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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古代節日中，專門用來祈禱健康長壽的九月九日重陽節，規模宏大，儀式隆重，在現代日本民間節俗中仍佔有重要地位。中國在唐朝時期重陽節就已經是固定的節日，而這一時期正是日本奈良和平安時代，日本天皇多次派遣大批遣唐使、僧侶、留學生來中國學習。由於深受中國盛唐文化影響，日本平安時代出現了文化繁榮景象，因此研究中國重陽節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應將重心放在平安時代。然而，總體來說，中國學者對日本平安時代重陽節文化發展的專門研究比較薄弱。大多數學者把關注點集中在中國重陽節的起源、重陽節文化的歷史構建等，少數學者論及平安時代日本重陽節，但也僅限於重陽節整體研究中的部分概括性描述，或就重陽節文化的某一點進行探討，沒有將平安時代日本重陽節興衰問題作專門研究。
重陽節如何在平安時代的日本傳播和傳承的？重陽宴又為何在平安時代初期和中期盛極一時後走向衰敗？帶著這些問題，本文試以豐富的史料為基礎，探究重陽節文化在日本平安時代的發展及演變。
中國重陽節源頭可以追溯至先秦時期的「秋祭」民俗。《西京雜記》寫道：「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並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可見，早在東晉時期中國就已有在九月九日佩戴茱萸、食用蓬餌、暢飲菊花酒等習俗。《荊楚歲時記》記載：「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這說明，中國在隋代就有在九月九日舉辦宴會的習俗。在唐代，九月九日重陽節被正式定為民間節日。716年，著名詩人王維在長安所作的《九月九憶山東兄弟》曾言：「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詩中所說的佳節指的正是九月九日重陽節，其中「佳節」「登高」「茱萸」等字樣都表明九月九日在唐代已被定為重陽節，且有舉家團聚、登高遠眺、吃糕求吉祥、插茱萸闢邪等一系列活動。
重陽節文化傳承至平安時代中期，官方正式的慶祝活動以重陽宴形式為主。重陽宴在平安時代初期和中期得到快速發展，但在平安時代末轉向了衰落。
第一，在平安時代，日本貴族最重要的一項事務，就是參加每年舉行的各種宮廷儀式活動和宮廷宴會，並嚴格按照儀式要求完成所規定的程序。在嵯峨天皇、淳和天皇、仁明天皇執政時期，宮廷對宴會格外重視，並於821年正式出臺了《內裡式》，對節日宴會儀式的出席順序、內容、禮儀、規範等作了詳細規定。在每個重大節日或儀式之日，天皇都會召集群臣賜宴：元月一日元旦、正月七日白馬、正月十六日踏歌、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節、七月七日相撲、九月九日重陽節、十一月豐明等，以及大嘗祭（立皇后、立太子、任命大臣）等節日或儀式之日，都要舉行宴會，天皇一般在豐樂殿或紫宸殿宴請大臣。節日和儀式之日中的慶祝活動分為三類：大儀、中儀、小儀。即位和朝賀等屬於大儀，群臣必須穿禮服。中儀指刀禰以上（六位以上官位）官員參加白馬、端午、豐明等節日。元旦、踏歌等屬於小儀，大夫以上（官階在五位以上）官員才能出席，並要求一律穿袍。九月九日重陽節屬於小儀。公卿貴族每年都需要參加不計其數的朝廷儀式活動，並必須準確無誤地完成儀式活動所規定的內容。特別是正月，儀式活動每天應接不暇，每個儀式的規矩都不盡相同，如果混淆了這些規矩，就會遭到其他官員的譏諷、嘲笑。因此，對於當時的公卿貴族來說，學習宮廷宴會禮儀規範，牢記儀式程序步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當然，除了宮廷宴會，還有各種形式的公卿府邸儀式活動。貴族們經常受邀參加攝政大臣、公卿舉行的儀式活動，其中有命題賦詩環節。在這種場合，如果作的漢詩與和歌不合時宜，同樣會被嘲笑。可以說，平安時代貴族的日常生活都圍繞著宴會、儀式而展開。宴會儀式活動並非都是墨守成規、毫無趣味的，宴會中眾大臣圍繞著天皇飲酒賦詩，彈琴跳舞。宴會結束時，天皇還會賞賜眾大臣俸祿以示恩寵，因此宴會也成為貴族們展示自我和邀功請賞的重要舞臺。這些因素都使平安時代日本貴族對宴會儀式活動無比重視，參加各種宴會儀式活動已經成為天皇、貴族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內容。因此，在登高、插茱萸等眾多中國重陽習俗中，日本貴族唯獨青睞重陽宴。第二，神泉苑的建立為重陽宴等各種宴會的舉辦提供了最佳場所。神泉苑建於794年前後，是恆武天皇建都時在平安京禁苑內建造的供天皇娛樂、遊玩的場所。神泉苑位於日本京都市中京區御池通神泉苑盯，是東寺附屬的一寺院。它是大內（指宮城。以天皇居所「內裡」為中心，配置有朝堂院及各官廳）的一部分，被左京的二條、三條、大宮、壬生各條大路包圍，佔據了八町。神泉苑的中心有大型水池，名為神泉，神泉苑因此而得名。水池裡築有中心島，水池的進水口在東北角。全苑有一條南北軸線，水池北軸線上建有乾臨閣，兩側建有東閣、西閣，臨水建有釣殿，且乾臨閣、東西閣和釣殿間由曲廊相連。除宏偉壯觀的各類建築外，神泉苑還有小川、細流、叢林等自然景觀，林中有國外進貢的珍獸，不僅適合天皇、貴族納涼、遊舟、狩獵、遊玩，而且是舉行宮廷宴會的絕佳場所，重陽宴也在這種大背景下得到發展和傳承。延曆十九年（800年），桓武天皇遊幸神泉苑。據《枕草子》記載，桓武天皇是歷代天皇中第一位行幸神泉苑的天皇。之後，平城、嵯峨、淳和、仁明幾位天皇都經常在神泉苑舉行重陽宴、花宴、相撲、釣魚以及獵鹿等節會活動。當時的作品《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收錄了許多有關神泉苑的記載。嵯峨天皇執政時期，親臨神泉苑多達43次，頻繁舉行宴會，其在位期間舉行的10次重陽節慶活動，有9次是在神泉苑舉行的。第三，花宴的興起拓寬了重陽宴的傳播途徑，並使重陽宴以另一種形式得到了延續。日本最早的花宴始於神泉苑。據《日本後紀》記載，弘仁三年（812年）二月十二日，「花宴開始於此」。另據《西宮記》記載，作為臨時性大型禮儀活動，日本有舉行菊花宴、藤花宴、櫻花宴等花宴的習俗，並有需要提前決定邀請的嘉賓等相應的儀式規定，因為在這些宴會上都需要賦詩，嘉賓主要從儒生、中務省官員、藏人所、內御書所、在校生、畢業生等中選拔。宮中花宴多在皇居或神泉苑舉行。花宴首先在神泉苑拉開了帷幕，隨後承香殿也成為舉行花宴的重要場所。因承香殿位於皇居的中央、仁壽殿的北側，故經常舉行宴會。承平五年（935年）十月十七日，朱雀天皇在此殿的東廂召見群臣，賜菊宴。因重陽宴適逢菊花盛開，故重陽宴也被譽為菊花宴。若九月正值國忌日不能舉行重陽宴，就用十月的菊花宴、殘菊宴來代替。由於醍醐天皇於延長八年（930年）九月駕崩，因此直到安和元年（968年）都沒有舉行過重陽宴會，而直接代之以十月的菊花宴形式來延續重陽宴會。隨著藤原家族的興起，藤原氏執掌朝綱，天皇淪為傀儡，重陽節的命運也由藤原家族一手掌控。857年藤原良房成為太政大臣之後，藤原家族開始飛黃騰達。因藤原良房有「攝政」之稱，之後的藤原基經又採用「關白」稱號，至此日本有了「攝政關白」這個複合詞，特指幹涉成年天皇執政。藤原氏牢牢控制了平安朝的皇權，並強行與天皇聯姻，隨意任免天皇，朝政完全被藤原氏控制，這種局面在平安時代持續了將近兩個世紀之久。面對藤原氏的專權，天皇無能為力，所以平安時代後期的國家節日宴會活動一切都由藤原氏決定，藤原氏的態度直接影響到重陽宴的舉行。承平年以前的「攝政關白」大臣藤原良房以及藤原基經在輔佐天皇期間，有關重陽宴的記錄較多。他們不任意地中止重陽宴會，即使由於遇到國喪、自然災害等重大事件而被迫中止重陽宴，還是會通過賞賜菊花酒、棉花、俸祿等方式來慶祝重陽節。進入承平年以後，日本重陽節的歷史地位開始發生轉變。第一，藤原時平、藤原忠平兩兄弟拉開了重陽宴衰敗的序幕。延長八年朱雀天皇即位，藤原忠平攝政，朱雀天皇即位時年僅8歲且體弱多病，朝廷大權完全操縱在藤原時平、藤原忠平兄弟二人手中。據《西宮記》記載，自承平元年（931年）以來，九月為國喪月無節會。在朱雀天皇即位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文獻中還有九月九日當天並未賞賜菊花酒、舉行重陽宴等文字，之後就沒有了相關記錄。這和之前的「攝政關白」大臣執政期間的多次重陽節慶記錄形成鮮明對比。可以說，重陽宴由此開始走向了衰落。第二，位高權重的藤原道長率先無視朝廷的重陽儀式，直接與天皇抗衡，阻礙宮中重陽節慶活動的舉行，使重陽宴變得無足輕重。藤原道長在攝政期間，通過強行聯姻，使自己的三個女兒分別成為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后。至此，藤原道長的權勢達到頂峰。寬和二年（986年），年僅7歲的一條天皇即位，其母詮子和其祖父藤原道長的權威使宮廷活動萎靡不振。根據寬和二年關於九月九日重陽節的記錄，當日雖舉行了重陽宴，但並未按照正規程序進行，許多人席地而坐，且因上卿不參與而不能賜予菊花酒。長德三年（997年）九月九日，在一條天皇舉辦的重陽宴會中，出現了多次違背禮節禮儀的重大失誤。時辰已到，一條天皇駕臨，負責此事的右大臣藤原顯光卻沒有到位。相關部門本應在「上達部」參見天皇之後，將紙和筆擺放在大臣面前，但催促了數次都未擺上筆墨紙硯。在宴會中，文章博士道統朝臣因失儀過多，以大江匡衡獻上的「菊為仙草」來命題。在宴會中本應擔任評委的中納言卻錯寫絕句並遞給藤原道長，令眾人目瞪口呆。另外，在極其簡單的事上也出現了錯誤，如宴會中點心等還未擺上，內教坊的女藝人們就開始奏樂；菜餚還未上齊，左大臣已經開始用餐。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出，當時在朝廷中身居高位的左右大臣都對重陽宴極其不重視，甚至表現無理，完全蔑視皇權。至寬弘二年（1005年），重陽宴雖然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規模，但因攝政大臣藤原道長的毫不作為和肆意怠慢，導致天皇舉辦的重陽宴不能按照慣例的規定正常舉行。是年九月九日天皇召開重陽宴，以藤原道長為首的左右府大臣卻遲遲未到，一官員說道：「左府藤原道長不到，一定是去參加中宮藤原彰子舉行的重陽宴了吧。」等待天皇召見的眾大臣因不熟悉重陽宴流程而不知所措，其中傳聖旨的官員錯將菊花酒說成「菊花水」，一時成為笑料。重陽宴即將開始，左大臣卻一直未到，公任左金吾對眾官員說：「如果被問及為何未到時，說因有病未來宜陽殿。」根據以上記載可知，身居高位的左大臣藤原道長在重陽節不顧君臣之禮、宮廷禮儀，撇開天皇舉行的重陽宴，去內宮參加自己女兒彰子舉行的重陽節宴會。藤原道長在朝廷朋黨比周，提拔大量心腹，造成了許多官員能力和職位不相符。這些官員因升遷過快而不熟悉宮廷儀式活動的規矩和流程，在重陽宴中屢屢出錯，使朝廷的重陽節慶儀式不能按照慣例的規定正常舉行。另從公任左金吾公然命令群臣為無故缺席的左大臣開脫，明目張胆地欺騙天皇，說明當時藤原道長專權之甚，直接影響並阻礙了重陽節在宮廷的發展和傳播。第三，大臣們對掌權貴族藤原氏的攀炎依附，也是造成宮廷中重陽宴衰落的重要原因。在寬弘年間，比起宮廷的節會活動，藤原道長的家事更為重要，藤原道長甚至自己舉辦節會活動取代以皇室為主舉辦的儀式活動。公卿貴族為了個人利益或懼怕藤原家族，更願意參加現掌權執政的貴族們舉辦的活動，從而導致重陽宴作為政務來執行的次數越來越少，日漸衰敗。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宣告藤原道長時代結束的長元六年（1033年）。之後，直到平安時代結束，重陽宴雖又恢復了宮廷宴身份，但以往天皇召集群臣共同作詩、君臣同樂、慰勞群臣的宴會習俗已蕩然無存，僅僅以平座形式舉行。
由於日本平安時代後期天皇與「攝政關白」大臣之間權力轉移，因此以宮廷（宮中前朝）慶祝為主的重陽節活動由內宮女眷以其他方式加以延續和發展，參與慶祝重陽節的群體也更加多元化。《枕草子》中有許多關於在內宮中舉行節會的敘述。關於九月九日重陽節，該書記述道，世人俗信菊花能延年，故於重陽前夜，用絲綿蓋在菊花上面，次晨收取朝露，以拭身體，謂能卻老。此外，該書還記載了九月九日將菊花用粗糙的生絹裹著掛在柱子上的習俗。《源氏物語》也有許多關於重陽節的記載：「在九月九日的重陽節看鋪滿棉花的菊花，想起曾經一起在菊花上鋪棉花以祈求延年益壽的情景，但是今年卻是只有一個令我淚溼衣裳的秋天。」其中「菊棉」「延年益壽」等說明，在重陽節，平安時代後宮有用菊棉擦拭身體的習俗。《紫式部日記》也有一段關於重陽節習俗的描寫：「九月九日藤原道長的夫人源倫子送給紫式部沾有菊花瓣上朝露的棉花讓其擦臉。紫式部感激不盡並作詩相送。」《源氏物語》《紫式部日記》《枕草子》是同一時期的作品，而且都是一條天皇中宮兩位女官所著，因此書中的記述有力地佐證了在一條天皇執政時期後宮女眷舉辦宮中重陽節的事實。由於一條天皇的中宮彰子和關白大臣是父女關係，因此雖然宮廷重陽宴被忽視，但是後宮的重陽節慶祝活動卻如火如荼地發展了起來。關白大臣藤原道長可以置宮廷重陽宴於不顧，直接參加女兒彰子中宮在後宮舉行的重陽宴會，這樣一來，重陽節慶祝活動重心就由前朝轉移到了後宮。總之，平安時代日本重陽節文化不僅內涵豐富，而且形式多樣，從命題賦詩、賞菊花酒到用菊花擦拭身體、裝飾室內、掛茱萸袋以及按宮廷節日儀式規定進行分賞等習俗創新，使其由奈良時代單一的宴會發展為豐富多樣的節日活動。其慶祝方式更易於為百姓接受和模仿，有利於之後重陽節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可以說，重陽節在平安時代的演變有助於其今後紮根於日本，成為日本古代五大節日和當今傳統節日之一。
作者為河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20年第1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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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