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慧是一種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顛覆性技術，它在深刻改變和塑造人與社會的同時，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對立面，發展成為一種新的外在的異己力量。作為整個社會的基本技術支撐，智能科技構成了對人公開的或隱蔽的宰制，人正在淪為高速運轉的智能社會系統的「附庸」和「奴隸」；各種智能系統不斷取代人工作，「數字窮人」逐漸喪失勞動的機會和價值，被全球化的經濟和社會體系排斥在外，存在變得虛無和荒謬化；智慧機器人的快速發展模糊了人機界限，對人的本質、人的主體地位等形成強烈的衝擊，令「人是什麼」和人機關係凸顯為挑戰哲學常識的時代難題。我們必須正視已經或者正在到來的異化風險，拓展理論視野，創新智能時代的異化理論，從理想社會建構和「人」自身的進化兩個方面採取建設性的行動，構造人與智能機器協同演化、共同成長的生態系統，在智能社會、智能文明的建設中實現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
關鍵詞：人 智能社會 異化 解放 自由
作者簡介：孫偉平，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部教授（上海200444）。
人工智慧是以信息科技為基礎，以基於大數據的複雜算法為核心，以對人類智能的模擬、延伸和超越為目標的高新科學技術。人工智慧是人類自主創造活動的產物，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強有力呈現，是促進人與社會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它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正在前所未有地改變人們的生存方式和活動方式，促進新型的技術社會形態——智能社會、新型的文明形態——智能文明的到來，為人的解放、自由全面發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人工智慧又是一種探索中的、遠未成熟的高新科學技術，一種革命性、顛覆性的前沿科學技術，它的研發和應用正給人類帶來難以預料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它在以其強大的智能技術範式重築社會基礎設施、重塑人們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過程中，正在「分裂」出自己的對立面，甚至發展成為一種新的外在的異己力量。
人工智慧本身及其應用所導致的新異化現象不勝枚舉。它既包括人工智慧作為最具代表性的前沿科學技術、以及作為智能社會的基本技術支撐所強化、導致的異化，也包括它所引發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調整導致的新異化，還包括它作為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具有「類人智能」的機器，對人的思維、人的本質以及人的主體地位的新挑戰。目前來看，人工智慧的發展和應用尚處於早期階段，它變革世界的潛力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所導致的各種新異化現象的呈現還只是初步的；隨著社會日益信息化、智能化，很可能還會產生更加多樣化、更加嚴重的異化現象。但即便如此，這些異化所具有的性質之新、存在的領域之廣、影響的程度之深，也已經超過了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的異化現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以往人們的想像。任何理論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局限性。審視這些新異化現象，我們不難發現，運用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形成的已有理論和方法，既難以對它進行合理的解釋，更不可能真正地解決它。
人是一種目的性存在，而且「人是人的最高本質」。人的異化現象之所在，就是人類自我警醒、自我拯救之所在。直面人工智慧已經、或可能導致的各種新異化情形，嘗試進行反思和解決的理論路徑也許很多，但率先提出和深刻批判過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異化現象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理論優勢。因此，立足馬克思「實踐的唯物主義」的人學立場，特別是其特有的批判精神和異化理論的精神實質，對人工智慧及其應用後果進行深刻的哲學反思和理智的價值評估，全面剖析人工智慧所導致的新異化的表現、本質，探索在智能社會建構中消除異化、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方式和路徑，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
一、智能科技對人的宰制與人的「邊緣化」
關於科技與人的關係，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是工具論者的「價值中立說」。這種觀點認為，技術是人類創造的工具，是達到特定目的、滿足特定需要的手段；技術本身是「價值中立」的，並沒有善惡之分；只有那些創造和使用技術的人，才使它成為行善或作惡的力量。典型的如梅塞勒（Emmanul G. Mesthene）指出：「技術為人類的選擇與行動創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對這些可能性的處置處於一種不確立的狀態。技術產生什麼影響、服務於什麼目的，這些都不是技術本身所固有的，而取決於人用技術來做什麼。」
「價值中立說」雖然忽視了技術是人類「人為的」且「為人的」一種本質性活動，卻得到廣泛的認同。這主要是因為以往科技的發展水平有限，科技成果（包括各種工具、機器甚至自動化系統）的功能有限，其運行機制和「道德表現」基本都在人類的掌控之中。然而，現代科技的異質性發展、複雜結構和強大功能正在使情勢發生革命性變化。海德格爾在《關於技術的追問》一文中認為，「技術不僅僅是手段，技術是一種展現的方式」；它已經不再是「中性」的，而作為「座架」（Gestell）支配著現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限定」著現代人的社會生活，成為現代人無法擺脫的歷史命運。馬爾庫塞揭示，科學技術是現代工業社會中的決定性力量，同時又具有政治意識形態的職能。「技術拜物教」在社會上廣泛蔓延，技術的合理性已經轉化為政治的合理性，「技術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轉而成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人們在科學技術造就的富裕的「病態社會」中得到物慾的滿足和「虛假的快感」，但喪失了對現存社會否定、批判和超越的向度，喪失了對解放、自由和美的精神追求，而成了被操縱、被控制的「單向度的人」。哈貝馬斯進一步指出，技術和科學在現代社會具有雙重功能：作為生產力，它們實現了對自然的統治；作為意識形態，它們實現了對人的統治。芒福德、雅斯貝爾斯、弗洛姆以及不少國內學者以馬克思的批判理論為武器，對現代科技汙染人的生存環境，壓抑人的本性，物化人的自然生活，甚至使人成為無信仰、無思想、無生氣的乾枯靈魂，等等，都做過振聾發聵的揭露和批判。
人工智慧的先進程度和功能上的巨大威力更甚於以往一切科技，而且它仍然在以指數速度狂飆突進。人工智慧是以對人類智能的模擬、延伸和超越為目標的高新科學技術，它以信息科技為基礎、內在地包含信息科技，同時與生物科技、宇航科技等協同發展，可謂集現代科技之大成。它的應用前景之廣闊超越人們的想像，對人與社會的變革和塑造也前所未有。雖然目前人工智慧的開發尚處於早期，但由其主導的智能經濟的崛起、智能社會的構建與人的智能化生存，已經極大地促進了人與社會的發展。然而，人工智慧卻是一種尚未定型、更未成熟的開放性、革命性、顛覆性技術。由於人工智慧加工處理的「原料」除了物質，主要是以往由人腦處理的信息和知識，因而它發展的方向、「工作」的方式與以往「作為工具的技術」都不盡相同，至於可能造成的革命性後果，人們不僅目前難以預測，今後甚至也不確定是否能夠理解。咀嚼現實，我們不難發現，人工智慧在變革社會、為人類造福的同時，也在實質性地加劇人的物化和異化，並賦予異化以新的內涵和形式。
首先，智能科技成為整個社會的基本技術支撐，以其「智能技術範式」構成了對人公開的或隱蔽的宰制。技術是人類自主活動的產物，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表現，映射著人自身的目的、利益、需要等基本「尺度」。但技術一旦被人發明並廣泛應用，又往往有其自主性的「邏輯」，依自己的結構、特性、功能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技術的邏輯」有時可能背離人們的初衷，偏離預設的軌道，掙脫人們的控制，導致公開的或隱蔽的反主體性效應。一種技術的應用範圍愈是廣泛，愈在社會系統中具有基礎性地位，其「自主性邏輯」往往愈是強大、「任性」，產生的反主體性效應往往愈深沉、強烈。人工智慧本來就不是一般性的純粹的技術，而是一種越來越具有類似人類的智能、日益自主、獨立地承擔任務的顛覆性技術，它以其特有的智能技術範式和邏輯，重築了社會的基礎設施，重塑了社會組織和個人，改變了社會結構的形式和社會治理的方式，使得人被既「合理」又高效的智能社會系統宰制了。不知不覺間，它們不僅已經成為人們學習、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技術設備和手段，而且成為社會結構、規則和秩序的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正在成為我們的身體、乃至生命的一部分。現代人用各種智能技術、設備將自己「武裝」起來，開始自己虛實結合的「數位化生存」；各種自主運行的智能系統通過對人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宰制，造成了人們欲罷不能的依賴。各種智能時代的「技術沉溺」——包括智能遊戲成癮、VR體驗成癮、虛擬交往成癮，以及基於智能算法推送而形成的網絡購物成癮、視頻瀏覽上癮，等等，在消耗人們大量時間和金錢的同時，無不令人深刻地感受到這種宰制和依賴。
其次，隨著整個社會的智能化，特別是智能生產、智能服務、智慧城市建設突飛猛進，人正在淪為龐大、複雜的智能社會系統的「附庸」。工業革命主要是通過機器「解放」人的體力，但信息、智能革命「解放」的是人的腦力。在工業革命早期，馬克思就曾深刻揭露過機器對人的異化：「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並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痴呆。」邁入智能時代，導致「人變成機器」、日益「愚鈍和痴呆」的異化狀況呈現出「升級」態勢。智能社會的建設目標，是基於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智能技術，實現社會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信息化、智能化，打造一個全面、複雜、高度現代化的智能社會結構系統。但遺憾的是，這種海德格爾所謂的「座架」因其「高」「新」性質，從來就不在普通大眾（特別是「數字窮人」）的掌控之中。普通大眾不僅不可能主導、控制其運作過程，甚至日益淪為複雜的智能技術系統和社會系統中無足輕重的「附庸」和「奴隸」。特別是，在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浪潮中，實用的傻瓜技術、設備如雨後春筍般被發明出來，要求使用者必須輸入口令式的「機器語言」，遵守冗長呆板的規則和程序；智能系統的運作越來越趨向於「無人化」，自主完成，曾經處於主導地位、事必躬親的人卻日益淪為非核心的參與者與「旁觀者」。而且，這種「旁觀」態勢難免導致人自身的身體機能、工作技能乃至社交能力「不用則退」，人類自誕生以來第一次面臨系統性退化的危險。如託馬斯·達文波特（T.H.Davenport）、茱莉婭·柯爾比（J.Kirby）就警示說：「隨著計算機開始佔據越來越多的知識工作任務，技能退化的速度將會加快。」
再次，以先進的智能技術和智能設備為基礎，人們的社會生活不僅被全方位改變了，而且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速」，感覺像登上了一列高速運行且停不下來的時代列車。德國社會批判理論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提出了「加速社會」概念，認為不斷強化的增長邏輯造成了科技加速、社會變遷加速和生活步調加速，人們也越來越緊密地被捆綁到不斷加速的社會化大生產之中，造成了空間異化、物界異化、行動異化、時間異化、自我異化與社會異化。「社會時間結構批判，社會加速驅動力批判，以及加速異化後果批判，是未來批判理論最值得發掘的可能主題。」例如，由於技術和設備的更新速度令人目不暇接，人們稍有懈怠就可能成為某種「技術盲」或「設備盲」，即使不間斷地學習、培訓，也難免陷入與一定智能系統格格不入的「本領恐慌」；由於信息和知識的「病毒式增長」和即時傳播，人們被包括短視頻在內的各種消費性數據不間斷轟炸，再加上「AI換臉」之類「深度偽造」令人真假難辨，人們難免被各種經過智能算法篩選及推送的信息、甚至廣告和謠言所左右；由於智能系統比工業機器的運轉更快，要求更細緻、更嚴格，相關員工的工作節奏也越來越快，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曾經的私人空間和閒情逸緻被壓榨得無跡可尋；由於社會交往加速，「虛擬交往」成為普遍的交往模式，人們甚至更願意與方便快捷、「貼心」服務的各種智能系統打交道，冷漠的人際關係和緊密的人機互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由於經濟和社會運轉駛上快車道，人財物與信息一樣全球高速流動，流行疾病、群體騷亂、生態災難等的跨地域擴散也前所未有。以上各種加速往往疊加在一起，越來越多的人感覺眼花繚亂，整天疲於應付，陷入緊張、焦慮和不安之中，卻並不知曉相關變化的意義、方向，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
最後，人工智慧的能力和自主性日益增強，可能通過自主升級獲得遠超人類的智能和力量，將人類的前途和命運置於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之中。例如，智能無人系統往往是以任務為中心製造的，為了完成任務，其自主性行為是否可能偏離設計者的初衷和預設？儘管超級智能最初的算法可能是友善的，但是否可能通過自主的調適、學習產生「異心」，變得富於攻擊性？超級智能是否可能突破算法中預設的限制而不斷升級，獲得人類難以理解的智能和力量，採取人類未曾預料、卻極具危險性的行動？超級智能是否會與其他意圖相似的超級智能結成超級智能組織，通過「腦機接口」、人工神經網絡之類實現對人腦的監控，反過來統治虛實結合的未來世界？超級智能是否可能依據自己更寬廣的視野和更豐富的背景知識，形成一套「非人類中心」的「智能標準」，重估一切價值，特別是判定身體和智能都存在限度的人類「數量太多」「浪費資源」「擾亂秩序」「用處不大」，從而為人類的繁衍、發展設限？面對這一切，技術悲觀主義者一直憂心如焚，陷入了一種不斷強化的心理異化狀態。如詹姆斯·巴拉特（J.Barrat）認為：「機器並不憎恨我們，但隨著它們獲得宇宙間最不可預測、我們自己都無法達到的高級力量，它們會做出意想不到的行為，而且這些行為很可能無法與我們的生存兼容。」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覺得，人類很可能會遭遇「整體存在性風險」：「如果有一天我們發明了超越人類大腦一般智能的機器大腦，那麼這種超級智能將會非常強大。並且，正如現在大猩猩的命運更多地取決於人類而不是它們自身一樣，人類的命運將取決於超級智能機器。」科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生前更是語重心長地告誡人們，要警惕智能「新物種」招致人類的滅亡，「終結」人類文明史。
邁入智能社會這樣新穎、獨特的高科技社會，人與科學技術之間的主從關係遭遇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挑戰，人正在喪失作為創造、掌握和利用科技的主人的地位，自覺或不自覺地淪為適應高科技「座架」要求的「附庸」。與工業社會基本可控的「科技的負效應」相比，當代科技對人的異化不僅表現出「量」的差異，而且呈現出「質」的不同：面對智能技術對整個世界的全方位改造與重塑，面對智能技術範式對人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宰制，面對整個社會的高速運轉，面對各種未知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人們不僅喪失了以往那樣從容駕馭的自信和能力，而且只能配合這種技術的範式和邏輯習慣性地「跟隨跑」。在龐雜的智能系統和複雜的社會問題面前，人們別無選擇，只有信任、依賴越來越聰明、能幹的智能系統，「託付」它們採集、存儲和分析大數據，提供多樣化的產品和全天候的服務，為維護社會正常運轉而進行日常治理，甚至作出關鍵性的評價和決策，在危急關頭自主進行處置。「計算機已經成了真正的決策者，而它也確實精於此道，雖然偶爾還是會發生一些小意外。」人們慢慢地從內心裡覺得，智能系統比人更有知識、更加可靠、更有效率、更加公正，交付給智能系統會導致比人類親自調查、評價、決策、治理更好的結果。人們被這種日漸外在的技術社會結構和「技術的邏輯」俘獲之後，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技術的邏輯」所展示的理性視為理所當然的規律，將被智能化塑造的社會架構、社會治理體系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選擇。人們努力習慣智能機器的節奏和智能系統所範導的生活，努力習慣生存體驗日益豐富多彩、生命經驗卻日益貧乏的生活方式，並進而在「娛樂至死」的狂歡中遺忘了自己，甚至連「我是誰」「我想要什麼」「我希望過一種什麼樣的生活」之類問題，也與自己的主體意識、反思和批判精神一道被「懸置」起來了。
二、「社會排斥」與人的存在荒謬化
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社會通行的是市場經濟和「資本的邏輯」，通過機械化、規模化、標準化的機器生產大幅提高了生產效率，促進了生產力發展，但工人受剝削的程度相比農業時代反而愈益深重。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資本的邏輯」無孔不入，機器的廣泛使用取代大量的體力勞動，「機器節奏」和「機器時間」大幅提高勞動強度，不斷加劇資本所有者和僱傭工人之間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權利的不平等，造成僱傭工人相比農業時代更加悲慘的命運。馬克思立足工人階級的立場，考察了工業時代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創立了勞動價值理論、剩餘價值學說和勞動異化理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工人的物化、異化現象。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將私有制下勞動的異化歸納為一個層層遞進的過程，即工人同自己生產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相異化；人與人的類本質相異化；人與人相異化。「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盧卡奇、列斐伏爾（H. Lefebvre）、馬爾庫塞、弗洛姆等結合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科技的發展、機器的使用，對此也進行過深刻的闡釋和尖銳的批判。
邁入信息化、智能化時代，伴隨新的科技革命和生產方式的信息化、自動化和智能化，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狂飆突進，社會組織結構和治理方式、人們的生活方式乃至休閒娛樂方式都正在被深刻地改造。新的實踐將包括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在內的一切理論都置於需要重新反思的境地。
隨著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智能經濟的勃興，社會生產力的飆升和總體經濟規模的膨脹是大勢所趨，但由於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的變革相對滯後，因此，是否所有人都能夠從中平等地獲益，目前並沒有經濟規律、社會政策和法律規範予以保障。日益明顯的事實是，由於生產力結構中科學技術的佔比大幅上升，由於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升級，信息、知識取代土地、資本成為最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資源，智能時代的資源、財富和權力正日益集中到資本所有者和技術精英手中，馬克思所揭露的工人——智能時代可以更確切地名之以「數字窮人（處於數字鴻溝之弱側，缺乏知識創新和應用能力的文盲、技術盲等）」——的相對貧困、無力、低賤等異化現象則愈加嚴重。「在經濟方面，最富有的人會變得更加富有、更有影響力，而缺乏技能的人則會變得更窮、更加邊緣化。」在新舊時代交替過程中，如果不進行相應的社會變革，放任資本與智能技術聯姻，「資本的邏輯」與「技術的邏輯」結盟，社會圖景將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精英群體像變魔術一般快速地積聚海量的財富，金錢對他們來說喪失了滿足物慾的傳統價值，轉換成了衡量成功的社會符號、攫取社會地位的通用手段，而他們對超額利潤的貪婪和對「成功」的無止境追求，正在成為隱藏在全球經濟和社會網絡中的統治；「數字窮人」除了被以隱蔽的方式盤剝，還將面臨智能機器取代人工作、抬升失業率，進而不斷拓展數字鴻溝、社會階層分化和社會排斥等新風險。
眾所周知，在社會信息化背景下，數字鴻溝、貧富差距、社會分化就已經成為令人沮喪的社會難題，而人工智慧的發展和應用不僅令此雪上加霜，而且演變出了全新的內容和形式。智能技術與資本的聯姻不僅加劇了數字鴻溝、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加劇了經濟、政治、文化等權利的「外在的不平等」，而且正在醞釀一種更嚴重的「內在的不平等」，即藉助不斷進步的現代科技和智能設備，特別是通過智能技術與生物技術相結合，可能造成一種新的生命權的不平等。假如社會治理原則、政策和法規不予限制，一些精英群體便可以通過基因修復、基因增強，或者通過智能晶片植入、人機一體化等方式，使自己及後代的基因更加強大，更少患病、更慢衰老，至少可以有效改善身體的機能，使自己更加健康、更加智能、更富有適應性；而「數字窮人」這樣的群體則由於經濟、政治、技術等方面的原因，例如資源的稀缺、難以負擔的高昂價格，不僅不可能得到無差別的機會，而且由於生命體相對而言更加「弱智能化」，必將大概率地輸在競爭的過程中。例如，尤瓦爾·赫拉利（Y.N.Harari）認為，人工智慧使當今世界正經歷從智人到「神智」的巨大飛躍，其革命性比從猿到人的轉變還要深刻徹底；但是，只有少數人能夠進化成為「神智」，多數人將淪為「無用階層」。「至少部分精英階層會認為，無須再浪費資源為大量無用的窮人提升甚至是維持基本的健康水平，而應該集中資源，讓極少數人升級到超人類。」
社會信息化、智能化與以往的一切科技革命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智能系統的自主性日益增強，正在獲得多方面的、日益強大的「類人智能」。雖然工業革命以來機械化並沒有導致大規模失業，「因為隨著舊職業被淘汰，會有新職業出現……只不過，這一點並非定律，也沒人敢保證未來一定會繼續如此」。面向未來，職業樂觀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的預測大相逕庭，最悲觀、最極端的預測是智能機器無所不能，人類最終都會失業。這當然是危言聳聽，但無論如何，這一次創造的新職業、新崗位很可能遠遠少於減少和被替代的舊職業、舊崗位，而且毋庸置疑，這些新職業、新崗位將提出更高的知識和技能方面的要求。相對普通勞動者而言，智能系統不僅可以擁有遠超人類的體力和耐力，而且正「進化」得越來越「聰明」，能夠承擔越來越多的「腦力勞動」；智能系統和產品的製造成本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勞動能力和勞動效率卻往往成倍地躍升。目前來看，智能機器不僅在替代人類從事一些機械性、重複性的工作，或者骯髒、有毒、危險環境中的工作；而且瞄準了戰士、交警、法官、律師、醫生、教師、詩人、畫家、舞蹈家等曾被認為「專屬於人類的工作崗位」。勞動、工作已經不再是人類的「專利」、特有的本質性活動。尚處於摸索過程中、但昭示社會發展趨勢的無人駕駛、無人工廠、無人商店、無人銀行等如雨後春筍般崛起。我們先不必爭論它們是否完全做到了「無人化」，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生產和服務正在全方位自動化、智能化，大幅度減員增效已是大勢所趨。此外，與傳統意義上需要養家餬口、對勞動條件和待遇有所要求的普通勞動者相比，各種智能系統不僅更加「自律」「勤勞」，而且往往「不講條件」「不計報酬」，堪稱「勞動模範」。可以預見，它們將會取代很多人類工作崗位，在促進傳統產業升級、智能產業崛起的同時，造成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調整和波瀾壯闊的「技術性失業」潮。
「數字窮人」是這個時代毋庸置疑的弱者，眼看著信息化、智能化的社會大潮奔湧而至，既缺乏清醒的觀念意識和足夠的思想準備，更缺乏應有的技術本領和行之有效的應對之策。包括企業在內的社會組織以利潤、效率為目標，越來越青睞智能機器，越來越熱衷於「無人化」，自然不願意僱傭工資和福利要求越來越高、勞工權利意識卻越來越強烈的「數字窮人」，「技術性失業」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社會難題。「數字窮人」所擁有的唯一的核心資源，即自己以體力和時間為表現形式的勞動力，在漁獵時代、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都曾經不可或缺，但在被各種智能系統持續不斷地排擠、取代過程中，正在喪失既有的優勢，甚至喪失利用的價值。他們被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的經濟和社會體系排斥在外，除了抱怨不斷湧現的花樣百出的「該死的智能機器」，回憶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的「美妙時光」，甚至陷入了找不到憎恨、反抗對象的迷惘之中。因為他們是歷史上第一類被「擬人化」的智能系統所取代、所排斥的群體，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馬克思所揭露的農業時代、工業時代那種需要反抗的對抗性的社會關係，例如農民與地主、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因僱傭而產生的剝削與反剝削、壓迫與反壓迫的社會關係。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將這種現象形象地稱為「社會排斥」：「現在世界大多數人都與全球體系的邏輯毫無干係。這比被剝削更糟。我說過總有一天我們會懷念過去被剝削的好時光。因為至少剝削是一種社會關係。我為你工作，你剝削我，我很可能恨你，但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所以你才剝削我。這與說『我不需要你』截然不同。」
日益嚴重的「技術性失業」和「社會排斥」，被曼紐爾·卡斯特描述為「信息資本主義的黑洞」。這是一個全新的釜底抽薪式的異化「黑洞」，它比馬克思當年揭批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勞動異化更不人道。因為它不僅是加強了「數字窮人」的對立面，令「數字窮人」的勞動成為外在的無法掌控的異己力量，而且正在吞噬人作為「勞動者」的根本，破壞相互依存的人際關係，顛覆傳統社會存在和運行的基礎。眾所周知，「勞動創造了人」，人也是通過勞動而「成為人」的。勞動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積極確證；勞動也是人的神聖的權利，是人自我肯定、實現價值、維護尊嚴的本質性活動。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暢想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時曾經深刻地揭示，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就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然而，在社會信息化、智能化過程中，一部分人不斷被各種各樣的智能系統所排擠和取代，喪失勞動的機會和價值，被經濟和社會體系所排斥和拋棄，喪失生活的意義，存在變得虛無和荒謬化。即使通過完善社會治理、建立健全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解決「數字窮人」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免除生存之憂，但社會生產方式和人們的生活方式仍然被徹底地改變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勞動是幸福的源泉」之類基本價值觀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三、智慧機器人對人的本質與主體地位的衝擊
人工智慧不僅正在深刻地塑造社會，改變人的生存境遇，加劇既有的異化、導致人的新異化，而且它的發展正在改變有機生命的傳統演化規律和演化節奏，令機器的「進化」和人的進化都在發生不可思議、難以預料的變化。這突出表現在不僅「機器越來越像人」，而且「人越來越像機器」，人機之間的傳統界限被模糊化了。特別是，人形智慧機器人的不斷突破，正劇烈地衝擊著關於「人」的認知，令「人的本質」和人機關係凸顯為挑戰哲學常識的時代難題。
以生物技術、智能技術等的綜合發展為基礎，人與智能機器的進化正在「相向而行」。一方面，隨著生物學、醫學、腦科學、機器人學等的飛速發展，人的自然身體正在被改造、「編輯」和「重組」，人機互補、人機協同、人機一體化成為時代大趨勢。當智能系統作為人的手、腿、大腦等的延長，協助人開展各種活動，大幅提高人的體力、耐力和認知能力；當人們藉助VR技術和設備練習駕駛飛機、潛艇、宇宙飛船，進入時空隧道穿越旅行，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獲得新穎的體驗；當人造器官替代一些殘缺、受損或老化的身體器官，一些特定的智能系統用來照料殘疾人和病人，甚至安裝在他們身上，幫助他們克服身體的疾患和局限性；當各種生物智能晶片植入人腦，承擔部分記憶、運算、表達等功能，人與各種智能系統相互連接，協同處理大數據、採取行動……人的身體就已經不完全是「自然」的，而與智能機器「共生」或一體化了。然而，這類情形的「共生體」仍然是「人」嗎？或許，「今天我們對人和機器這種過於簡單的二元區分將不再適用」？另一方面，智能機器通過對人類智能的模擬，正獲得「像人一樣思考、行動」的能力，擁有人所特有的思維（包括創造力）、情感、社會性等。藉助機電工程、生物工程、人工智慧、神經系統科學、生物力學等的發展，人形智慧機器人可以設計、製造得比普通人更加「標準」，更加符合「黃金比例」。谷歌首席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等樂觀的專家大膽預測，到2050年，人形智慧機器人將製造得和「真人」一樣，栩栩如生、難分彼此。
當然，製造出與人的結構同樣複雜、工作原理類似的「身體」，仍然是比較遙遠的目標。但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恰恰認為：「把人同機器（不管機器建造得多麼巧妙）區別開來的，不是一個獨立的、普遍的、非物質的靈魂，而是一個涉入的、處於情境中的、物質的身體。」儘管人工智慧是走結構模擬還是功能模擬的路徑長期存在爭議，但是，從目前更有希望的功能模擬路徑看，人與智慧機器人的發展或許都沒有必要簡單地「複製」對方的物質體，沒有必要亦步亦趨地遵循對方的「進化」路徑，就如同人工智慧的先驅弗裡德裡克·賈裡尼克（F.Jelinek）所形容的，根本沒有必要讓模仿飛鳥的飛機「拍打它們的翅膀」。現代科技的多維度發展為人與智慧機器人的進化提供了更大的潛力、更多的可能性，關鍵看生活實踐中存在什麼樣的合理化需求，哪些發展路徑、方式可以有力地回應這些需要。譬如說，智慧機器人不必擁有物質的身體，不必佔據物理空間、消耗資源，而只是以算法為基礎的「虛擬人」，在虛擬時空承擔和完成相應的工作任務。
無論如何，人被包括生物科技、智能科技在內的現代科技所重新塑造，正在研製的智慧機器人不斷趨近於人，獲得人所特有的一些基本特徵，人的思維和行為日益與各種智能系統協同或一體化，這不僅模糊了「人」與智能機器間的原則界限，而且對「人是什麼」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尤瓦爾·赫拉利直言：「這些改變觸及的會是人類的本質，就連『人』的定義都有可能從此不同。」雖然關於「人是什麼」，或者人的本質是什麼，哲學家們一直眾說紛紜，聚訟不斷，但如果我們清理一下既有的權威說法，那麼不難發現，幾乎每一種觀點都正受到質疑。
第一，「思維」曾經被認為是人的本質特徵，也是人作為「萬物之靈」的驕傲。早在20世紀40年代，「人工智慧之父」艾倫·圖靈（A.M.Turing）就討論過計算機思維的願景，於1950年提出了測試機器能否像人一樣思維的「圖靈測試」。雖然有人質疑「圖靈測試」的合理性，如認為它僅僅依賴於語言，類似於遊戲，忽略了測試結果的單一與人類智慧的多維之間的差異，等等；但瞄準通過「圖靈測試」而進行的科技探索，一直是人工智慧曲折前行的推動力。近些年來，隨著計算機視覺、神經網絡、遺傳算法、自然語言處理、模式識別、深度學習等技術的突破性發展，人工智慧正衝破人們以前所設想的一個又一個局限，在不少人類傲視機器的領域取得進展。智能機器不僅能夠根據人們編寫的算法採集、存儲、處理大數據，而且能夠比人類更好地完成許多特定的任務；它們的「思維」和行為具有越來越強的自主性、精確性和協同性，日益擁有類似人類的試錯能力、大局觀和控制力。根據人工智慧的技術特點和「進化」邏輯，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人工智慧不僅能夠通過「圖靈測試」，而且聲稱「圖靈奇點」正在日益迫近。雷·庫茲韋爾預測：「通過軟體和硬體徹底地模擬人類智能，計算機將可以在21世紀20年代末通過圖靈機測試，那時機器智能和生物智能將沒有任何區別。」若果如此，就對人的思維本質、人作為世界上唯一的智慧生命的觀念構成了實質性的挑戰。
第二，有目的、有計劃的勞動或實踐活動曾被馬克思斷言為人與動物界的本質區別。因為「勞動創造了人」，勞動實踐是人類社會生活和全部世界歷史的真正基礎；正是通過勞動，「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表現出自己的類本質。隨著智能科技、包括虛擬科技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智能系統的活動正在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社會活動方式，扮演著維繫社會正常運轉、保證人們生產生活順利進行、提高工作學習效率的重要角色。智能系統的活動是否屬於勞動實踐活動?它與人的勞動實踐活動有何區別?這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於勞動實踐的理解有關，無疑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但無論如何，智能系統正在承擔越來越多的勞動任務，並且在勞動過程中的自主性日益增強；我們甚至可以說，各種智能系統就是為「勞動」而生的，可以不間斷地、不知疲倦地勞動，而一旦停止勞動，它可能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當智能系統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工作，包括以往被斷定為「專屬於人類的工作」，而人被大量替換下來、變得越來越悠閒時，勞動實踐本身是否專屬於人的本質性活動，就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和追問了。
第三，「製造和使用生產工具」曾經被認為是人的本質特徵。各種智能機器最初無疑是作為人類的生產工具而創製的，然而，它卻是一種特殊的生產工具，因為它不僅可以直接在生產和生活中使用，而且可以根據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製造和使用生產工具」。目前智能系統的研發尚處於早期，就不僅可以幫助人們採集和處理大數據、編寫程序、「列印」和使用機械工具，而且已經開始嘗試製造越來越複雜的機器人了。如果說今天智能系統「製造和使用生產工具」還比較初級，主要還是依據人編寫的算法工作、受人所驅使的話，未來它很可能根據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自主設計、製造生產工具，並根據生產、生活中的新情況、新需求而不斷加以調適、完善。
第四，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包括人形智慧機器人的智能系統研究確實處於起步階段，但其進步的速度及應用的範圍有目共睹。當它們以各類身份進入人們的社交範圍，成為工作的夥伴、生活的助手、遊戲的玩伴，甚至像機器人伴侶、孩子之類的家庭成員，人們就越來越難以否認，智慧機器人正在扮演一定的社會角色並與人結成特定的社會關係。而且，基於網際網路、大數據、物聯網、雲計算等，各種智能系統、智慧機器人之間也需要在生產、生活中相互配合、相互協作，它們正在相互交往中組成更龐大的智能系統，結成更緊密的「社會關係」。就此而言，智能系統建立的社會關係或許會比人類更多樣、更複雜，相互之間的互動則肯定會更敏捷、更協調。自從有人聲稱更喜歡與單純、忠實、守信的智能系統「打交道」，特別是希望訂製個性化的機器人「伴侶」，與之「結婚」、組成別致的「新式家庭」，人們就很難否定其中所蘊含的顛覆性意義了。畢竟「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是最基礎的社會關係。因此，無論人們是否寬容、理解新穎的人機關係、機機關係，恐怕都不得不承認，「社會關係」正變得日益複雜化，智能機器事實上已經躋身人類的社會關係網絡。
當然，由於目前人工智慧更多的是從功能、而非結構模擬人腦和人的身體，加之「人」「人腦」與人類精神世界無與倫比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因而人們不難提出更多的區分人與智慧機器人的視角和觀點。例如，關於「人」和人的本質，有人可能偏重精神層面，堅持是因為人有「靈魂」「自由意志」「信仰」「德性」和「愛」，等等。由於「自由意志」「德性」等比意識、思維更為神秘、模糊和複雜，更不易把握、精確刻畫，目前確實難以進行令人信服的分析。不過，如果我們不將「自由意志」「德性」等神秘化，而是對其加以比較具體、確定的刻畫的話，那麼，智能系統能否擁有「自由意志」「德性」等就可以討論了。例如，關於機器人是否可以有信仰以及能否「成佛」的問題，在研究宗教的學者中就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如果智慧機器人具有類似人類的智能，在一定意義上是「人」，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的本質」，那麼這將是人類自誕生以來所遭遇的最新穎、最詭異的異化：人類興致勃勃地創造了人工智慧，希望它成為類似機械一樣「馴服的工具」，幫助人類實現各種目標、創造美好生活，卻發現打開的是一個神秘的「潘多拉魔盒」，釋放出前景莫測、難以駕馭的異己力量。
首先，「人是什麼」這一曾經清晰的問題變得越來越不確定了，人們被迫重新反思和界定人的類本質，重新反思和清理一切立足於人的立場的理論和實踐。目前，智能技術正與生物技術加速結合，具有自主意識、創造能力、類人情感、社會交往屬性的智慧機器人已經漸露端倪，未來很可能變得與自然人難分彼此。瑪蒂娜·羅斯布拉特（M.Rothblatt）更是提出通過思維克隆技術，創造不死的「虛擬人」，並為此進行了全方位的社會構建。「一旦被創造出的有意識的思維複製人——即智能的、有情感的、活的虛擬人，成為一個普遍的人類追求，我們將面對很多新的個人問題和社會問題，因為它從根本上擴展了『我』的定義。」在經過漫長的演化之後，人們驀然發現必須重新「認識自己」，在將「人」與智慧機器人加以必要區分的基礎上，重新探索界定人的類本質的視角和方式。與此同時，面對智能系統的智能表現和日新月異的「進化」速度，人作為「萬物之靈」的優越感受到顛覆性打擊，人類的「自我認同」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其次，自主性是智能系統正在獲得的主要特徵和功能優勢，這對人類享有的「唯一的主體」地位造成了衝擊。智能無人系統在運作過程中，其所處的環境、條件往往是動態變化的，需要應對各種不確定性，需要權衡多方面因素，因而需要自動識別目標、自主選擇操作方式，並排除外界幹擾完成任務。無論是無人駕駛汽車、船舶、飛機，還是各種自動作業系統、智能管理系統，乃至致命性的自主武器系統，其先進程度往往主要通過自主等級加以刻畫。事實上，它們的自主性正日益增強，自主等級正日益提高。而各種智能無人系統越是自主、自由，越是能夠自主進行評價、選擇和決策，它的主體地位問題以及相應的責任問題就越是突出。人們對於讓渡給它們的自主評價、選擇、決策權一直惴惴不安；一旦它們「闖禍」，之後的責任歸屬和責任分配也令社會各界爭論不休。是否、或者在何種程度上承認智能無人系統是「主體」，「如何設計機器人的行為倫理」，都對人作為世界主宰的地位構成了挑戰。
再次，以往一直被人類視為工具的機器，現在隨著「智能」的增長，可能要求擁有新的「身份」，甚至要求平等的「人格」或「人權」。這種從工具到目的的轉換將顛覆傳統的人機地位，將智慧機器人從工具提升為作為目的的「人」。而一旦完成身份認同，如同沙烏地阿拉伯2017年承認智慧機器人索菲亞的公民身份一樣，那麼，就會自然而然地提出相應的人格或人權問題。「如果它們發展到足夠聰明，它們將就獲取和人類一樣的權利的問題和人類展開爭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們會發現其實對此我們無可辯駁。」例如，智慧機器人是否不應該被過度使用，或者被置於可能導致軟硬體受損的惡劣環境之中？是否應該享有與自然人同等的人格和尊嚴，不允許被怠慢和呵斥、被侮辱和虐待？是否應該被確立為道德或法律主體，給予它們平等的公民身份?當它們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或社會後果後，是否應該自主承擔相應的行為責任？是否可以與其他自然人或智慧機器人自由交往，包括結社、結婚，進而提出經濟、政治和法律上的訴求？等等。
總之，人類必須重新認識「人」和智慧機器人，並以此為基礎重新反思和構建新型的人機關係。在文明史上，機器是人的發明，人機關係一直是確定的，人一直佔據著無可爭議的主導、主宰地位。由於人工智慧快速發展，逐漸擁有以往專屬於人的智能和自主性，智慧機器人大量擠進人們的社會生產和生活，傳統的人機界限模糊化了，人的唯一主體地位正受到挑戰，人機關係存在被顛覆的風險。人們所暢想的多種人機關係，包括智能系統可能是人類的「看門人」「守護神」「被奴役的神」「善意的獨裁者」「徵服者」「後裔」等，人類內部就已聚訟不斷，並未達成基本的共識，更別說得到未來智能世界的「認同」了。無論如何，如果不破除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和主宰意識，不克服狂妄自大的傲慢與自以為是的偏見，人機間的矛盾和衝突勢必難以避免。至於這類矛盾和衝突將在什麼領域、以何種形式出現，又可能通過什麼樣的方式解決，無疑充滿了不確定性和風險，但人類並非像以往文明時代一樣，「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四、消除人工智慧所導致的新異化的可能路徑
在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社會快速智能化，機器智能逐步逼近、並可能超越人類智能的時代背景下，人類顯然走到了關鍵的十字路口。人工智慧所強化的既有的異化情形，所導致的新異化現象，具有以往科技異化、勞動異化等所不具有的新特點、新趨勢。一是這種異化滲透到了更為基礎的社會結構層面。例如，智能技術範式重塑了社會基礎結構和社會治理體系，它對人的宰制，以及人對這種高科技「座架」的依賴，導致人相比工業時代流水生產線上的工人益發「愚鈍和痴呆」，不得不將相關的領導權、治理權讓渡給自己創造的外在的智能系統，聽任智能系統替自己做主。二是產生了一些全新的異化內容和形式。例如，智能化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將「數字窮人」排除在外，這種「社會排斥」將工業時代勞資雙方的矛盾和對立撇在一邊，導致「數字窮人」淪為無人僱傭、喪失勞動價值的「無用階層」，存在變得虛無和荒謬化。三是出現了對於人自身來說最為根本的異化。以往的異化主體是人，包括一定的個人、群體、階層、階級等，但現代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人形智慧機器人的研發正在模糊人機界限，令「人是什麼」變得不那麼確定了，人的人格、尊嚴和「萬物之靈」的主體地位也受到挑戰，迫使人類必須重新定義「人」和「人機關係」。
必須正視的是，以上新異化所涉及的領域和性質，例如數位化、虛實結合、超地域性和一定程度的超階級性，以及其所「化人」的程度，都遠遠超出了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的異化現象，這決定了問題的解決不可能囿於以往時代形成的理論框架，這裡需要更高層次的新視角、新理論和新方法。例如，智能系統與人對於社會領導權、治理權的「明爭暗奪」，智能化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對「數字窮人」的「社會排斥」，以及人形智慧機器人對人的本質、人的主體地位的挑戰，新型人機關係和文明形態的構建，都明顯超出了既有理論的視野和「邊界」，甚至不可能在馬克思當年所設想的消滅私有制、實現無產者的解放、消滅階級和國家的層面上徹底解決。
人工智慧正發展成為智能社會的基本技術支撐，信息化、智能化註定將是人類的宿命。既然我們不認同歷史退步論，像「盧德分子」那樣一味地反對現代科技，像阿什米人那樣選擇拒絕現代科技的簡樸生活，那麼，就必須順應社會信息化、智能化的潮流，依據新異化現象的類型和性質，開拓視野，更新觀念，重新「認識自己」，重建「類意識」，重構人機關係，在先進的智能社會、智能文明的建設中實現人自身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不是一種保守的、修補式的防禦性策略，而是一種積極的、系統性的建構性方略。這種方略重在由「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出發，充分發揮智能科技對人與社會的積極的建構性作用，在「人」自身的進化、生成過程中，在創建先進的智能社會、智能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有效規避、合理解決各種新異化問題，實現社會的進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新型文明的創建。
一方面，立足人的立場和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對人工智慧進行理智的價值評估和必要的道德規範，基於智能科技興利除弊的選擇性應用，通過建構以人為本、高度發達、人機協同的智能社會，剷除人工智慧異化產生的技術和社會基礎。
第一，面對人工智慧不斷突破技術瓶頸的現狀和可能突破「圖靈奇點」的風險，面對智能技術範式對人的宰制、智能化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對「數字窮人」的「社會排斥」，必須審慎地、具有前瞻性地確立人工智慧研發、應用的價值原則。其目的是使價值、倫理成為制約人工智慧研發、應用的內在維度，創造能夠通過「道德圖靈測試」的「道德機器」，讓其敬畏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和尊嚴，理性、友好、富有德性地為人類服務，確保人類（特別是「數字窮人」）永遠有資格、有尊嚴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第二，立足智能科技的發展和智能技術範式的特點，完善智能社會的頂層設計，為人的解放、自由全面發展創造必要條件。這系統地體現為順應信息化、智能化潮流，完善智能技術基礎設施，推動智能經濟發展，構建符合智能時代特點的生產關係、政治制度、治理體系和文化價值觀，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發達便捷、人人獲得公正發展機會的新型技術社會形態——智能社會。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種超越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的先進的技術社會形態，智能社會與馬克思熱情暢想、卻尚未實現的追求人的徹底解放、真正消除異化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具有內在的關聯和一致性。智能社會的建構和治理，其要義在於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設想的共產主義原理，消滅私有制，讓廣大人民擺脫經濟依附和階級統治，擺脫技術宰制和舊式分工，以一種解放、自主的姿態從事生產勞動、社會管理和日常生活。
第三，在智能社會的頂層設計中，消除人工智慧導致的新異化的關鍵，在於重建新型的勞動分工體系，大幅度增加和平等分配自由時間，促進每一個人的潛能開發和自由全面發展。智能時代的到來，極大地提升了勞動生產率和社會生產力水平，促進了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生產和服務的自動化、智慧機器人取代人工作，使人們可以遠離不合理分工所導致的各種「苦役」；從而不僅滿足了人們自由全面發展所必需的物質需求，而且逐步將人從舊式分工中解放出來，普遍縮短了人們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自由時間或自由發展的空間。但同時值得警惕的是，自由時間與必要勞動時間是相輔相成的。一個人如果完全絕緣於勞動，自由時間就不過是失業、被社會排斥在外、喪失勞動權利的代名詞。智能社會的人性化與進步實際上體現在普遍增加就業，在大幅減少必要勞動時間的基礎上普惠性地增加自由時間。同時，消除馬爾庫塞所謂的壓抑性的強迫勞動，讓勞動成為馬克思所謂的「生活的第一需要」，自然而然地結出豐碩的勞動果實。
另一方面，通過人與人工智慧的雙向建構，加快「人」自身進化的步伐，培育用智能技術「武裝」的、具有智能社會特質的「時代新人」，建構人機協同、人機和諧、共同提升的新型人機關係和人機文明。
應該看到，前述各種風險和挑戰實際上假定了一個前提，即人類以一如既往的緩慢速度進化，長期「穩定」在既有的智能水平之上，將人的本質或「類屬性」固化下來了。而如果我們能夠解放思想，居安思危，主動挑戰自己的極限，與人工智慧一起雙向建構，不斷「增智」「賦能」，抓住超級智能尚未出現的「窗口期」全方位提升自己，在人機協同、人機一體化的更高層次上共建新型的人機關係和「智能文明」；同時，通過人性化的、「各盡所能」的制度建設，禁止將人排除在一定的勞動領域和社會系統的運作過程之外，限制讓人必須說「機器語言」、像機器一樣行為的「傻瓜」技術和設備的使用，以防人的身體機能、工作技能和社交能力因為沒有用武之地而發生系統性退化；那麼，前述的那些風險和挑戰可能根本就不會轉化成致命的威脅。
運用歷史性、過程性的實踐思維，我們不難發現，「人類」並不是一種本質或「類屬性」固化了的「既成的存在」，而是處在持續的生成過程中，從來都沒有停止進化的腳步。人類進化史表明，科學技術作為人類自主創造活動的產物，既是人類的本質力量的呈現和確證，也是人類進化、類本質生成的手段和條件。與文明時代之前的原始人相比，人類一直身被科技發展的福澤，從語言、文字到抽象思維，從眼鏡、助聽器到心臟起搏器，從服飾、手錶到可穿戴電子設備……科技方面的軟硬體早已令人「煥然一新」，甚至可以說將人「武裝到了牙齒」。邁入智能時代，智能科技同樣可以在人的進化方面大顯身手。這正如約翰·馬爾科夫（John Markoff）所揭示的：智能科技、機器人一方面在「取代人類」，另一方面也可以「延伸人類智力」「增強人類」。
目前來看，囿於智能科技與人兩個方面認知上的限制，人類的進化、類本質的生成尚沒有成熟的方案，也沒有清晰、確定的路線圖。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種全方位的進化，既包括自然生理意義上的進化，也包括精神道德意義上的進化。這正如雷·庫茲韋爾所說的：「人類這一物種，將從本質上繼續尋求機會拓展其生理和精神上的能力，以求超越當前的限制。」
從自然生理意義上的進化來說，人類可以運用大數據和智能算法進一步「認識」自己，利用生物、智能技術和設備有針對性地「武裝」自己，減少疾病、延緩衰老、增強活力，幫助自己突破體力、腦力和群體協同能力方面的極限；同時，基於「腦機接口」、智能晶片植入之類人機互動技術，與各種各樣的智能系統緊密合作，在虛實結合的多維時空協同思考和行動；從而全方位拓展自己的視野和活動範圍，提升自己的腦力、體力和協作能力，豐富自己的經歷和體驗，使自己進化得更加健康、更加智能、更富有適應性。如皮埃羅·斯加魯菲（P.Scaruffi）指出：「今天，我們延伸自我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就是發展出能夠改變生命本身的技術。因此，未來將是有機世界和合成世界的聯姻，正如未來一定是人類和機器人的聯姻。」當然，人的自然生理意義上的進化存在巨大的技術、社會和倫理風險，必須通過建構公正的社會制度、基於知情同意之類倫理原則、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審慎實施，以避免製造「人種差距」，造成不同群體、個人之間「內在的不平等」。
從精神道德意義上的進化來說，關鍵在於立足人類的歷史實踐，徹底反思「人是什麼」和「人希望是什麼」，反思人類真正需要什麼和珍視的價值是什麼，反思人的局限性和人性的弱點，通過不懈的修煉去惡揚善、不斷「成人」，從而為智慧機器人樹立「人之為人」的標準。皮埃羅·斯加魯菲警醒人們，以往人類的道德表現並不令人滿意，相比任何物種都更「熱衷於殺戮其他動物和不斷破壞環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工智慧以人類為楷模，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