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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來源於三聯學術通訊 ，作者商偉
三聯學術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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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武昌長江岸邊的黃鶴樓因唐代詩人崔顥的《黃鶴樓》詩而家喻戶曉。詩人登臨故人離去後的空蕩高樓，遠眺「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的江邊美景，心生「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的鄉愁。這首弔古懷鄉的七言律詩被歷代奉為即景生情、興發感動的傑作，即便如李白這樣的大詩人也以它為標靶，屢次發起詩藝上的挑戰。
＊文章節選自《題寫名勝》（商偉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1）第一章及第四章，內容有刪節，小標題為另加，轉載自三聯學術通訊（id：sdx_bulletin）
［元］夏永（1271—1368）《黃樓圖》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文｜商偉首先來讀一下李白（701—762）的《登金陵鳳凰臺》這首詩：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關於這首詩的寫作時間，有不同的說法。通常認為是作於李白的晚年，即761 年，也就是他過世的前一年。那時安史之亂尚未平息，政局依舊動蕩。所以最後一聯的浮雲蔽日，長安不見，從這個角度來看，就不只是一個眼前看到的風景，還是一個隱喻，暗含了對時局的憂慮，也表達了故國長安之思。另一個說法是這首詩寫於李白744 年遭讒言，被賜金還山之後，具體的寫作時間大致是747 年。在這個語境裡，浮雲蔽日的政治寓意，也不難理解，甚至更為恰當，因為它出自漢代陸賈的《新語》：「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看起來還是747 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這首詩關注的核心，在於名與物，或名與實的關係。體現在詩人的視覺觀照當中，就變成了見與不見、有與空、今與昔之間的一系列對照。
提起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大家馬上就會想到崔顥的《黃鶴樓》，並且把它們對照起來讀。以下就是《黃鶴樓》詩後世通行的一個版本：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崔顥（ 約704—754） 這首詩大致作於開元十一年（723）及第前後，一說作於晚年，但因為收錄在截止於天寶三載（744）的《國秀集》中，其早於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自是毋庸置辯的。與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相似，崔顥的這首《黃鶴樓》也正是在名與實、見與不見之間展開的，尤其是開頭的兩聯凸顯了當下「此地空餘黃鶴樓」和「白雲千載空悠悠」的「空」的狀態。一個「空」字重複使用了兩次，後一次寫昔人乘黃鶴而去，唯見白雲留下一片空白，仿佛千載不變，綿延至今；前一次寫黃鶴樓一旦失去了黃鶴，便徒有其名。這兩個「空」字，都暗示著闕失，目中所見，唯有黃鶴樓被黃鶴遺留在身後，永遠見證它的離去和缺席。而眼前的白雲跨越時空，綿延今古，也反襯出名與物、當下與過去之間難以克服的距離。
從詩中營造的氛圍和內在的情感氣質來看，《登金陵鳳凰臺》與《黃鶴樓》相比，有明顯的差別。李白沒有接著發揮《黃鶴樓》的日暮鄉愁和人生歸宿的主題，而是把長安變成了嚮往的所在，以浮雲蔽日的象喻改寫日暮思鄉的聯想，從而暗示了對政治與時局的關切和隱憂。這與詩的第二聯「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引入人世變遷與朝代陵替的歷史維度，也是前後一貫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在《登金陵鳳凰臺》中對崔顥《黃鶴樓》所做的這些改變無論多麼顯而易見，卻又都是替換性的，也就是在一個現成的模板中，對其中的一些意象做了延伸性的替代——「白雲」變成了「浮雲」，「長安」替代了「鄉關」，更不用說在「黃鶴」的位置上我們看到了「鳳凰」。同樣不難看到的是，李白也在有意回應《黃鶴樓》的母題和句式：他像崔顥那樣，在名實、有無，以及見與不見之間，大做文章。而從「黃鶴」到「鳳凰」，名稱雖然變了，詩歌語言的基本模式卻仍在重複，就連《黃鶴樓》的韻腳也保留不變。
的確，儘管《登金陵鳳凰臺》用鳳凰替換了黃鶴，但卻搬用了《黃鶴樓》的韻腳和句式結構——名實之別不只構成了這兩首詩的共同主題，也在《登金陵鳳凰臺》的寫作實踐中，獲得了一次新的演繹。但李白不僅僅在模仿崔顥，還要與他競爭。所以，他沒有亦步亦趨地去複製原作的格式，而是對它加以變奏和改寫，仿佛是為了證明，即便是同一個寫法，他也能有所改進，甚至可以把原作比下去。《黃鶴樓》曰：「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這頭兩聯中，三次重複黃鶴，已堪稱絕唱。李白寫的是同樣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聯兩句就做到了。他首先把主語位置上的「昔人」給取消掉了。鳳凰原本逍遙自在，無論來去，皆與人無關。這樣便有了「鳳凰臺上鳳凰遊」這一句。第二句的「鳳去臺空江自流」，等於是《黃鶴樓》的頭兩聯四句疊加在一起，壓縮改寫成一句。但壓縮歸壓縮，卻一點兒不妨礙李白在這一聯的兩句中，連續重複了三遍「鳳凰」（包括一次簡稱為「鳳」）。這是一個競技鬥巧的高難度動作，但聽上去卻如此輕鬆，仿佛脫口而出，得來全不費工夫。令人在錯愕之餘，不由得擊掌稱快！
[清]關槐(18 世紀下半葉) 《黃鶴樓 圖》 軸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二 眼前有景道不得關於李白的這首《登金陵鳳凰臺》，還有一些傳聞，在現存的文獻中，最早見於北宋的記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該聞錄》云：唐崔顥《題武昌黃鶴樓》詩……李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凰臺》詩。
李白明知黃鶴樓上已經署上了崔顥的大名，在此攻城拔寨，已近於徒勞，於是就換了一處戰場，到金陵鳳凰臺上接著上演這場競爭的遊戲。《苕溪漁隱叢話》約作於南宋高宗年間（1127—1162），李、崔競爭說，自此大熾，被反覆援引轉述。無論此類「本事」敘述是否可靠，有一點無可否認：對於後世的詩人來說，李白黃鶴樓擱筆的確成了文壇的一段逸事佳話，也變成了他們題寫黃鶴樓的起因和動機之一。
李白與崔顥去競爭，絕不是什麼無可理喻的奇思異想，更不是屈尊俯就，降格以求。恰恰相反，他在挑戰當時詩壇上一位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而《黃鶴樓》又正是崔顥為人公認的代表作——它被收進了唐、五代的四種唐詩選本，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為崔顥帶來了巨大的聲譽，堪稱詩歌史上的一個奇蹟。李白的《蜀道難》在當時也頗受歡迎，但還是沒法兒跟《黃鶴樓》比。他的《登金陵鳳凰臺》更是不見於任何一種現存的唐人當代詩選。
這場以詩角逐的競賽，是圍繞名勝書寫而展開的。而這正是我們討論的中心問題。所謂名勝之地，通常由歷史遺蹟或紀念性的地標建築構成，是可以在地理空間中確定下來的一個地點（topos），但它同時又是一個供人書寫和議論的題目或話題（topic）。中國歷史上的名勝之地，既是物質的存在，又是書寫的產物——書寫賦予它以意義，也規定了觀照和呈現它的方式。它被文本化了，而且通過歷代的文字題詠和評論，形成了自身的歷史。這一文本化的名勝建構與名勝之地的歷史平行交叉，並且從根本上塑造了人們心目中的名勝形象，但並不依賴於名勝古蹟的物質實體而存在。訪尋或登覽一處名勝古蹟，就是接受一次題寫的邀請，而題寫又意味著加入前人的同題書寫的文字系列，與他們進行想像中的對話。名勝的話題因此具有了自我衍生和自我再生產的能力。
詩人通過詩文的寫作，打造了一個文本化的詩國勝地。他因此超越歷史，將此處風景名勝和歷史勝跡一勞永逸地歸在了自己名下：一旦說到黃鶴樓，崔顥根本不需要像買山者那樣，「消前人之姓氏，而代以己名」。他以詩歌題寫的方式，順理成章地將它「佔」了下來，「據」為己有。黃鶴樓因此被稱作「崔氏樓」，而鳳凰臺則非李白莫屬了。
於是，每一處名勝和有可能成為名勝的所在，都變成了詩人競技角逐的戰場，爭取在上面永久性地籤上自己的名字。而名勝的版圖又同時構成了詩壇的版圖：佔據了名勝的詩人被寫進了當代文學的景觀，從而在詩壇上佔據了一席之地。在他們的身後，後來者以詩的形式向他們致意，或者感慨自己的遲到或「餘生也晚矣」，在這個地點和題目上，「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
值得說明的是，以一首詩佔據一處名勝，還有一句重要的潛臺詞，也就是意味著詩人一次性地完成和窮盡了對它的書寫，並以這種方式影響或制約了後人對它的觀照與感受。就一處具體的名勝而言，這首詩就是它的奠基之作；從後來者的角度看，又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先例。然而，它之所以成為奠基之作和難以逾越的先例，並不是因為作者個人的「獨創性」，而是因為他處在一個相對優先的時間位置上：在沒有或很少先例的情況下，他興發感動，寫下了彼時彼地的所見所感。而人同此心，心同此感，這樣的詩篇於是便具有了超越作者個人之上的「普遍性」的品格，因為它寫出了每一位親臨此地者的印象與觀感，也令每一位讀者點頭稱是。關於即景詩的傳統假定在此又一次產生了效力。
[清]王翬(1632—1717) 《長江萬裡圖》 卷(局部)
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藏
三 名勝題寫的互文風景這樣一個關於即景詩寫作的講述言之鑿鑿，聽上去頗能自圓其說。但它隨即便遇上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或trans-textuality）的魔鬼。儘管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的確是出自崔顥的《黃鶴樓》，但出處本身又有出處，範本自己也是仿本。李白是遲到者，固然毫無疑問，但崔顥又何嘗不是呢？他的《黃鶴樓》之前，已經有了沈佺期的《龍池篇》。清人王琦引田藝蘅（1524—？）云：
人知李白《鳳凰臺》《鸚鵡洲》出於《黃鶴樓》，不知崔顥又出於《龍池篇》。
《龍池篇》是初唐詩人沈佺期的作品，王琦又引了趙宧光（1559—1625）的說法，認為崔顥還不止一次模仿這首詩：他先是寫了一首《雁門胡人歌》，不滿意，又寫了《黃鶴樓》，「然後直出雲卿（按：沈佺期）之上，視《龍池篇》直俚談耳。」這一場詩歌競技，還是崔顥笑到了最後。不過，《雁門胡人歌》與《龍池篇》仍多有不同之處，視為仿作未必恰當，這裡暫且不論。最早指出《黃鶴樓》祖述《龍池篇》的是宋人嚴羽：
《鶴樓》祖《龍池》而脫卸，《鳳凰》復倚黃鶴而翩毿。《龍池》渾然不鑿，《鶴樓》寬然有餘。《鳳臺》構造亦新豐。
他的看法是，崔顥的《黃鶴樓》雖然以沈佺期的《龍池篇》為範本，卻卓然獨立，不受拘束。趙宧光從《詩原》中徵引《龍池篇》曰：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
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
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浮雁有光輝。
為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
如趙宧光所說，與崔顥的擬作《黃鶴樓》相比，《龍池篇》讀起來像是順口溜一類的「俚談」。但我們又不能不承認，它同時也是一次炫技的表演，在前兩聯中一口氣連用了四個「天」字和五個「龍」字，而一個「龍」字，頭一行就重複了四次之多。
到目前為止，我都只是用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跟崔顥的《黃鶴樓》比照來讀。一旦把沈佺期的這首《龍池篇》也考慮進來，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李白寫下《登金陵鳳凰臺》，不僅要跟崔顥的《黃鶴樓》一比高下，甚至還追溯到了《黃鶴樓》所模仿的範本，那就是《龍池篇》。橫在李白心裡的，並不只是一篇《黃鶴樓》而已，他連《黃鶴樓》的範本也不肯放過。可以這樣說，他不僅要與崔顥較量，還加入了崔顥的行列，一同向沈佺期叫板。
細心的讀者或許很快就可以分辨出《黃鶴樓》與《龍池篇》在句式和語法上的差異，而且《龍池篇》也未必是登覽題寫之作，但田藝蘅畢竟獨具慧眼。他在包括《雁門胡人歌》在內的這四首詩中看出了一個共同的模式：
沈詩五龍二池四天，崔詩三黃鶴二去二空二人二悠悠歷歷萋萋，李詩三鳳二凰二臺，又三鸚鵡二江三洲二青，四篇機杼一軸，天錦燦然，各用疊字成章，尤奇絕也。
所謂「機杼一軸」指這四首詩就像是用同一架織機和同一把織梭紡織出來的錦緞那樣，有著相似的圖案紋理，也正是所謂「各用疊字成章」。
此說甚好，但我還想就《龍池篇》的結構做一點補充：它在開篇頭一句便點出標題上的「龍池」，而且陳述了龍已飛去的事實，所謂龍池變得有名無實。接下來重複使用了龍的意象，造成復沓徘徊的態勢，然後放開手，讓它一飛沖天，一去不返。前面已經說過，李白在模仿崔顥時，他讀到的《黃鶴樓》有可能也正是以「昔人已乘黃鶴去」起首的，要麼就是他自己把開篇的「昔人已乘白雲去」的「白雲」讀成了或改成了「黃鶴」。假如是後一種情況，我們現在也終於明白了：李白並非任意修改，而是有所依據的。這個依據就是沈佺期的《龍池篇》。
拿《登金陵鳳凰臺》和《龍池篇》對照來讀，我們還會發現它開篇的「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一聯，演繹的正是《龍池篇》首聯的上句和頷聯的下句，即「龍池躍龍龍已飛」與「龍向天門入紫微」。李白通過重複「鳳凰」來營造徘徊不前的姿態，而首句句末的「遊」既是對這一姿態的確認，又與下一句中同一位置上的動詞「流」形成了對照。表面看去，「流」字寫的是江水奔流不息，實際上也暗示了鳳凰的一去不回。相比之下，《龍池篇》的第一句就寫了龍的飛去，但在「龍池躍龍」的意象中，還是暗示了它曾在龍池停留。李白也在首句中寫到了鳳凰在鳳凰臺上徘徊徜徉，而這正是來自《龍池篇》的，因為《黃鶴樓》並無任何一處寫到黃鶴的逗留憩息。其次，《龍池篇》從「龍已飛」到「入紫微」，呈現的是同一個動作在空間中的連續展開，缺乏意義上的推進。而李白卻在同一聯的「鳳凰遊」與「江自流」之間，造成了對比的張力。兩相比較，李白有模仿，也有改寫。他沿襲了《龍池篇》和《黃鶴樓》的基本構架，但又志不在此，而是要在沈佺期和崔顥設置的遊戲規則中，同時擊敗他們二人。
由此看來，名勝題寫的模式原來是可以複製的，可以從一處挪用到另一處，而非一次性的產物，也不專屬於一個固定的地點。李白是一位競爭者和挑戰者，但不是在黃鶴樓上。那一處名勝已經被崔顥佔去了，他只能轉移到還沒人寫過的鳳凰臺上，在那裡從頭起步。但他的鳳凰臺題詩自身卻是接續著一個現存的題詩系列而來的，實現了一次從《龍池篇》到《黃鶴樓》最後到《登金陵鳳凰臺》的三級跳。所以，儘管從地點上說，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是一次重新開始，但就詩作自身來看，卻仍舊是一個繼續。沈佺期的詩歌句式和意象組合方式，稍加調整變動，就從龍池移置到了黃鶴樓，又經由李白之手，轉移到了對鳳凰臺和鸚鵡洲的題寫。關於另一處名勝的詩篇，就是這樣衍生出來的。這裡起決定性作用的，並非此時此地的所見所感——儘管這說起來似乎也很重要，而且詩作本身也的確納入了這一名勝之地的某些特殊性。但更重要的是，它與前作之間的互文關係及其連續性和變異性。這就是我所說的名勝題寫的「互文風景」（intertextual landscape 或trans-textual landscape）。
在這一互文風景的背後，是一位強力詩人與當代和前朝的詩人之間，通過題寫名勝而競爭的故事。但也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這一故事，如何最終與布魯姆關於「強力詩人」的「影響焦慮」理論發生了分歧：儘管競爭的動機是個人的，但結果卻不限於個人行為，而且也超出了兩篇詩作之間的關係。值得強調的是，李白與先行者的競爭是通過模仿來進行的，並遵循了大致共同的規則。其結果並不是以他的作品顛覆前作或替代前作，而是與之形成了不可分離的互文關係，並更重要的是，最終將它們共同納入了一個共享的互文風景。在這一互文的風景中，共同的模式（篇章結構和詩行句式）大於個例之間的差異，但是這一模式又因為不斷變奏改寫，而得以豐富和擴展，並通過從中派生出來的作品而衍生不已。
[宋]無名氏 《長江萬裡圖》 卷(局部)
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藏
四 互文與彰顯這一古典範式如何為其自身正名呢？它的合理性的依據究竟何在呢？上面討論互文性時，提到了江西詩派。在江西詩派的倡導者的視野中，詩歌文本的互文關係顯然大於它與呈現對象或指涉對象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們只能通過參照前作而對一首詩做出解釋。同樣，詩人之間的角逐競爭也正是在文本的場域中展開的，與他們詩作所涉及的對象世界並無直接關係。無疑會有人指責江西詩派本末倒置，捨本逐末，切斷了文學寫作的生活之源，但江西詩派完全可以在一個更高的宏觀層次上來演繹「文」的概念，從而聲稱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那個世界，本身就經過了文的洗禮，因此也早已被「書寫」過了。不僅人工製作的「人文」是如此，宇宙和自然界的「天文」也包括在內，因為它們呈現了共同的模式（pattern），諸如千變萬化的對稱圖案等等。因此，「文」所編織出來的那張大網，鋪天蓋地，包羅萬象，沒有誰能置身其外。而詩人的所作所為，無非就是在既存的文本化模式的內部做出調整，重新編排組合，點化置換，創造出文字意義衍生變異的空間與新的可能性。
由此看來，「互文」這一概念的優勢正在於，它可以從微觀與宏觀的不同角度來加以理解和應用：在微觀的層面上，它是一個具有操作性的技術術語，指涉文學作品之間的文本關係，能夠落實到詩行和字、詞的最小單位上。它所指涉的現象包括出處、典故，以及模仿、替換、偏離和反轉等等。就宏觀而言，「互文」具有廣泛的覆蓋性，與「文」的概念相通，因為我們顯然無法限於一個單篇作品來討論「文」的問題。
上述討論將我們帶回到梁代劉勰（約465—532）所闡發的中國古典主義詩學的「彰顯」（manifestation）說，而彰顯說的核心概念正是「文」。此說源遠流長，到劉勰手裡被發揚光大，得到了系統的表述。在他看來，「文」之為「德」，彰顯於天地萬物，從日月山川雲霞的「垂麗天之象」「鋪理地之形」，到草木龍鳳虎豹的「藻繪呈瑞」「炳蔚凝姿」，無往而不成其為「文」的徵象。可知所謂「文」指的是由天地萬物所彰顯的各類圖式，這些圖式在自然界與人的世界的不同領域和不同層面上各自展開，而又彼此連類呼應，令人小中見大，一葉知秋，看到它們共同組成的更大的圖式。而人居於天地人三才之列，為性靈之所鍾。因此，文又有賴於心的參悟與言的媒介：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言因心而立，「文」因言而得到彰顯，是為「人文」。「人文」出於「自然之道」，並沒有脫離「天文」而獨立存在，而是與天文之間具備了一種內在的同構性，並產生「共振」效應。與此同理，天地萬物所體現的天文也並非外在於人文而存在，更沒有構成人文的對象或客體。詩歌作為人文的一部分，正是文經由心與言的媒介而產生的自內而外的彰顯，而不是對任何外在對象或客體世界的模仿和再現。換句話說，「彰顯說」的意旨，正在於將文視為世界的徵象，而非對世界的描摹。以此而論，彰顯說完全不同於歐洲古典主義的模仿說或再現說。
彰顯說令人不得不重審即景詩的真正含義。如果把題寫名勝的唐詩放在一起來考察，我們就會發現，佔據了一處名勝之地的詩篇，未必具有前所未有的獨特性。不僅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之前有崔顥的《黃鶴樓》，而且《黃鶴樓》之前還有沈佺期的《龍池篇》。李白在模擬和改寫《黃鶴樓》的同時，也揭示了後者的來歷與出處，並因此瓦解了關於它的神話。這首被公認為定義了黃鶴樓的詩篇，不過是互文風景的一部分，與黃鶴樓之間並不存在無可替代的內在關聯。
從這個意義上說，崔顥與李白一樣，都是遲到者。說到唐代的互文風景，初唐詩人王勃（650—676）的《滕王閣》似乎早就擬好了一張總的藍本。乍看上去，崔顥和李白的登臨之作，與《滕王閣》的篇章結構都判然不同，但稍加審視，就不難看到它們如何共同演繹了《滕王閣》在今與昔、見與不見的時空關係中所展開的感知結構。這一內在結構既彰顯於景物的圖像關係之中，也轉化為詩歌自身的語言模式。這些登覽之作不僅通常同押「侯」韻，在意象的安排與對比上，也打上了《滕王閣》的烙印：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別的暫且不說，僅以詩人在滕王閣上撫今追昔的感嘆為例：「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儘管此時距離滕王建閣的時間並不久遠，他當年「佩玉鳴鑾」的歌舞場面畢竟風流雲散。而這一聯的意象組合豈不正預示了黃鶴樓前的「白雲千載空悠悠」嗎？互文的名勝風景是可以移動的風景，它的基本修辭手法，就是詩歌意象的「延伸性的替換」──在時間上向過去延伸，在空間上做相關性的意象替代。如前所述，這些初盛唐詩作所關注的恰恰是名與實的無法統一：名勝樓臺的名稱被抽空了具體所指的特殊性，從而變成了一個飄浮的能指符號。無論具體的情境如何千差萬別，也無關登覽與否，所有題寫名勝的詩人，都生活在互文關系所結成的這同一張意義網絡之中。他們在其中見所見而來，聞所聞而去。正是：
黃鶴一去不復返，檻外長江空自流。
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
商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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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題寫名勝：李白與崔顥的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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