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作為輔佐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王朝的聰明人，為啥不幫助自己的女婿、英明的扶蘇, 而去紈絝子弟胡亥呢？
以「惟結果論」來評價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顯然有失偏頗。扶蘇固然優秀，但胡亥也並不是紈絝子弟。聰明而務實的李斯選擇誰，唯一的考慮，就是他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冒著危害秦王朝發展前景的風險。
胡亥很差勁嗎？從史料中的記載來看，起碼在秦始皇臨終前，胡亥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那麼糟糕，甚至連趙高也有過人之處：
「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能讓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最為疼愛，平日裡的胡亥不大可能是個熊孩子；
胡亥之所以跟趙高親近，是由於兩人間的師徒關係。當初頒布焚書令後，為了全面貫徹「嚴刑峻法」的體系，秦朝的人才培養渠道是「以吏為師」，即向執行層面的官吏學習法律。趙高這個人，雖然一生下來就被處理成了宦官，但他辦事能力極強、精通律法，而且善於隨機應變，因此才被秦始皇破格提拔成了中車府令，後來犯了死罪也被保了下來。這還不算，秦始皇甚至還讓自己最疼愛的小兒子胡亥跟著趙高學習審案、斷獄，這既進一步佐證了趙高才能之強，也體現出胡亥並不是個草包。
此外，在《史記·李斯列傳》中，司馬遷活靈活現地復原了趙高、胡亥倆人密謀的場面。胡亥體現出來的素養，並非一無是處。
比如，在扣下秦始皇賜給扶蘇的詔書後，趙高嚇唬胡亥：「扶蘇到了就會登基，根據秦律，屆時一般的王子連一寸封地都沒，你可咋辦？」胡亥的回答是：「固也......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即：本來就是這樣，父親留下的規矩，有啥好說的？
而當趙高以「制人還是受制於人」進行誘惑時，胡亥甚至表現得極為深明大義：「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這種不義、不孝、無能的事情，只會帶來「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的後果，自己絕不能幹。
按照這種說法來看，胡亥最終改變主意，只能歸咎於太過年輕、被老江湖趙高充分誘發了心底的貪念。
根據常理，兩人這密謀這種大逆不道之事時，身邊不可能有史官，也絕不會允許隔牆有耳。因此，上述對話，極有可能是司馬遷腦補、杜撰的。但既然如此，司馬遷為啥還要如此大費周章地體現胡亥的糾結、矛盾心理呢？一個勁的抹黑不就完了嘛。
只有一種合理解釋：胡亥登基後確實是個差勁的皇帝，但在之前，作為一個個體，他也是一個正常人，而不是天生就那麼十惡不赦。
那麼，當時的扶蘇是什麼的形象？趙高在勸說李斯時是這麼描繪的：「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而且他還能在秦始皇'坑儒」時主張網開一面，體現出了一定的包容性。
在筆者看來，對於扶蘇，秦始皇是按照國君的標準來培養的；而對於胡亥，則是對照官吏的模板。就當時而言，這倆皇子都有可取之處，並不存在一個英明、另一個一無是處的鮮明對比情況。
因此，作為一個心裡沒有「士為知己者死」概念的極端務實主義者，李斯選擇支持誰，主要標準是看誰對自己有利（而不是對國家）。
遺憾的是，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來看，相對於女婿扶蘇，胡亥才是首要選項，這主要源於他對秦國一項政治傳統的忌憚。
秦國向來有過河拆橋、卸磨殺驢、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傳統。
秦國的崛起、強大，靠的是制度，更離不開務實的人才觀：自秦孝公起，秦國歷代君主都借用山東各國的頂尖人才作為自己的智囊與大腦；但戲劇的是，這些外來功臣，最終都沒啥好下場。
以一己之力推行變法，奠定秦國百年強盛根基的商鞅，在秦孝公時位極人臣，在秦惠文王即位後遭受車裂、滅門；
秦惠文王在位時，張儀在秦國拜相封君，他玩殘楚國、以連橫破壞合縱，為秦國的崛起創造了有利外交局面，但秦武王上臺後，他也只能丟下榮華富貴、設計潛逃；
範雎為秦昭襄王內固王權、外定戰略，更在長平之戰中以反間計促使趙括上馬，但邯鄲之戰後卻面臨猜忌，不得不退位讓賢、懨懨而死（有些史料稱他被秦昭襄王誅殺）；
呂不韋一手把嬴異人、嬴政父子倆扶上秦王之位，攝政期間保證了秦國的正常發展，但最終也逃不掉被逼自殺的命運。
這種前期委以重任、後期卸磨殺驢的傳統，看似無情，背後卻有其合理性。
秦國的崛起，伴隨著不斷的改革，也是不斷鞏固王權、對既得利益階層進行輪番滌蕩的過程。而推動這些得罪人的工作，不能依靠在本土裙帶關係盤根錯節、辦起事來投鼠忌器/包藏私心的土著；相反，那些抱著建功立業心態前來的山東人才，在秦國沒有根基和靠山，可以依仗的只有秦王賦予的權力和信任。這就決定了他們能夠很好地貫徹君主的意圖，甚至不惜觸犯原有既得利益群體。
然而，新君上位後，一般會有兩個現實訴求。其一，需要培養自己的嫡系，但父輩留下來的權臣沒受過自己的恩惠，不大可能對自己俯首帖耳，所以得「騰籠換鳥」；其二，面臨著亟待解決的全新矛盾，需要犧牲一部分人。比如商鞅變法造成了原有貴族的普遍激憤，秦孝公可以壓制；但新丁秦惠文王就難說了，為了平息矛盾、收買人心，拿商鞅祭旗是個不錯的選擇。後來的張儀、呂不韋，與此也都大同小異。
回到李斯這裡來。趙高不愧是人精，他一針見血地點出了李斯最大的擔心：「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即：從沒見過哪個秦國宰相能夠得以善終。而且，李斯作為秦朝大一統制度的推動者、刑律的完善者，得罪了多少人可想而知；僅僅是他提出的焚書令，都會讓天下文人對他恨之入骨。
更要命的是，扶蘇的觀念與秦始皇並非完全吻合，他對於儒生群體更有包容性。不過也許這正是秦始皇的盤算：父子倆一緊一松，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父親嚴刑峻法，兒子進行撥正，大棒加胡蘿蔔，歷來是封建帝王的拿手好戲。（後來在西漢時，面對勸自己不要老是打仗的太子，漢武帝笑道：「由我來擔當艱苦重任，而將安逸留給你，不也挺好嗎！」）
而扶蘇要平息民怨，廢除秦律是不可能的，但是殺掉推動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李斯倒沒什麼難度。這就像當初秦惠文王殺商鞅、保變法的套路那樣，成功的找一個替罪羊。
作為一個博古通今的聰明人，李斯顯然已經察覺出了上述危險。至於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把自己打造成新皇帝的功臣。於是，他果斷選擇了協助胡亥登上皇位這一方案。
李斯可能還有其他考慮，他以為胡亥勢力微弱就容易控制；以為趙高、胡亥都精通刑律，可能是自己的「同志」。但他錯誤理解了帝王的素質要求，看到了「才」卻忽視了「德」，誤判了環境、地位對人性的巨大影響。
當皇帝跟當官完全不同，曾經看似信奉法令、循規蹈矩的趙胡二人，在掌握生殺予奪大權後，迅速暴露出了人性中最兇殘的一面，秦律在他們手上，完全變成了實現私慾、荼毒他人的工具。本有機會迎來發展新階段的秦王朝，不幸面對了曇花一現的命運。
重視個人利益遠超政權整體利益，這就是李斯前半生是功臣、晚年淪為罪人的原因，說白了，就是人性的自私性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