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中古」？
「中古」一詞及其指涉時段在中國史學中的模塑
謝偉傑（香港理工大學 中國文化學系）
近代中國學術界在西方學術的沖擊之下，多方面均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新學科出現的同時，新概念也伴隨而至；而舊有的學問為了回應挑戰，也利用從西方輸入的學術工具，重新自我包裝，以求在學術界的新局面中保有一席之地。[1]新的、西方的學術概念與詞匯被大量引介至中國，或從歐美直接翻譯引進，如嚴復(1854-1921)翻譯諸多西方著作[2]；又或透過日本作為中介，利用日本的漢字組合表達新式學術語言和概念[3]。許多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詞彙，例如「經濟」、「歷史」、「宗教」[4]等均從日本轉手而來。
本文的焦點在於中國史學上「中古」一詞的運用。當今學界中，「中古」一詞被普遍運用於指稱從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代，相當於3至9世紀。然而，這樣的用法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呢？中國傳統史籍中本有「中古」一詞，其意義與學界現時習用的「中古」又有何異同？現代中國史學中運用的「中古」概念，又是否受到外國的影響？針對這些問題，學界的系統討論似不多見。[5]本文不揣淺陋，以此為題，進行概括的考察。
一、 傳統典籍中「中古」一詞的運用
「中古」在時間意義上，顧名思義，是指「中間的古代」。既是處於中間，必然有上、下，或前、後，方能有所區隔，把它作為「中間」(in-between)的位置顯現出來。因此，相對於「中古」，在其前應有更早的古代，在其後也有比較接近論者時代的古代。簡言之，在兩個古代中間的時段，就是「中古」。至於如何界定這三段古代，在於評論者從甚麼時段和立場來考慮。
中國傳統典籍中以「中古」作為時間概念的例子不少。以下略舉不同時代之例，以見古人對「中古」的認識和運用。
先秦典籍例如《周易》，就運用了「中古」一詞。例如《繫辭下》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6]當中認為《周易》之作，起於中古之時。那麼，這「中古」是甚麼時候？同篇又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7]
因此，《繫辭》中之「中古」就是殷商後期與西周之初。一般相信，《繫辭》為戰國時代形成的文獻。從《繫辭》所言，可見當時有「中古」為商末周初之說。
戰國時代文獻《孟子》中也有「中古」一詞。孟子在與別人談論棺槨制度時說道：「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8]
處身於戰國初年的孟子所說的「中古」又是指甚麼時候？孟子並未明確說明，但後代學者對此有所推論。東漢趙歧注《孟子》，認為「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說的就是西周建立後。清代的孔廣森在《經學卮言》中則認為：「中古尚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9]推究孟子言制度之意，則孔氏之解釋較合理。如是，孟子所言之「中古」指西周初年以前。
若就《易‧繫辭》與《孟子》二例言之，則戰國時人所說「中古」泛指商代後期至西周初年的一段。
至秦王政掃平六國，肇建秦朝之時，曾與一眾廷臣議帝號。廷尉李斯等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10]，因而勸秦王取「泰皇」為號。秦王否決，並自以「皇帝」為號，云：「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11]遂下令廢謚法。始皇說太古無謚法，而中古始有謚法。以謚法之有無為斷，其所言之太古大體為西周以前，而中古則為西周建立之後。
至於東漢時編纂的《漢書》，在《藝文志》中討論《周易》的成書歷程時，有「世歷三古」一語。此「三古」何所指？三國時人孟康註解謂：「《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12]
根據孟康，似東漢至三國之時，對古代劃分為上、中、下三段時間，而當中的中古即為周文王時代，也就是殷末周初之時，並以孔子的時代，也就是春秋晚期為中古下限；自孔子開始，已進入下古時代。
其實孟康的解釋有其來源。所謂上、中、下「三古」之說，東漢末年大儒馬融和鄭玄均有發揮。馬融注《尚書》，解釋「三世」云：「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13]鄭玄的解釋則推向更古的時代，謂：「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14]
馬融以傳說中的伏羲氏時代作為上古，西周初年為中古之始，至於春秋後期、孔子在生之時為下古之開端。鄭玄把時段推得更早，以原始蒙昧之時為上古，傳說中的神農之時為中古，同為傳說時代的五帝之時則為下古。當然，馬、鄭二氏對上、中、下三古的解釋是基於他們對《尚書》和其他古典編纂之時的歷史時間觀念的解釋。
其後，在西晉惠帝朝廷中任職三公尚書的劉頌上疏論法制云：「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闢。夏及殷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今時論敦樸，不及中古。」[15]在其後的往復討論中，門下的官員也說：「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16]
西晉官員指出，在理想的上古之世，所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用刑闢。至於「昔先王議事以制」更是引述春秋時鄭國大夫子產鑄刑書，叔向與子產爭論時所說的話。[17]上古與中古在法制上的最大差別就在於上古之時議事以制，而中古以來則執法斷事，這說的是春秋以後的時期。更具體就是戰國時期多國推行法制改革的結果。這一中古指的是戰國以來，秦漢之時。
西晉時人以秦漢為中古，尚有一佐證。左思作成《三都賦》後，遍請名家為其賦作序揄揚。劉逵為之作序有言：「觀中古以來為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18]劉《序》中指的中古為賦者是西漢大文豪司馬相如、東漢名家班固和張衡。顯然，此一中古指的就是兩漢時期。南朝劉宋時，著名文士鮑照作《河清頌》中有言：「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施金羈於後。」[19]鮑照以上代和中古對言，上代所舉者為周代公子奚斯和尹吉甫，中古所舉則為漢代司馬相如與王褒。可見，此中古亦即兩漢。北朝方面，就史傳所見，北魏太武帝時的術藝之士殷紹在一篇上表中云：「又史遷、郝振，中古大儒。」[20]當中所言史遷為司馬遷，郝振雖不知為何許人，但要之所言涉及漢代當無疑問。北魏後期，大臣崔光為了勸諫靈太后，「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其後，崔光又向靈太后進諫，舉《春秋》所紀陳、宋、齊、衛女為例，又舉西漢昭帝上官皇后為例。[21]以此推斷，其「中古」包括了春秋時代至於漢代。崔光此一中古時段似乎甚為寬泛。此外，也有以中古指涉更早時期的例子。另一北魏官員崔楷在上疏論水患時，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並總結云：「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22]井田之制為中國古代文人的理想之制，而被認為施行於周代盛時，則「中古井田之利」所言當泛指周代。
及至唐代，「中古」仍然有著寬泛的指涉。初唐著名學者顏師古在注釋《漢書》時，不止一次運用「中古」一詞，例如在注《地理志》時，說到「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23]，此一中古，說的是漢代或其以後的時代。
唐中宗時，武三思用事，魏元忠為朝中重臣，然無所匡正，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諫，當中有云：「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眾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24]
袁楚客批評中古以來，閹宦受到重用，因而亂政，而其首先舉出的例子，即為齊桓公重用豎刁而致禍，後漢末年卒因宦禍而失天下。由此而言，袁氏所言之中古始於春秋而至於後漢時代。盛唐文士李華評論其友蕭穎士時，謂「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並進一步指「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25]就中蕭穎士對司馬子長（司馬遷）深有看法，而李華指涉與蕭穎士有關的中古，就是指漢代。中唐以後的名臣陸贄在諫表中稱述商周二代的聖君賢相，然後與之對比，指「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26]。陸氏所言之中古則是周代以後，指秦漢以降。
至於唐代的釋部著作中，也可見運用「中古」作為一個歷史時間概念之例。《續高僧傳》記載來自新羅國的僧人時提及「中古之時，辰韓、馬韓、卞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27]，當中所述朝鮮半島上的三韓，其存在時間大約為公元100-300年，相當於中國東漢至西晉之時，則此一中古所指為何時，非常明瞭。另一釋部著作，釋道宣所編之《廣弘明集》中，收錄了唐初沙門釋明槩反駁傅奕反佛之論，謂：「槩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叡聖，體道而不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28]釋明槩述及漢武帝與漢明帝，其所言之中古顯然為兩漢時期。
唐代宗廣德年間(763-764)，道士李國禎上書言及「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29]，如此，其太古、中古更是遠至虛無漂渺之世。
從以上諸例可見，在現今被稱為中古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時人指稱的中古多在周代以降，尤以秦漢為主。
至於宋代，其中一例為朝廷討論薦享之禮時言：「又古者祭祀，兼薦上古、中古及當世之食，唐天寶中，始詔薦享每室加常食一牙盤。」[30]之後，在神宗元豐年間，禮官呂希純就此問題建言云：「先王之祭，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禮饌，即上古、中古之食，牙盤常食，即今世之食。」[31]
綜合而言，當中所言的中古之下限為唐代，即可理解為唐以前的時代。宋代去唐未遠，以唐代以前為中古，當然很容易理解。
元代理學家吳澄自述其學問之繼承先聖道統，就以《易經》「元亨利貞」之概念解釋道統傳承：「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32]
吳澄於此重構道統，當然意在標榜以自身為當世傳承與發揚道統第一人，而其劃分上古、中古與近古，當然也有儒門系統的歷史分段的考慮。不論如何，吳澄於此以孔子及其門人，以至於孟子屬於中古之統，而近古則在周敦頤及其之後之北宋大儒。由此可見，吳澄對歷史進行分期時，以春秋後期至於北宋以前為中古一段。另一元代例子為李冶《敬齋古今黈》卷五云：「前人論三古各別者，從所見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從今日觀之，則洪荒太極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農至堯、舜，為上古；三代之世，為中古；自戰國至於今日以前，皆下古也。蓋吾目之所睹者今也，古今相對為辭，自非否身之所接，莫非古矣。不待千載之上，始得謂之古也。」[33]如此，在李冶眼中的中古為三代之世。
姑再舉一些明清時代的例子，如呂柟(1479-1542) 於《與裴伯修書》中言：「蓋上古之時，葬之山野，不封不樹，而孔子始封之。自秦漢以來，始有山陵原廟之禮，而中古迎神立主之義遂忽焉不講，乃專於塊壤之上求風水之合。」[34]呂氏所言之中古位處秦漢以前。又如鄭紀在一篇序文中云：「予觀上世之人，有數百歲者；中古時猶有百餘歲者。秦時有人避亂入山中，不通人世，亦有二三百歲者。今之人至七十而上，則閭裡傳誇，以為稀年而壽之。」[35]
此中古為與上世相對而言，並沒明確指明時段。唯合上下文觀之，似乎在秦代以前。清人盧文弨在《抱經堂文集》中談到當代的勸善書時，歷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然後說「中古以來勸善之書不一，而就其約而易曉者，往往能令民鼓舞踴躍，震動恪恭」[36]。盧氏所言之中古，當為戰國以後之事。
從以上中國史上不同朝代的文獻例子，可知在近代以前「中古」作為一個歷史時間觀念已經存在。至於中古是何所指，其具體時段在於論者所身處的時代、論者言及中古的目的，以及其討論內容的需要。「中古」一詞，可以在不同的語境中運用，其意思可褒可貶。作為歷史時段來劃分，更不如朝代般明確和固定。可以說，「中古」作為一個歷史時段，是一個被建構的知識，也是一個理論上的判斷。從以上的例子可見，「中古」是一個富有彈性的對時間的安排。對此，東漢末年的鄭玄已經有深刻的認識：「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為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王為中古，《禮記》以神農為中古。各有所對。為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37]其實不單太古之名無定限，中古亦無定限。
二、 近代中國史學的「中古」
現在中國史研究中慣用的「中古」作為史學時間概念，基本上源自歐洲史學中對「中古」(medieval)或是「中世紀」(middleages)的認識，並將其安排在一個從「中古」走向「近代」的歷史演進框架之中。
中國學人最晚在晚清時期就已經對西方歷史上存在中世紀／中古這一時段有所認識。在當時譯介紹西方情況的著作中就以中國固有的「中古」一詞來對應西方史上的中世紀。然而，這只是以「中古」來翻譯歐洲史的歷史時段。在中國近代史學中，以「中古」來指稱中國史上的某一固定時期，特別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實始於近代中國歷史教科書。
這得先追溯到日本學者那珂通世(1851-1908) 因教學需要而寫的《支那通史》(1888)一書。該書成為近代日本首本影響鉅大的中國通史。中國學者柳詒徵就受其啟發，於1903年出版《歷代史略》，成為近代中國早期的國史教科書之一。那珂氏《支那通史》將中國歷史從時間上分為三段：殷周為「上世」、秦漢以至宋亡為「中世」，元明清為未完的「近世」。[38]但以「中古」作為時段運用於中國歷史分期中的，則為桑原隲藏(1871-1931) 於1898年出版的《中等東洋史》。該書把中國歷史劃分為四期：「上古期」──漢族膨脹期，從太古以至秦之一統；「中古期」──漢族優勢時代，自秦始皇至唐之滅亡；「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時期，從契丹興起至於明之末世；「近世期」──歐人東漸時代，從滿洲之興起至於中日甲午戰爭。[39]桑原氏此書成為當時日本重要的中國通史教科書。那珂氏後來出版《那珂東洋小史》，作為《支那通史》的簡本，對歷史分期做出了修改，把秦漢至宋改稱「中古」，又把元明稱為「近古」，清代為「近世」，或受桑原氏影響所致。[40]桑原氏之書以其在當時來說嶄新的歷史分期而在中國引起極大震動。[41]此書不久便被樊炳清翻譯為《東洋史要》(1899)，經羅振玉主持的東文學社出版，並成為當時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新標準，故時人傅斯年評論當時的中國文史教科書均據其四個歷史時期進行劃分。[42]
稍後，夏曾佑(1865-1924) 為商務印書館編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於1904年出版第1冊，又於兩年後出版第2、3冊。該書其後被列入「大學叢書」，更名《中國古代史》(1933)重新出版。此書被譽為中國史上第一部新式國史教科書。夏氏在「凡例」中言：「分我國從古至今之事為三大時代，又細分之為七大時代。」[43]唯夏氏並未條列「三大時代」與細分之「七大時代」為何。又因該書作為通史未能完成，內容只從上古至於隋代，其構思中的時代劃分並未充份呈現。僅就該書現有體例和架構來看，其書分上古史（內細分為傳疑時代［太古三代］、化成時代［春秋戰國］）和中古史（內細分為極盛時代［秦漢］和中衰時代［魏晉南北朝］）。夏氏劃分中古時期為秦漢至隋代，雖沒有明確解釋何以用「中古」稱呼此一時期，但他指出此一時期與此前之不同在於「中國由單純之種族、宗教（漢以前之種族、宗教亦不得謂之單純，惟較漢以後為單純耳）轉入複雜之種族、宗教」[44]。夏氏在書中又講述研習魏晉南北朝歷史要旨，言種族與宗教「此二者之變幻，自魏晉以後，五代以前，大率如此。故本篇所述，必合第四篇有唐一代觀之，始知其全。及宋以後，則又為一世界，與古人如二物矣」[45]。夏氏認為唐代在種族與宗教問題上與魏晉南北朝一脈相承，應合而觀之，則其所劃定之中古似應包括唐代。夏氏從種族與宗教二項著眼，將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納入中古時期，與桑原氏劃分一致。
此外，夏氏以秦漢前為一時代，秦漢至隋唐為另一時代，宋代至於清代又為一時代，此歷史三期論中，位居中間的為「中古」，符合了傳統中國文獻中固有對「中古」一詞的運用。尤有進者，夏氏之運用「中古」一詞，也可能是受到晚清今文經學思想的影響。晚清擁護今文經學者，有所謂三世進化之說：「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又如魏源(1794-1857) 便認為三世即太古、中古、末世，其氣運不斷循環，由太古演變至中古，而後為末世，又由末世回到太古之世。[46]這些可能也影響到夏氏對「中古」一詞的運用及理解。
運用「中古」一詞，如果是利用了西方史學中的古代、中古、近／現代三段論的話，不但超越了中國傳統以王朝為時代劃分的傳統，其背後更是一個線性的、進步／進化的歷史發展觀念：由「黑暗」、「落後」的「中古」昇進至開明的「現代」。正如王汎森在研究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觀時指出：「在傳統中國，循環觀或黃金古代的觀念很具勢力，兩者也常常交織存在。尤其政治哲學中，傳統士大夫有一種不曾明言的思想傾向，認為最好的時代乃是三代。」[47]然而，在近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沖擊下，「進化」成為風靡一時的思想。從中古演進至現代的線式發展、向上進化的歷史模式也恰好符合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需要。[48]在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中，也表達了受此一進化觀念的影響：「循夫優勝劣敗之理，服從強權，遂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舉世風靡，弱肉強食，視為公義，於是有具智仁勇者出，發明一種抵抗強權之學說，以扶弱而抑強。此宗教之所以興，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佛教、基督教，均以出世為宗，故其反抗者在天演。」[49]雖然夏氏之意在於希望發明一種抵抗強權的學說，但從其針對天演之論來闡發自身主張，正可見該思潮之強大。
要之，在中國史上出現了「中古」這一時段，正可把中國歷史置於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歷史演進的「公例」和「通則」之中。中國既有「中古」，過此當然也進至「近古」或「近代」而進入「現代」。不論是桑原隲藏，還是夏曾佑，都以秦漢至隋唐劃為中古一段，兩書對當時這樣的歷史分期的定型當有很深的影響。
從學理上來說，桑原氏和夏氏均沒有具體縷述中國「中古」的時代特性和給予確實的定義。不過，桑原氏強調各個時段之民族代興，而夏氏強調種族與宗教為中古時期之特色，同時代的治史者也有類似的認識，如陳寅恪在其中古史（魏晉至隋唐）的研究中，便強調種族與文化之重要。時至今日，種族與宗教的變異仍為研治中國中古史的重要課題。然而，中國學人雖然已於20世紀初參照自西歐中世紀而來的「中古」概念，並運用在史學著作中，卻沒有繼續對中國「中古」時期的「中世紀性」做出更深入探討和比較，其後中國史學中「封建主義」的構建和爭論，更迅速掩埋了對於「中古」概念可能有的討論。[50]
「中古」一詞雖被廣泛應用於中國史學中，卻缺乏深入的學理討論，探討中國「中古」的性質，以及中國是否存在一個「中古」階段。[51]當今學界普遍將中國的「中古」劃定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段，但亦非盡然，例如近年出版的《白壽彝史學二十講》，其中古時代即涵蓋從三國魏晉時期至元代。[52]至於中國中古的內容更非毫無可議。一般以東漢覆亡、五胡十六國之亂局比附西歐史上羅馬帝國之崩潰和蠻族入侵，以說明中國與西歐中古之相類。西歐基督教之興盛也等同佛、道二教在中國之壯大。然而，若從政局分裂來看，魏晉南北朝與隋唐為何同置於中古階段？前者為分裂之世，後者為統一帝國。將3-9世紀概括為中古，是否合適？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史學界有較為開放的發展，學術交流也日益頻繁，又受到另一波日本史學研究的影響。日本學界在20世紀初以內藤湖南的古代、中世（中古：六朝隋唐）、近世三分架構來解釋中國歷史的演變，以此超越中國的朝代傳統的劃分。內藤氏的三段論，是受到日本史學者如原勝郎、內田銀藏等對於日本史時代劃分的框架的影響而來的。[53]內藤氏比較關心的其實是從中世到近世的演變。透過比較中國中世與近世的諸多方面，內藤氏及其後學的研究揭示出他們對於六朝隋唐貴族政治在中世地位的強調。這些研究對於中國學界的中古史討論深有影響。不少中文著作在談到中國中古時期時，甚至徑直運用「中世」一詞。對其定義，亦往往在京都學派的框架內進行討論。
至於為何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為中古中國，西方學者尚缺乏對此的深入討論。卜正民(Timothy Brook) 曾撰文從宏觀角度分析中古屬性在中國歷史中的扞格不通。[54]但認真針對中國中古的特點，以及如何與西方，甚至世界其他文明的中古屬性進行比較，則仍有待討論。近年有美國學者南愷時(Keith N. Knapp) 曾在一篇短文中嘗試比較西歐、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三者的中古時代。[55]南氏從中提煉出的共同點為：文化混合的統治精英群體（以中國歷史而言即為胡漢揉合）、地主／莊園主力量的強大、自主性的宗教組織的出現。共同點印證三地文明在相近的時間內面對類似的問題，並均給予相似的回應，因而可視為共處同一中古時段。南氏之說確當與否，尚有討論空間，但其嘗試正好為將中國的中古置於世界史中思考提供範例。
三、 小結
總括而言，中國近代史學中運用的「中古」一詞，最初在中國傳統典籍中廣泛運用為歷史上某一中間、過渡時期，帶有流動性質；在近代中國歷史書寫中，受西方史學觀念（經日本引入）的影響，「中古」一詞由流動的時間概念被定格為「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或「魏晉南北朝隋唐」。其作為中間時段的特性不變，而在線性發展的歷史觀框架中，成為中國歷史演進的一個階段。「中古」一詞雖被廣泛應用於歷史著作之中，但對於中國中古的屬性似乎尚需進一步討論。
[1]有關現代中國人文學科如何在西方學術的影響下發展、傳承和創新，可參考最近出版的三部論文集中的相關討論：Brai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 eds.,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JohnMakeham ed., Learning to Emulate theWise: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Arif Dirlik, Guanan Li,and Hsiao-pei Yen eds., Sociology and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ndigenism,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王汎森：《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見陳永發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70-371頁。
[3]最早對此一現象做出系統論述的，是身預此潮流之中的王國維於1905年所著《論新學語之輸入》，見傅傑、鄔國義編：《王國維全集》第１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30頁。近年有關日本詞彙在近代中國思想界，以及東亞社會、文化所起之作用的研究，參見馮天瑜：《新源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20-524頁；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83-189頁。
[4]劉禾稱這類以中國古典字詞經由日本漢字運用而重新組合，並回流中國的詞彙為」return graphic loans」，見Lydia H. Liu, Translingual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02-342。對於「宗教」一詞，陳熙遠曾做了一番梳理的功夫，參見陳熙遠：《「宗教」── 一個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關鍵詞》，《新史學》2002年第4期，第37-64頁。
[5]學術界對於中國歷史中的「現代性」(modernity)的討論已如汗牛充棟，但對於「中古性」(medievality)的討論，從數量和質量上來說，均明顯不足。近年中國學者中注意到此問題的，參見孫英剛：《西方學術話語與東方史學脈絡── 以」Medieval」為例》，《人文雜誌》2010年第2期，第147-157頁，當中介紹了歐洲史學中的「中世紀」(medieval/middle ages)在西方史學中出現的過程，以及如何傳至東亞，影響日本和中國史學界。西方學者的相關討論，參見Timothy Brook, 「Medievality and the Chinese Sense of History,」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1.1 (1998):pp.146-164。此外，沈國威：《近代關鍵詞考源：傳統、近代、現代》，《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第417-437頁，對於了解日本詞義在中國近代史學對時間觀念的劃分，甚有參考價值；陳碩文：《「現代」：翻譯與想像》，《東亞觀念史集刊》2012年第2期，第339-352頁，也對近代中國在「近代」與「現代」作為時間觀念有所探討。
[6]周振甫：《周易譯注》，香港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67頁。
[7]同上書，第272頁。
[8]楊伯峻譯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9頁。
[9]同上書，第99頁。
[10]《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36頁。
[11]同上書，第236頁。
[12]《漢書》卷30《藝文志》，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703頁。
[13]《影印阮刻十三經註疏》上冊《尚書正義》卷1，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年版，第3頁。
[14]《尚書正義》卷1，第115頁。
[15]《晉書》卷30《刑法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937頁。
[16] 同上書，第938頁。
[17]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昭公六年》，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274頁。
[18]《晉書》卷九92《文苑傳》，第2375頁。
[19]《宋書》卷51《鮑照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79頁。
[20]《魏書》卷91《術藝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955頁。
[21]《北史》卷44《崔光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615頁。
[22]《魏書》卷56《崔辯傳》，第1254頁。
[23]《漢書》卷28上《地理志》，第1543頁。
[24]《新唐書》卷122《魏元忠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339頁。
[25]《新唐書》卷194《卓行傳》，第5563頁。
[26]《新唐書》卷157《陸贄傳》，第4917頁。
[27]釋道宣：《續高僧傳》卷25《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
238頁。
[28]釋道宣：《廣弘明集》卷12《辯惑篇第二之八‧決對傅奕廢佛僧事並表》，臺灣中華書局
1965年版，第1頁。
[29]《新唐書》卷109《王璵傳》，第4107頁。
[30]《宋史》卷108《禮志》，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597頁。
[31] 同上書，第2598頁。
[32]《元史》卷171《吳澄傳》，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4011頁。
[33]李冶：《敬齋古今黈》卷5，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64頁。
[34]呂柟：《涇野先生文集》卷21《書一‧與裴伯修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頁。
[35]鄭紀：《東園文集》卷7《壽履素陳先生七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94頁。
[36]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5《李東昇勸善書序》，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65頁。
[37]《影印阮刻十三經註疏》上冊《毛詩正義》卷14，第473頁。
[38]［日］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東京中央堂1888年版。
[39]［日］宮崎市定編：《桑原隲藏全集》第4卷，巖波書店1968年版，第1-290頁。書中所附年表從公元前2460年黃帝建國開始，至於1895年「三國幹涉還遼」事件，見第275-290頁。至於對《中等東洋史》一書在日本出版的背景及其在日本東洋史教科書中的意義，可參考［日］宮崎市定：《解說》，《桑原隲藏全集》第4卷，第755頁。
[40]［日］那珂通世：《那珂東洋小史》，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03年版。
[41]有關清末民初的「新史學」思潮，可參考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見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學與史家》，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6-48頁。
[42]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 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見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63頁。
[43]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44]同上書，第3頁。
[45]同上書，第387頁。
[46] 王汎森：《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第377頁。
[47]同上書，第373頁。
[48]對於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的分析，見王汎森：《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見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學與史家》，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50-108頁，以及Luke S. K. Kwong, 「TheRise of the Linear Perspective on History and Time in Late Qing China c.1860-1911」, Past & Present 173(Nov., 2001), pp.157-190。這種以進化為前提來理解，以線性化軌道描述中國歷史發展的思想在馬克思主義歷史階段論傳入中國以後，更有愈演愈烈之勢。參見逯耀東：《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問題》，見氏著：《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83-94頁。
[49]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375頁。
[50] 陳學霖：《從「封建」到「封建主義」── 古詞新釋與國史研究》，見氏著：《宋明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389頁；逯耀東：《「儒法鬥爭」解釋體系的形成與批判》，見氏著：《史學危機的呼聲》，第25-68頁；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見氏著：《史學危機的呼聲》，第69-82頁。
[51]有學者就認為中世紀是屬於西歐歷史發展的特有產物，在世界其他地區，如拜佔庭帝國就沒有經歷西方的中世紀，至於東亞社會其實更類似於拜佔庭，而有別於西歐的發展，從而也質疑源自西歐的中世紀觀念是否適合套用在東亞的歷史中，參見T.H. Barrett, 「China and the Redundancy of the Medieval」, The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1.1 (1998), pp.73-89。
[52]白至德編：《白壽彝史學二十講》，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1年版。
[53] 孫英剛：《西方學術話語與東方史學脈絡──以」Medieval」為例》，第152頁。
[54]Timothy Brook, 「Medievality and the Chinese Senseof History」,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1.1 (1998), pp. 146-164.
[55]KeithN. Knapp,「Did the Middle Kingdom Have a Middle Period? The Problem of 『Medieval』 in China’sHistory」,Education about Asia 12.3 (2007): pp.12-17.
（本文原刊張達志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16年；承蒙謝偉傑先生授權，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