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今天，法國大革命的研究也走向了全球化。自從20世紀50年代帕爾默（R.R.Palmer，1909—2002）和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1907—1989）提出「大西洋革命」這一概念起，歷史學家們開始放眼全球探究其起源、發展和影響。彼得·麥克菲教授正是法國大革命全球化研究潮流中的佼佼者。他曾在2016年第4期《世界歷史》上發表《姐妹共和國——比較視野下的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一文，闡述了「法國大革命只有在跨國史或全球史的視野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這一觀點。麥克菲在其關於法國大革命史的新作《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史》一書中更加詳細地分析了法國大革命的全球性。
作為《自由與毀滅》一書中文版譯者，我在翻譯過程中多次向麥克菲教授求教，他都作了熱心的解答，並且欣然應允寫下中文版序言。2018年10月，應浙江大學歷史系張弛副教授及該校「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研究青年創新團隊」的邀請，麥克菲教授來杭州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學，我有幸向他當面請教。這之後，我們又通過遠程交流的方式，就全球化視野下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新進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馬克思主義對我的研究具有決定性意義
楊磊：您已經從事了近40年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是什麼吸引您從事這項研究的？
麥克菲：首先，我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歷史上的主要轉折點之一。當然，只有很少的事件產生了如此重大的影響，中國革命也是其中之一。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成功的革命，它永久地改變了法國和世界很多地方。其次，法國大革命的理想振奮人心，它發生在歐洲被絕對王權統治時期，貴族具有特權，農民不得不將勞動成果拱手讓出，全國只有天主教一種正統的宗教。法國大革命改變了這一切，這也是其有趣的地方。再次，法國大革命還富有爭議性，直到現在仍然如此，因為它引起了很多分裂和很多的死亡。
楊磊：您的個人經歷對您選擇法國大革命研究有哪些影響？
麥克菲：我認為個人經歷影響了我的學術選擇。我成長於鄉間的小鎮，一直以來都對這樣的問題感興趣：一場像法國大革命那樣偉大的革命對居住在小城鎮和農村的人會有怎樣的影響？當地人如何度過這一時期？他們看待法國大革命的態度如何？這些興趣都與我成長於鄉村、祖輩從事農業生產的經歷有關。我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法國大革命史研究書籍《自由與毀滅》當中，就對普通人給予了很多關注——不僅僅是寫巴黎的政治史，還試圖書寫整個國家範圍的歷史。法國大革命不僅僅是發生在巴黎的事件。像很多偉大的革命一樣，法國大革命改變了這個國家所有人的生活，所有人都受到了影響。我在這本書中試圖捕捉法國各地人民各種各樣的經歷，更多的篇幅放在了法國大革命對外省人民的影響上。
楊磊：我在閱讀您的這本書時能夠感受到您對普通人的同情，您是通過什麼方式將大革命史寫得如此繪聲繪色？
麥克菲：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做了很多調查。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法國地方省份的檔案，並且走訪了很多外省的城鎮，從中發現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還前往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些具有獨特經歷的地方，通過對這些地方的描寫，我認為讀者能夠體會到與我同樣的感受。
楊磊：在《自由與毀滅》一書中，您經常採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來進行分析，描寫了大量關於教士、保王黨、雅各賓派之間的衝突。您是如何將階級鬥爭和平民視角這兩種不同的方式結合起來分析法國大革命的？
麥克菲：很顯然，馬克思的著作對於研究這段歷史具有決定性意義。當我還是一名學生時，受到了喬治·魯德（George Rudé，1910—1993）的影響，他後來也成為了我的好友。魯德是第一個真正詳細研究法國大革命中群眾的人，他寫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1959）一書對我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樣，魯德在索邦的好友、《法國革命史年鑑》主編阿爾貝·索布爾（Albert Soboul，1914—1982）也對我影響頗深。我與他們不同的地方在於，我更關注鄉村社會的階級鬥爭，而不僅僅是巴黎。我認為應當將階級置於歷史語境中來理解，關鍵在於，階級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對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們來說，他們同樣會受到宗教、政治、社會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我認為採取唯物史觀研究階級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是我有很多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同行並不贊同我的看法。
他們更加關注政治史，不認為法國大革命有著深刻的社會和經濟起源。例如，威廉·多伊爾（William Doyle）認為法國大革命是由於統治集團犯下的一系列錯誤引起的。我認為這兩方面的因素都有。
楊磊：您能否談一下歷史學家喬治·魯德，他對您的學術研究產生了什麼影響？
麥克菲：我最初對法國大革命感興趣是在1968年墨爾本大學畢業時，當時我購買了一本喬治·魯德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這本書很快就成為經典，因為他在書中賦予了1789年及之後的起義者形象和「面孔」，一直以來他們都被籠統地稱為「烏合之眾」。對於一個在1968年偏左翼的年輕學生來說，魯德的書啟發了我探究「自下而上的歷史」的興趣。
喬治·魯德1910年出生在奧斯陸，1919年跟隨父母移居倫敦。1931年他從劍橋大學畢業，後來因對政治產生興趣在1935年加入英國共產黨，隨後又去了一趟蘇聯。魯德與阿爾貝·索布爾、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一起，對20世紀60年代的歷史書寫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共同開闢了「眼光向下」的歷史寫作方式，這對隨後70年代社會史研究的井噴至關重要。他曾經於20世紀60年代在澳大利亞任教，其間出版了至少七本關於法國、英國和歐洲歷史的書籍，其中就包括像《革命歐洲（1783—1815）》（1964，與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合著）這樣的暢銷書。
與他在1988年出版的法國大革命教科書一道，喬治·魯德成為研究這一時期最有名、作品最暢銷的作者，他對那一代學生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魯德的主要關注點在於探究18世紀末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對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統治精英等帶來的根本性轉變以及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
魯德的著作一直以來受到好評並且具有影響力，不僅是因為他本人博學多識、概念上清晰明了，還因為他具有深入淺出、侃侃而談的能力。他是一個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一個慷慨的人。他在澳大利亞這10年裡交際廣泛，與當地學者、學生及民眾結下了寶貴的友誼。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我博士剛畢業時，當時他在墨爾本的樂卓博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訪學，我擔任他的課程助教。在同一年，他開設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兩年一次的研討班。
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新動向
楊磊：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40年當中，您對這場大革命的看法有沒有大的變化？
麥克菲：你知道，一個人如果過了40年以後仍然沒有改變是一件可悲的事。在我進行博士論文寫作時，我研究的課題是1848年革命後第二共和國時期的佩皮尼昂，這座城市地處法國與西班牙交界的地方，我的第一本書也是由此產生的。但是後來我意識到法國大革命的重要性，即使是在1848年革命時期，人們的思想仍然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這也是我為什麼回過頭來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原因所在。與很多法國歷史學家一樣，我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最大的改變就是意識到了其國際化影響的重要性。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不僅限於法國，還應當包括後來第一帝國時期發生的種種事件，甚至包括加勒比海地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們應當從法國大革命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上來認識其重要性。例如，法國大革命不僅影響了歐洲，還影響了阿拉伯國家、印度和中國。因此，法國大革命研究的最大變化，就是人們看到了法國大革命有著全球化的起源和國際化的影響。
法國大革命前的危機不僅僅是由於國內因素引起的，還有國際競爭、全球戰略的因素。法國在1763年七年戰爭的失利導致法國失去了北美、加勒比海地區大片殖民地，戰爭的直接後果是當法國在1774年面臨糧食危機時，無法通過殖民地的輸入來緩解。法國介入美國獨立戰爭後，通過舉債的方式籌集軍費，導致政府必須在短期內償還高額利率的到期債務。1786年英法貿易協定籤訂後，法國的紡織業在英國廉價產品的衝擊下引發了大規模失業，緊接著是1788年的災難性歉收。導致法國大革命爆發的經濟危機、財政危機都可以從當時法國的全球戰略和國際競爭當中找到根源。
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不僅在於法國國內，對當時封建王權佔主導地位的歐洲各國也產生了極大衝擊。法國大革命用人民主權取代了絕對王權，用選舉產生的立憲政府取代了貴族特權和天主教會，廢除了封建制度。歐洲各國擔心法國大革命在本國重演，因此聯合保王黨勢力鎮壓法國大革命，雙方產生了激烈的衝突。法國革命者採取了一系列激進措施保衛革命，對於這些措施的評價，之前有很多右派歷史學家認為法國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有「原罪」，但是近年來，譚璇（Timothy Tackett）、米歇爾·比亞爾（Michel Biard）等人認為，反革命行為和外國軍事入侵迫使法國政府採取越來越激進的措施來拯救國家，原罪論不能成立。
楊磊：有哪些歷史學家影響了您對法國大革命全球化的看法？
麥克菲：美國歷史學家帕爾默和法國歷史學家戈德肖在20世紀50年代對我影響很大，自他們以後，很多歷史學家試圖將法國大革命的概念進一步擴展。而現在對我影響較大的歷史學家之一，是任教於加州理工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印度裔歷史學家桑賈伊·蘇布拉曼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他曾經在美國和法國執教，這使得他在寫作法國大革命時有著更為廣闊的視野。很多法國歷史學家將法國大革命看作發生在法國的事，但是現在你需要將歐洲啟蒙運動、美國獨立戰爭以及法國大革命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等國際因素考慮在內。我指導的一位博士生伊恩·科勒（Ian Coller）寫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法國大革命對中東、北非伊斯蘭世界的影響。他的發現令人振奮，阿拉伯世界激進的思想家受到法國大革命的鼓舞，但是他們並不準備全盤照搬，而是詳細考察了法國大革命，然後將其與他們所處的具體情境結合起來。例如在埃及，當時就有人利用《人權宣言》來反抗奧斯曼帝國。
楊磊：您是如何將環境史研究與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結合在一起的？
麥克菲：農村環境的歷史一直以來都與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息息相關。大革命前的農村社會建立在控制和利用資源上。耕作土地的人（農民）和擁有土地的人（農民只佔有大約35%的土地，其餘的土地從地主手中租種）之間存在根本上的矛盾。擁有土地的農民還必須繳納種類繁多的收成稅：領主賦稅、教會什一稅、國家稅收等。法國2800萬人口中直接從事土地耕種的人達到了85%。
法國的環境數千年以來一直都在變動，但是法國大革命這段時期加速了這種變化。在法國大革命之前，路易十五在18世紀60年代頒布法令鼓勵農民開墾荒地，這經常會導致丘陵地區的水土流失。法國大革命時期加劇了長期以來的環境壓力：人們利用了1789年權威的崩塌，直接採取非法的行動砍伐樹木、佔有公有土地、侵佔私有財產。到了1801年，大約有1/4的法國森林被非法砍伐，在很多地區鄉村貧民非法佔有並開墾公有土地。這些非法佔有的痕跡直到今天我們仍可以在南方一些石灰質荒地看到。
革命政府意識得到了對森林和山地的破壞，但是無力推行保護環境的立法。只有拿破崙政權成功地重建了自1669年柯爾柏時代的中央保護森林的政策，他扭轉了革命初年私人可以隨意砍伐森林的自由主義政策，原本屬於公社的森林現在歸國家所有。
直到19世紀60年代，法國的森林覆蓋率才恢復到大革命前的水平。在很多地區，公有土地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是在高原地區，公有土地由於主要用於放牧得以完好保存。
楊磊：您認為法國人在大革命時期追求的自由是什麼？
麥克菲：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們回到1789年的《人權宣言》中可以發現，自由是在不傷害其他人權利前提下的一切權利。對於自由唯一的限制就是其他人的權利，你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情，只要你尊重其他人的權利。這是對自由的經典定義，但是將其付諸實踐會產生多種含義。例如，對於農民來說，自由意味著從封建主義中解放，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對新教徒和猶太人來說，自由意味著信仰自由；對於女性來說，自由意味著組建女性俱樂部的權利；自由對於奴隸來說尤其重要，它意味著人身解放。隨著革命的發展，自由的經典定義對於不同的群體來說開始有了多種解釋。
楊磊：有關法國大革命時期平等的研究有什麼進展？
麥克菲：與自由的概念一樣，平等的概念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也在不斷變化，一開始革命家們認為平等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後來平等變為在政治上平等，然後一些女性主張平等還應包括兩性之間的平等。那麼，平等是不是同樣適用於奴隸、窮人？如果一個社會過於強調自由，會導致很多不平等；如果過於強調平等，則會導致很多不自由。兩者必須維持在一個平衡的狀態，兩者都是公共生活的核心，很多爭論的核心都是如何平衡兩者的關係。
對於我來說，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也沒有最終的結論，因為人們總是有各種各樣的不滿，但這是一件好事。索邦大學的皮埃爾·塞爾納（Pierre Serna）教授最近寫了一本談論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動物權利的書，他認為如果我們處在一個新的社會，一個彼此尊重個人權利的社會，那麼人們傷害動物的權利是對的嗎？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鬥狗是最受人歡迎的娛樂之一，很多人認為應該禁止鬥狗活動，他們的理由是如果我們通過了廢除奴役人的法律，廢除了酷刑，為什麼我們還要讓人來折磨動物呢？當然，這些問題答案一直都是開放的。
楊磊：您在書中提到法國大革命當中產生了立憲主義、社會主義，甚至是早期共產主義的思想，這些思想當中都包含著對自由與平等的訴求，您是如何看待這些不同思想中的相同之處的？
麥克菲：我認為這些不同思想也是法國大革命令人著迷的原因，因為它們都在追問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宣布所有人生而自由且平等，那麼自由、平等意味著什麼？這就是問題的源頭。一些人的理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享有信仰、言論等自由。但是後來像羅伯斯庇爾這樣的革命者認為，如果人生而自由平等，我們必須讓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投票權利。後來的無套褲漢認為，如果一些人過於富有而另一些人十分貧窮，我們怎麼能夠說人人平等呢？這就是為什麼無套褲漢們主張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原因。最後，巴貝夫（Fran?觭ois-No?觕l Babeuf，1760—1797）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私有財產，只要有了私有財產就會有貧富分化，因此唯一要做的就是消除私有財產。但是這些人都認同自由與平等的重要性，他們的分歧在於自由與平等的含義是什麼以及如何實現它們的方式上。
楊磊：您曾經寫過羅伯斯庇爾的傳記，但是您在《自由與毀滅》一書中對他著墨較少，這是為什麼呢？
麥克菲：這與我研究歷史的方法有關，我不認為只講述少數偉大人物的故事就能了解一段歷史。儘管像羅伯斯庇爾這樣的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當歷史學家們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統治時，好像是在與羅伯斯庇爾本人畫等號。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羅伯斯庇爾只是12人委員會當中的一員，他們每個月只有通過選舉的方式才能進入到救國委員會。如果羅伯斯庇爾看過我的書，我認為他會贊同我的看法。羅伯斯庇爾本人極力反對個人崇拜，儘管他早在1791年就已經是巴黎最受歡迎的政治家，但是當巴黎人民歡呼著將他舉過頭頂時，他感到十分憤怒。他說：我花了兩年的時間試圖阻止這類事情發生，人們不應當將一個人當作國王來崇拜，革命現在取得的成果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我認為人們之所以將恐怖統治與他個人聯繫起來，是因為羅伯斯庇爾擅長做長篇演講，這些演講有很多精彩之處，也有很多糟糕的長篇大論。事實上，羅伯斯庇爾真正在救國委員會的時間只有一年，他不是發號施令的人，他只是委員之一。這也是為什麼我在《自由與毀滅》一書中沒有對羅伯斯庇爾做過多的描寫，我試圖減少個人對歷史的影響，因為這並不符合史實。
歷史研究與現實關懷
楊磊：在《自由與毀滅》一書中，您提到了法國作家大仲馬的父親託馬·亞歷山大·仲馬將軍，他曾經為法國大革命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今天的法國人是如何看待這位黑人共和國英雄的？法國人又是如何看待歷史上的奴隸制的？
麥克菲：現在，已經很少有法國人，包括有加勒比海和非洲背景在內的法國人知道仲馬將軍的故事。不過，他的兒子大仲馬已在19世紀最暢銷的小說《基督山伯爵》中，將父親被那不勒斯國王關押20個月的經歷，寫成了唐泰斯14年的監獄生活，小說至今深受讀者歡迎，這就已經足矣。
法國大革命時期最具爭議和激烈的鬥爭之一就是奴隸制在1794年的廢除。事實上，廢除奴隸制的法令只適用於加勒比海殖民地。在留尼旺和印度洋其他地區的殖民地，奴隸制直到1848年才被廢除。
法國歷史上的奴隸制問題一直以來都很重要和富有爭議性。2006年5月10日，當議會將奴隸制視作反人性罪行的決定通過5周年的時候，法國總統席哈克下令將這個日子變成國家紀念日。
法國的大西洋沿岸港口波爾多、南特和拉羅謝爾，曾經在18世紀因為法國加勒比海地區的奴隸種植園貿易而興盛。他們已經承認這段歷史，尤其是在南特。在這座城市當中，人們承認並保留了奴隸制存在的痕跡，在碼頭的船塢上保留著一棟18世紀奴隸販子和商人的房子，在那裡面陳列著奴隸貿易存在的各種物品，這些物品與旁邊重建的奴隸船一道無言地講述著那段歷史。
楊磊：您如何看待現在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它與法國歷史上的群眾有何聯繫？
麥克菲：馬克龍在2018年5月當選總統後，社會當中的工薪階層、退休人員和領取福利金的人員當中產生了普遍的不滿，他們認為降稅政策降低了他們的購買力，受益的只是富裕群體。這種不滿隨著2018年11月17日政府提高燃油稅而爆發了。
對於抗議者來說，穿著統一的「制服」是一種聰明的策略。黃背心很容易識別，並且突出了依靠汽車出行的郊區和外省人民的身份。黃背心運動並沒有正式的組織和領導者，也沒有一個「論壇」，社交媒體提供了這一機制。
那麼，黃背心們是誰？巴黎和外省的大多數抗議者都是普通的中產和中下階層的人，在各個郊區和地方城市之間也會有所差異。一些抗議者直接將黃背心抗議活動與1789年的抗議活動及革命相聯繫。抗議最令人感興趣的一點是將230年前的公共討論變換了一種形式。當路易十六在1789年5月召集三級會議時，他在這一過程中也指導了王國內4萬多個教區的人民起草陳情書，這些陳情書由代表們帶到了凡爾賽。2018—2019年，法國的數萬名抗議者也起草了他們的陳情書。
這些陳情書代表了廣泛的不滿，很多都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要求在降低稅收的同時提高社會福利；在降低柴油價格的同時對氣候變化採取更多行動；在降低物價的同時提高工資；在開放更多大學的同時免收費用。但是，這些訴求本質上是對「一些人」的不滿，這些人是法國富裕的「政治階層」以及他們在商界和巴黎官僚體系當中的盟友，他們被視作全球化經濟的受益者。馬克龍也因此被稱為「富人的總統」，一個不願聽取意見的新路易十六。
黃背心抗議活動由於多種因素已經被削弱了。其中的一點是，由於抗議規模的減少，媒體的關注點逐漸集中於少數極右翼和極左群體對巴黎的破壞上。
（本文系浙江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研究青年創新團隊」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文字編譯整理過程中得到張弛、韓方航的幫助，在此致謝）
原標題：全球化視野下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訪著名法國史專家、墨爾本大學榮休教授彼得·麥克菲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8月27日第1998期 作者：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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