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大清王朝的金融中心躲藏於一個不露山不顯水的北方小城——山西平遙縣。當時晉商控制的票號與錢莊,遍布大江南北,極盛之時,全國有51家,分號多達600餘個。這51家票號中,山西票號佔了43家,經山西票號匯兌的銀子,差不多達到5億兩。說山西商人掌控著大清國的金融命脈,半點也不算誇張。
而在43家山西票號之中,有22家票號的總部就設在平遙縣。遙想一百多年前,在平遙城的一條青石板大街上,商號林立,其中便有「日升昌」、「蔚泰厚」、「蔚豐厚」、「蔚長厚」等聲名顯赫的票號總號。在後來的一百年間,山西票號一直維持著「執中國金融之牛耳」的地位。山西票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如果要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信」。
山西票號重信義,特別在乎信譽、信用。當過山西「大德恆」票號經理的頡尊三曾自述說:「票號較優於普通商業之點,雖亦以營利為目的,凡事則以道德信義為根據,大有儒學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無、濟公私,顯宦信足,行州裡,旋蠻貊,近悅遠來,開銀行之先河,創久遠之盛譽耳。」梁啓超也曾評價說:「晉商篤守信用。」
信用,這是票號業的生命線。人們前往票號匯款或存款,將白花花的銀子換成沒有任何擔保的一紙票據,而當時的清政府並沒有制訂一部「金融法」來保護客戶利益,如果票號無法以自身的信用取信於人,怎麼可能吸納存款與匯款?
山西票號極重自身信譽,對從票號貸款的客戶,也給予完全之信任。《清稗類鈔》總結了山西票號的經營特色:「向重信用,不重契據,不做押款。」山西票號向他的客戶發放一筆貨款,並不要求客戶提供抵押與擔保,只要票號認為他這個人值得信賴便可以了。山西票號界中流傳「萬兩銀子一句話」說的便是山西票號的「信用貸」模式。
在一個熟人社會、人情社會中,山西票號「信用貸」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不需要什麼繁瑣的手續。然而,山西票號的「信用貸」也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信用半徑有限,很難擴展至陌生人社會、複雜社會,一旦借款方違約,不還貸款,票號便可能血本無歸。而宋代模式儘管手續繁瑣,卻可以適用於陌生人之間的交易。
若干年後,票號完全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只給後人留下無盡喟嘆,以及若干經驗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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