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網友在微博上表示，自己從來沒有給女兒讀過《海的女兒》這種「經典童話」：「就為了一個只看過一眼的男人，需要用姐妹的資源（美麗的長髮）、自我的閹割（無法說話）和終身痛苦的代價（直立行走如刀割），換一個所謂的愛情……矮化海洋女性物種，跪舔人類男性。」她還認為，「包括所有happy ending的王子公主式童話也不適合講給女孩聽。她們不是只能年輕美麗柔善可欺，也不是只能有嫁給王子這一種結局。」
網友在微博上發文，解釋為何不讓孩子讀《海的女兒》這位家長的發言在網際網路上引發廣泛的爭議。支持者認為，「我覺得童話是很可怕的，從小洗腦小女孩結婚就是happy ending，問題是結婚才是一切的開始」；反對者也嘲諷道，「童話都是糟粕，讀了會被男人騙，建議您給女兒讀婚姻法」。
1989年版動畫片《小美人魚》劇照這並不是童話作品第一次引發爭議。去年《胡桃夾子和四個王國》在北美上映前夕，凱拉·奈特莉做客《艾倫秀》做宣傳時，她提到某些迪士尼動畫片在她看來其實三觀不正，例如經典名作《灰姑娘》和《小美人魚》，她就禁止自己三歲的小女兒觀看，以免她從小受到壞影響。《小美人魚》就是改編自安徒生的《海的女兒》，在奈特莉看來，為了一個男人放棄自己美妙的歌喉，不值得推薦。
凱拉·奈特莉接受《艾倫秀》訪問除了童話以外，其他類型的文藝作品也常常因為三觀問題引發爭議。從去年豆瓣「三觀黨」的討論，到《都挺好》大團圓結局看似「三觀正」實則對女性價值的貶低的批評，「三觀」愈發成了我們閱讀一本書、觀看一部影視劇中的顯性問題。究竟該如何合理地評價文藝作品中的三觀？
變化中的「三觀」什麼是三觀？簡單地說，它是我們常說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總和，代表著一種普遍性的道德規範和道德理想。因此，所謂正確的三觀應該是以真善美為旨向，比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做人要厚道，要對婚姻生活忠誠，出軌就該遭到道德唾棄，不可欺負老實人，要為受屈者鳴冤……這樣的三觀是民間社會賴以存在的底座，是民間社會井然有序的無形規範。
問題在於，三觀是不是亙古不變的？
有些原則的確是千百年來人們一以貫之遵守的，與此同時，又有許多規範和準則在某個時代是約定俗成、自然而然，但隨著時代演變，它們便顯得陳舊、落伍，亟需被時代淘汰。比如在封建社會，「男主外，女主內」是常態，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卻必須「三從四德」。在那個時代，這是正確的三觀，但今天如果還有人信奉這一條標準，肯定會遭到批評和撻伐。
由此可見，從來就沒有脫離時代孤立存在的三觀，我們對於文藝作品三觀的評價必須考慮到具體的歷史語境，充分理解寫作者的思想「局限」——人不可能揪著自己的頭髮脫離地球。假設無法理解這一點，那麼古典文學名著裡幾乎沒有所謂正確的三觀：《紅樓夢》賈寶玉前後跟多少人有過情感關係，對情感不忠誠；《水滸傳》中幾乎沒有「好人」，要麼人格有失要麼濫殺無辜，像李逵這種把小孩劈成兩半的簡直是恐怖分子……
87年版《紅樓夢》劇照《海的女兒》創作和發表的歷史語境，也非常複雜。這篇童話創作發表於1836-1837年，19世紀的歐洲女性地位遠遠低於男性，「女性低等」是當時普遍的意識形態。除了這個大背景外，也有安徒生的研究者指出，《海的女兒》是安徒生寫給一位同性戀人的隱晦「情書」，在戀人結婚前夕，安徒生表白被拒，後來創作了這個童話故事並再次寄給戀人，「海的女兒」寄寓著他對這段情感的情深與哀婉。所以安徒生說，這個故事只有成年人才懂得其內涵。
後人如果以所謂的「貶低女性」來解讀《海的女兒》，其實就是以21世紀的標準去要求一個生活在19世紀的人，既是苛刻，也是對一部作品內涵的窄化。
當然隨著時代變化，人們的三觀在變化，童話作品也在變化。自1937年迪士尼第一部公主片《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到2018年的《海洋奇緣》，80餘年的時間裡迪士尼上映了10多部以女性為主角的動畫片，觀眾可以清晰看見這些女性的變化，她們從等待被王子拯救的公主，一步步進化成獨立、自主、追求自我、勇於探索的新時代獨立女性。
迪士尼的公主們觀眾樂於接受《海洋奇緣》，不代表著《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就是糟粕，否則所有古典作品都將迎來「災難」。誠如賈樟柯所說：「對電影而言，惻隱之心非常重要，在理解人性困境方面，藝術是重要的出路。如今禮教在抬頭，過度的道德主義在抬頭，就意味著法西斯在抬頭。藝術不是法律，而是抒發情感的通道。很多事情我們總在避諱，讓道德主義長時間地施加於藝術，這種正義之名終將導致人文的災難。」
優秀文藝作品有遠超乎「三觀」的價值但這仍無法解答那位媽媽的困惑：我們可以理解以前文藝作品的三觀缺陷，但並不代表著今天我們還要接受它們；我們可以帶孩子去看充滿女權主義色彩的《驚奇隊長》，而不是閱讀安徒生《海的女兒》。
這一邏輯的問題在於：將文藝作品的價值局限於「三觀正」，可實際上，文藝作品的諸多價值裡，「三觀正」背後的道德教化可能是排序最後面的——要道德教化，你讀思政課本效率更高。
文藝作品的首要價值在於，它「保存著對世界、對生活個別、殊異的感受和看法」（李敬澤語）。就像蘇珊·桑塔格在接受「耶路撒冷獎」的演說中說：「提供意見，甚至改正意見——無論什麼時候被要求——都會使小說家和詩人的看家本領變得廉價，他們的看家本領是省思，是感受複雜性。」
優秀的文藝作品不是做道德判斷，而是提供複雜性。它有虛構的特權，它有對人心的捕捉，它殫精竭慮地想像種種斑斕的內心景象，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視野轉變」，不斷增加、修正、豐富、深化我們對人以及人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認識。
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文藝作品中那些出軌的女人。現實生活中，出軌者就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許多文藝作品中觸及這個題材，我們的態度卻可能不同。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安娜明明是個出軌的女人，但讀者看到她那種忠於自己情感的「生機勃勃」，又不免被她打動；比如韓國一些很經典的愛情倫理片，李政宰的《情事》，裴勇俊、孫藝珍的《外出》，全度妍、孔侑的《男與女》，均涉及男女婚外戀，但在導演細膩的鏡頭下，男歡女愛並非簡單的道德對錯可以概括的。
凱拉·奈特莉版《安娜·卡列尼娜》劇照優秀文藝作品讓我們充分感受到「美」——文字的美、影像的美、形式的美；在給予美的同時，拓寬了我們對人性的與世界的認知——世界從來不是像法律寫的那樣清晰分明的，我們也能夠經由文藝作品「獲得一次短暫成為上帝的機會，抽離開此時此地，去帶著了解的同情，看善裡的黑暗，看惡裡的潔白。也只有在藝術品裡，我們才能自由地感受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押沙龍語）。
《男與女》劇照同樣地，《海的女兒》之所以成為經典就在於它的美與豐富，不同年齡段的人會有不同的閱讀感受。就像魯迅先生說的：「孩子在他的世界裡，是好像魚之在水，遊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卻有如人的鳧水一樣，雖然也覺到水的柔滑和清涼，不過總不免吃力，為難，非上陸不可了。」對於一個兒童來說，他/她閱讀《海的女兒》首先感受到的也許不是所謂的三觀（孩子很難察覺到這層意思），更可能是童話本身的語言美，是悲傷，是愛，是一種非常熾烈的追求。
所以千萬不要太小看經典——它的價值遠超於三觀，也不要太小看你的孩子——他們對世界的接納和適應能力比我們想像的要強。
「三觀」也是批評方法，但應慎用我們不贊成對任何文藝作品動輒以三觀為唯一標準來做評判，但這並不意味著，三觀不能作為一種批評手法。
魯迅先生在論述《紅樓夢》的主題時談到：「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真正偉大的作品是經得起多方的多重解讀的。就如同針對一部小說的批評方法，可以是新批評，可以是作家論，可以是精神分析，可以是結構主義，可以是解構主義，可以是後現代，也可以是道德論……
三觀當然也可以是一種批評角度。文藝理論大家朱光潛在《談多元宇宙》一文中，以戀愛與道德的衝突為例，對此問題也有非常精闢的論述。他說：「戀愛和道德相衝突時，我們既不能兩全，應該犧牲戀愛呢，還是犧牲道德呢？……就我看，這所謂『道德至上』與『戀愛至上』都未免籠統。我們應該加上形容句子說，在『道德的宇宙』中道德至上，在『戀愛的宇宙』中戀愛至上。所以遇著戀愛和道德相衝突時，社會本其『道德的宇宙』的標準，對於戀愛者大肆其攻擊低毀，是分所應有的事，因為不如此則社會賴以維持的道德難免隳喪；而戀愛者整個的酣醉於『戀愛的宇宙』裡，毅然不顧一切，也是分所應有的事，因為不如此則戀愛不真純。」
於佩爾版《包法利夫人》。在「道德的宇宙」裡，包法利夫人將遭受道德批評和攻擊也就是說，在「愛情的宇宙」裡，你可以戀愛大過天，但在「道德的宇宙」裡，三觀本就是標尺。雖然很多人並不喜歡「三觀黨」，「三觀黨」或許有將藝術窄化為傳聲筒之嫌；但它的確也豐富了我們看作品的方式，「三觀黨」在輿論中也有被汙名化之嫌。假設不是迫於顯性或隱性「三觀黨」的壓力，迪士尼的公主們可能都還在等待白馬王子拯救。
最後的疑問是，在多元宇宙、多元標尺裡，到底哪一個標尺應該優先？
對於市面上許多糟糕的文藝作品，它們沒有任何藝術美可言，也沒有什麼複雜性的展示，它們純粹就是觀念的演繹，它們也僅剩下「觀念的宇宙」。針對觀念本身，觀念的碰撞是最有效的，這個時候，三觀反倒成為唯一及物的批評方法。
豆瓣評分2.5分的《娘道》引發網友對其三觀的批評。這部劇除了「三觀」，還有藝術美可言嗎？但對於經典作品，慎用三觀標尺，因為它有多元宇宙，一個三觀會讓你蒙蔽所有。就像你不讓孩子讀《海的女兒》，當然不會損失什麼，但當你動輒以三觀來否決經典作品，那麼你們錯過的世界難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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