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十七十八世紀的越南地理書中，流傳至今各種抄本的「天南四至路圖」是最具代表性的地理書。「天南四至路圖」是以越南京城升龍為中心，至南方佔城國，西北雲南段中越邊境，北部中越南關、北關界首，東北欽州邊界的四條路程圖。越南學者張寶林等曾在1962年越語版的《洪德版圖》序言中考證過該圖的編寫年代，美國學者惠特摩爾在《越南制圖學》一文中簡要介紹過該書的內容，筆者曾在《從徵佔到平南：15-18世紀越南「南行路程圖」研究》一文中考查過其中的南行路線 。然而，學界還未有對本書的全面研究，本文試圖對「天南四至路圖」的各種抄本和編寫年代等問題，在前人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考察，以便學界對本書有更深入的認識。
二、抄本保存概況及內容
保存至今的「天南四至路圖」均為抄本，保存於越南、法國、日本的幾所圖書館內。各抄本名稱略有不同。筆者目前了解到的抄本包括以下幾種：
法國巴黎亞洲學會藏《纂集天南路圖書》，編號HM2241。「纂集天南路圖書序」1頁，四至路圖42頁（83面）。「天南總圖」一頁，各處承宣圖9頁，含：清化、義安、山南、京北、海陽、山西、太原、宣光、諒山、興化、安邦，其中後四區各一面，未含廣南政權控制下的順化和廣南。南行步道總路程六十一日，其他抄本南行步道大多僅標出到靈江岸邊的日程。
越南漢喃院藏《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書》，編號A73，40頁。卷一自升龍至佔城國城：一陸路館舍橋渡序次，一水路江河涇港序次，一海道門流淺深序次。卷二自京畿至欽州念州：一陸路橋渡館舍序次，一水道江河溪港序次，一海道山石浮沉序次。卷三自奉天至廣西雲南，一水道江河深淺序次，一陸路山溪原濕序次。卷四自京城至北關門，一陸路橋渡驛舍序次，一水道江河溪港序次。
越南漢喃院藏《天南四至路圖書引》，編號A588，只有文字，無圖。一、天南四至路圖書中的南行路程；二、「清義廣順諸海門形勢名勝」，自神符門始。內容與《徵佔日程》前兩部分相同。關於海門內容比較簡單，沒有廣南政權時期的資料，為原始文獻。
越南漢喃院藏《版圖總錄》編號A1362。第一部分《天下版圖總目大全》，十三承宣地圖。第二部分「安南上路日程」，實為《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書》中的南行路程圖，共23頁。南行終點為「城佔城國」。頁眉標出詳細的文字，陸路行程共「六十一日」。第三部分《安南圖說》。
越南漢喃院藏《大南版圖》或稱《南越版圖》，編號A1603，第一部分，《大越國總覽圖》一頁。第二部分，《交州志》三頁，《天南四至路圖書引》一頁；第三部分，《洪德版圖》附錄各處海門、十三承宣地圖。第四部分《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書》，42頁。卷一自升龍城至佔城國城：一陸路館舍橋渡次序，一水路江河涇港次序，一道海門淺深次序。卷二自京畿至欽念州：一陸路橋渡館舍次，一水道江河海次序，一海道山石浮沉次序。卷三自奉天至廣西雲南，一水道江河深淺次序，一陸路山溪源隰序次。卷四自升龍至北關門，一陸路橋渡驛舍次序，一水道江河溪港次序。北路多出諒山、高平至中國邊界路線。第五部分，同甲午平南圖，無標題。
越南漢喃院藏《天南四至路圖》，編號A2300。含三部分，各部分均無標題。第一部分，十三承宣地圖，共11頁，分別為：清化、義安、山南、山西、京北、海陽、太原、宣光、興化、諒山、安邦、順化、廣南（廣南地圖標有「南夾佔城」）。第二部分，「四至路圖」，共37頁。無文字說明。南行到「庯諧潭」、「佔城國城 石城天造」。東行到欽州，此處標有「卷三終」（卷二終誤）；西行到雲南，標有「卷三終」；北行到「南關」。第三部分，靈江以南阮主政權詳細地圖，共13頁。此部分同「甲午平南圖」洞海——佔城部分，佔城以南未畫，而甲午平南圖為「洞海至高綿界」。
越南漢喃院藏《洪德版圖》中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書》，編號A2499，此書未見。據《越南漢喃遺產書目提要》，此本與A1603同 。
越南漢喃院藏《天下版圖》中的《纂集安南路》，編號A2628；41頁路圖。多出三頁地圖，宣光高平一帶通往中國的路線，同A1603。
越南漢喃院藏《安南形勝圖》，編號A3034，第二部分，無題，同A2300。如路圖第一部分：通廣西雲南界。《安南形勝圖》第三部分：《撮輿地圖日程》，38頁。第一部分：南行路程圖名為「平南指掌」，路程與《平南指掌日程圖》同 ，陸路南行至佔城共三十六日。南方最遠處為「自此至蒲持門，佔城國界」；第二部分：海陽安廣等處；第三部分：山西興化宣光；第四部分：京北諒山等處。可謂四至路圖的另一種抄本。
日本廣島大學藏《洪德版圖》中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書》，編號98846，35頁。卷一自升龍至佔城國（見圖1）：一陸路館舍橋渡序次，一水路江河涇港序次，一海道門流淺深序次。卷二自京畿至欽州念州：一陸路橋渡館舍序次，一水道江河溪港序次，一海道山石浮沉序次。卷三自奉天至廣西雲南，一水道江河深淺序次，一陸路山溪原隰序次。卷四自京城至北關門，一陸路橋渡驛舍（此處缺「序次」數字）。
圖1 日本廣島大學藏《洪德版圖》中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書》，編號98846，35頁。卷一，自升龍至佔城國。
日本東洋文庫藏《洪德版圖》中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書》，編號100891，35頁。南越1962年越譯本即據此本翻譯。卷一自升龍至佔城國城：一陸路館舍橋渡序次，一水路江河涇港序次，一海道門流淺深序次。卷二自京畿至欽州念州：一陸路橋渡館舍序次，一水道江河溪港序次，一海道山石浮沉序次。卷三自奉天至廣西雲南，一水道江河深淺序次，一陸路山溪源隰序次。卷四自京城至北關門，一陸路橋渡驛舍序次，一水道江河溪港序次。
「天南四至路圖」為升龍至安南四至的道路圖，各抄本對四至路線稱呼略有不同。各抄本中，唯有巴黎亞洲學會本中的南行地圖畫到高棉地區，有高棉都城、匿嫩城等，其他抄本南行路線只畫到佔城國都。
各抄本對「四至路線」的稱呼
三、作者、編寫目的與年代
《天南四至路圖》多個抄本前有「纂集天南路圖書序」或「纂集天南四至路圖書引」，有的抄本序言有署名「青江碧湖儒生中式杜伯氏公道甫撰」，「杜伯氏公道甫敬序」等。A2628《纂集安南路》，正文前標有「正和七年（1686年），青江碧潮儒生中式杜伯氏字公道輯」。東洋文庫本、廣島本《洪德版圖》「天南四至路圖書引」，作者：清江碧潮儒生中式杜伯氏公道甫撰」。A73「天南四至路圖書引」有「杜伯氏公道甫敬撰」等。越南學者一般稱其為「杜伯」或「杜道甫」。據越南學者阮雅研究，近年越南義安省清漳縣碧潮鄉錦囊村杜氏家譜發現關於杜伯的記載，家譜載杜伯，字公論或公道，自小考中鄉甲，補為石河知縣。正和年間辭官，假冒商人，南行至順廣、佔城、真臘，繪制地圖，向鄭主獻計南徵。鄭主遂令其繪制「四至路圖」，是為作者和四至路圖的來歴。由此看，據A2628和杜氏家譜，作者名為「杜伯」或「杜公道」，非「杜道甫」。
近年，越南學者多有說，「天南四至路圖」是杜伯根據鄭主的要求編纂。據抄本所留序言，我們看不出此書與鄭主的關系。各抄本序言雖略有不同，但都沒有提到鄭主的作用。亞洲學會本《纂集天南路圖書》「纂集天南路圖書序」，
「夫天地開闢，自有界限。天地圓傾於西北，而致夜。地形方缺於東南，而積海。故中正為中國，四角為四夷。東南秀發文明，與中國同。西北氣鐘剛勁，與中國異，理勢然也。蓋我安南之地，據中國之南。沿海而東，形如衣帶，上廣下狹。地起昆侖，入黑水為界。脈來五嶺，收赤水為心。一源水赤，爭黃河而分流。三枝龍引，對中國而並立。故中支，崢嶸㟮屹，湧滃潺潺，逶迤迢迢。卓立三島，分下蔓延，其地界為太原京北，接山南海陽等處。左枝先分一簇山……蜿蜒千裡，至欽念州。為城門關鎖，腰分侵雲。一支名曰岧窖，星鋒……安子山……拋山，收六頭江，灣迴其地界，為……海陽等處。右……插天之山，層層疊疊。響鼓之水，馨馨侗侗，崎嶇數千裡，至佔城國為城郭。中分自南而北，屹立傘圓，羅眾山之輻輳，聚百川之同歸，其地為宣光、興化、山西、山南、清化、乂安、順化、廣南等處。這個三枝，皆有山必有水，有陸路必有水途。然古來未有立圖，以便人之往來者，因卓卓四門路，集為天南路圖書一篇，庶覓小補」。
《千載閑談》《大南版圖》《天南四至路圖書引》等書所載「天南四至路圖書引」，「夫天開地關（闢），自有界限。天地圓傾於西北，而致山地形方，缺於東南而積海。故中正（土）為中國，四角為四夷。東南秀出文明，與中國同。西北氣鐘剛勁，與中異理（與中國異），（風氣）然也。我越地據中國之南，沿而東。形如衣帶，上廣下狹。（地）起昆侖，分自雲南，黑水為界。到五嶺間脈，分三支以入（我國）。其上，有赤水道，（下）流入洮河。中支崢嶸㟮屹（兀），自廣西小昆侖少祖而來，逶迭（迡）迢迢。卓立三島，其地界為太原京北，接山南海陽等處。左枝先分一簇，橫欄遶抱，蜿蜒千裡，至欽州念州，為城門關鎖，腰分侵雲。一支名曰窖嶺，星鋒羅城。卓卓突出，安子山牽父，嶺西到古拋山，收六頭江，灣迴其界，為諒山安廣海陽等處。右支引過哀老，插天之山，層層疊疊。響鼓之水，馨馨洞洞，崎嶇數千裡，至佔城國為城郭。中分自南而北，屹立傘圓，羅眾山之輻輳，聚百川之同歸。其地為宣光興化山西山南清化乂安順化廣南等。這個三枝，（皆）有山有水，有陸路水路。愚同（故因）草草四角路，集為天南四至圖書一篇，庶供臥遊雲（焉）爾。」因此，筆者認為，本書編寫與鄭主並沒有關系。
「天南四至路圖」編寫年代，目前有三種觀點。1962年，南越出版越譯本《洪德版圖》時，張寶林等認為，根據圖中洞海壘的出現，此書應在1630年之後編寫。圖中佔城邊界仍畫在石碑山，而1653年之後廣南政權已將越南邊界推進到潘郎江邊，佔有芽莊之地，圖中沒有出現此時設立的泰康、延寧二府，因此，此圖應在1653年之前繪制。此觀點仍有不少越南學者在使用，如陳南進編寫的《黃沙、長沙問答》一書中，認為該書由杜伯撰寫於1630-1653年間。阮越龍《黃沙長沙兩群島的國際法理與主權》，認為，此書由杜伯，字公道者，於1630-1653編寫。2012年越南青年出版社編輯的《黃沙長沙屬於越南》文集中，附錄大事年表將「天南四至路圖」編寫年代置於1630-1653年。1979年越南政府關於西南沙的白皮書，以官方的觀點，指出「這是十七世紀中葉由杜伯編繪的一本越南地圖。」
A2628《纂集安南路》一書，正文前標有明確的年代「正和七年」（1686年），成為近年來學術界認可「天南四至路圖」編繪年代的主流觀點。阮雅《十七到十九世紀黃沙隊的成立與活動》一文中，認為「天南四至路圖書」編輯於1686年。張明德《越南在黃沙長沙兩群島的主權》一書載，這是杜伯在1686年，在鄭主指導下編撰的書籍。陳公軸在《越南在東海的印記》一書中指出，《天南四至路圖》編寫於1686年。陳德英山在《黃沙、長沙：國際學者材料與觀點》中，置「天南四至路圖」的編寫時間為十七世紀末等。陳南進編寫的《黃沙、長沙問答》一書中，一方面參考了黃春瀚、張保林等人的觀點，認為該書由杜伯撰寫於1630-1653年間，又說「總之，杜伯在正和年間（1680-1705）受鄭主之命編撰和繪制《纂集天南四至路圖》」，「公道杜伯1686年編撰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圖》」。
圖2越南漢喃院藏《天下版圖》中的《纂集安南路》，編號A2628。《纂集安南路》卷首。
巴黎亞洲學會本《纂集天南路圖書》原由亨利·馬斯伯樂收藏，其序言標有「景興二年抄本」（1741年），是我們看到的較早抄本，說明此書編輯於此年之前。越南學者黃春瀚曾據此本認為，該書編輯於1741年。越南峴港市編撰的《黃沙紀要》一書的附錄，截取了天南四至路圖書的圖片，標注其年代為1741年。
圖3 巴黎亞洲學會藏《纂集天南路圖書》，編號HM2241。序言。
A2628《天下版圖》中的《纂集安南路》，可能是「天南四至路圖」最原始的版本。在「天南四至路圖」的大部分抄本中，頁眉附有大量的文字，記錄四至路圖的路程。「纂集安南路」雖有詳細的路線圖，但只在圖畫中標出前幾日到達的驛站，沒有詳細列出每日行程。「安南路」南行圖只畫到「夾佔城界」，沒有畫出佔城國都「佔城國城--石城天造」。可見，「安南路」比其他抄本更為簡潔，時間要早。「四至路圖」各書則是此後經過修改、補充完善的抄本。由於《纂集安南路》標出明確的編寫年代，正和七年1686年。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推測，「四至路圖」的最初版本「安南路」是十七世紀末1686年由「杜伯」、「杜公道」編撰而成，而修改本「四至路圖」大約是在十八世紀中期完成的。
法國亞洲學會藏《纂集天南路圖》就是一部典型的抄本和修改本，該書序言明確指出抄寫年代為景興二年1741年。從南行路程圖可以看出其修改的內容。《纂集安南路》最南只繪出了「夾佔城境」，名為「天南四至路圖」的幾個抄本繪出了「佔城國城」。《纂集天南路圖》的佔城國都標為「故佔城國婆爭王」，婆掙王是十七世紀末的佔婆國王，之後廣南政權改佔城為順城鎮。《纂集天南路圖》南行路線又向南延伸，繪出了1697年廣南政權開始佔領湄公河三角洲的政治圖景。圖中標有「同奈處」、「匿秋城」、「匿嫩城」等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政治圖標。
「天南四至路圖」名稱的出現大概經歴了一個發展的過程，最初名為「纂集安南路」，景興初年抄錄修改為「纂集安南路圖」，十八世紀中期更名為「天南四至路圖」。
至於「天南四至路圖」不能準確、及時反映廣南政權地方行政的變化，主要原因在於北方鄭主地區並不能完整收集到南方的情報所致。正如當年乂安鎮守兼督率端郡公裴世達向鄭主上言「南河防守甚密，偵探最難」 。西山起義爆發，北方政權開始「平南」。鄭主命令端郡公裴世達、黎貴惇等人搜集廣南地區的情報，遂出現《撫邊雜錄》《甲午平南圖》《平南指掌日程圖》等著作。即使在這種背景下，「平南指掌」所透漏的陸行路線日程仍然相當不準確。因此，十七世紀後期杜伯編繪南行路程圖時，不了解南方地區地方行政的變化，並不奇怪。
四、從路程圖到方志：越南古地理書的編寫傳統
以「天南四至路圖」為代表的路程圖地理書，其早期形式來源於黎聖宗時期形成的「徵佔日程」。《徵佔日程》一書僅有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保存，編號A611。此書內容分為三部分，一是黎聖宗徵佔時期南行路程，包括陸路、水路和海路；二是南行路程中的海門事跡、黎聖宗與其大臣的詩文；三是南方相關地區的地理等。第一、二部分來自黎聖宗徵佔的原始資料，相關海門事跡沒有涉及黎聖宗之後的曆史，其完成時間應該在十五世紀末。而第三部分則編輯於中興黎朝時期，主要記述廣南地區的地理，以及相關阮主的活動。
在「天南四至路圖」中，南行路線大大豐富於東西北三條路線。我們可以大膽推論，東西北三條路程圖是在南行圖編撰基礎上，對以升龍為中心的路程圖的補充。此三條路程圖的資料基礎，則可能來源於永樂年間的《交州輿地誌》。該書載，自中國「出交州道三：一由廣西，一由雲南，一由廣東。廣東則用水車，伏波以來皆行之。」 南行路線始終是天南四至路圖的核心內容。
「徵佔日程」與「天南四至路圖」中的南行路程圖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天南四至路圖相關的文字表述幾乎完全來自「徵佔日程」。其陸路兵行、吉行，水路，海路行程，經過的路線、驛站名稱都來自黎聖宗時期的「徵佔日程」。
自十七世紀前期鄭阮戰爭，至十八世紀「平南」之前，黎鄭政權的軍隊並未能親歴自廣平至佔城的路線，因此北方人編寫的南行路程圖照搬了「徵佔日程」所記載的路線。「天南四至圖」的南行路線圖則是將「徵佔日程」圖像化和形象化。隨著「天南四至路圖」的不斷傳抄，其南行地面的標志越來越豐富，相較於《纂集安南路》，《纂集天南路圖》和《洪德版圖》所載《天南四至路圖》南行路線增加了廣南政權多處行政機構駐地、軍事堡壘、府庫等，黎鄭政權地區的知識分子進一步加深了對南方的了解。以南行路線為核心的路程圖，反映了「徵佔」、鄭阮之爭、「平南」等政治目的和軍事需要。
圖4 越南漢喃研究院藏《徵佔日程》，編號A611。「陸途兵行日次」。
盡管如此，天南四至路圖也反映了北方政府和知識分子對南方地理知識儲備的缺乏。十八世紀末，黎鄭政府為「平南」而令端郡公裴世達、黎貴惇等收集南方資料，編寫地理書，正是凸顯了對南方地理知識的缺乏和對新徵服地區控制力的虛弱。西山起義爆發後，黎鄭政權乘機「平南」，鄭主密令義安鎮守兼督率端郡公裴世達了解南方虛實。又如黎貴惇在《撫邊雜錄》序言中說，其「間因經歴山川，詢訪遺跡，尋閱舊例，蒐採人材。隨筆記之，遂成卷帙，因名《撫邊雜錄》」，可使「在朝之君子，或有查問南陲事跡，欲以不出戶庭，而坐知千裡。此錄亦可以備一覽雲而。」 在「平南」之前，黎鄭政府和北方知識界對南方地區的了解，基本上仍止於行軍路線兩側的線性認識，缺乏對廣大地區面上的深入認識。
越南古文獻中，保存至今的地理書數量並不多，尤其是十九世紀之前的地理書，幾乎屈指可數。元代在華越南人黎崱編寫的《安南志略》，或許可以算是保存至今最早的越南地理書。十五世紀前期阮廌的《輿地誌》是編寫於越南國內，保存至今最古的越南地理書，該書模仿《禹貢》，以詩賦的形式描述越南的地理分布。十五世紀後期，黎聖宗洪德年間，定十三承宣，出現了「洪德版圖」，記述了中都和十三承宣的行政區劃。聖宗徵佔之後，保存了《徵佔日程》這一路程圖的地理著作。十六世紀中期莫朝楊文安編寫的《烏州近錄》 ，是保留至今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方志形式的越南地理書。《烏州近錄》是一部全面描寫十六世紀越南中部順化承宣（今平治天地區）地理的方志著作，共有六卷，分別是山川、賦稅、版圖、城市、寺祠、官制人物等，形式完整，內容詳實。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烏州近錄》是一部超越時代的地理著作。
《烏州近錄》之後，到十八世紀後期，除了西山起義推翻廣南政權後，為「平南」而出現了《撫邊雜錄》等幾部地理書之外，十七十八世紀越南的地理書只有「天南四至路圖」的各種抄本和修改本。可以說，「天南四至路圖」是十七十八世紀越南地理書的核心著作，是這一時期最具有代表性和特點的越南地理書。「天南四至路圖」多種抄本和修改本的出現，反映了路程圖形式的地理書是十七十八世紀越南流行的地理書編寫方式和編寫傳統。
至阮朝前期，「天南四至路圖」為代表的路程圖地理書仍然是流行的地理編寫方式。阮朝官方編寫的第一部大型地理書《皇越一統輿地誌》，就是以驛路為主線的路程圖形式的地理書。編纂於嘉隆十六年1817年的《程錄要略》 則是民間編寫的最詳細的路程圖。可以說，《皇越一統輿地誌》和《程錄要略》是越南路程圖形式地理書的巔峰之作。
十九世紀之前，越南幾乎沒有一部關於廣南之南的地方志著作。從《徵佔日程》《天南四至路圖》，到《皇越一統輿地誌》《程錄要略》，對南方的地理描述一直是行軍路線和驛路兩側的線性認識，反映的是越南政府對南方地區政治控制力的虛弱。西山叛亂和阮氏廣南軍隊在南方的戰爭和統一越南，加強了越南政府對中部、南部的了解和控制。
鄭懷德等編撰於嘉隆末年，於1820年完成的《嘉定城通志》開始了越南地理書編撰的新時代，即開啟了越南地理書編寫的「方志」時代。之後，越南文人編纂了《乂安記》《北城地輿志》《海陽地輿志》《北寧全省地輿記》等等地方志。嗣德年間，越南官方完成了阮朝時代最重要的地理書《大南一統志》，此後，又編纂了《同慶地輿志》、維新版《大南一統志》等全國性地誌。從此，越南地理書編寫方式和編寫傳統，由「路程圖」時代進入了「方志」時代。從路程圖到方志的地理書編寫方式的轉變，實質上反映了越南封建政權對原佔婆地區、高棉地區、北部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控制力的加強。
五、結論
越南路程圖與中國地理學史上的圖經類似，又有很大的不同。圖經，或稱圖志、圖記，是以描述一個行政區域地理概況為目的，附有大量圖畫的地理著作。圖經本質上是方志，是以面為描寫目標的敘述方式。「天南四至路圖」是以行軍路線或驛路為中心的線性地理書著作，本質上是描寫路程。
早期圖經以圖為主，文字為輔。「天南四至路圖」也是以圖為主，文字為輔的地理著作。越南路程圖既有「天南四至路圖」、「平南圖」、「南行程錄」等以地圖為中心的著作，也有《徵佔日程》、《程錄要略》、《皇越一統輿地誌》等純文字版的路程圖。
與中國古代方志編寫中的「四至八到」不同 ，「四至八到」強調的是距離，「天南四至路圖」中的「四至」強調的是道路和時間，軍隊的行程。與中國方志中「四至八到」的「四正」和「四隅」相較，天南四至圖中的四至雖名為「東、南、西、北」，並不是嚴格按照方位界定，而是東北、南、西北、北。這是借用中國方志的形式，基於越南本身的地理特徵和歷史條件做出的變通。
古代越南知識份子編寫的「天南四至路圖」為代表的路程圖地理書，參考中國地誌的形式，敘述越南地理。為了適應時代需要和更準確描述本地的自然地理，他們適當調整了編寫的方法，發展出一種越南化的中文地理志，反映了中國文化在海外傳播過程中的本地化進程。
來源：公號「越南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