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以來，歐洲經濟復甦乏力，年輕人失業率超過20%。如此狀況下，如何保障社會穩定？年輕人的希望又在哪裡？我們走訪了三名歐洲失業青年，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生活悲歡。
畢業即失業，讀書無用？
又是一個早晨。
清早的陽光透過窗戶照亮了皮埃爾的小房間，可是皮埃爾心裡卻滿是陰霾。
啟動電腦、進入招聘網站、投遞簡歷，皮埃爾已經熟練於這套流程，熟練得近乎麻木：投了100多份簡歷，卻連一份好實習都找不到。
難道「讀書無用論」是真的嗎？皮埃爾對生活有些焦慮和不安。「為什麼讀了這麼多年書，找工作還是這麼難？我真的好挫敗呀。」這位28歲的失業青年辛苦修到兩個學位，其中一個還是法國精英學校土魯斯政治學院的碩士。
皮埃爾的煩惱並非個例，這背後反映的是整個法國公立教育體制與職場需求的脫節。法國企業看重僱員是否有專業的工作經驗，但是法國公立大學卻主要培養學生理論學習和論文寫作的能力，二者不相匹配。於是，一邊是一些年輕人找不到心儀的工作，另一邊是企業找不到足夠專業的人才。
高學歷者找工作不易，低學歷者謀生則更難。法國大學生就業率為84%，而未高中畢業的年輕人就業率只有20%。據歐洲統計局2月發布的數據，25歲以下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23.6%，每四個年輕人中就有一個人找不到工作。
找工作間隙，皮埃爾也在打零工支撐生活。狹小的屋裡只有一些簡單的家具，皮埃爾尷尬地笑了笑：「現在賺得實在不多，只好省吃儉用，偶爾才能下頓館子。」他指了指床頭已經殘破的紙面燈罩。
人到中年，青黃不接
「那些剛大學畢業的小年輕雖然沒有工作經驗，但是他們要價不高，公司為了節省人力成本，更願意要他們。」30來歲的西班牙大叔塞爾吉奧坐在馬德裡街頭的露天咖啡館，喝了一口啤酒。大叔自嘲起自己在職場上「青黃不接」的中年危機：「人到中年，我已經不可能像他們一樣從頭再來，但是跟那些手頭資源強大的『人生贏家』比起來，我的競爭力又不行。」
西班牙人喜歡在午後來點下午茶，享受休閒時光。塞爾吉奧的目光下意識地投向周末下午安靜的街道，心裡卻有難以言狀的無奈。
塞爾吉奧曾是名新聞工作者，在上家網絡媒體一做就是10年。他曾報導過西班牙的失業狀況，如今他自己卻成為了失業隊伍中的一員。2017年1月，老東家將公司轉手他人，也順帶辭退了包括塞爾吉奧在內的一批員工。失業半年，塞爾吉奧也曾經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他到處投簡歷、用人脈，但依然徒勞無功。「能拜託的朋友都拜託了，現在反而不那麼急了。」塞爾吉奧的眼睛裡只有平靜。
塞爾吉奧是個顧家的男人，他的通訊軟體頭像是自己與兒子的合影：懷裡的小傢伙含著奶嘴，塞爾吉奧一臉幸福地看著自己的小寶寶。和大多數西班牙年輕人不同，塞爾吉奧早早地買了房、成了家。要養家，還要每個月還300歐元左右的房貸，這是又甜蜜又有壓力的負擔。
不過，塞爾吉奧眼前的生活還算可以前行，這歸功於他在西班牙社保系統中多年的繳費，讓他在失業後可以依據規定領取相應的補助金。「生活還沒有把我逼到特別困頓的地步，失業補助金給了我緩衝期，讓我不過於急躁。」但是，這筆補助也將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減少：在失業的最初半年裡，塞爾吉奧可以領取相當於原薪水7成的失業金，半年後這筆錢將減少到5成，此後一點點遞減，到2年後即完全停止。
現在，西班牙全國失業率為17.8%，25歲以下的年輕人失業率更是達到41.5%。越來越多的公司不願意與員工籤訂長期合同，而是傾向僱用臨時工，許多年輕人因此不得不轉為缺乏穩定收入來源的「自由職業者」。據2016年的一項統計，西班牙近年來新增的工作機會裡，只有5%為長期合同工作。
「靠失業金養家餬口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我還是想儘快找到一份穩定的新工作。」塞爾吉奧說。
守望無助，準備走人
想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是如此不易，25歲的義大利亞小夥子亞歷山德羅也面臨這樣的難題。「在義大利想要找到一份能籤長期合同的工作太難了。」加上不景氣的經濟和羅馬高昂的生活開支，生活實在有些艱難。
從西西里島一所大學的東方學院中文專業畢業後，亞歷山德羅曾陸續前往中國幾個大城市留學和工作，他也曾是重慶的一家外語培訓機構的英語和義大利語老師。英語在義大利並不普及，亞歷山德羅卻可以有足夠水準教授英語，背後的努力和付出不言而喻。
據義大利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5月義大利失業率為11.3%，其中25歲以下年輕人失業率達到了37%。由於本國經濟和就業形勢低迷，前往其他國家找工作已經成為一些義大利年輕人的選擇：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國家，甚至中國、日本都被納入考量。
在羅馬一家中資企業招聘現場，亞歷山德羅自信地用中文表達著自己。現在他只想離開羅馬，尋找一份與中國相關的工作。
「我只想趕快走人，去歐盟的其他國家或者中國工作。」
要福利，還是要工作？
皮埃爾、塞爾吉奧、亞力山德羅目前的生活狀態，是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乃至整個歐盟經濟和就業市場復甦乏力的縮影，也是歐洲國家長期實施的高福利政策的後果。
在法國，政府為維護僱員利益，給僱主制定了諸多嚴格規則，企業很難自由裁員。如果僱主想解聘某名員工，不僅需要向員工提供充足理由，還要提前2~3個月告知，並且與員工及企業內的工會談判。經過一系列漫長複雜的談判流程，即使最終順利解聘這名員工，企業也要向其支付一大筆失業賠償金，通常是工齡乘以月薪的20%。
解聘難，招聘則更難。為了減少解聘風險，僱主大多不願輕易與僱員籤訂無限期合同（CDI）。現在，籤訂無限期合同的平均年齡為28歲，而1992年時為22歲，高福利社會讓失業者更加被動。
2016年，法國政府啟動勞動法改革，藉由延長工作時間、增大企業解僱自由度，以期改變法國就業市場低迷的狀況。但是，無論是還未找到工作的學生，還是有工作在身的僱員，都對此次改革毫不領情。同年3月，法國爆發總罷工，多個工會和大量學生走上街頭抗議。矛盾背後，法國福利制度尷尬盡顯。
在西班牙，失業補助金讓一些西班牙失業青年選擇無所事事消磨日子。一些年輕人等到失業金完全發放停止才開始重新找工作；而另一些人更是懶散，甚至打起了西班牙政府「長期失業者生活補助」的主意，這項補助規定：在失業金停止發放後的半年內，政府要向其提供每月426歐元的失業補助。高失業率下社保繳納者日趨減少、遊手好閒吃救濟者卻在不斷增多——這給西班牙社會保障系統帶來巨大壓力，西班牙的福利社會越加變得難以為繼。
在義大利，年輕人的高失業率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陷入危機的福利社會體制阻礙了義大利經濟發展，又帶來更加嚴重的失業問題。義大利工業家聯合會主席博洽呼籲，政府必須出臺有力措施，不能任由失業青年坐吃福利等山空，他建議政府應該將年輕人工作前3年的勞動者平均稅率降至0，以鼓勵企業僱用年輕人，有效利用人力資源。
高失業率與歐盟的高福利社會關係緊密，相互拉扯。如何促進就業又不損壞大多數人的福利需求，在效率和公平之間做好平衡和拿捏，這是擺在歐盟各國面前的難題。
歐債危機以來，歐盟多國經濟一直困頓不前，時常稍有前進又退後幾步，反覆其間，近來更是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新跡象：
經濟增長乏力，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吸引外資的「三套車」難以前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導致削減債務與提升通貨膨脹率的「二元悖論」，銀行與股票市場陷入風險狀態，科技創新落後於諸多國家，英國「脫歐」可能從多方面衝擊歐盟經濟……
乏力的經濟增長
2016年，歐盟和歐元區經濟分別同比增長1.9%和1.8%，但增速略有回落。
在歐盟內部，各個成員國的發展階段、發展要素和經濟結構皆有不同，這讓歐盟面臨巨大的內部治理壓力。單靠統一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並不能徹底解決歐盟成員國的經濟困境。
2016年，在歐盟內部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依次為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和比利時。然而，除了西班牙實現2.3%、荷蘭實現2.1%的經濟增速，其他5國增速都低於2%，義大利和法國更是分別以0.8%和0.7%的同比增速，拖累整個歐元區。
歐盟經濟增長表現欠佳，主要原因便是歐元區經濟增長乏力。歐債危機以來，歐元區經濟增速一直低於歐盟整體水平。歐盟經濟能否持續穩健復甦，歐元區未來的增長動能將起決定性作用。
拉不動的「三駕馬車」
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吸引外資，這是拉動歐盟經濟的「三駕馬車」。然而，由於歐盟經濟增長不可持續風險加大，這「三駕馬車」的動力已顯不足。
作為國際分工和資源流動的主要形式，對外貿易規模的變動是衡量歐盟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之一。歐盟可藉助對外貿易參與國際分工，推動自身資源在區域內外流動。然而，隨著全球需求下滑，近年來歐盟整體外貿形勢惡化，這抑制了對外貿易拉動經濟增長的動能。
此外，觀察歐盟整體進口與出口總值之間的差額，可以發現歐盟的內部貿易份額正在提升。有分析人士認為，歐盟也難以擺脫貿易保護思維，其參與國際分工的積極性有所降低。
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參與國際投資活動的歐盟資金的世界佔比從2008年的49.4%下滑至2015年的37.3%，其投資額也日趨緊縮。2015年，歐盟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曾達2.74%，創下近年來最高，但是其存量規模未能回到2013年的水平。
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歐盟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正在下降。2015年歐盟吸引投資存量為6.83萬億歐元，相對2014年下降3.9%。從2008年到2015年，歐盟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世界佔比從43.24%下降到了31.11%。
近年來，由於債務壓力，歐元區國家不得不實行緊縮的消費政策。加上原有的「三駕馬車」已不堪重負，歐盟經濟增長勢頭被嚴重阻礙，可能將長期處於較低增長區間。
6月19日，英國「脫歐」程序正式啟動。英國要求獨立發展經濟，制定更加靈活的貿易政策和貨幣政策，其訴求讓整個歐盟為之震動。
現在，英國在歐盟內部貿易中舉足輕重；未來，英國可能退出歐洲共同市場和歐盟關稅同盟，這將對英歐貿易產生負面影響。至於影響力幾何，則取決於英歐未來經貿協議談判的結果，這是英國脫歐談判的重點，包括關稅、產品標準及爭端解決機制等。
「二元悖論」
由於長期的通貨緊縮，歐洲中央銀行從2015年開始啟動量化寬鬆政策，其核心目的是通過各國央行購債釋放流動性，以激發市場活力、改善通脹水平。歐洲中央銀行將目標通脹率鎖定在2%。
量化寬鬆政策通常溢出於通貨膨脹、債務和金融市場。
藉由「公共部門購買計劃」等方式，歐洲中央銀行已累積購債約1.22萬億歐元。以2015年物價水平為基準，2016年歐盟「消費物價指數」增長0.8%，量化寬鬆政策效應顯現，但離2%的通脹目標仍相去甚遠。由於單輪購債效應將隨時間推進而減弱，因此需要不斷持續購債，而量化寬鬆是藉由購債實現，因此購債的持續性是關鍵。但是，歐盟購債規模從2017年起開始明顯減弱，量化寬鬆效應正在弱化，其影響力和持續性已呈現不足勢頭。
就債務而言，量化寬鬆政策並未解決歐元區債務率高企的問題。2016年歐盟整體債務率達到84.5%，僅比2015年下降0.5%；而歐元區債務率不降反升，2016年達到91.3%。在歐元區重債國，債務率沒能得到控制。2016年葡萄牙131.7%、義大利135.5%、希臘179.2%、西班牙100.5%的債務率，依然是歐盟必須處理的難題。
量化寬鬆政策的確促進了歐盟的市場活力，在金融市場上表現明顯。歐盟各成員國股市在2016年持續走強，英國富時100、德國DAX30、法國CAC40、西班牙IBEX35、希臘ASE指數均出現大幅上漲，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場對未來較為樂觀的預期。但是，量化寬鬆推高通貨膨脹，這就要求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其主要方式是各成員國央行購買債務，可是購債又不符合歐盟削減債務的長期目標。「推高通貨膨脹」與「削減債務」兩者不可兼得，其本身就形成了「二元悖論」，這也是歐盟亟待解決的難題。
銀行業危機加深
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影響下，歐盟市場利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受負利率影響，固定收益類資產投資收益降低，部分歐盟成員國銀行盈利能力下降，過高的不良貸款率導致銀行業開始出現危機。
這場銀行業的危機開始從重債國向核心國蔓延：由於業績不佳、缺乏競爭力，德國德意志銀行股價一度跌至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由於高企的不良貸款率、盈利能力喪失、流動性風險凸顯，義大利錫耶納銀行陷入危機；而法國的銀行大多持有大量的重債國債券，在重債國未擺脫高債務率的背景下，法國的銀行也難以規避資產風險。
此外，負利率導致投資者轉向高風險資產投資，這又加大了資本市場的風險。在歐洲股票市場，英國富時100、德國DAX30和法國CAC40均實現了10%以上的上漲幅度。資金流向風險更高的股票市場，進一步擴大了資產泡沫。
為了改善歐洲銀行體系，歐盟推出了資產重組計劃與巴塞爾協議，但是這並未從根本上起到作用。資金缺失、流動性危機和不良貸款率高企依然困擾著歐盟銀行業。
從宏觀層面看，部分成員國並未在削減財政赤字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高懸的債務率迫使其繼續緊縮財政政策，這使得銀行在資本充足率方面承受壓力，只能壓縮信貸規模。但是，信貸規模的下降又反過來抑制了投資需求。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影響了歐盟經濟復甦。
「拖後腿」的科技創新
歐債危機以來，歐盟一方面緊縮財政以「節流」，另一方面寄希望於科技創新以「開源」。然而，由於歐盟各成員國削減債務的壓力巨大，投入科技創新的經費嚴重不足，而過高的稅費又抬升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導致企業創新研發能力受到抑制。
創新能力培養新的產業競爭力，新的產業競爭力實現新的盈利能力，新的盈利能力給經濟提供新的增長點——這是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正向循環。可是現在歐盟多個成員國科技創新乏力，一些現有科技成果在面臨被收購時，歐盟顯得比較敏感。有分析人士認為，這是歐盟在科技創新乏力背景下，「科技保護主義」抬頭的體現。
如今，歐盟經濟已開始復甦，但增長仍顯乏力。歐盟必須在內部培養新的增長動力，在外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評估並優化自身財政和貨幣政策。只有如此，歐盟經濟才可能解決隱憂，避免再度陷入衰落的泥潭。
當下的歐盟，正經歷著歐洲一體化進程肇始以來前所未有的艱難時刻，可謂內憂外患，危機齊聚，人心渙散，瀰漫著對歐盟現狀的擔憂和對歐洲一體化前景的迷茫。人們不禁要問，歐盟和歐洲一體化到底怎麼了？
多重危機，舉步維艱
當前的歐盟正被各種危機纏繞：難民危機、「脫歐」事件、恐怖襲擊、烏克蘭危機、右翼勢力崛起等等，一體化進程舉步維艱。
首先，難民危機陰影仍在。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難民潮一浪高過一浪，僅德國就接收了逾100萬難民。雖然在付出巨大代價之後，歐盟終於勉強控制住巴爾幹方向的難民潮，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中海方向的難民偷渡活動再度猖獗。僅6月下旬，義大利在5天內接收了超過1萬名北非難民，難民流量也絲毫沒有減少跡象。
這一危機引發了歐盟各成員國在難民接納、費用分攤與人員自由流動等議題上的嚴重分歧。波蘭、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組成的維謝格拉德集團國家，抵制和否決歐盟的難民轉移安置計劃。成員國在難民處置問題上的爭端正在危及歐盟本身的團結。
其次，恐怖襲擊頻仍，已成常態。2017年上半年，歐洲範圍內就發生了20多起恐怖襲擊。頻繁的恐怖襲擊惡化了歐洲民眾的安全感，也影響了其對難民的態度，增加了解決難民危機的難度。
第三，英國「脫歐」的影響。6月19日，英國正式開啟脫歐進程。作為歐盟重要成員國和主要經濟體、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擁有核武的北約主要成員國，英國的「決然離去」不僅對歐盟經濟發展前景造成影響，加劇歐盟內部的離心傾向，也使得歐盟在如何處理「逃離者」上陷於兩難境地：一方面，歐盟必須對英國進行懲罰，以儆效尤，預防其他成員國以脫歐為手段要挾歐盟；另一方面，一個好聚好散的「分手協議」，能夠最大限度降低英國「脫歐」對歐洲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英國政壇自身也波詭雲譎，隨著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豪賭失敗，圍繞「軟、硬脫歐」展開的博弈進入白熱化階段。在未來兩年甚或更長一段時間內，圍繞公民權利、邊界和「分手費」問題的「脫歐」談判將耗費雙方大量精力。
另外，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危機等傳統意義上的美俄博弈令歐盟持續遭遇「外部強冷刺激」，美國新總統川普的走馬上任進一步加劇了歐盟的刺痛感。帶有民粹色彩的川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在貿易、歐元乃至歐盟本身的存在價值上與歐盟意見不一，還要求歐盟各國「履行盟友義務」，分擔防務開支，進一步加重了歐盟的防務與安全壓力。
最後，經濟復甦不夠強勁和穩固。儘管始於2009年的歐債危機已漸遠去，經濟復甦趨於明顯，但整體經濟運行狀況依然飄忽不定，歐洲央行仍不敢撤出量化寬鬆政策。據相關機構預計，歐元區今年經濟增長率為1.7%，失業率在9.4%的高位，整體債務率為90.3%；同時，成員國經濟表現分化明顯。在德國等核心國家已經走上較為穩健的復甦道路的同時，義大利銀行業危機和希臘債務危機卻仍持續發酵，甚至可能蔓延至整個歐元區。希臘經濟在經歷了前後三輪紓困之後難見起色，經濟連年萎縮，失業率始終維持在20%以上的高位，債務比率高達179%，不得不向歐盟要求第四輪紓困以艱難度日，似乎難以走出惡性循環。
凡此種種，引發歐盟各國內部越來越強的民粹主義思潮和愈發嚴峻的離心傾向。為了避免出現英國式「脫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歐盟領導層不得不放棄一貫堅持的「一個也不能少」和「齊步走」的一體化方針。2017年初，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勞德·容克發表了關於歐盟未來的白皮書。在白皮書中提出的五種歐盟未來發展路徑選擇中，「多速歐洲」作為一個公開提出的正式選項赫然在目，即允許歐盟內不同國家間的一體化深化程度、成員國向歐盟讓渡權力範圍不同，這預示著歐洲一體化走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歐洲社會目前所遭遇的困境和歐洲一體化不進則退的尷尬局面，背後有著深刻的結構性根源和誘因。較為突出的主要有：
第一，關於歐洲一體化目標的分歧纏繞始終。即在「最終要建成一個怎樣的歐盟」這一「終極問題」上，不同成員國之間、歐洲領導人之間始終存在著「路線之爭」：是建立一個「歐洲合眾國」，還是維持一個主權國家的聯盟，即「聯邦」和「邦聯」之爭。
從歐洲領導人層面來看，既有莫內（法國政治家，歐洲統一運動「總設計師」）、阿登納（聯邦德國首任總理）、德洛爾（前歐共體委員會主席）、科爾（德國前總理）和席哈克（法國前總統）這樣致力歐洲一體化深化的聯邦主義者，也有柴契爾（英國前首相）、卡梅倫（英國前首相）這樣的主張實行有限一體化的邦聯主義者。
簡而言之，法德和英國的聲音代表了歐盟成員國的兩個「陣營」。當一體化遭遇挫折和困境時，那些對「歐洲合眾國」理想缺乏興趣的國家自然會顯露出「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秉性。這其中，既有與英國一樣有底氣「用腳投票、尋求單幹」的國家，也有一些只希望搭上歐盟發展的便車、不情願為一體化承擔義務的國家。
第二，「頂層設計」的先天性缺陷。過於理想主義、過度強調歐式民主原則和成員國授權的一體化設計，不僅使得歐盟體制和程序過於繁瑣複雜，而且造成溝通成本大增，降低了歐盟運行效率。
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伴隨著歐盟一輪又一輪的擴張，成員國之間在經濟水平、價值觀等等方面的多樣性，導致分歧衝擊共識，基於自身利益的博弈衝擊團結互助精神，多重博弈常常令歐盟寸步難行。比如維謝格拉德集團成員如波蘭、匈牙利等，目前在多個議題上向過去60年來領導一體化的「法德軸心」發出質疑。歐盟內部類似紛爭不斷。
第三，歐盟的快速東擴使得一體化擴大的步伐遠超深化的節奏，成員國間的理念認同、經濟水平、社會發展程度等差異難以彌合，一體化同步尤其困難。
蘇東劇變後，歐盟迅速東擴，於2004年5月和2007年1月兩次將共計12個新成員國納入歐盟。由此一來，歐盟成員國相互間經濟、社會差距急劇增大：2016年，「老歐盟」15國人均GDP達到31000歐元，而中東歐國家中發展水平較高的捷克也只有16400歐元，相差近1倍，最低的保加利亞則不及老成員國水平的1/5；在理念和社會價值觀上，新成員國政府也正在日益顯示出其不同於老成員國的傾向。
第四，歐洲人曾引以為豪的福利制度不僅難以為繼，給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突出，嚴重削弱了各國的競爭力，難以應對全球化和老齡化挑戰。
一方面，花銷巨大的福利制度造成了企業的高稅負，擠佔了公共投資，不利於生產率的提高，同時加重了財政負擔，推高了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2015年，歐盟GDP的19.2%、財政支出的40.6%被用於社會保障支出。當年歐盟國家公共債務的比例高達85%，其中希臘則更是高達177%，遠遠超過了歐盟《穩定和增長公約》所規定的公共債務不能超過GDP60%的上限。
另一方面，與勞動生產率發展不相適應的、過於慷慨全面的社會福利保障，也使得歐洲國家勞動力市場僵化嚴重，失業率居高不下，加劇了社會矛盾和貧富分化。2015年，從每個勞動者年均工作時長來看，德國是1386小時，法國1482小時，而美國則是1786小時。而從失業率來比較，歐盟成員國平均失業率達到9.4%，希臘和西班牙則更是分別達到了25%和22%。同期美國和日本分別約為5%和3%。
第五，歐洲近來遭遇的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威脅相當程度上與歐盟堅持「歐式民主」，強行推行「價值觀外交」和移民融合政策失敗密切相關，一定程度上也是其追隨美國實施對外幹預外交政策種下的苦果。所謂「阿拉伯之春」爆發後，法、英等歐洲國家緊隨美國的腳步，參與對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軍事行動，在中東和北非掀翻了一些被西方視為「獨裁者」的政權，結果不僅沒有為當地帶來民主、自由和發展，反而使得原有的政治、社會秩序在內戰中支離破碎，不僅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死傷，也給歐盟帶來了始料未及的百萬難民潮，還為「伊斯蘭國」等恐怖主義勢力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囿於人道主義價值觀，歐盟無法對洶湧的難民潮關上大門，對如何有效解決難民危機帶來的衝擊一籌莫展。據估計，即使在極為理想的條件下，德國也需要為難民支付多達9000億歐元的開銷，還要面臨難民難以融入主流社會等棘手狀況；對於經濟狀況不佳的義大利、希臘等主要難民「上岸國」而言，接收難民更是其難以承受的重負。
恐怖襲擊的頻現一方面暴露了歐洲社會一直標榜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理念在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即對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二代來說，這些理念難以企及。惡劣的生活環境、不公平的求學和就業機會、人為的歧視和極端組織的蠱惑以及移民融合政策的失敗等都是成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歐盟在司法、內務等領域囿於過度的隱私保護等在信息共享和反恐合作上的缺失。
第六，在一體化的實施和推進進程中，尤其是近些年來，在內、外挑戰空前嚴峻的形勢下，歐盟及其成員國缺乏堅強領導，一些政治家的戰略眼光、責任擔當和政治手腕不足，也成為歐盟的一個軟肋。
一方面，一些原本應當承擔領導國家職責的政治家，一半無奈一半自願地跟著「民意」指揮棒走；另一方面，「民意」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公投」作為代議制的補充卻屢屢充當了政治舞臺的主角，事關國家長遠發展的嚴肅議題被輕易交付給缺乏必要信息和決策經驗的民眾。
以上種種問題，使得疑歐主義和民粹主義一度甚囂塵上，成為歐洲繼續一體化的攔路虎。
前景可期，任重道遠
當然，應當看到，相比於過去幾年各種危機集中爆發的最艱難時期，歐盟正在逐步走出最黑暗的低谷。
經濟層面上，出現了復甦跡象。2017年第一季度，歐盟28國GDP同比增長1.9%，繼續在緩步復甦的通道中行走；而長期困擾歐元區經濟的通脹問題，也在歐洲央行持續的量化寬鬆政策下恢復到了略低於2%的水平。
政治層面上，極右翼疑歐主義政黨在荷蘭、法國的大選中失敗，增強了歐盟繼續推進歐洲一體化的信心。6月23日，法國新任總統馬克龍承諾法德「將用一個聲音說話」，共同為眼前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案。法德核心的鞏固，會為歐盟穩定局面、逐步解決當前面臨的種種問題奠定良好基礎。歐洲民眾對於歐盟的認同與信心也有所恢復。根據「歐洲晴雨表」春季調查的數據，對歐盟持正面印象的受訪民眾比例增加了5個百分點，信任歐盟的受訪民眾比例增加了6個百分點。這對於亟需重獲民意基石的一體化進程而言無疑是雪中送炭。
同時，危機和問題也將倒逼歐盟進行體制改革。「多速歐洲」策略的提出，即表明歐盟已準備放棄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力圖使政策適應現實；法德首腦在會晤中也將推進歐盟機制改革作為新一輪法德合作的關鍵內容。長期來看，由於歐洲自身的相對衰落趨勢未改，面對各種內外挑戰，「抱團取暖」、推動一體化深入發展仍是各成員國的共同利益。因此，儘管一體化的未來之路不可避免地充滿曲折艱難，但仍會處於不斷完善、不斷推進的進程中。
「我要說，我們必須要有共舉復興大業的考慮，並且我們知道此舉必會付諸實踐，因為我們同為歐洲人，亦同為西方人!」這是時任法國臨時政府總理的戴高樂1945年10月3日視察德國法佔區建設時的表態，預言了法德共同復興歐洲的歷史使命，也是當前法國歐洲政策的生動表述。
法國新總統馬克龍上任後首訪國家就是德國。他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商定將加強法德關係，並「歷史性地重建歐盟」。有德國媒體將二人的組合稱為「默克龍」，「法德軸心重塑」的調子一時不絕於耳。不過，表面契合的背後，是更多深層次的分歧和無奈。
所謂「法德軸心」、「法德引擎」、「法德配偶」等稱呼，是對法德兩國在歐洲建設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認同。然而，面對歐盟當前的危機，法德兩國要想繼續拉動歐洲列車前進，必將會遇到重重阻力。能不能改變已持續多年的力不從心的狀況？
法德分歧
按照官方說法，默克爾與馬克龍商定要制訂一份歐盟中期發展路線圖。「不能僅僅應對英國『脫歐』之事，而是應該首先思考如何深化歐盟一體化，特別是重振歐元區」。
不過，此事說來容易做來難。
首先，馬克龍當選並不意味著法國國情和歐洲局勢的突然改變。馬克龍陣營獲得國民議會多數席位，為下一步實施改革打開了方便之門。而在改革的道路上，馬克龍能否複製在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時的成功，法國乃至歐洲各國的輿論並不十分樂觀。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所朱苗苗副教授說，馬克龍面臨的挑戰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從此次投票結果看，馬克龍的實際支持率並不是很高；二是勒龐（2012年、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候選人）在議院外的反對力量仍然很強；三是馬克龍改革和施洛德（1998年至2005年任德國總理）有相似之處，可能造成並不太好的後果；四是法國國內持反歐情緒的民眾佔總人數的四分之一，而在德國僅有10%。
其次，法德雖然在歐盟改革議程中達成一定共識，但分歧依然棘手。馬克龍希望為歐元區設置獨立的預算、立法機構和財政部長，對此，德國從一開始就表示反對。德國財政部發言人表示，「修改歐盟條約必須獲得歐盟全體成員國同意，這在當前不切實際。」德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政府內部的一致共識是，鑑於歐洲當前面臨的困境，需要修改條約的計劃並非好主意。雖然近日默克爾的姿態有所緩和，稱自己「正在考慮馬克龍的改革方案」，但也不排除只是一種外交層面的「客套話」。
第三，德國大選的影響。德國擬於9月24日舉行的聯邦大選已經進入了最後三個月的倒計時階段，默克爾為了迎合民意，在歐盟改革問題上可能不會願意讓德國承擔更多責任。所以，有媒體稱，「默克龍」組合究竟會有什麼作為，恐怕還要等到德國大選結束之後。
第四，歐盟成員國主權的讓渡程度問題，這也是歐洲一體化從始至終都面臨的一個難題。主權讓渡是國家和國家之間、國家和國際組織之間主權移交或部分移交的行為，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不少摩擦都和主權讓渡問題有關。在涉及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的領域，成員國會對決策過程嚴加控制，各成員國對主權讓渡的底線持不同立場，導致矛盾的不可調和，比如此次法德在歐盟改革問題上的分歧。專家指出，除非在馬克龍提議的預算一體化制度下德國聯邦議會繼續保有對本國預算的最終決定權，否則德國將只有制定新憲法一途才可能實現預算最終決定權讓渡到歐盟的結果。
「一家獨大」
與法德軸心相關，還有一個貫穿歐洲一體化始終的因素——德國「一家獨大」引發的「恐德症」。縱觀歐洲歷史，自1871年德意志帝國統一以降，歐洲的「恐德症」階段性出現，「歐洲的德國」和「德國的歐洲」不時被用來描述時局，而兩次世界大戰均由德國發動，更是加深了「症狀」。
法國對德國的態度始終是矛盾的，壓制與謀求合作的聲音共存。「德國的命運是世界的中心問題」，這是戴高樂的原話。二戰結束初期，在不利於法國的複雜國際形勢下，戴高樂借德國問題打開法國的外交局面，開創了一個有利於法國的歐洲環境。
標誌著「法德軸心」形成的《愛麗舍宮條約》（1963年1月22日，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和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在法國總統府愛麗舍宮籤署的法德合作條約）指出，過去100年間法德之間的三次戰爭（1870年普法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為促進法德和解和合作，條約強制規定了兩國領導人定期磋商機制，基於共同利益，解決在外交、國防等方面的分歧，達成統一立場，宣告法德之間用合作代替了對抗。
然而，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及冷戰的結束，法德矛盾再度激化。歐洲一體化研究專家伍貽康認為，德國重新統一使歐洲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從而動搖了法德軸心賴以運行的基礎。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德國已經過於強大，現存的歐洲體系已不可能依靠自身力量在德國與其歐洲夥伴間保持平衡」。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曾斷言，自柏林圍牆被推倒後，「波恩和巴黎之間的合作已經開始崩潰」。在這種情況下，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恐德症」又重新回潮了。
進入新世紀，歐洲一體化進程遇新挑戰——歐債危機。被救助的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希臘、賽普勒斯等國曾紛紛表達對救助主力德國的不滿，德國處於出力不討好的境地。英國《金融時報》曾刊發題為《「德國主導歐洲」的危險》的文章指出，德國影響力不斷增長以及由此引發的怨恨不斷加深，現在成了歐洲政治的主題。這是對歷史的嘲諷，因為發端於上世紀50年代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主要目的就是要永遠終結那種認為德國太過強大、無法與四鄰和諧共處的觀念。
分析稱，近幾年由於法國經濟低迷，實力下降，曾經的法德軸心逐漸被德國「一家獨大」所取代。如果馬克龍不能順利地推行改革，提升法國的實力，那麼法國與德國平起平坐是不現實的。國際關係學界將類似法德差距懸殊的這種現象稱作「不對稱性」。朱苗苗表示，法德之間的不對稱性近一段時間內不會出現改變，德國的領導地位也不會發生變化。雖然馬克龍依賴於德國的經濟支持，但德國若給予法國大量支持，可能會引起國內民眾的負面情緒。德法需要在新的合作框架下尋找新的合作支撐點。
背後的大國博弈
法德兩國作為發動機本身有矛盾，而其所處的歐洲乃至全球大環境，更增添了幾許無奈，對其軸心作用的發揮形成掣肘。
首先是歐洲右翼勢力的崛起。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抬頭，但長期處於邊緣狀態，最近幾年存在感驟增。以法國「國民陣線」和荷蘭自由黨為典型，雖然這兩個極右翼政黨在今年的選戰中最終落敗，但影響持續存在，加劇歐洲的「撕裂」態勢。另外，去年柏林聖誕恐襲後，德國選擇黨支持率達到新高，奧地利、比利時、丹麥、瑞典等國的極右翼政黨也在不同程度顛覆著各國的傳統政治格局。在這樣的背景下，法德兩國的合作受阻，發動機「歇火」機率增加。
第二是英國「脫歐」的破壞性影響。英國與歐盟就「脫歐」事宜談判已經正式啟動。歐盟預算委員京特·厄廷格6月28日說，英國脫離歐盟後，歐盟的預算將出現總額達200億歐元（約合1542億元人民幣）的「窟窿」，需要其餘27個國家填補。除了顯而易見的財政方面的壓力，英國「脫歐」還可能加劇歐盟離心力。德國《南德意志報》指出，逐漸擔任歐洲領導人角色的默克爾顯然不希望看到英國「脫歐」，因為這將讓歐盟面臨質疑。
英國長期以來充當著歐洲大陸的離岸平衡手角色，核心是平衡法德關係。伍貽康認為，法德英三角關係處理得好，則能更好地推進歐洲一體化，維護和鞏固歐盟，否則摩擦和危機必然增多。眼下，法德英關係進入了新一輪調整期，各種摩擦難以避免。按照英媒的說法，德國失去了一個抗衡法國經濟幹預政策的力量；法國則失去了一個支持歐盟在非洲及其他地方採取軍事行動的重要夥伴。
第三，美歐俄大國博弈的複雜化，影響法德軸心作用的發揮。歐洲主導權爭奪戰仍在持續，美、俄、歐盟兩兩之間並不存在絕對信任。近幾年來，面對陰霾重重的歐盟，美國頻頻「落井下石」，對歐洲的銀行業施以重拳。川普上臺以來，美歐矛盾進一步凸顯。有分析稱，一定程度上選擇了孤立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的川普令德國和歐洲頭疼不已。德國政府認為，如果能夠保住當下G20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議程不受美國新總統的影響，就已經算是一個巨大勝利了。此外，對美國「又愛又恨」的立場加劇歐盟其他外交政策的矛盾，在可預見的未來，俄歐「鬥則兩傷」的局面仍將延續。
凡事也都具有兩面性，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危」與「機」並存。比如英國「脫歐」對歐盟而言也不失其積極意義的一面，「脫歐」對英國的負面影響或對其他某些躍躍欲試的「脫歐派」構成壓力，從而促使歐陸國家更加團結。面對棘手難題，作為「發動機」的法德兩國也在竭力扭轉頹勢。簡言之，歐洲一體化道阻且長，法德軸心唯有上下求索。
英國「脫歐」讓歐洲一體化進程遇到阻力。那麼，歐洲一體化未來的前景如何？這種一體化模式是否還有優勢可言？與其他一體化組織相比較，歐盟具有什麼獨特的優勢？就這些問題，我們專訪了英國東英吉利大學政治學教授海珊·卡西姆。
理論需要創新
記者：你曾在作品中指出，初創歐盟並指導歐盟發展的有兩大理論，即新功能主義與政府間主義。在當前民粹主義在歐洲抬頭的時代，你認為哪種理論佔優？
卡西姆：現在沒有哪一種主義佔主導地位。因為民粹主義的興起和一個較大的成員國脫離歐盟，造成了此類脫離形式的首個案例。這需要對已存在的基礎理論進行重新評估和審視。
早在2011年10月，法國教授道格拉斯·韋伯就認為有必要創造一種新理論，亦即歐盟解體的理論。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剖析歐盟解體的可能性。那時他已預見在未來幾年，歐盟會開始從歐元區進行部分解體。
傳統歐洲一體化的兩大理論亦即國家間主義和新功能主義認為，歐盟國家間的合作依賴於經濟領域的機構化和互相依賴，因而理論初創者認為歐盟不會解體；但是韋伯認為，討論歐洲一體化是否必然失敗沒有意義，重要的是，歐盟的存活取決於德國長久致力於參與歐盟事務。目前來說，德國確實依然是倡導者，但是其倡導能力已經大不如從前。
記者：現在這兩大理論都面臨什麼問題？
卡西姆：沒有一個理論強調了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採取有效決策的重要性。它們都假定各國駐歐盟代表團將會自己制定一套方案來解決各國政府遇到的問題。比如，如果從新機構主義倡導者哈斯的角度來看，冷戰結束前兩個德國的統一則是使歐洲一體化進程受阻的主要因素之一。
團結與分歧並存
記者：你認為英國「脫歐」後，歐盟會更加團結還是內部分歧會加大？
卡西姆：令人驚訝的是，27國歐盟（英國「脫歐」後剩餘的成員國）在英國「脫歐」和後續將與英國展開的談判上，建立了一個團結陣線；他們拒絕了英國一切「分裂和徵服」的意圖。
如果這種團結得到捍衛，那將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成就，但目前還有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要優先保障剩下的27個歐盟成員國的利益、要作為一個整體跟英國進行「脫歐」談判、要搭建一個能解決未來爭議問題的談判平臺。
記者：在英國「脫歐」問題上，27國的歐盟展現了團結一致的決心，那麼，新歐盟內部就不存在分歧嗎？
卡西姆：不可否認的是，27國的歐盟內部確實存在著明顯分歧。主要問題是歐元未來將向何處去，歐盟國家將採取哪些必要措施以保障歐元區的穩定和民主。有一些國家認為，只有讓歐元區局限於北歐國家才能繼續存活下去；另一些國家則希望南北歐國家能夠達成和解。在這一問題上，德國和法國意見相左，這無益於問題的解決。但是，馬克龍當選法國總統以及默克爾和德國財長朔伊布勒的立場弱化，則預示著一種變革。
5月22日，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在柏林與新上任的法國經濟部長布魯諾·勒梅爾會面，雙方已表態將採取具體措施鞏固歐元區。
此外，到目前為止，歐盟的領導人、所屬機構和歐盟黨派等，在本應果斷處理上述棘手問題時，均採取了迴避的態度。
最大的單一市場和貿易組織
記者：歐洲聯盟作為一種國家聯盟，同東協及非洲聯盟或者其他類似聯合體相比較，有何優勢？
卡西姆：歐盟不僅僅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和貿易組織，歐洲一體化的廣度和深度也比任何其他的區域聯合體要強大得多。歐盟的優勢在於貨物和服務貿易的便利化、成員國之間的民眾自由流動、強有力的競爭力，以及謀求解決共同問題的一種永久性機構框架。
在貿易談判領域，歐盟有強有力的籌碼。它最近與加拿大籤署的協定和與日本籤署的新協定都是好的案例。
歐美關係是歐洲國家對外政策的基石之一，健康的歐美關係被認為既可維護歐洲地區的安全與繁榮，也可提升歐美雙方的全球影響力，從而維繫西方的領導地位。然而，近年來，歐美分歧日顯，關係也日趨複雜，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
拒絕握手？
如今的歐盟，面臨著方方面面的難題。相比起2003年歐盟出臺《歐洲安全戰略》時洋溢著的樂觀精神——「歐洲從未如此繁榮、安全及自由」，如今的歐洲多少顯得落寞。
想要走出落寞，歐洲一方面需要「內部整頓」，團結各國共同解決危機；另一方面還需要營造穩定的全球環境以支撐其內部發展。而在歐洲人看來，建立於共同價值觀之上的歐美關係無疑就是「穩定之錨」。
然而，自2016年底川普當選美國新一任總統後，他的種種表現並沒有滿足歐洲人對歐美關係的期待。從拒絕與默克爾握手，到北約峰會上當面批評歐洲各國領導人，川普的言行舉止從未停止過對歐盟及歐洲各國領導人的「挑釁」。而在許多具體政策上，川普也絲毫不理會歐洲國家的感受。向普京示好、頒布「禁穆令」、威脅撕毀伊核協議、宣布退出《巴黎協定》等等，都在歐洲引發軒然大波。
商人出身的川普將「利益交換」作為其外交政策的行動指南，將自由貿易、氣候治理等原則視作空洞無用乃至有弊無利的冗餘，也因此削弱了雙方所代表的西方在全球治理領域的話語權。德國副總理兼外長加布裡爾概括了歐洲人對川普的看法：「美國政府的短視政策與歐盟的利益相悖……西方已經變得更小，（如果不這麼說的話）至少也已經變得更弱。」
歐洲人的回應
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新總統馬克龍分別用自己的方式回擊川普。2017年5月，默克爾在慕尼黑附近的一個啤酒節上向歐洲人發出警告：歐洲人需將命運「牢牢地攥在自己手裡」；而馬克龍則在與川普的「握手大戰」中向美國人展現了自己的雄心。
自英國「脫歐」和川普上臺以來，歐盟持續推進成員國在防務上的合作。在6月24日至25日召開的歐盟峰會上，各國領導人批准了法德兩國共同發起的防務合作倡議，各成員國將圍繞防務合作項目及標準進行深入討論。正如馬克龍所說，多少年來歐盟成員國都沒有在防務合作上取得進展，但在此次峰會上，歐洲人「做到了」，這一舉動是「歷史性的」。
川普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之後，歐盟及歐洲各國領導人紛紛表示了不滿。在同一次峰會上，歐盟也重申了對巴黎氣候協定、市場開放和反對保護主義的堅持。
與此同時，歐洲人也開始意識到，在川普「靠不住」的情況下，要在全球治理上有所作為，就必須尋找新的合作夥伴。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說，「如今美國打算放棄其國際上的聯繫，中國就變得更加重要了。」中歐雙方在堅守自由貿易、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堅持多邊合作等諸多方面都有著廣泛的共鳴。
近日，歐洲中央銀行（簡稱歐洲央行）發表聲明說，2017年上半年，歐洲央行已經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的方式增持了等值5億歐元的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這是歐洲央行首次持有人民幣外匯儲備。外界普遍認為，雖然數額不大，但意義重大。如歐洲央行所言，此舉反映出「中國對於歐元區的重要性正在不斷提升」。當下，美元是主要的儲備貨幣，只要有新的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比重就會降低。
除中國外，歐洲也加強了與印度、日本等國的聯繫，以此填補美國離開所留下來的「真空」。
跨大西洋關係前景
雖然在5月底的北約峰會上，川普並未重申對北約第五條即集體防禦條款的承諾，但在6月初會見羅馬尼亞總統時，他表態支持該條款；而在川普多次尋求要與德國商談貿易協定遭拒之後，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與歐盟委員會委員馬爾姆斯特倫於4月底會面，商談有關重啟《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的有關事宜。另外，美國也一如既往地在北約框架下行動。種種跡象表明，美國並非真的願意、也無法輕易離開歐洲。
默克爾在啤酒節上的講話被廣泛視作歐美雙方將「分道揚鑣」、歐洲將「獨立自主」的象徵，但事實並非如此。默克爾的原話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完全依賴在他人身上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某種意義上」及「完全依賴」給予了這句話充足的詮釋空間，德國政府發言人對默克爾的講話作了這樣的解釋：默克爾仍將「堅定地致力於」跨大西洋關係，但也會在意見分歧時批評美國。
誠然，歐美關係當前進入了一個低谷，雙方領導人的政治互信大大削弱。但操作層面上，即在安全防務、情報共享、貿易投資等領域，歐美合作依然密切，廣泛存在於民眾間的「共同價值觀」更是歐美關係的「護身符」。
6月21日，96歲高齡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飛赴柏林，與默克爾共同見證了「標誌著跨大西洋合作開端」的「馬歇爾計劃」實施70周年的慶祝活動。兩位政治家多次強調了跨大西洋關係的重要性，然而這一關係背後的力量才是關鍵所在。正如基辛格在會上所言，「充滿勇氣的政治家們的合作才帶來了歐洲的團結和跨大西洋關係……遠見卓識是偉大成就的先決條件」。基辛格此言是對川普的提醒，也充分表達了美國主流聲音對歐洲的關切，歐美關係將在踉蹌中繼續前行。
60年前，法國、聯邦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六國領導人，在羅馬籤署《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後統稱《羅馬條約》），標誌著歐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歐共體）誕生。
歐共體結束了歐洲大陸數百年的戰亂，讓歐洲人享受了和平，且一直以來都曾被視為地區一體化的典範。然而，這一「典範」正在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經濟不景氣、政治不團結、民粹主義興起、難民危機和恐怖威脅接踵而來……
為什麼歐洲會出現這些問題？歐洲將何去何從？就這些問題，我們採訪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馮仲平。
步子太快
記者：1957年《羅馬條約》成就了歐盟的前身歐共體，一度被視為地區一體化的典範，甚至有人說歐共體會變成「歐洲合眾國」。歐盟現在遭遇到多方面挑戰，問題的根源在哪？歐盟自身在推進一體化過程中是否犯了一些錯誤？
馮仲平：歐洲戰後的故事就是一體化的故事。成立歐共體最初的動力是為了消除戰爭，讓歐洲實現長久的和平。20世紀歐洲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一體化就是要把德國關在一體化的籠子裡。二戰結束後，歐洲人覺得解決不了「德國問題」，戰爭就會重新爆發，所以當時有特別強烈的意願推進一體化。
因此，一體化起初是個「和平工程」或「政治工程」，同時附有經濟上的好處，一開始走得是很穩當的。但是到冷戰結束以後，歐盟發展的步伐邁得太快，從冷戰結束時的12個國家迅速擴大到28個。聯盟內部的國家發展水平差異化增大，利益的訴求也不一樣。新成員國特別是2004年之後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的動機主要是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但是加入了之後，並沒有明顯覺得給它們帶來多大的好處。再加上後來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歐洲內部的凝聚力不斷下降。
歐洲一體化在擴大方面是有失誤的。成員國如果得不到經濟上的好處，它對歐盟的支持度和忠誠度就大打折扣了。
如果說歐債危機擴大了南北矛盾，使南歐國家深陷危機，北歐國家充當「救火隊長」，那麼，難民危機則突出了東西矛盾，西歐國家願意開放大門接收難民，東歐國家則拒絕接收難民。
歐洲出現的問題，其實是整個西方都面臨的問題，即伴隨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壓力和貧富分化的加劇。一些跡象其實在2008年以前就出現了，只是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讓固有的矛盾暴露出來並加劇了。經濟層面的衰退必然會傳導到社會層面，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上升，然後也必然會傳導到政治層面，形成政治動蕩。這是歐洲出現問題的邏輯線索。
直接帶來的後果就是人們開始反歐洲一體化。反歐洲一體化，實際上就是反全球化。英國「脫歐」就是一個把反全球化思潮變成實際的例子。英國有千萬條理由「脫歐」，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移民問題。去年「脫歐」公投期間，最能吸引英國人的一個觀點是：退出歐盟以後，歐盟其他成員國的人口將不再湧入英國。人們可以看到，反移民已經成為反全球化和反一體化的核心詞。
不會解體
記者：英國「脫歐」會不會引發連鎖反應，讓歐盟走向分崩離析？
馮仲平：歐洲曾經有兩個特別大的擔憂：一個是由於歐債危機的爆發和蔓延，歐元區會不會解體，統一的貨幣會不會瓦解；第二個是英國「脫歐」會不會成為第一張倒下去的多米諾骨牌，引發整個歐盟的解體。
英國「脫歐」標誌著歐洲反一體化力量達到了一個高潮。人們很擔憂出現第二個英國，法國會不會（脫歐）？荷蘭會不會（脫歐）？再加上去年11月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人們擔憂很有可能進一步刺激歐洲反全球化的浪潮。
不過，從目前來看，英國「脫歐」沒有出現人們擔憂的連鎖效應，法國大選中馬克龍的獲勝是一個重要標誌。
馬克龍的對手、右翼候選人勒龐領導的「國民陣線」，是一個極端的反歐盟政黨，它能夠在法國得到非常高的支持率，實際上反映了法國國內反一體化和反全球化力量之強，但是最後依然被馬克龍打敗了，說明這股力量目前還沒有佔據上風。
法國大選標誌著歐洲一體化並沒有退潮，是歐洲一體化形勢好轉的跡象。
馬克龍是近年來最親歐盟的，或者說是最支持歐洲一體化的政治家。他的上臺可能會給歐盟帶來一個機遇，那就是法德重新聯合起來，繼續扮演雙發動機角色，充當歐洲一體化的火車頭。他當選總統以後，立刻訪問了德國，和默克爾討論如何讓歐洲一體化往前走。
歐盟向好還有一個跡象是：歐洲經濟正在轉好。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其他各種權威機構對歐元區和歐盟經濟的預測，都是比較樂觀的。歐盟有望實現金融危機以後所有成員國未來連續三年正增長。另外，歐洲的失業率也在下降，2016年開始到今年，失業率都降到了10%以下，達到了危機前的水平。數據傳遞的信號是：歐盟一體化的最危險期已經過去了，現在開始進入了一個反省和調整改革期。
必須改革
記者：如果說歐盟進入了一個改革期，那麼改革的主要方向在哪裡？面臨哪些障礙？
馮仲平：目前看來，歐盟的改革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國家層面，一個歐洲層面。
在國家層面上，要重點關注法國、義大利這些國家，尤其是法國。如果說馬克龍不能引導法國進行真正的改革，民粹主義還是會捲土重來，歐盟的前景還是不樂觀。
法國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重振經濟，降低經濟運行成本，提高競爭力，也就是要減少福利，減少公共開支，改革勞動力市場，給企業鬆綁，讓企業重新煥發競爭力。但是法國的問題誰都知道，改革阻力太大。席哈克和奧朗德的改革都以擱置告終。馬克龍當時在奧朗德政府擔任經濟部長，提了一個馬克龍改革方案，最後也沒做成，這說明改革在法國阻力巨大。
幸運的是，馬克龍領導的政黨取得了國民議會的多數席位，保證了他不只有改革的意願，還具有改革的能力。
法國號稱世界上最不願意改變的國家，一改革就有人上街遊行示威。歐洲國家該做的一個功課就是，在經濟全球化面前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提高產品競爭力。這個功課別的國家都在做，法國沒做。有評論說，馬克龍和勒龐不管誰贏，得到的都是一個「歐洲病夫」。
歐盟層面上的改革，主要是改進歐盟制度層面上的缺陷。馬克龍當選之後訪問德國時，提出要建立一個「歐元區財政聯盟」，這其實就是歐洲現在最緊迫的事情。
為什麼會出現歐債危機，一部分原因是歐盟雖然統一了貨幣，卻沒有統一財政；有統一的央行，但沒有統一的財政部和統一的預算。
在歐盟內部，國與國之間的發展水平存在比較大的差距。正常來講，只有在國與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的情況下，統一貨幣才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做法，但歐盟沒滿足這個前提就統一了貨幣，這本身是貨幣制度上的一個缺陷。馬克龍提出要建一個統一的歐元區財政聯盟，就是要避免再發生債務危機。
改革是很艱難的。馬克龍的改革能不能推動，歐元區的改革能不能推動，接下來還要觀察。但是這都是歐盟必須要做的改革，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改革。為了歐盟的長遠發展，為了法國的長遠發展，這些改革是繞不開的。
多速歐洲
記者：歐盟也注意到了內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所以提出了「多速歐洲」的概念，目的是實現分速一體化，你覺得「多速歐洲」從操作層面上能實現嗎？
馮仲平：分速一體化並不是歐盟希望看到的，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如果不這樣做，一體化可能就停滯了。為了避免停滯，就必須採取新的一體化路徑。
歐盟的擴大和內部利益的分歧，決定了它不能夠以同一個速度往前走。歐盟自身並不願意在內部分三六九等，分為核心區或者邊緣區，這也不利於內部團結。
事實上歐盟其實已經是「雙速歐洲」了。例如，一些成員國沒有加入歐元區，也沒有加入申根協定。被迫提出「多速歐洲」，我認為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做法。「多速歐洲」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它必須是開放式的，不是形成一個小集體小圈子，應該讓別的國家條件成熟了隨時可以參加。
不過中東歐國家還是堅決反對「多速歐洲」，他們擔心被邊緣化，認為這在分裂歐盟。但我認為，法、德、意是下了決心要做這個事情。
記者：在面臨一系列挑戰之後，歐盟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是否正在被削弱？
馮仲平：歐盟在國際上的最大的影響力是經濟上的影響力，或者說是經濟話語權。它的經濟地位取決於三大因素：統一市場、統一貨幣、在國際多邊機構中以歐盟的統一身份出現。
經濟事務中歐盟的地位依然是特別重要的。在政治外交安全領域，歐盟的影響力還主要是靠成員國政府間合作。這部分權力它沒有交到超國家機構裡，還是在成員國的手裡。不可否認，這幾年歐盟遇到了很多的難題、危機，導致其內部矛盾增加、離心離德，在國際上的聲音的確受到了削弱。未來的影響力將取決於上述改革能否成功。
美歐漸行漸遠？
記者：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宣布實行「美國優先」，這對於美國和歐洲的關係會有什麼影響？
馮仲平：川普上臺以後，歐洲和美國的分歧確實增加了。「美國優先」這個思維與過去歐美共同維護跨大西洋聯盟的立場是矛盾的。過去幾十年，美國的總統和政府一直把歐美共同利益看得很重要。川普則把美國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這種情況下，歐美在很多問題上開始出現分歧。
比如說氣候問題，歐洲人堅定地維護《巴黎協定》，川普則宣布退出。在北約問題上，川普主要強調的是歐洲國家要繳納軍費，淡化集體防務。我的看法是，只要川普在臺上，「美國優先」政策不改變，歐美關係就可能出現疏離，大西洋兩岸的關係就可能漸行漸遠。
儘管我認為北約還不會解散，但是大西洋兩岸的關係會變得冷淡。對歐盟來說，這可能會產生三方面的影響。
首先，歐盟會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尤其是防務方面的依賴，加大自己的共同防務建設。這個趨勢現在已經開始出現。
第二，對周邊的問題比如中東問題，歐盟會比以前更加重視，並且提出解決方案，不再像以往一樣主要依賴美國來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歐盟會擴大自己的「朋友圈」。它覺得美國不是太可靠的話，就會和一些新興經濟體包括俄羅斯尋求關係緩和，也會更加重視和中國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