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請大家描述港中大出版社在你們眼中的印象，恐怕離不開「學術」、「嚴肅」這些關鍵詞。說起我們平常到底在做什麼、同事都是什麼樣的人、我們的自我定位和期待等等，大家可能並不了解。比如，我們公號的名字為什麼叫「不激不隨」？（就不吐槽微信名的註冊限制了）
2013年港中大出版社社長甘琦接受《晶報》採訪，其間她介紹了中大社的歷史與近況，如出版方向、評審流程、編輯團隊等，還獨家披露了中文版《鄧小平時代》背後的種種艱辛努力。看完這篇專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在你心中就不只是一個抽象而遙遠的名字了吧。
社長在採訪中說：「在香港這樣一個古今中西交匯的獨特地方，存續和傳播中國文化、使之與世界文化融通互動，成就了中大社的特殊使命」。新的一年，讓我們帶著這樣的使命，繼續上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
▼本文原載於2013年9月14日《晶報》深港書評第B01版
「我們只有在中國和世界之間才有意義」
晶報記者劉憶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成立於1977年（前身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成立於1967年），一向以「弘揚中西文化，傳播古今知識」為宗旨，迄今已出版了逾1300種書籍，其中大多數為學術著作，這在極度商業化的香港真是難能可貴，令人欽佩。很自然，對甘琦的專訪也是從表達敬意開始的。
「我們希望有更多讀者能到金字塔的頂端和我們會合」
晶報：極度商業化的香港卻出了家專出學術書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下簡稱中大社），真蠻有象徵意義的。
甘琦：其實中大社當年就是由一批兼通中西的前輩創立的，內地讀者熟知的宋淇先生就是創始人之一，它的創社理念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創校理念是一致的。當時世界處於「冷戰」的大背景下，香港處於殖民地的小背景下，因此，在香港這樣一個古今中西交匯的獨特地方，存續和傳播中國文化、使之與世界文化融通互動，成就了中大社的特殊使命。何炳棣先生的《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就是1969年由中大社首版，他的英文著作《東方的搖籃》（The Cradle of the East）也由中大社1975年出版，這兩本書加上張光直先生的《中國青銅時代》，內部我們稱為「中國文明三書」，堪稱為中大社定調子的書，這個調子，就是張廣直先生所強調的超越「專業」的「通業」，就是把中國文明置諸世界歷史文明中的比較視野。也因此，中大社一開始就是一家中、英雙語出版社，向中、英文學術界開放，所以作者群薈萃了李約瑟、錢穆、錢存訓、狄百瑞、劉殿爵、饒宗頤、王爾敏、胡秀英、許倬雲、王賡武、安樂哲等中西大家。
晶報：中大社是一個大學出版社，我想知道，一個大學出版社和非大學出版社有什麼區別？
甘琦：一個大學出版社的立身之本是知識創新，其次才是知識普及。先說知識創新，顧名思義，肯定是要做原創的東西，新東西，一個大學出版社要是只出重印的書，是無法想像的。接下來，將具有創新性的知識進行普及性的傳播，是大學出版社的第二使命。
晶報：中大社在保證知識創新上是怎麼做的？有沒有什麼制度作為保障？
甘琦：中大社沿用的是西式大學出版社的出版程序，就是匿名評審加學術委員會制度。所謂匿名評審，就是先請相關領域的至少兩位專家對書稿進行匿名評議，匿名是雙向的，專家不知道作者是誰，作者不知道專家是誰，以避免學術外因素介入，保證評審的客觀性。
在選擇匿名評審人上，出版社是慎重和講究的，既要使書稿得到專業判斷，又要避免門派偏見，這一過程中我們積累了大量經驗和相應的資料庫。等收到兩位匿名評審人的意見後，接下來就會啟動學術委員會這個環節。學術委員會主要是考察評審人選擇的合理性、評審報告及編輯部建議的價值，並做出出版決策。遇到有爭議的書稿，會引入第三方評議，或請學術顧問委員會仲裁，學術顧問委員會包括金耀基先生這樣的大學者。
晶報：匿名評審加學術委員會可以保證書在內容上的價值，那對於一本書的商業價值中大社是如何考量的？
甘琦：我們會儘量把市場因素壓縮到最低，當然，我們也有一定的出版壓力，需要在選題上進行適當平衡。大學每年對我們有一定的資金支持，並不要求我們賺多少錢，只希望我們出好書，這樣的老闆，如今就算在世界範圍內也少有。當然大學也不會一味支持，因為它認為不會經營的出版社必然缺乏活力，所以出版社處在這個平衡點上，要靠經營獲得發展空間。要發展，就得自己給自己壓力。我們知道中大社的書在香港讀者眼裡，就是陽春白雪，就是那些放在金字塔頂端的書，我們認為這是很高的評價，但我們也希望有更多讀者能到金字塔的頂端和我們會合。目前來看，中大社在香港賣得最好的書，還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書，香港選題和日本選題的書也賣得不錯。但總的來說，我們是一家內容主導，編輯獨立的出版社，不會因為市場部說「這書賣不出去」，我們就不出了，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家大學出版社，我們有這樣的社會責任和義務。
「我們的夢想是做一套以中國人為主體講述的中國歷史」
晶報：談談你們的編輯部吧。
甘琦：外界常常誤認為中大社是個大社，其實我們總共只有二十多個同事。特約中、英文文稿編輯不少，且遍布世界，但本部還是立足打造一個超強的、專業的編輯部。我相信那句老生常談，如果沒有一群好的人去執行一個好的制度，那再好的制度也是壞的。好在我們的人都是好的人（笑）。我們的編輯部發展到今天也才發展出10位編輯，基本是雙語編輯，因為具體工作起來大多是中英混合的，有的書稿用中文寫，郵件卻用英文來回，評審報告一篇英文一篇中文的情況很常見，面對的媒體也是中的中、英的英。雙語工作確實比較麻煩，何況以編輯標準而言很少有真正的雙語者。但雙語工作也有好處，就是可以在雙重學術源流中去找好書稿。當然，語言只是一個必要條件，業務上，編輯必須對學術脈絡和學術圖景有認識，但這也還不夠。編輯部固然有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華盛頓大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博士，但其實這些博士並不真的是因為紙上學歷被請來的，我們也不太在意編輯之前是學什麼的，我們最看重的是潛在的編輯素質這件事，說到底，我們需要的是沒有被知識壓垮、沒有失去本能的人（笑）。
位於香港中文大學何東夫人堂的出版社小書店
晶報：每年你們編輯部會收到很多書稿吧？中大社每年的出版比例是多少？
甘琦：我們的評審流程先是初審，收到的書稿中有90%以上會在這個環節被淘汰，其餘不到10%的書稿會進入匿名評審，最後到學術委員會。送審的書稿會有三種情況：出版、不予出版、修改後出版。事實上，我們最終出版的書稿，極少有不經修改的。比如內地剛出版的唐寶林先生的巨著《陳獨秀全傳》，比如不久將會出版的北京大學王銘銘教授的英文著作The West as the Other（《西方作為他者》）。
The West as the Other, Mingming Wang, 2014
有意思的是，關於王銘銘教授的書稿，兩份評審報告都十分正面，但一篇修改建議比另一篇多很多，王銘銘教授在日本近乎閉關地修改了三個月後，對我們感嘆說，建議修改多的那份評審報告給他的幫助更大。現在這部書稿已經到了後期。
所以，匿名評審不僅幫助出版社判斷書稿，同時使作者受惠，因為對善學習的作者來說，利用出版社資源獲得同行寶貴意見，百利無害。很多評審報告都堪稱傑作，令人感到學術的尊嚴和學者的敬業，可惜只能給到作者，不能拿出來分享。
晶報：中大社一年會出版多少種書？
甘琦：一年出版的新書數量不一，但平均下來，大致是30種中文書，30種英文書，總共60種左右。另外，每年重印書還有20種左右。按照西方出版社的編輯標準來看，一個配有編輯助理的大編輯，一年也就是組稿8-12種。我們的小型編輯部加上眾多特約文稿編輯，一年做60種新書，已經是無比辛苦了。其實，書的成長周期是很慢的，你們要不停地給它「澆水」、「施肥」，要培養它，呵護它。現在內地一年出版40多萬種，新書出版極快，仿佛一會兒就能出來一套書，實際上真正的好書，能留下來的書能有多少呢？你看《劍橋中國史》從1968年開始做，到現在都還沒有出全呢，《牛津通識讀本》從1996年開始做，到今天也才做到400種而已。
晶報：我覺得你們社也應該推出《劍橋中國史》、《牛津通識讀本》那樣的書，哪怕一年只出一兩本，但是可以一直做下去，做成中大社的招牌。
甘琦：你說出了我的心裡話。我們確實有這個夢想，就是做一套以中國人為主體講述的中國歷史。因為《劍橋中國史》再好，作者群裡再有中國人，也是一個由西方人主導的知識體系，可以說，這個知識體系影響了全世界的中國觀。那麼，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套由中國人主導的關於中國歷史的書，有外國學者參與，但代表的是中國人的中國觀，不僅給中國人自己看，也給全世界的人看呢。這個夢想如果沒有一個特別強大的編輯部，沒有有世界文明眼光的中國歷史學者，整體學科研究上沒有深入到一定的深度，是無法做到的。至少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所以我弄得開始培養年輕人。說到品牌項目，近些年來精心積累的「中國近現代史書系」大概算吧。
我們還有一個野心，希望把中國當代的學術成果以「真正的英文書」的形態傳播出去。為什麼要強調「真正的英文書」，是因為有些英文書只是「把中文字變成英文字的英文書」。比如我剛才說到王銘銘教授的《西方作為他者》，本來就是用英文寫作，加之密集修改，英文版書稿要比中文版更為嚴謹，而該書的英文母語編輯不僅是一流文字編輯，且通曉數種東方語言，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因此查考文獻來源駕輕就熟，該書宣傳推廣等指向的也是英文學術和出版界。真正的英文書做起來很難，成本難以想像地高，但這麼大的文化，總得有。
晶報：你們既出中文書，又出英文書，所以我一直都很好奇中大社的圖書是怎麼做發行的？你們的英文書是如何進入西方市場的？
甘琦：你問得特別在點上。一直以來，我們社都堅持用中、英文雙語出版，因此建立了一個我認為是世界上最複雜的發行系統。我們的發行平臺是英文平臺，英文書的北美市場代理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歐洲發行商是Eurospan，中文繁體版圖書在臺灣地區的代理商是三民書店，簡體版圖書大陸地區發行要通過幾家進出口公司，三聯韜奮中心有零售，香港本地市場、東南亞市場、澳大利亞紐西蘭市場，則由我們自己的發行部料理。我很為我們的發行部自豪，因為他們是在為很小眾、很不主流的書做異常龐大、瑣碎和辛苦的工作。不過，因為已經做出了口碑，歐美很多圖書館、研究機構以及固定的個人讀者都會長期訂購我們的書。
「我們正在做一套特別來勁的書——Calligram」
晶報：似乎在甘琦的詞典裡是沒有「暢銷」這個詞的。
甘琦：應該說是中大社不追求暢銷這個概念，從建社起，我們社的定位就是「非牟利學術機構」。相比起「暢銷書」，我們更看重長銷書，也就是我們希望每本書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後在這個位置上持續有讀者需要。比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高華先生的書、去年出的《鄧小平時代》，都是當長銷書做，只是不停再版，口碑越來越好，就成了長銷不輟的書。我們很看重一本書在時間中積累的意義。另外，也非常在意讀者的反饋，每一個編輯都會在一本書重印的時候，通過修訂給讀者回應。你可能注意到了，中大社的很多書都會加編者按，加出版說明、譯者後記等，在體例上，我們希望回到出版業經典時代的樣子。
鄧小平時代，傅高義著，馮克利譯，2012
晶報：去年你們推出了年度重頭書《鄧小平時代》（今年初北京三聯書店推出了此書的內地版），此書在海內外頗受好評，銷售情況也非常好，你們在這本書上花了很大的力氣吧？
甘琦：說實話，在這本書的操作上我們只是順應書和作者本身的勢，能為則為而已，真正花了大力氣的是在翻譯上，因為我們要求自己做出能代表出版社學術標準、經得住時間檢驗的譯本。傅高義先生（本書作者）的書稿是用英文寫的，他是一個非常謙虛的人，治學也很嚴謹，所以初稿出來後，他要請12位中國專家看，這就需要我們先把初稿譯成中文，因此我們就請馮克利先生（本書譯者）翻譯了第一稿。待12位中國專家看完中文初稿並分別給出了批評和建議後，傅高義先生就用英文把他認為要修改的地方改進了英文書稿裡。等到這本書的英文書稿全部完成後，哈佛大學出版社進行編輯，馮克利先生又開始第二遍翻譯工作。巨大的工作量壓力下，使得我們的編輯部不得不進入第二稿譯校工作，還請來三聯兩位大編共同作戰，這其間，傅先生又不斷地修改。中大社的中文繁、簡體版是在哈佛英文版出來半年後推出，等於在半年間翻譯了兩本書，關鍵不是一般性的翻譯，而是對譯品有追求的。
晶報：接下來中大社會推出什麼新書？
甘琦：我們正在做一套特別來勁的書，英文系列名叫「Calligram」，中文轉譯是重新發現中國經典或關於中國的經典（Writings From and On Classical China）。Calligram意指語詞組成的圖像，是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受到中國書法啟發產生的構思，以此為書系名暗示了當代世界對古典中國的想像與回應。這套書系目前計劃中已有20餘種，書目主體是中大社歷史上的名書。為此，我們特邀曾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大編輯、現居紐約的著名作家、翻譯家艾略特·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主編，並特邀紐約著名精裝手工書籍設計名家萊絲麗·米勒（Leslie Miller）負責裝幀和版式設計，由中大社出版，與《紐約書評》出版社聯合發行。這套書第一批不久將推出四種，包括已故前華盛頓大學教授施友忠（Vincent Y. C. Shin）花了20多年時間翻譯的《文心雕龍》、已故陳世驤教授翻譯的《桃花扇》、中國古典詩詞翻譯大家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寫作的《漢賦》，還有一本很特別的書，是德國現代主義之父、君特·格拉斯的文學導師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oeblin）以中國清朝白蓮教起義為背景寫作的小說《中國傳奇·王倫三部曲》，被稱為第一部德國現代主義小說，是本社上世紀90年代從德文翻譯成英文出版。我們希望這套書能讓中國文化帶給世界文化更多的靈感。
現已出版的Calligrams系列，更多種類陸續推出中
在中文書方面，我們會繼續推出針對當下中國學術界理論爭論的「三十·三十」書系，年底前要出的新書還有日本前外交官孫崎享寫作的《日本的國境問題》。這本書寫得很冷靜，也有新意，受到日本知識界的廣泛認可，我們希望中國讀者有機會聽到日本知識精英及有識之士對日本民眾發出的聲音。一定要透露的話，不妨透露，預計明年開始編輯兩部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基礎性大工程，一部是《張春橋年譜長編》，一部是《華國鋒年譜長編》。
「三十·三十」書系已出版書目
晶報：中大社和不少內地出版社都有合作，目前內地出版總量很大，表面上很繁榮，但出版的同質化、重複化很嚴重，而中大社在華文出版業處於一個熱鬧非凡的氛圍下，卻始終保持冷靜，保持精耕細作，你們在堅守著什麼？
甘琦：華文出版業目前面臨的是一個業態的變化，這是所有出版人都要面對的，但仔細研究，變的只是媒介形式，而不變的、核心的，依然是出版的內容。我總在想，我為什麼會跑到這個行業中來，我的同事們為什麼會花掉他們生命中最寶貴的一段時間來做編輯，結論是我們做的書必須有價值，否則就是浪費生命。
香港是連通中國與世界的樞紐，是一個開放的支點，因此中大社只有在中國和世界之間才有意義，也就是我們自我認識中的「居間性」。我常跟別人說，在香港出版社工作最大的好處就是，我可以和中國的好編輯一起工作，也可以和英美的好編輯一起工作，我們的出版社可以跟全世界任何一家好的出版社一起合作，這是件多來勁的事啊！說到中大社的堅守，我想到的是我們的十六字社訓——立身天地，安守邊緣，守先待後，不激不隨。
「我自己的身份意識非常明確，就是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傳人」
晶報：你先在北大學歷史，再到美國學經濟，這種學業上的轉變是否也讓你對書的興趣有所轉變？或者說更為拓展？
甘琦：學業也好，知識也好，都不特別重要，對我而言，最重要的還是視野的轉變吧，經了好多事兒，見了好多人，去了好多地方。我個人的愛好基本不會影響出版社選題，因為選題是由學術共同體中的諸多角色合作完成的。
晶報：你曾經說過「我看清這個世界，比讓這個世界看清我更重要」，是否現在你對這個世界看得更清楚了？
甘琦：眼見為實這句話現在看已經遠不是真理了，因為你看到什麼，往往不取決於眼睛，而取決於心。你的心有多大，你看到的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有多敏感，你感知到的世界就有多微妙。如果心中沒有，眼睛會視而不見。年齡越來越大，經歷的越來越多，你會發現自己的那個小我會越變越小，大我會越變越大。出版這個職業好，就因為書沒有疆界，它反射世界上的一切。我覺得亞馬遜的創始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非常聰明，他選擇用書做門戶，然後開始大賣百貨，就因為書是世界的對應物，每個人都能找到吸引他的那一種，這等於用書把大家眼球吸引過來，然後賣給他們一切（笑）。
晶報：談談你個人的出版履歷吧。
甘琦：其實一直都在做出版，上世紀90年代在北京做的是二渠道書商（笑），後來去TOM，做出版管理，再後來去美國，進入沃索（Verso）出版社工作。我的心是在沃索時沉下來的。
晶報：我們知道沃索出版社是英國著名的左翼出版機構，他們為什麼會選擇一位中國女性去做紐約分社的社長？
甘琦：說來話長，簡單說也是一波三折。沃索以出版歐美左翼思想家著稱，阿多諾、哈貝馬斯、本雅明、本·安德森、塔裡克·阿里、齊澤克、喬姆斯基這些大名字都是它的作者，選題標準非常高。這家出版社上世紀70年代在倫敦創立後，90年代又去紐約開了分社。開分社的決策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北美市場大過英國和歐洲大陸市場的總和，但誰負責經營卻成了揮之不去的難題，因為當時的美國出版業，已經開始了跨國公司化的進程，無論從行業生態還是從人才上都對獨立出版社構成威脅，說白了，就是沃索紐約分社缺經營人才，缺人導致虧損，而虧損給了我機會（笑）。這些我當然是後來才知情的。當時，在我碩士答辯結束的當天，偶然場合認識了佩裡·安德森，他連問了我兩小時出版業的問題後，有意推薦我為沃索工作。後來我才懂得他的建議有多麼大膽，難怪會被沃索董事會回絕。一年後，沃索忽然請我去倫敦總部做諮詢，我覺得諮詢不就是白學習嘛，何況了解英國出版業的機會可不多，就去了（笑）。雖然倫敦方面對我的來臨表示歡迎的不多，我還是不斷地問問題、看資料、算帳，算帳、看資料、問問題，之後認真寫了份諮詢報告，指出問題所在，提出解決方案。記得當時寫得很尖銳，反正這事兒跟我沒什麼關係（笑），寫完我就走了。再到後來，沃索倫敦發生了改革，至少跟我的報告方向不悖，並請來一位總經理。又過了快兩年，這位總經理邀我去紐約談談，我就去談談。雖然不抱什麼希望，但我還是做了實戰型面試準備，提前趕到紐約調查研究了半個月渠道、市場、人才，甚至有意無意間物色了潛在合作者。最後，經過艱苦卓絕的談判（笑），我成了紐約分社社長。半年後到任，組建了包括美國人、英國人、加拿大人在內的新團隊，因為原來的員工聽說我來，還沒見到我，就全體辭職。一年後，沃索收支平衡，雖我貢獻有限，覺得與有榮焉。可以說，沃索經驗對我後來在中大出版社的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晶報：來香港6年了，你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嗎？你現在有著怎樣的身份認同？
甘琦：我自己的身份意識非常明確，就是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傳人，但我跟世界文化是氣息相通的互動關係。以我的個人經歷，在美國讀書工作過，到世界很多地方旅行過，讀過不同文化的書，獲得了不同文化的營養，深感中國文化有那麼多的寶藏，很想把這些寶藏也送出去，和世界分享。說到香港，我越來越喜歡這座城市了，我喜歡它的開放、包容，希望它像紐約一樣，成為一個大沙拉盤子，裡面什麼都有，什麼人也都有，這才來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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