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與新結識的朋友說起老一代留美學人，便又想起楊聯陞先生。今年是他逝世三十周年，三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他是胡適先生的忘年交，餘英時先生的博導，哈佛第一個華人講座教授，甚至有人說他是西方漢學界第一人……」發表在2017年5月8日《經濟觀察報》）
一
我第一次見到楊聯陞先生的大名，是八十年代中期，讀到餘英時先生的論文集《史學與傳統》時，由此知道餘英時先生的老師在錢穆先生之外還有一位。當時檢索人物不像今天這麼方便，所以就沒有再去了解，而被餘先生的精彩文章吸引了去。
我好歹也是歷史系的學生，父親也是研究歷史的，然而少年時對於近現代史學家的了解，中國史限於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世界史限於周一良、吳於廑等有數幾人。改革開放之初，久閉的國門漸漸開啟，人們熱衷於引進西學，對於民國時學人開始零星接觸，但是還沒有從整體上了解他們的歷史位置。至少到八十年代初，孟森、呂思勉、張蔭麟的書是十分罕見的，即使歷史系的學生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
出國留學的頭兩年，我和一般青年人一樣，對以前不熟悉的外國學者充滿新鮮感，比如社會學的韋伯、哲學的維根斯坦、歷史的蘭克，若論中國史，也是內藤湖南令人茅塞頓開。缺少對本國學者的關注，在那個時期、在遠離故國的環境下，是相當自然的事情。大約從大學三年級開始，我在學校圖書館打工，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隨便出入書庫。裡面中文書不是很多，但也從程朱理學到明清豔情小說覆蓋頗廣。當時兩岸還處於敵對狀態，因此臺灣出版的書籍更能引發好奇。我少年時就聽說陳寅恪學問如何了不起，但沒有讀懂他的詩，此刻與餘英時先生的文章相逢，竟有發現新大陸的感覺。
我雖然知道趙元任先生不僅是寫過《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作曲家，而且是哈佛的著名學者，但是此前很少留意與涉獵海外華人學者著作。趙先生的語言學我是完全不懂，不料在那裡又見到了楊聯陞這個名字。歷史學家似乎還是一位語言學家，這多少給人印象深刻，不過地下書庫裡沒有他的書，我的專業還在風馬牛不相及的英國史。
於是時光流逝，我到達美國、離開象牙塔，安頓下來以後，晚上或者租電影錄像帶，或者借中文書看。九十年代初中文網絡還在草創階段，讀中文書報，要開車去五十公裡外的中國城圖書館或者三十多公裡外的僑教中心。除武俠小說外，文史類不多，幾乎沒有國內出版的書。讀胡適文集就是在那時，其中又提及楊聯陞，我這時才知道原來胡適先生和他有二十年的交往，十分稱許。
1991年初，我在《時報周刊》上讀到餘英時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楊聯陞先生已於前一年去世，從這篇題為《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長文，我才約略了解到楊先生的生平。餘先生文字誠摯，評價極高：「楊先生無論在西方漢學界或中國史學界都一直處於中心的地位。他的逝世，在中國史的研究方面．也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那一年好像是亞洲學會在芝加哥召開，餘英時先生有一個主旨講演，講的內容是什麼已經記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是餘先生不只風度口才絕佳，反應機敏，而且條理分明，無所不知，於學者之外更展現出大才與鋒芒，是我七十年代末拜訪錢鍾書先生之後所僅見。演講之後，有幸旁聽一些前輩學者閒談。餘先生提到不久前去世的導師，說楊聯陞先生才是真正的博大精深。我從在我看來已經是十分淵博的餘先生口中聽到如此評價，自然更起了好奇與敬意。
應該也是在會上，我問起劉子健先生，聽說他在病中，只好打消了去請教的念頭，過了一兩年他就去世了。劉先生是宋史大家、尼克森訪華後最早回國的美籍華人學者之一。父親當時剛剛從「五·七」幹校回來，繼續已在1969年去世的范文瀾未完成的工作，在近代史研究所負責中國通史組。他因此是中方接待劉先生的主人之一，又有與劉先生相識多年的張遵騮先生居中美言，初次見面就相談甚歡，後來雖然父親轉向民國史，和劉先生不再有專業上的交集，但一直交往到八十年代末。
劉先生也是母親在燕京大學的學長，好像是十七歲就先入清華大學，因北平淪陷，清華南遷，而轉入燕京。他在校時就是洪業先生高足，珍珠港之役後，燕京大學被日軍查封，他和乃師被捕，兩次坐日本人的牢。抗戰勝利後，他作為中方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對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之後他負笈渡美，在匹茲堡大學研究比較政治學獲得博士並留校任教以後，轉攻宋史，十年一劍，以《宋代中國的變法》一舉成名，後來任教於斯坦福和普林斯頓大學。
據說劉子健先生的三個兄弟都死於文革之中，然而他似乎不曾提起這段痛史。他致力於與國內的學術交流，多次回國，據說一直對時事保持關注與清楚的了解，直到九十年代初心情與身體都每況愈下。他晚年著作《中國轉向內在》，篇幅不大，分析南宋時變革的頓挫、皇權的強化，寫得十分清醒。他的一個筆名「半賓」，直道出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都是一半是家、一半羈旅的心境。
二
雖然沒有見到劉先生，卻讀到了他回憶楊聯陞先生的文章由此知道「那位楊君真是天才，不但是學生領袖之一，並且已經有學術論文，發表在第一流的期刊《食貨》上。本科學生，如此出人頭地，向所未有，難得之極。」
楊先生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主修經濟卻對歷史極有興趣和功底，大三時就在《清華學報》上發表論文《東漢的豪族》，畢業論文《從租庸調到兩稅法》由陳寅恪先生指導。他上學的時候，正是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就連教基礎課的教授都十分不凡：大一國文是朱自清、英文是葉公超。楊先生去經濟系是尊父命，他除了本系的必修課，還選修旁聽許多文史方面的課：陳寅恪的隋唐史、陶希聖的經濟史、張蔭麟的學術史、雷海東的通史、秦漢史，俞平伯說詞、聞一多講楚辭、楊樹達論說文解字，還有唐蘭的古文字學、王力的中國音韻學。這些大宗師中，他尤其得到陳寅恪、張蔭麟兩先生賞識，時常去他們府上請益。
民國時代的西學，有一半是經由日本轉口進來的，所以多有通曉日語的必要性，楊先生因而從錢稻孫學習日語。錢先生是錢玄同的侄子，生長於比利時和日本，通曉日語、法語、義大利語等多種文字，是從原文迻譯但丁《神曲》、《萬葉集》和《源氏物語》的大翻譯家，但是因為抗戰期間出任偽北京大學校長，從此湮沒無聞，戰後在北京閒居，一直活到1966年。
楊先生上大學時曾任清華學生會主席。一二九運動時，他是清華歷次大會的召集人，然而他此後遠離現實政治、勤奮於學術，這一選擇與這一段經歷有怎樣的關係，如今已不得而知。另一方面，他在大節上一直清醒，雖然1937年畢業後滯留北平，生計頗成問題，但還是拒絕錢稻孫的偽北大講師聘書。錢稻孫誤以為他是覺得職位不夠高，便以副教授之席聘請，仍被婉拒，始作罷。
楊先生沒有工作，便經常去燕京大學讀書。時哈佛大學助教授賈德納在北京訪學，周一良擔任他的中文和日語助理。周一良將赴美，急需一人替代，楊先生因為錢稻孫和周一良二位先生的推薦，繼周一良之任。賈德納極其欣賞他，回到美國後，主動提出再僱他做助理，幫助辦理他入哈佛讀研究院，楊先生就這樣半工半讀到了美國。
此後楊先生的學術道路堪稱一帆風順，他1946年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在聯合國短暫工作後，回哈佛擔任助教授，從此在學術階梯上拾級而上，是哈佛燕京學社第一個華人終身教授。二戰剛剛結束不久的美國和現在完全不同，在1964年民權法案之前，種族歧視還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如今幾乎連社區學院裡都有不少華人教授，而那時華人當上教授是很不容易的。在哈佛大學更是如此，連趙元任、洪業四十年代回歸哈佛，都沒有得到終身職或者教授頭銜。楊先生1958年升正教授，1965年成為講座教授，餘英時先生說「在五十年代中期，楊先生毫無疑問已是世界漢學界『第一流』而兼『第一線』的學人。」這「第一流」、「第一線」的說法出自楊先生本人，大意差不多是一流學者並且在學術前沿的意思。
楊先生在西方漢學界被認為是伯希和一流人物，這樣的評價自然不是倖至，據劉子健回憶，楊先生每每工作到深夜，「四周都黑了，只有他那間屋子的燈光亮著。遙見他的人影，在架前桌前，忙個不停。」
從胡適起，前輩與同代學人都公認楊先生的淵博。他在史學方法的起點是繼承陳寅恪先生的因微見著，又因為有經濟學的根基和陶希聖社會史的影響，擅長於融乾嘉考據、實證史學與社會科學為一體，在精密的訓詁中呈示大的歷史脈絡或特徵。部分由於興趣的廣博，部分因為在西方漢學界教學研究的需要，楊先生的學問更多是百科全書式的，他曾經想應胡適之邀回北大，在信中寫道：「假如我能到北大來，教的東西您可以隨便（點）制定，大約中國史，秦漢到宋，斷代史都可以來，通史也可以勉強。專史則除了社會經濟史之外，美術史、文化史、史學史等也可以湊合。日本史也可以教，但明治以後不靈（得大預備），西洋史很糟，必要時可以教英國史。如果國文系能開一門《國語文法研究》頗想試教一下，指導學生的事情當然很高興做。（東西洋學者之漢學研究也可算一門。）」
然而，就在升正教授的那一年，楊先生突發抑鬱症（據說誘因是服用大量降壓藥的副作用導致，詳情不明），嚴重到入精神病院被捆綁並接受電擊治療。此後周期性發作，病一年，好兩年，困擾他三十多年直至去世。抑鬱症病因是很難確定的，楊先生性格開朗、待人溫和，本不應至此，不知是否與他長年辛勞，精神壓力累積有關？他原本是打算回國任教的，卻因為時代原因，終究定居美國，留下母親和部分子女在北京，四分之一世紀後才得相見。家國之思，畢竟是內心隱痛，雖然他自我寬慰：
故國梅開幾度花，餘香惹夢到天涯。
封侯拜相他人事，養得妻兒便算家。
黃仁宇在《母親》一文中說：「1965年的一天，我與哈佛的楊聯陞教授、普林斯頓的劉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學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飯後，何唱《霸王別姬》，劉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楊即席說：『我們為中國的母親同聲一哭！』」
三
我撰寫有關瞿同祖先生的文章時，發現他和楊聯陞先生有很深厚的交誼。瞿先生到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研究多年，1955年面臨項目裁撤時，楊先生為他提供了在哈佛任研究員的機會。他在那裡工作了七年，和楊先生交往密切。由此我開始尋找有關楊先生的記述，首先看到的是周一良先生的文章。
大約是由於有著名的「北洋三傑」龍虎狗，早期留學生也有「哈佛三傑」之說，一般是指陳寅恪、吳宓、湯用彤。有了這個典故，才有周一良先生寫四十年代的「哈佛三傑」，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便是楊聯陞。周一良先生本人年輕時極其優秀，他是陳寅恪先生的得意門生之一，也深得胡適先生賞識，日語好到能在哈佛當上教日語的助教授。他四十年代後期回國，先後任教於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最後因為1952年所謂院系調整清華文科撤銷，落腳在北大歷史系。他早年治魏晉南北朝史，五十年代為了革命需要改行世界史，和吳於廑先生共同編寫了《世界通史》，我們這代人最早讀的外國史大多是這本書。他和楊先生結交於青年時代，文革後又來往頗多，相知很深，筆下翔實生動。比如楊先生婉拒偽北大教職時有言：「八毛錢一斤的酒我不喝，一塊二的酒我也不喝。」當時講師月薪80元、副教授120元，是相當豐厚的待遇。
據周一良先生描述，楊先生謙和無爭，雖在美國幾十年，本質上依然是一個中國舊時的讀書人。似乎楊先生一直沒有適應美國文化中高度自我表現，習慣言之鑿鑿、咄咄逼人的一面。費正清、孔飛力身為漢學界領袖人物，自不免如此。楊先生在日記中對他們也有所批評。他嚴守以史料為依據的分際，警惕對歷史的過度理論化，曾經指出美國人研究中國史往往富於想像力，「誤認天上的浮云為地平線上的樹林」（mistake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 on the horizon）。此言出自傅斯年先生諷刺拉鐵摩爾，傅斯年先生主張的，是民國時的實證史學傳統。
周一良先生和餘英時先生都特別提到楊先生從無門戶之見，又好結交朋友，在哈佛三十多年，尤其是身體健康時，家中經常高朋滿座。楊先生不愧是歷史家，他留下了幾十年的日記，還有許多本客人的留言冊。從留言人的名單，幾乎可以看見一部海外華裔文史學人簡史。那些回去的，多半經歷坎坷，浪費了幾十年的光陰。周一良先生的後半生，因為捲入文革風雲而廣為人知，既是他自己的選擇，也是知識分子曲折命運的一種寫照。那些留下來的，大多在其治學領域卓然有成。然而那一代人的初心，是回到本國投身並延續自己的學術傳統，而不是在其實位於象牙塔邊緣的漢學界裡，多少處於邊緣人的狀態。他們能夠有安定的生活、良好的研究環境，已經是非常幸運，不過內心深處，多少有些身不由己的感覺。楊先生在榮升哈佛講座教授時答餘英時賀詩云：
古月寒梅系夢思，誰期海外發新枝。
隨緣且上須彌座，轉憶當年聽法時。
「古月」是指胡適，「寒梅」是指清華老校長梅貽琦，飲水思源之間，別有一份感慨。
我對楊先生最感親切的，是日記裡記載三十多歲時經常通宵打麻將，還喜歡打橋牌，自創有楊氏牌經。我雖然不學無術到連楊先生的許多著作都沒讀過，在麻將和橋牌方面倒是有所繼承，留學時經常通宵打麻將，進入21世紀在芝加哥也曾糾集一群麻友，自訂李氏麻將規則；在橋牌方面，更曾經創辦華人橋牌俱樂部，全盛時會員百餘人。
真正的驚喜，是發現楊先生竟然是我的高中校友，當然是近半個世紀前的老學長。楊先生在校時是師大附中國劇社的創辦人和主力成員，擅長言派老生，唱了一輩子《武家坡》。他們六個少年京劇票友義結金蘭，楊先生是老大、老六就是後來成為程派傳人的趙榮琛先生。北京師大附中建校於1901年，據說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公立中學，除了文革中改名「南新華街中學」的那些年，也一直是北京最好的中學之一。百餘年校史上名人輩出，最廣為人知的大概是錢學森，此外如張岱年、于光遠、李德倫、于是之等，耳熟能詳的名字不可勝數。我打開師大附中的網頁，裡面有「一百個附中人的故事」。其中有一篇關於趙榮琛生平的文章，文中有一處提到了楊蓮生（聯陞）。除此之外，這位哈佛大學第一個華人教授、在西方漢學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似乎不曾出現在師大附中的校史記載裡。
楊先生終其一生，沒有撂下他的京劇功夫，尤其是每到港臺講學，一有時間就和當地琴師合作清唱。老五曾世駿定居香港，是著名程派琴師票友，每次相聚，都要錄音留念，持續二十多年，留下十卷大盤錄音帶。他們六兄弟一半留在國內、一半去到海外，楊先生屢屢提及要辦一次重聚，卻最終是一個不曾實現的願望。那是連家人都長久隔絕的時代，楊先生數十載不輟，晚年退休後，每在自家地下室吊嗓唱做，除卻對京劇的熱愛，又何嘗沒有一份對老北平的懷念呢？
文革後，趙榮琛先生應邀赴美傳播京劇藝術，楊先生聞訊後寫下一首七律：
《懷師大附中諸友人》
辛酉初夏聞趙榮琛將訪美，因懷師大附中國劇團諸友人。
卅年離別閱沉浮，門巷宣南記幾秋。
綠鬢弦歌猶入夢，白頭哀樂已難收。
也希物換開新運，且惜身衰忘杞憂。
明月鄉心同異處，團圞不說此生休。
1981年秋，歷盡劫波的趙榮琛和曾世駿一起到波士頓郊區阿靈頓鎮看望楊先生，在一起好好唱了一回。在楊先生的留言冊上，趙榮琛先生寫道：
「與蓮生大哥闊別卅餘載，今又海外重聚，暢敘往事，復欣聆嘉音，猶如夢境，惜乎即將天各一方，書此以志，更盼珍重，期待聚首於他日耳。小弟榮琛臨別題書，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于波城蓮生大哥寓所。」
去年春天此時，我去波士頓曾路過阿靈頓，那是一個四萬多人的安靜小鎮。那時我不知道，曾經有一位如此傑出的校友退休後在這裡隱居、中風，久受病痛折磨後死去。
我看著學長們的墨跡，想像著他們在半世紀後，從我也曾在少年時熟悉的校園到新英格蘭蒼翠的小鎮，再次唱起《武家坡》裡的薛平貴和王寶釧：
少年子弟江湖老
紅粉佳人兩鬢斑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