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文/陸子瑋/（香港）基本法基金會研究員（和平及衝突研究項目）
四、香港長期處於壓力狀態
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自由貿易港的角色，特區政府的「大市場、小政府」的施政方針，加上基本法107條強調「量入為出」的原則，種種的政府政策定位和社會所構建的文化，向香港社會潛意識裡強調及強化物質文化。事實上，Mathews and Lui （2001）在《消費香港》（Consuming Hong Kong）一書提到，香港社會極度強調物質文化是伴隨80年代經濟起飛而來，大量基層人士成功步入中產階級，生活質素水平亦因物質豐富和享受而大大提高，這也使香港在90年代時出現「金錢是萬能的衡量標準」（Money as the Measure of All Worth）的文化價值觀，不論生活各個層面，基本和金錢及文化成就脫不離關係：香港青年協會2000年的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少年人看成功和失敗」，受訪者指出「學歷高」、「達到目標」及「有事業」是「成功」的表現；2007年的「青年怎樣看搵快錢？」反映青年對於物資心態的強烈追求。這情況和緊張理論的前設極為相近。
先從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理解香港整體社會的財富分配，上世紀80年代，香港基尼系數處於0.45左右。基尼系數在0.4或以下算作合理水平，所以當時的0.45對民生影響相對較少。但自1980年代起，基尼系數不斷攀升，直至2011年和2016年已升至0.54水平，貧富懸殊問題「非常嚴重」，反映市民收入差距越拉越闊。根據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克提所說，當資本收益增長率（包括利潤、股息、利息、租金和其他來自於資本的收入）高於經濟增長率時，財富會向富人集中，加劇貧富不均，當時香港正處於這個階段。
美國中情局出版的《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資料顯示，現時只有9個國家在基尼系數「超港」，分別是賴索托 (0.63)、南非 (0.63)、中非共和國 (0.61)、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0.61)、海地 (0.61)、波札那 (0.61)、納米比亞 (0.60)和尚比亞(0.58)。這些國家基尼系數高是因其處於政治及經濟不穩定狀態下所產生的現象，但香港作為高收入發達地區，基尼系數全球最高，成了發達城市貧富懸殊問題的「最佳例子」。從GDP的增長率看，2005 年至2008年間，雖然GDP增長維持在7-8%的較高水平，但香港的貧窮人口不但沒有因經濟收益而下降，反之不斷上升。由在2005年114.3萬人上升到2010年的120.6萬人。2001年至2010年，青年的貧窮率持續上升，人數由13.2萬上升到16.8萬。
青年就業方面，在15至19歲的年齡層面有較高的失業率。年齡越低的人在工作方面的保障和機會相對較少。在2003年時，持續五年的經濟疲弱使平均失業率達到約8%，但15至19 歲一群的失業率達到30%，20歲至29歲的失業率微微高過平均數。因CEPA的經濟收益，所有年齡層都在2004年至2006年經歷經濟好轉的情況，全民生活質素全面提升，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再次重創香港經濟，失業率再一次大幅上升。
除了就業方面，工作質素 (收入) 也成為另一個參考。新世紀論壇和新青年論壇在2016年發表了名為《香港各世代大專生及高中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從中發現隨著新世代進入社會，比較1995年至2015年的20年發展，他們的平均開薪點一代比一代低、整體收入下跌、增幅也越來越少。
直至2015年，整體大專學歷勞工的中位數收入，從1995年的20,463港元跌至16,898港元，跌幅為 17.4%。從數據可見，第二代至第六代的大專生（20-24 歲）之收入作比較，他們的收入逐代下降，其中第五代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起薪點下降到9,779港元，為20年來新低。第二代至第四代的收入均以較大幅度下降，直到第五代的跌勢收窄，第六代才略為回升，但由第二代到第六代計算，過去 20 年，大專學歷勞工收入減少了9.9%。雖然不同世代大專畢業生的收入有一定上升，但是越年輕的世代，收入上升的幅度較低，而且其收入的絕對水平亦較低，升幅亦不能彌補其低起點。雖然大專學歷勞工隨著社會發展大幅增長，但經過20年經濟發展，整體大專學歷勞工薪金只有2.3%增長，最高10%的收入人士薪金卻足足下跌了7.6%。不論是大專生起薪、上流情況及職位質素（低/高技術）都向負面發展。
數據反映出，社會發展了20年後，青年人的收入並沒有改善，生活長期處於受壓情況。雖然第三第四代的起薪情況不樂觀，但因當時香港在2003年至2004年經歷通貨緊縮，日常生活開支也相對下跌，而在經濟恢復期間 （2005年至2007）只有1%至2% 通脹率，而GDP的增長率遠遠高出通脹率約7%，香港市民生活壓力和水平持續改善，社會結構緊張度相對也較低。可惜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影響，香港突然面對嚴重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導致失業率上升，企業甚至面臨破產，整個經濟呈現衰退的趨勢，也影響到財富分配並扭曲價格。GDP在2008年由上一年6.47% 大跌到2.13%，更在2009年錄得負增長2.5%。然而，生活水平隨著通貨膨脹受到影響，尤其在2007年後，通脹方面有6%的增長，是五年間首次通脹大過GDP的增長。
事實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2008年發表了名為《市民對通脹問題意見調查結果》，發現絕大多數的受訪者（96.5%）均覺得目前物價上升問題的情況嚴重，其中回答「嚴重」的有50.1%，表示「非常嚴重」的亦有46.4%。 對通脹問題帶來的負面影響方面，食物價格上升對市民的影響最大，69.3%受訪者表示有關負面影響是「頗大」或「非常大」；其次是水電燃氣及交通方面，分別有51.4% 及44.5% 的受訪者表示物價上升對他們帶來「頗大」或「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對於有關造成香港物價上升的主要原因的認知調查，最多受訪者認為「內地物價上升」（30.4%）。
根據中大香港生活質素研究中心每年發表的《香港生活質素指數》，香港在2003年的指數只有約100點，並隨著經濟恢復在2007年上升至109.91點，亦是生活質素回歸後的最高點。2008年金融危機將指數急降至104.46點，跌回2004年水平。雖在2009年一度上升回107.02點，但隨後點數一直下跌，在2011年回到2003年「沙士」時期。
一般緊張理論提到，緊張感是主觀性和經歷所影響。有如當時香港文化較單一的社會中，大部分人對於物質文化目標亦有清晰目標，所以他們因經濟民生問題所感受到的緊張感都會比較有一致性。市民（尤其青年人）在一個本已充滿競爭的環境裡已有一定高程度的緊張感，理論指出社會會社教化市民成功、物質財富及金錢之間的關係，且鼓勵每個人通過自己的最大努力，就能像任何別的人一樣，也有獲得成功的權利，實現自己的社會所定的目的。但是，由客觀貧富懸殊和貧窮人口的數據顯示，香港貧富懸殊問題越來越嚴重，加上越年輕的一代就業環境、收入狀況及上流機會都是向負面增長，生活成本（尤其樓價）不斷大幅上升，反映合法文化手段和文化目標脫節問題日益嚴重。當時新一代的青年群體面對目標和手段嚴重脫節的問題，使他們對當時重視「物質文化」的香港社會文化、政府施政和社會經濟結構及狀況都相當不滿。在一個本已充滿競爭的環境裡已有相當高程度的緊張感，加之上述的經濟壓力和在「獅子山精神」的社教化下，使得2008年除了重創香港經濟外，更重創了10年間沒有提高經濟水平的青年人對社會經濟環境的希望，他們感到現行方法無法實現文化目標，期望與成就有嚴重落差及脫節。
從青年人的經驗感受上，中央惠港的宏觀政策對他們沒有正面影響，在自身迫切的環境中，反而是2001年至2010年間工資下降、貧窮人口上升，貧富懸殊問題和通脹，日常生活質素下滑。雖然中央在2008年後推出大量「惠港政策」，幫助了香港金融、地產和服務業，但實質上並沒有影響非從事金融及服務行業，較「本地」的青年人提升生活水平。金融風暴一方面影響青年對於特區政府管治的信心，香港青年協會在2009年做了一個名為《金融海嘯——青年對就業及金錢價值取向的轉變》，受訪者對於政府處理失業的評分平均只有46 分，遠未及格；另一方面影響他們的事業發展及心理健康，受訪的非在學青少年中，38.7%擔心未來一年會失業。此外，近33.7%被訪者透露過去一年曾失業，其中28.2%表示已持續失業達半年或以上。在上述表示曾失業的青年中，50.3%稱出現負面情緒、40.1%稱出現失去自信現象及33.3%出現家庭關係變差等等。另外，失業時間越長，對受訪者造成的影響亦越大，包括感受來自家人的壓力、社交圈子縮窄、延遲經濟獨立機會、自信心下降和出現負面情緒等，大大減弱了社會控制對於個人行為的規範；19.7%被訪者表示對前景失去信心，另有15.9%透露精神壓力有所增加，這一類主觀負面感受都視為去除正刺激的原因和過程。
社會氛圍充滿負面情緒，青年對於文化價值觀和經濟體制的不滿和反思早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出現，並出現「新價值觀」的苗頭，更多青年開始反思香港社會的物資主義文化的問題，開始理解社會公義及責任、貪婪文化問題。在他們的生活環境開始盛行一套社會公義及反社會文化體制說法，隨著時間發展，帶有對抗性的反社會文化思想在2010年後逐漸成型，如有關社會財富不公義、地產霸權、社會機會不公平、「輸在人生起跑線」等等各色各樣反社會現況的論說；更對在位的年老一輩有強烈不滿，如，「50 後」、「60 後」不願退位讓賢，「90 後」及新一代的未來被剝削；對立性的論述在青年、媒體、教育圈子盛行：「青年及老年」、「利益既得者及未得利益者」、「有資產及無資產」、「剝削及被剝削」等等。加上網絡社交媒體普及化，大量負面資訊充斥青年生活環境，這類經歷一方面可視為引入負面刺激的例子。
五、緊張感能夠導致群體激進化
以上內容解釋了社會經濟現象如何影響到香港青年的心態和對社會文化體制的觀感，並清晰解釋了其在2008年期間的發展經過和青年的心理和思想變化，而以下內容即解釋這種負面性的心理變化如何導致群體出現激進化問題，反社會心態的行為越變越激，產生「反叛主義者」。激進化及反叛主義有一定的關連性，Abadinsky和Winfree指出理論中所提到的「反叛」是對建立和規範的社會的最大挑戰，因為它是來自個人最具威脅性的反應。Featherstone和Deflem也解釋到反叛主義者通常涉及對既定製度的抵抗或徹底的拒絕，並且積極地推動新的意識形態取代當前的社會規範。它們如此危險的原因是自身的暴力性質，一般為實現其目的時會採取非法行為，例如破壞財產、公共秩序和安全等等。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激進化團體被歸類為反叛主義者的一種。
先了解激進化（radicalization）本身的意思和定義。過去歷史「激進化」一詞甚少出現，但自從2001年「911」恐怖襲擊後，大量新聞媒體、政府機關及學術研究開始使用，但現時在國際社會中並沒有統一定義。現時關鍵假設是激進主義與意識形態相關，所以激進化的研究一般都會被歸類為恐怖主義（Terrorism）、極端主義（extremism）、狂熱主義（fanaticism）領域，三者之間有不少共通點和關聯性。對於激進化定義的研究，並非本文的重點。本文的「激進化」是指生活思想模式改變過程（process），脫離社會界定的主流行為及思想規範，並接受較偏激的思想及意識形態，而青年一般較容易受激進化影響。
在2000年至2010年10年期間，因「911」事件促使大量有關激進化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政治、心理、社會及行為學領域的範疇。近年，犯罪學學者爭議激進化及恐怖主義等相關領域的研究顯然屬於犯罪學範疇，因為兩者都是針對「偏差行為」的議題。理論上，激進化和走上犯罪之路的特點和過程有一定的相似度，使犯罪學的觀點有助於理解激進群體的特徵和動機。雖然傳統的罪犯通常是出於個人利益和自私的驅使，而恐怖主義則往往是出於政治原因甚至利他主義的推動，但就如普通犯罪一樣，激進化暴力都是社會構建（social construction）過程中，社會信任（social trust）不足或被破壞時所產生的現象。
近年不少有關激進化起因的研究受犯罪學影響，並發現「緊張感」（strains）是其中一個導致個人激進化的主因，例如：Badayneh等人研究約旦的敘利亞青年難民及激進化問題，並發現714個研究標本有46.7%有激進思想，約30%有暴力行為，導致他們激進化的原因包括感覺缺乏公平對待，生活滿意度低和生活極大壓力；Badayneh等人研究阿拉伯大學生激進化問題時，指出強烈的負面情況和激進化是有正顯著關係；Post研究激進組織的特性，分別分析了民族主義分離主義組織（例如愛爾蘭共和軍、巴斯克祖國和自由組織等）、社會革命主義組織（義大利赤軍旅、德國紅軍派等）、極端宗教組織（哈馬斯組織、真主黨等），發現「緊張感」對此類群體的形成中起著核心作用。2018年，五名法國學者及研究青年的專家在《歐洲精神病學》期刊發表了一篇名為「歐洲年輕人願意參加激進活動的人是誰？他們的心理和社會檔案的多學科評論」的文章，整合所有從2010至2017年在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的美國國家生物技術資訊中心（PubMed）、美國心理學會PsycINFO資料庫、法國政府反異常教派跨閣員級保安委員會的資源庫及有關心理學與行為科學研究資料庫發表的研究文章，並分析了22篇有關12至25歲的青年激進化的研究，發現這群青年激化過程中的心理病理表現與危險機制有大量相似之處，並有三個主要因素：（1）個人風險因素，包括心理脆弱性，例如年幼時被離棄，感受到社會對其不公義（injustice）的感知對待和個人發展不確定性；（2）微觀環境危險因素，包括家庭功能障礙和激進化個體建立友誼關係；（3）社會風險因素，包括地緣政治事件和宏觀社會文化變化，例如社會學和犯罪學提到的失範理論（anomie）。
換言之，大量激進化成因研究結論符合緊張理論的假設：宏觀社會文化對群體個人所產生的負面經驗和感受能夠導致激進化問題。羅伯特認為因無正當合法的渠道去取得文化目標，造成個體憤怒、挫折、失敗，無法對抗整個社會結構所造成的緊張狀態。各樣的負面情緒使弱勢群體和社會制度出現分離感，社會制度及律法的控制效能下降，導致社會制約失效，促成反叛主義溫室的成形。在這溫室裡，個體會較高機會參與利己的偏差行為（即是一般罪案），但若個體情緒及思想不穩定和行為轉化過程中接觸到激進的意識形態，便可推使他參與利他的偏差行為。
六、討論
總括文章重點，「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顯示市民對於特區政府、中央評價、「一國兩制」等等的評分均在2008年後出現全面下降趨勢，所以本文以2008年作為起步點，理解當時民心變化的過程和因由，能夠幫助民間社會重新準確掌握當時的變化如何導致今時局面。本文以緊張理論作為分析主線有數個原因：（1）一套成熟犯罪社會學理論能夠提供思考和分析方向，幫助我們了解社會文化、經濟結構、民生情況及公共政策，和社會整體犯罪及群體性越軌行為情況之間的關係；（2）經歷了數個世紀社會亂局的考驗及推敲，在現今社會仍然使用必有其價值；（3）它經過多年學術界的測試和引證，證明了其可靠性和準確性（尤其一般緊張理論）；（4）理論雖然是由西方社會文化環境發展出來，但已有不少文獻顯示它亦能夠解釋其他文化背景的社會狀況。
莫頓緊張理論幫助我們先從一個較宏觀角度了解「經濟」和「文化」是如何影響社會群體的適應反應，當社會文化所定的「目標」和「手段」之間越脫節及不平衡，就會出現越大的緊張感，導致社會部分人感到迷惑，生活在失範（anomie）狀態。上述特別提到六種適應反應（保守、逃避、因循、創新、最大利益和反叛）就是方便讀者了解，個人面對失範情況時能夠選擇的適應方式，和適應方式帶來的結果。本文在分析過程的初段以經濟及文化作為主線，分別導出了當時財富人口分配問題、青年就業與就業素質問題及整體香港生活質素指數的負面變化，解釋2008年至2010年期間的社會文化「目標」及「手段」受金融風暴影響出現嚴重矛盾，反映彼此之間脫節問題嚴重及不平衡。羅伯特的一般緊張理論增加 「經驗」（experience）及「來源」（sources）元素，本文解釋了青年面對高壓環境時出現群體性的負面情緒現象，青年缺乏正當合法的管道去取得文化目標，不單對政府及現有體制失去信心，而且造成個體憤怒、挫折、失敗，思想上漸漸萌生反思社會現有制度及文化問題，對抗社會結構所造成的緊張狀態。各樣的負面發展使制度及律法的社會控制效能下降，社會制約漸漸失效，製造了有利反叛主義的溫室。
本文指出，一般緊張理論能有助解釋和研究青年激進化現象。兩者的特點和演變過程有一定的相似度，都是社會構建（social construction）過程中，社會信任（social trust）不足或被破壞時所產生的現象，這使犯罪學的觀點及一般緊張理論所強調的「經驗」及「來源」有助於理解激進群體的特徵和動機。事實上，有不少國外研究顯示地緣政治事件和宏觀社會文化變化所引起的「緊張感」（strains / grievances）是其中一個導致個人及群體性激進化的主因。這次研究結果為未來研究「激進化」相關題目時提供引導和方向，能夠幫助研究過去和現今青年激進化現象的演變過程及前因後果，有助社會和政府能夠調整自身政策、定位和資源，對症下藥，化解社會長期深層矛盾問題。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２０２０年１１-１２月號第７０-７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