，如果作者用更為嚴重的語詞與之對罵，則無異於將自己也等同了「村婦」。同時，因為過分反感對方的姿態而忽視了對方指摘中仍有建設性的成分，這樣的論戰同樣大失風度。這也正是楊聯陞難做或者世上很少有楊氏這樣高級別「鷹犬」的緣由。在大陸這樣特殊的文化沙漠上，便更是嚴重。因為更多的人寫出一篇東西，既便不是為著片面點讚，也每每有著超出實際水平的期望，比如評職稱，比如獲獎，比如求賞識，比如求提拔。這也如特定官方不待別人質問便自謂「偉大正確」一般，他們只需要那種子虛烏有的「好評如潮」、「引起良好的反響」。既然人家寫文章甚至做研究的目的不是嚴肅的學術，對這類文章做出品評反而同樣是明珠暗投。國人不輕易寫書評尤其是負面性書評，也有著相當可以理解的社會心理基礎。大陸的學問越來越自說自話、曲意逢迎、躡履相逢迎，也便可以想見。這大概也是大陸學者乍遇馬幼垣這樣破馬張飛式的海外漢學家而感覺不適應的原因。可這樣對書評「鷹犬」的不適應，也自然正是大陸漢學反而越來越落後於海外漢學甚至日本漢學、臺灣漢學的原因所在。以儒家的人情事故、官場的官官相護以及情場的「我知之，不道之」的虛情假意運用於學術場中，那自然是大大的驢唇不對馬嘴。
楊聯陞來自民國，自然也帶去了不少的民國遺風。以流行論戰的民國風尚浸入西方漢學的如臨大敵，其漢學「鷹犬」的形象，必是呼之欲出。研究民國「拍磚」史，我時常會納悶於民國人過分講究知情權而不知運用不知情權的包打聽習慣，在我看來特定狀態下的「無視」和「八風不動」，在缺乏涵養的民國人來說簡直很少出現。以魯迅與錢玄同這一對始為好友後來越來越淡漠的章門師兄弟為例。在二人間已經越來越「默不與言」的情況下，互相間仍然有著莫名其妙的關心。話說某一天錢買了魯迅的《本閒集》和《二心集》，回家躺在床上大快朵頤，之後又在日記中撒氣說「無聊無賴無恥」、「冷酷尖酸拌嘴罵街，有什麼意思」，真是閒得夠嗆！而魯迅的風度一樣滑稽，某一天聽說錢在背後褒貶他，便給友人寫信：褒固無妨，而又有貶，豈不可氣？如此早被師兄判為「三無人員」的哥們，貶你還不是十分正常。縱是勘不破「貶」之難忍，卻又迷信根本沒有什麼價值的「褒」，多麼好玩也！如此便又想到千家駒與朱偰之間的筆戰。朱偰出了《中國租稅問題》，羅玉東與千家駒找了一堆茬；朱偰以一篇長文答之。後來朱偰又出了《中國財政問題》，千家駒又弄了一篇長文，語氣較之於前篇更為嚴重；朱偰又以「批評與謾罵」答之，語氣自然更為強烈，其中「村婦式謾罵」一語，終於讓千氏閉嘴。等到朱偰再出《中國貨幣問題》時，對貨幣的研究遠勝於財政、稅收的千氏，反而不說話了。這樣的一個故事，如果從情感的角度而論，定位千家駒為胡攪蠻纏，則朱偰兩度反擊後，認為千家駒自覺沒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從技術的角度而論，同樣研究財政學的千氏對朱書有所異議，而且是兩度異議，從其當時以及後來在財政學界的地位而論，這應該算是一種「優遇」才對。而且，細品千氏的商榷，也並不如朱偰反擊的那般學問泛泛而至於不堪一擊，否則，朱先生的那兩篇大長文章，豈不成了大材小用對牛彈琴了麼？如果從這個角度而論，朱偰先生那有嫌過分的「村婦謾罵」之語，又顯得刀槍無眼誤傷對手了。如果千家駒還有一點善意和研討趣味，也必被這樣拒人於千裡之外的貶詞而感失望，這使得本來可以高度期待的朱千論學，戛然而止再無下文。對於財政學和財政史愛好者而言，這不能不是一種遺憾，一種民國財政學難成大器的遺憾。假如二人各退一步，這朱千之戰極可能如當年的「鵝湖之會」一般傳為佳話：一是千家駒可以如同羅玉東那樣平心靜氣就事論事，一個一個細節地糾正和討論，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地質疑和商榷；二是朱偰的涵養再好些，而能夠氣態相對平和地與之討論，並最終求同存異，共同推動財政學之進步。可惜的是，二人都不是什麼省油的燈。千家駒過分左傾，視朱偰的這種少年得志的「公子哥」式的「聰明有餘、推敲不足；才氣有餘，纖細不足；氣魄有餘，深化不足；鋪陳有餘，專精不足」的學問如同冠仇；朱偰一樣嫉惡如仇，單是千的態度和行文就已經讓他沒有了論學的雅量。在二人的關係中，本來可以成為財政學「鷹犬」的千家駒過分意氣用事，大可以成為財政學大師的朱偰則過分地自尊自衛。這不能不讓朱千之戰的學術資質、品位、韻味、情趣大打折扣，如同一場各說各話、自說自話、激烈但乏味的網絡磚戰。聰明一世而又目中無人因而也算「糊塗一時」的這二位，分別囿於自己的一己局限，都難成嚴格意義上的那種淡化了肝火和虛榮的財政學大師。至少在將學問尊嚴高於自己的人格尊嚴方面，此二人均不如他們的共同朋友崔敬伯。自然，論及才氣，崔氏又有不及二人之處多矣。可惜的是，學術是一種既需要才氣又需要勤勉、既需要捨我其誰又需要海納百川、既需要特別機緣又基於個人努力的古怪勞動，能否成為一個讓自己和後人較少遺憾的大師，各種秉賦缺一不可。所謂「有容乃大」，涵養之為物也，一定需要消融一些意氣和自負，而多一點寬容以及通融。不顧學問的尊嚴而高揚個人的尊嚴，在自己、家人和朋友眼中倒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冷靜旁觀者的眼中，這卻極可能是一種學者「惡」癖。倘是一個位高權重的分子也有此好，他便會毫不客氣地成就一代「學閥」：順我者交，逆我者驅，黨同伐異，唯我獨尊。學術上的宗派主義，必然是學術進步的擋路虎。縱是有多少學識深湛的漢學「鷹犬」，也免不了被群毆致死的下場。便是在那麼寬容的學術氣氛裡，有著那麼仁厚委婉表達的楊聯陞，也得了一種三年一個輪迴的精神抑鬱症，何況大陸上殄域分明的各大門派呢。在大陸，傻子才會去主動承擔如伯希和、楊聯陞這樣的學術憲兵，除非他確實願意以拍磚和被拍為樂——比如章太炎。魯迅在拍磚史上的對手多如牛毛，殊不知他卻難抵乃師風度之一毛。如果真能在拍磚和被拍中享受樂趣，如他自己吹噓的那樣「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他又何須說那麼多後來證明是假話的振振之詞，何須與那麼多之前的朋友反目成仇，何須在五十幾歲的當打之年因「由肺結核和肺氣腫誘發的嚴重氣胸」而辭別人間。只憑他說過的那句「褒固無妨，而又有貶，豈不可氣」，也可知他不是什麼有度量的人。當然了，魯迅不是什麼學者，他是作家，或者思想家。據說作家是很反感對他的作品挑三撿四的。而思想家，你質疑他的思想，反而會觸發出他的更多思想，誰也說服不了誰，論戰必成不了之局。朱偰也是作家，那是在他寫小說遊記詩歌的時候。他研究中國財政問題時，就不再是作家而是學者。任何一個學者都有可以指摘之處，除非他高到了尋常人等暫時找不到漏洞的境界。可1930時代的朱偰顯然沒到這樣的境界，因而有人提出質疑一點也不玷汙他的才子形象。同時代的千家駒自然也沒有達到他的學術巔峰，可他質疑別人的基本能力應該已經具備。同樣，在他們當時的那個水平，誰有一些專業上的硬傷都不傷大雅。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兩位本可以成為學術同道的同行，居然用了文通字順的專業語言大打出手，各自視對方為無知小兒而自己才是學術正脈，實在是有失風雅也遺笑大方的不成體統之事。我有點好奇的倒是，做為他們二人後來各自的同事（千家駒的北京同事、朱偰的重慶同事），同樣也是研習財政而又長他們十歲左右的崔敬伯，曾經怎麼看？回思當年（1934年）這一場朱千之戰的主角分別是27歲和25歲的血氣方剛之時，我又從內心裡原諒、理解甚至「寬恕」了二位。我正在努力地去找尋千家駒的有關資料，並認真品讀二人的每一個用詞，希望能夠加深對朱千之戰的全面認知和深度容忍。而楊聯陞之為學術「鷹犬」的切入點，正好成為我的分析工具。言歸正傳：楊聯陞出生於1914年的農曆六月初四。今年是他的一百周歲誕辰。就讓我以這樣一份對於學術「鷹犬」的期待，表達對這位「清苑老鄉」的緬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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