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俊太郎在「2017年香港國際詩歌之夜」活動中。
南都訊 記者朱蓉婷發自香港 上周落幕的「2017年香港國際詩歌之夜」聚集了來自英國、美國、南非、智利、加拿大、日本、敘利亞等國家的二十位詩人，現年86歲的日本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也現身香港，並接受了南都記者的採訪。
在日本，谷川俊太郎是名副其實的「國民詩人」，擁有無數讀者，從小孩到老人，覆蓋各個年齡層。他出版過80餘部詩集、300冊繪本、100多冊譯著，以及各類隨筆、劇本和編著，他的作品也被收進了各種類型的教科書。
不管在哪裡，媒體記者、讀者大眾都想一睹詩人的面孔，谷川也經常出席各種各樣的採訪和朗誦會，與不同領域的人對話，但他告訴記者，其實自己私底下是不願多說話的人。
詩人的家在東京都內，附近有一條小河，河邊有個公園，谷川經常在那兒散步，「年輕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也沒有散過步，年紀大了才發現散步是一種快樂。」谷川說，他就是在高齡社會的日本，作為一個普通的老人在生活。每天早晨7點起床，先做30分鐘呼吸法運動，不吃早餐，只喝一杯蔬菜汁，每天只吃一頓晚飯，已經堅持了5年。
「愛是什麼？」「愛是秘密。」詩人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總是謹言、謙遜，溫和。對他來說，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沉默時刻，而他把那些曾經沉默過的經驗轉化成語言，轉化成詩歌。就像他那首有名的《接吻》寫的一樣：「沉默化作靜夜/如約降臨於我們/它此刻不是障礙/而是縈繞我們溫柔的遙遠。」
這就是谷川俊太郎，他的詩歌有一種複雜的純粹性———「我讓瞬間的宿命論/換上梅花的香馨」、「我無限的回歸/嫩葉的影子在一瞬間晃動」，以禪意包裹著超越生死對立的糾纏，以默然的方式、混沌的通感與世界交談。他敏感、憂傷，同時也詼諧、明亮。
對話
南都：你的父親谷川徹三是日本有名的哲學家和文藝理論家，出生在這樣的家庭是不是從小就對文學耳濡目染了？
谷川：我相信我是無意識地受了他很大的影響。最近我在新潮社出了一本對話集，叫《被稱為詩人》，從我父親談起。父親年輕的時候也是詩人，他去世之後我發現他的遺留物有幾本詩，我想給他出一本詩集，但我反覆看完之後，覺得寫得一般。日本的時代變化太大了，他沒能越過時代的局限性吧。
南都：這個局限性怎麼理解？
谷川：父親那一代最流行的文化都是舶來品，最好的東西都是外國的。文學也一樣，那時候日本一味崇尚西洋文學，到後來才發生了轉變，最重要的轉折點是重新評價《源氏物語》。
在我的寫作裡沒有日本和西方之間的衝突，我從小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跟著媽媽學鋼琴。我這一代詩人其實很幸福，詩歌的讀者很多，詩歌很盛行，很流行，尤其是60年代，但是過了半個世紀後，所有形式都被寫盡了，手法、主義都探索完了，這跟其他藝術是一樣的。因此，這給當下新生代的詩人留下了更為艱難的挑戰，他們如何創造、尋找上一代人沒有發現到的東西，目前有一位非常前衛的女詩人叫最果夕日，寫得非常好，我很欣賞。
南都：你說過去的日本崇尚西洋文學，那麼現代詩和古典文學，比如俳句、短歌的關係是怎樣的？
谷川：明治政府時期，日本吸收了很多西方文明，當然在那時候俄羅斯和法國的現代文學、現代詩也進入了日本，在翻譯大量西方文學、文獻的時候，出現了一種翻譯體，和明治以前的日語區別開來。這裡有一道分水嶺，用翻譯體創作的作品，和明治維新以前的日語創作的作品，徹底斷開了，明治維新讓古典詩和現代詩徹底訣別了。
日本對現代詩歌的接受，也是和中國一樣，短歌俳句起碼有韻律，現代詩誕生之初會遭逢一些質疑。年輕的時候擔任過詩歌獎的評委，後來我都辭退了，因為一首現代詩的好壞標準，真的不好判斷。當然，現在日本詩人中創作短歌和俳句的也大有人在。俳句和短歌相比，我比較親近俳句，短歌的節奏和押韻我不太喜歡。但在我的作品中，沒有帶有意識的俳句意象。
南都：你還記得剛開始寫詩的情況嗎？
谷川：我沒上過大學，通過詩歌、劇本，通過稿費和版稅養活了自己，因此讀者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覺得，應該創作從小孩到老人都能閱讀、接受的作品。我並不把自己封閉在詩歌寫作裡，我還在嘗試詩歌和音樂、朗誦的關係，我創作過很多繪本，以此讓詩歌找到更多的讀者。
我覺得詩歌的物語性不輸給小說。小說比詩歌賣得好，因為人是需要物語的。詩歌雖然沒有龐大的宏大的故事結構，但可以展開物語的故事場面，從一首詩的開始、中間到結束，物語性都是很重要的。
剛開始的時候，詩歌就是青春。現在對我來說，年齡越大，詩歌越容易被寫出來。
南都：這跟中國寫作者的情況不同，很多作家到了後來江郎才盡，寫不出來，原因可能是浮躁，積累不足，儲備不足等等，而似乎日本的作家不少晚年發力，越寫越好？
谷川：日本也有年齡大了，感性枯竭，年長之後隱居的詩人，這和中國是一樣的。你說的情況可能不是江郎才盡的關係，而是覺得寫詩沒啥意義，因為不寫也可以生活得很好。當我知道有些中國作家由作協發工資，感到很意外，但日本不行。
南都：在日本不行嗎？
谷川：日本的嚴肅寫作很多，但沒有讀者。很多詩集就印兩三百冊。一般來說，在朝日新聞社發一首詩，5萬日元，算最高的了，在雜誌發，好的1萬，便宜的算3000日元。所以普通的詩人就靠寫詩，真的會是窮鬼。但成了名就不一樣，比如，日本詩人高橋睦郎剛剛獲得了文化勳章和藝術院的院士，分別有每年350萬日元和每年250萬日元的資助，加起來一年6萬美金，國家免稅養著詩人。但對我來說，除了詩歌最重要的是還有繪本，我出過幾百本繪本，有三冊是買了100多萬冊的，在日本書比較貴，賣100萬冊比一個大學教授一輩子的工資都高。
南都：你對中國詩歌有何印象？
谷川：在我所閱讀到的中國古代詩人的作品中，離我比較近的，和我有強烈共鳴的是李賀。我覺得李賀對待世界的態度和我很相近，他認為這個世界是兩面的，分為人間社會和宇宙社會。但是在日本最出名的中國古代詩人還是李白和杜甫。
中國的現代詩沒有讀很多，翻譯到日本的中國現代詩作品中，我比較有共鳴的是于堅。當然，在沒有讀到于堅之前，北島的作品對我衝擊很大。和很多日本現代詩人相比，中國詩人的作品都有一種緊張感。
小說的話，年齡大了長篇看得少了，以前看過閻連科的《受活》，覺得中國作家非常有能量，創作能量很大，而且它的根扎到中國的古代，我覺得這樣的小說非常有未來性。
南都：你在詩集《二十億光年的孤獨》裡寫到了很多宇宙的意象「宇宙」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谷川：宇宙就在鼻尖。宇宙就是從鼻尖開始的，這是我對宇宙概念的理解。我說不出它對我有什麼影響，但是我喜歡科學，喜歡做手工，自己組裝飛機模型等等。
科學對我意味著什麼，很難解釋，我從小就喜歡電器，組裝飛機模型，對無人機很感興趣，經常在網上看各種無人機的造型，我感到中國在無人機製造上是世界領先的。我喜歡一切能飛到天上的東西，特別是熱氣球，它安靜地上升，這讓我感到自由。我是日本詩人中第一個靠稿費買汽車的，當我開著汽車在路上跑，開到九州，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自由。
最近正在了解引力波，在宇宙中沒有人類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這種「古老的敵意」，我不知道。宇宙中有能量，肯定也有反的能量，對抗的能量。可惜的是，如果我有愛因斯坦的知識量，也許可以寫一首宇宙詩吧。
南都：那麼「愛」呢？
谷川：年輕的時候很喜歡甲殼蟲的一首歌叫《All you need is love》，愛不僅是指男女之愛，對環境的愛、對動物的愛，也是我關注的。從詩集《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可以看出環保意識，但我不直接談環保。環境問題事關生活，我覺得我的作品要體現出我的生活方式。在日本，很多朗誦會結束後主辦方會叫我對日本青年人說一句話，我覺得「愛」很重要，但也很抽象，因此我通常會說：「把電源斷掉」，不用電的時候，儘早把開關閉掉吧。
南都：你曾經說你信奉的不是某個宗教，而是「無法觸及的存在」，這句話怎麼理解，是靈魂嗎？
谷川：對我來說，死是一種恩寵。年輕時不這麼認為，現在我覺得人死去，靈魂會一直存在。比如我們在不知所措、迷茫、喪失方向感的時候，就是靈魂在起作用，主導你越過一切。
南都：似乎詩人都有敏感、沉默的氣質，你私底下是話比較少的人嗎？
谷川：其實我是最不願講話的。跟好朋友在一起，即使兩個人沉默也很有味道。自然界沒有語言，我沉默的時候是想接近自然，接近沒有語言的自然。
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有沉默時刻，我把我生活曾經沉默過的經驗轉化成語言，日語的特點是，一句話說完了，之後省略的東西才是重要的，我想表達的是省略在語言之外的東西。
很多年前札幌啤酒有一支廣告：「男人沉默，喝札幌啤酒。」真是意味深長啊。在過去，沉默是日本男性的傳統美德，但是時代變了，尤其是有了網絡後，語言在泛濫。信息的膨脹，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新的文明的誕生，誰也避免不了，但好的詩歌無論語言如何泛濫，它永遠有沉默的一面。語言是所有人的財產，但詩歌只屬於詩人一個人。我從來不去靠近網絡上泛濫的語言，寫詩的時候，儘量讓自己的詩進行一種最安靜、最沉默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