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見到谷川俊太郎之前，我和多數中國讀者一樣，對日本現代詩歌完全沒有任何感知，我們對日本詩歌的認知停留在俳句上。他的詩歌的中譯者日本東北大學的田原對本刊記者說：「並不是只有你一個人這麼認為，這十幾年，中國讀者對日本現代詩歌是『歧視性』的，到谷川出現前，沒有一位日本現代詩人受到過中國讀者的信任和喜歡。在中國讀者的概念中，日本現代詩是一片沙漠。」
可是谷川改變了這一切。田原很慶幸自己和谷川的詩歌邂逅，谷川的詩歌使他知道，詩歌不是孤立的，不應該屬於小規模的詩人世界。在日本，谷川俊太郎擁有廣泛的讀者，包括孩子、婦女、老人，也包括為數眾多的文化精英。大江健三郎回憶過，他年輕時候的志向是當一個詩人，可是偶然在書店見到谷川的詩歌之後，他放棄了這一打算，覺得自己相比起谷川而言，太沒有詩歌才能了。
谷川俊太郎
在日本的詩人當中，谷川絕對算靠詩歌而獲得豐厚收入的人。除了詩歌本身帶來的收入之外，他的不少詩歌被改編成歌曲，近期最著名的如宮崎峻的《哈爾的移動城堡》的主題歌《世界的約定》：「在眼淚裡頭晃動的微笑，是亙古以來世界的約定。」
沒有把詩歌供奉在神壇之上，他隨手拿出日本iPhone的手機遊戲，他的詩歌句子是一條條在河流裡遊泳的小魚，可以用一根漁線從水裡拉上來；他的衣服上也印著他的詩歌，「國民詩人」、「教科書詩人」的稱號都顯現他詩歌的簡單曉暢。
對於谷川，歌詞和詩歌都是作品，他不覺得寫歌詞有什麼不好，他17歲出道就給商業雜誌寫詩，跳出了詩人的小圈子文化。他告訴本刊，光是大學、中學的校歌他就寫了100多首。許多歌曲每次在電臺播送他就有收入。所以收入豐厚也是理所當然，目前每年有80萬美元的收入，田原補充，「鐵臂阿童木」的主題歌也是谷川的作品，可是老頭太善良，當時眼見手塚治虫沒有錢，這首歌就選擇了很低的付費方式，「否則以這首歌在世界各地的播送渠道，老頭早就是億萬富翁了」。
稱呼谷川為「老頭」，似乎不太敬重，可是谷川自己的一首流傳甚廣的詩歌《自我介紹》裡面就寫道：「我是一位矮個子的禿老頭，在半個多世紀之間，與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問號等一起，磨鍊語言生活到了今天，說起來我還是喜歡沉默。」
站在中坤詩國際詩歌獎的頒獎臺上，這位年近80歲的矮個子老頭顯得異常安靜，像日本古代畫卷中的詩僧，一開口，也是疑問：「我在想，（詩歌）這麼不實用的語言真的可以獲得如此厚重的獎賞嗎？於是，欣喜的同時，我也感到一絲不安。」
中坤詩歌獎由北京大學詩歌研究院主辦，是目前國內獎金最高的民間詩歌獎，2007年開始舉辦，每兩年一次，以往的獲獎者有翟永明、北島、阿多尼斯等，本屆則是谷川和牛漢，帶有終生成就獎的意義。頒獎儀式上，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說，一切都是過眼雲煙，而詩歌所表達的悲憫和仁愛的思想，可以永存。
三聯生活周刊：你提到自己走上詩歌道路是被動的，請講講這一過程。
谷川俊太郎：我17歲時候最愛幹的活是組裝收音機，那時候的理想是開個收音機維修店，可是這個很難實現。我拒絕了父親讓我上大學的建議，我討厭上大學，甚至高中我都是只上了夜校。我一個好朋友動員我寫詩，我就自己寫著玩，當時也沒有多少自信，拿給父親谷川徹三看，想徵求他的意見，看這種寫作能不能賺稿費來靠此生活，我想，不管寫什麼，只要能維持自己生活，能讓我活下來就好。
父親是日本有名的文學家和批評家，周作人訪問日本就是他接待的。他看了我的詩後覺得很好，可是他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斷是否理性，於是給他的朋友、另一位詩人三好達志看。三好看了之後覺得可以發表，於是推薦給最權威的商業雜誌，像《新潮》、《文藝春秋》，當年這些雜誌很少刊登詩歌，於是我17歲就成名了，父親鬆了一口氣，覺得我今後可以自謀生計了。
當時日本的詩歌寫作還是小圈子文化，基本在同人雜誌上刊登，也沒有稿費，很少有在商業雜誌上刊登的，因為我不是他們圈子的，所以一開始他們就冷落我，我也不喜歡他們，覺得寫作可以賺錢沒什麼丟人的。之後我接受各種雜誌約稿，包括詩人們絕對不能接受的女性刊物，給寫真配文字；還包括給小孩子閱讀的繪本，我唯一自豪的就是，我能夠養活自己了。事實上，這種約稿並不容易對付，比如給《朝日新聞》寫詩，它對格式有嚴格限制：21行，每行字數也限制，寫不了就靠邊站。普通人知道我的特別多，我不喜歡被孤立的感覺，而喜歡和普通人有共鳴。
三聯生活周刊：你的詩歌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你不關心政治，你公開說過，日本的戰敗、崛起包括現在的經濟衰退，都和你沒有關係，據說日本地震你也沒有發表過相關的詩歌，這和我們一個觀念相背，我們都覺得詩人是關心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的。你是怎麼看這一問題？順便問一句，你怎麼看待中國詩人北島？
谷川俊太郎：我是「二戰」後成長的一代，受戰爭影響不大，即使是戰敗時候在街頭看到屍體，我也沒有恐懼和悲傷，只是帶著一種兒童的眼光去看。美國進入日本，日本成為戰敗國，我也沒有受影響，我還是帶著兒童的樂趣眼光去觀察一切。所以我17歲那一年開始寫詩的時候，對社會沒有什麼批判，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我是那種儘量遠離政治的詩人。
當然，同時代的詩人也有關心政治的，可是我沒有。去看戰後的美軍吉普車，印象深刻，甚至比東京大轟炸時候熊熊大火印象還深刻，因為我始終用童稚的眼光去看。這可能和我生長的環境有關，父母親非常愛我，他們之間的關係又和睦，我一直覺得，詩人應該超越社會性，應該和社會保持距離。
我不願意政治影響我的詩歌，寧願去探討日本語言對我詩歌的影響。這次地震後我沒有寫作，是因為我所居住的地區沒有受影響，我沒有那種感受，所以我沒有寫作，我寧願用捐款等方式去幫助人們（地震後，谷川立刻捐款，包括中國四川地震他也是文學界的捐款發起人）。
我對北島的詩歌不太熟悉，因為我只閱讀我喜歡的翻譯者翻譯的詩歌，可是他的詩歌翻譯成日文損失了很多東西，但是我非常喜歡他做人的方式，喜歡他的活法。中國的詩人當中，我喜歡于堅，他的詩和我有些地方類似。
三聯生活周刊：我對你還有另外一個好奇，就是你除了政治之外，也反對宗教的組織形式，這在日本不常見。你為什麼如此？
谷川俊太郎：對，我反對任何有組織形式的宗教。還是和家庭有關係，我母親是基督徒，所以我們家在我小時候就沒有那種家家戶戶都用的神壇，我童年時候就閱讀希臘羅馬神話，在我的觀念中，神與人的關係很接近，而不像那些有組織的教會宣傳的那樣，神高高在上，我喜歡閱讀各個宗教的早期典籍，而不是後期經過弟子們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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