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西門慶這一形象進行剖析之前，有一件有趣而又值得我們思考的事。據2007年5月9日《北京青年報》上評論員張天蔚先生介紹：
據媒體報導稱，黃山當地」學者」辛苦研究十年，終於「考證」出《金瓶梅》故事發生地實為安徽省西溪南鎮（村），西門慶原型則為當地大鹽商吳天行。
只是由於《金瓶梅》當時名聲不佳，恐為「當時當地的輿論所鄙視」，作者才未敢言明。
豈料世事變遷、白雲蒼狗，當初的「鄙視」，如今卻成了仰慕，需要花費「學者」十年工夫，才為家鄉爭得半個」西門故裡」的美譽。
略感遺憾的是，「西門大官人」的後代似乎並不領當地政府和」學者」的情，辛苦考證出的「西門原型」吳天行的第三十幾代後人，堅決否認自己的祖先與西門慶和潘金蓮有任何瓜葛，並稱這樣的考證結果「令吳氏宗親蒙羞」。
看來，在尋常人那裡，並未失卻尋常的羞恥之心，只是在某些自認對振興當地經濟負有責任的人那裡，常識、常理、常態，才讓位於某些堂皇卻又不計廉恥的突發奇想。
評論還指出，網上可以搜索出的數百條相關報導、評論，幾乎無一例外地對這一大膽而又離奇的「創意」，給予激烈的抨擊或尖銳的嘲諷。
寧宗一 著
近來各地「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戲碼奇招迭出，連番不斷。
但是幾百裡外甚至上千裡去找西門慶的」原型」，並進行十年考證，真是令人瞠目。
我們必須看到，《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形象是笑笑生原創性的「熟悉的陌生人」。
筆者曾分析過，西門慶「這一個」人物是笑笑生的重大發現，也是這部特異的小說所取得成就的主要標誌。
如果我們確切地把握西門慶這一藝術形象所對應的時代大坐標，我們會更敬佩笑笑生的這一重大發現。
西門慶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由興盛走向衰亡的轉折的時期，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在如磐的夜氣中萌發，笑笑生對新思潮有特殊的敏感，他不知不覺地對八面來風的新鮮信息已有吸收，他觀照當代的意識極強，所以他既把握住了西門慶性格中凝聚著的那個時代統治集團心態中積澱的最要不得的貪慾和權勢欲，
同時又在西門慶身上發現了市民階層的佔有欲——佔有金錢，佔有女人（即「好貨好色」，這種對金錢與肉慾的享受與追求畢竟帶有中國中世紀市民階層的特色）。
所以西門慶的性格正是對應著新舊交替時代提出的新命題所建構的思想坐標，此時此地，他應運而生了。
藝術形象總是在比較中，才能顯現其獨特的美學價值和思想光彩。
我在一次系列講座中比較系統地梳理過中國小說中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與西門慶做了一些比較，但是，給我們帶來的難題和困惑是，從縱向上考察西門慶性格在形象塑造發展鏈條上的位置和突破極其困難。
寧宗一 著
因為在西門慶的形象誕生之前，還沒有發現西門慶式的人物（這是因為時代使然，同時也與作者的視點不同有關），往前追溯，張文成的《遊仙窟》只是自敘奉使河源，在積石山神仙窟中遇十娘、五嫂，宴飲歡笑，以詩相調謔，止宿而去。
小說寫的是遊仙，實際上反映了封建文人狎妓醉酒的風流生活。
蔣防的《霍小玉傳》中的李益是墮落了的士大夫的典型，他對霍小玉實行的是一個嫖客對妓女的不負責任的欺騙，小說點染出了進士階層玩弄女性的冷酷虛偽的靈魂。
只有傳奇小說《任氏傳》中鄭六的妻弟韋崟是個好色之徒、無恥的惡棍，有一點點西門慶的影子。
至於話本小說《金主亮荒淫》中的完顏亮，如剝掉其華袞，則是一個典型的淫棍，這一點頗類似西門慶。然而他們都沒有也不可能具有西門慶形象所包蘊的豐富社會生活內容。
無論是張文成、李益、韋崟，還是完顏亮，他們的性格內蘊，主要止於展示形成這種性格和行為的外在因素，即小說家觀照人物性格及其行為的視角，僅止是一種社會的、政治的、道德的視角。
這樣的視角當然是重要的，作為中國古代小說的初步成熟期，做到這一點已屬不易，但僅止於此又是不夠的。
因為形成人物性格即心理現實的基因，除外在的社會政治因素之外，還有更為深層的內在的文化心理因素。
皋鶴堂本《金瓶梅》
《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已經表明笑笑生觀照人物命運的視角有了新的拓展，不僅注意了對形成其性格的外在基因的開掘，也開始著意於對形成其性格的內在基因的發現。
西門慶性格塑造之高於以上諸作中的好色之徒和流氓惡棍性格塑造，就在於西門慶具有深刻的歷史真實。
就其藝術造詣而言，他具有更鮮明的個性真實。更可貴的是，在這種歷史真實與個性真實之中，滲溶著豐富的社會內涵和人的哲學真實。正是在這一點上，應當充分估價西門慶性格的典型意義。
從橫向上相比，我們很容易就想到明代擬話本《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的陳商和《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的吳八公子，同時也可以把《金瓶梅》中的陳經濟與西門慶相比。
陳商不過是個登徒子，具有明代商人特有的「好貨好色」的情調，而吳八公子則是個具有惡棍作風的紈絝子弟，兩個人相加也僅有一點點西門慶的性格。至於陳經濟至多是個偷香竊玉的無恥之徒。
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和西門慶相「媲美」，他們完全缺乏西門慶的「創造精神」，同樣，他們都缺乏西門慶的形象所包蘊的社會生活與時代精神的豐富蘊涵，因此，他們都稱不上是典型人物。
對西門慶的性格的典型塑造始終是圍繞著他的性生活而展開的。這是笑笑生為了揭示西門慶的性格蘊涵最本質的特徵而作出的獨特的選擇。
本來，愛情的最初動力，是男女間的性慾，是繁衍生命的本能，是人的生物本質。
生活在任何社會裡的正常的人都迴避不了性行為，因此，對在文藝作品中，尤其在小說藝術中出現的性描寫，完全不必採取宗教式的詛咒。不是麼？
早在一百多年前像奧爾格·維爾特那樣耽於「表現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慾」的詩人就為恩格斯所首肯。
笑笑生的同時代人馮夢龍所編著的「三言」和稍後一點的凌濛初所編著的「二拍」，就主要表現了兩性關係中封建意識的褪色。
「三言」「二拍」裡也有性愛描寫，對偷情姑娘、外遇妻子大膽行為的肯定。這無疑是封建道德意識剝落的外部標記。
而更為深層的內涵在於，馮夢龍、凌濛初以他們塑造的杜十娘、花魁等一系列文學女性向社會表明：婦女是能夠以自己的人格、平等的態度和純潔的心靈去擊敗附著在封建婚姻上的地位、金錢和門閥觀念，從而獲得真正的愛情的。
因此，作為人類生存意識的生命行為的一部分，性應該在藝術殿堂裡佔一席之地。
（明）馮夢龍 凌濛初 編撰
而《金瓶梅》則是通過對西門慶的性生活的描寫展示了性的異化。
應當看到，笑笑生並沒有把西門慶的性意識、性行為作為一種脫離其他社會行為的靜態的生存意識和生命行為，有意誇大出來。
在作者的筆下，人的動物性的生理性要求也沒被抬高到壓倒一切的位置，成為生活的唯一的內容。
恰恰相反，西門慶對女人的佔有欲是同佔有權勢、佔有金錢緊緊結合在一起的，並且達到了三位一體的「境界」。
笑笑生通過對西門慶床笫之私的描寫，不僅有人們所指出的那種性虐待的內容，而且更有著豐富的社會內涵——通過「性」的手段達到攫取權勢和金錢的目的。
所以，作者寫出了西門慶的床笫之私，實際上也就是寫出了這個時代的一切黑暗，揭開了一個專門製造西門慶時代的社會面。
另外，毋庸否認，作者確有性崇拜的一面。
作品有不少地方把性看作是萬物之軸、萬事之核心，也將其當作了人物性格發展的內驅力，並且特別注重其中性感官的享樂內容。
所謂「潘驢鄧小閒」的「驢」不僅被表現為西門慶」人」格有無的衡器，也是支配家庭糾葛、掀起人物思想波瀾、推動作品情節展開的槓桿。
人們對此往往持有異議，認為這是誇大了性的作用。不錯，在兩性關係中，區別於動物的人的標誌，是精神成分。
換言之，性吸引力是男女愛情的低級聯繫，精神吸引力是男女愛情的高級聯繫。如果用「精神吸引力」去衡之以西門慶的「愛情」，那就太荒唐了。
笑笑生筆下的西門慶是個潑皮流氓，是個政治上、經濟上的暴發戶，也是個佔有狂，理所當然地從他身上看不到絲毫的「精神吸引力」，也不存在具有「精神吸引力」的真正愛情。
事實是，在塑造西門慶時對他的性生活的描寫，即肉的展示過程是不存在靈的支撐的。
作者所承擔的使命只是宣判西門慶的劣行，所以他才寫出了一個代表黑暗腐敗時代的佔有狂的毀滅史。
戴敦邦繪·西門慶
進一步說，在塑造西門慶時，對他的性生活的描寫，即「肉」的展示過程是不存在「靈」的支撐的。
作者所承擔的使命只是宣判西門慶的劣行，所以他才寫出了一個代表黑暗腐敗時代的佔有狂的毀滅史。
以上我們從「尋找」西門慶的「原型」中看到了一場鬧劇，我們又認真地梳理了中國小說史中與西門慶「類似」的人物狀態，也捎帶為這部書做了一個簡明的」定位」，現在我們不妨具體分析一下西門慶「這一個」典型人物。
西門慶「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著個生藥鋪。
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
「他父母雙亡，兄弟俱無，先頭渾家是早逝，身邊只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為繼室。房中也有四五個丫鬟婦女。又常與勾欄裡的李嬌兒打熱，今也娶在家裡。
南街子又佔著窠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居住。專一飄風戲月，調佔良人婦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一個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餘遍。人多不敢惹他。」
前前後後，他陸續娶了六個老婆。
《金瓶梅》連環畫
西門慶由一個破落戶，連發橫財，成了地方上的首富；由一介平民，平步青雲，做了錦衣衛理刑千戶，還當上了蔡京的乾兒子，從此以後就成了炙手可熱的權豪勢要。
有錢有勢，貪財好色，巧取豪奪，橫行霸道，淫人妻女，無惡不作。小說真實地生動地敘寫了他的發跡變泰，又寫了他淫慾無度而敗亡。
因此《金瓶梅》全書就是以西門慶的發跡到敗亡為主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集富商、官僚、惡霸三位一體的人物的發跡史、罪惡史和毀滅史。
先哲早就說過，貪慾和權勢欲是歷史發展的槓桿。西門慶的貪慾和權勢欲是緊密結合的。
人們早就看得分明，西門慶絕非一般的登徒子式的色鬼，雖然他以低標準納妾、偷情，但他自有他的標準和要求。
從小說的大布局而言，第一回至第六回寫西門慶與潘金蓮私通，並謀殺了武大郎，接下去應該是他們兩個合作一處了。
但卻有薛嫂說媒，西門慶反而先娶了孟玉樓，把潘金蓮撂在一邊。到第八回又接上了潘金蓮的故事。
孟玉樓一回書不僅藝術上奇峰突起，更重要的是它成為全書的畫龍點睛之筆。
小說寫得極為分明，使西門慶內心激動不已的不是愛情，而是情慾。他的情慾可以隨時隨地為女色所點燃。但是，錢物財產更使他內心熾烈。
潘金蓮在他身上引起一次次的色慾，這種色慾可以強烈到使他殺人而不顧後果。
但是，當潘金蓮和孟玉樓的上千兩現金、三二百筒三梭布以及其他陪嫁相比時，潘金蓮的誘惑力就會暫時黯然失色。
直到孟玉樓正式進門以後，她的陪嫁的所有權全部轉到西門慶手中，潘金蓮的肉體才又成了他不可須臾離開的物件。
戴敦邦繪·孟玉樓
至於西門慶和李瓶兒的關係，也是經西門慶多方策劃，把這位生得「五短身材」、枕上好風月的女人用花轎抬進家門。
孟玉樓和李瓶兒這兩件婚事都在很大程度上有把對方的財產轉移到自家手中的因素。
必須看到，西門慶的發跡過程，始終貫穿著一條黑線，即漁色的成就和不斷發財的事業穿插在一起的。
西門慶之所以在女人中非常寵愛李瓶兒，並在她死時痛哭流涕——這一直被很多人看作是西門慶真動了感情——其實在情慾和諧的因素外，那是和李瓶兒給他帶來眾多箱籠資財有著太大的關係的。
對於西門慶的這份感情，西門慶的僕人玳安看得最清楚，說得更是切中肯綮：「為甚俺爹心裡疼？不是疼人，是疼錢。」這就讓我們看到財產實利在婚姻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總之，當不涉及財產實利時，西門慶的貪慾的砝碼是在女色上；而當波及財產實利時，他的貪慾的砝碼又會向財產實利一邊傾斜，這是絕不含糊的。
因為西門慶懂得有了錢財，一切女色是不難被他擁有的。在審視這個關係時，我們可以這樣說：
西門慶是一個不十分重才貌而重色慾的人；而財產實利又在色慾之上。
西門慶「這一個」形象絕不同於中國小說戲曲中的才子佳人那一套，也不同於一些文人學士的風流韻事，西門慶的貪慾似有一架調控器在那兒自動處理這兩種既不相同又永不分離的欲望的先後和輕重。
卡通版西門慶造型
財產實利當然更不可能和權勢和權勢欲分開，而權勢又和女人有什麼關係呢？
像孟玉樓和李瓶兒這樣財富充盈的寡婦，如果沒有有權有勢的男人做靠山，手中的財產很快就會落到家族和地方勢力之手。
像西門慶這樣的「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為什麼孟、李甘心情願尋求他的「保護」？
一言以蔽之，在一個權勢支配一切的社會中，男人佔有女人的程度更多地取決於他的社會地位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而往往不是他個人的魅力。
於是，在這部以貪慾和權勢欲為主軸的長篇小說中，淫亂與官場和權勢夾纏在一起。
西門慶縱慾身亡，他生前佔有的女人、佔有的財富、佔有的權勢就會立即轉移到其他有權勢的人的手中。
關於西門慶的真實身份，現在學術界仍有分歧，大體上說有四種意見：
一、地主、惡霸、商人三位一體；
二、新興商人；
三、官商；
四、官商與新興商人的混合體。
這四種意見，其實有一個共同點，即西門慶還是一個商人，他的全部活動是以經商為基礎，官僚的身份不過是屏障輔助而已，面對眾說紛紜，我始終傾向於三位一體說。
如果僅就西門慶的經商活動來說，西門慶所經營的工商業都是非生產性的；再者，西門慶在獲得利潤以後，少見其擴大再生產；
而是把金錢用於買官行賄和過著窮奢極欲的糜爛生活。西門慶的政治投資數額巨大，所以他的發跡，完全是靠賄賂權奸、交結官府，以錢權交易為手段得來的。
而一旦有了更大的權勢，他的經商活動就越來越超出商業活動的最底線，比如偷稅漏稅、投機鹽引，從而進行更大規模的掠奪。他發的幾筆大橫財，實質上是用錢買權，以權養商。
戴敦邦繪·李瓶兒
比如西門慶獲知朝廷有一筆利潤很大的古董生意，他立即花錢買通山東巡按，將這筆生意攬到手裡。
正是由於手中有錢，於是手中也就有了權，而有了權，他的財富就越聚越多。
據小說記載，在他死前，除了那最早的生藥鋪以外，還開了好幾樁生意，緞子鋪、綢絨鋪、絨線鋪等等，資產多的有五萬兩銀子，少的也有五千兩。
總之，從西門慶這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明代中後期，在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封建勢力是如何與商人結合在一起的，而市儈主義也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又是很自然地誕生了。
毛澤東以一個政治家的眼光，在1956年2月20日聽取工作匯報的談話中，就指出：
《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②。
笑笑生在對西門慶的性格創造上是有貢獻的。
我們在前面提到笑笑生的藝術理念已不是把人物簡單化地去理解，他在直面各色人等時，感悟到了人是雜色的。
因此笑笑生並沒有把西門慶簡單地寫成單一色調的惡，也不是把美醜因素隨意加在他身上，而是把這些放在他所產生的時代背景、社會條件、具體語境中，按其性格邏輯，寫出了他性格的多重性，他沒有鬼化他筆下的人物，包括他狠狠暴露的西門慶。
比如西門慶的「仗義疏財，救人貧困」就被一些人看作「沒有性格上的充分依據」。
事實是，西門慶確有慳吝的一面，他對財產、實利的佔有欲實在驚人，但有時也肯拿出錢來接濟一些窮哥們兒；而在修永福寺時他一次就捐銀五百兩，也算大方得很了。
再有，作為地方一霸，他可以為所欲為，兇狠異常，可是親家陳洪家出了事，他惟恐受到牽連，竟然停工閉戶，足不出戶。
另外，在他的身上人性與獸性交替出現，有時人性與獸性還雜糅在一起。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們前文提到的李瓶兒之死及當時西門慶的表現，這是很多研究者和讀者質疑的焦點之一。
戴敦邦繪·西門慶
情節是這樣的：李瓶兒將死時，潘道士囑咐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身。慎之，慎之！」
但西門慶不聽勸告，還是進了李瓶兒的房間，他這時想到：「法官戒我休往房裡去，我怎坐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得廝守著，和他說句話兒。」
到李瓶兒一死，西門慶不顧汙穢，也不怕傳染，抱著李瓶兒，臉貼著臉大哭說：「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於世了，平白活著做什麼！」
後來，他還拿出巨資給瓶兒辦喪事，並在她房中伴靈宿歇，於李瓶兒靈床對面搭鋪睡眠，這是真情，還是假意？我的回答是，真情。
這一切表現就是西門慶人性一面的流露，既合理又合情。但有的論者則認為這充分表現了西門慶的虛偽，是他的假意兒，理由有二：
一個是我在前文引過玳安的話」不是疼人，是疼錢。」此話看怎麼解釋了。李瓶兒嫁給西門慶是傾其所有，都給了西門慶，
如果說是疼錢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如果拿錢辦喪事，仍然是兩個人的感情所致，也不是心疼錢：玳安的話的真實性只有一點，愛錢如命，但這並不等於西門慶對李瓶兒沒有絲毫的感情。
他的哭，他的守靈是真情，我不懷疑。
另一個是，西門慶為李瓶兒伴靈還不到「三夜四夜」就在李瓶兒靈床對面的床鋪上，又和奶子如意兒發生性關係，因此人們很容易判定西門慶根本不是真正的悲痛，對李瓶兒之死是假情假意，是做給人看的。這是很有力的質疑。
戴敦邦繪·玳安
但我則認為，第一，這件事再一次暴露了西門慶的好色；第二，對李瓶兒之死他的感情表現是真的，但更多的是「此情此景」不可抑制的感情流露。
他不可能像多情種子，永不能釋懷。
即使是「一時感情衝動」，也說明他傷心過、痛苦過、動情過，儘管短暫，儘管稍縱即逝，儘管又去尋歡作樂，但不應該否定前者表現的真實性。
這就是作者笑笑生對西門慶性格、品質、情愫的真實的藝術把握，也是我所說的，西門慶的人性和獸性經常交替出現，經常夾纏在一起，於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才具有了可信性。
黑格爾在他的《美學》第一卷中指出：
性格的特殊性中應該有一個主要的方面作為統治方面，但是儘管具有這個定性，性格同時必須保持生動性與完滿性，使個別人物有餘地可以向多方面流露他的性格，適應各種各樣的情境，把一種本身發展完滿的內心世界的豐富多彩性顯現於豐富多彩的表現③。
黑格爾美學中的性格論應成為我們分析人物的參照系。
不錯，西門慶的品質與性格，其主導性當然是他的貪慾、權勢欲和佔有欲，是他的兇殘、冷酷與無情，甚至我們可以按老託爾斯泰說的「人作惡是出於自己的肉慾」④。
可是我們必須看到，作為小說家的笑笑生在塑造人物時，他的審美追求肯定是要求他筆下的形象是真實的、生動的、立體的，所以我們無須懷疑作者為何把「反面人物」寫得如此富有人性！
然而生活告訴我們，作為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情感生活。文藝理論上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並非不適用於古典小說的創作。
笑笑生的傑出正在於他沒有揆離生活的真實，沒有忽略人物性格的複雜性。
對於我們讀者來說，無論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從人性的角度來觀照都絕不是單一的。也正因為如此，西門慶不是扁形人物而是圓形人物。
總之，笑笑生之偉大就在於他沒有把西門慶塑造成小丑，他絕對排斥臉譜化，絕對不是把他簡單地當作一個抨擊的對象。
笑笑生告知我們的是：人，一旦涉入色慾和貪慾的怪圈，就難以逃脫命運的惡性循環。
本文作者 寧宗一 教授
文章作者單位：南開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選自寧宗一著《〈金瓶梅〉十二講》，2016，北京出版社。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