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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接觸法尊法師[1]是在1942年左右，那時我在甘肅西南部藏族地區的拉卜楞寺開始學習藏文經典不久，往重慶北碚晉雲山漢藏教理院給法尊法師寫過一封信，請教幾個問題，署名「福海」，是我的藏文名字bsod nams rgya mtsho索南嘉措的意譯(後來在翻譯《嘉木樣呼圖克圖紀念文集》的時候也用過這個署名，此外再沒有用過，所以恐怕沒有人知道這個福海是何許人)。有幸的是法師的回信後來保存下來了，收在《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裡面第391頁，題名《與福海先生書》。其中所討論的：藏文來源、吐蕃與土伯特、活佛轉世、清帝是否真正信佛等問題，這些問題60年來仍在討論。
此後我陸續見到法師的譯品《現觀莊嚴論略解》、宗喀巴大師的《辨了不了義論》《入中論善顯密意疏》《菩提道次第略論》和克主傑的《續部總建立》(rgyud sde spyi rnam bzhag），可能因為還有其他人同名的著作，也為了通俗一些，出版時題名《密宗道次第略論》，還有法師自己的著作《西藏民族政教史》《我去過的西藏》等。
其中《菩提道次第略論》是宗喀巴大師在《廣論》之後的著作，較前更加精煉，法師的譯筆也更加純熟。《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是法師較晚的譯品，譯筆爐火純青，再加以經過牛次封[2]居士的潤文，讀起來更加順暢。
1950年左右法師由四川來到北京，住錫北海白塔下面半山腰的永安寺裡的菩提學會的東廂房裡。當時的主持人是楊大光[3]居士。經費一時有些困難。1950年秋，我從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畢業後分配到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負責藏文翻譯工作。當時藏文翻譯人才極其缺乏，只有曾經在菩提學會的何瑛、柯鳳鳴，他們只能讀寫藏文，不能從漢文譯成藏文。還有從南京蒙藏委員會來的李春先和益西博真，兩人配合起來才能工作，而且年歲大，做不了繁重的工作，只好從社會上再動員一些力量。於是民委每月資助菩提學會300元，承擔一些翻譯工作，主力當然就是法尊法師，翻譯過《中國革命讀本》。
重頭戲是翻譯《論人民民主專政》。當時組織了法尊法師、毛爾蓋·桑木旦[4]法師、張克強和我集體討論修改。傳統的藏文裡佛學詞彙雖然很豐富，但是當代的政治、社會詞彙很缺乏。漢文翻譯佛經時用了大量的「借詞」即音譯，直接用漢字寫梵文的音，例如：佛陀、菩提薩埵、阿羅漢、比丘、沙彌、般若波羅蜜多、補特伽羅、阿賴耶識、彌勒、毗盧遮那等等。而藏文佛經裡這些都是意譯的，這是藏文翻譯的一個傳統，儘量用意譯，大家都認為應當保持。所以雖然只有7000字，我們討論用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例如「專政」一詞就反覆討論修改了多次。又如「解放」一詞，用了法尊法師提出的藏文佛經裡現成的vching vgrol一詞。後來在《十七條協議》裡，由於西藏代表的堅持，在此基礎上改用了僅僅是時態不同的bcings vgrol。後來的翻譯工作者只要在對照詞典上一查，就有現成的譯語可用，哪裡能體會到當初篳路藍縷的艱辛?
其後，更大的一項工程是《藏漢詞典》的編譯。
《達斯藏英詞典》從1904年出版，直到20世紀40年代，一直是權威。30年代黎丹[5]先生率領青海的藏文研究社的楊質夫[6]等人去拉薩跟從喜饒嘉措大師學習，回到南京後，楊質夫與一位英文好的人合作，把達斯詞典翻譯成漢文，譯稿由黎丹帶到其老家湖南去了，黎丹去世後，其後人將譯稿獻給中央民委。因為此時尚不具備出版的條件，就按照于道泉先生的建議，曬藍複製了幾份，分別贈送給中央、西南、西北三個民族學院。1953年，在中央民委參事室的基礎上成立了民族出版社，這時急需一部藏漢翻譯用的工具書，同時又得到拉薩木刻版的布裡亞特蒙古學者格西曲扎編寫的《藏文字典》。其編排打破了傳統的正字法著作的格式，初具現代字典的形式，但是很不嚴格。我們認為法尊法師本來就是一部難得的活字典，只是苦於沒有一個適當的方式發揮出來。同時菩提學會又擁有張克強、湯住心[7]等精通英、法、藏文的人才。還有胡繼歐[8]、楊德能[9]等通曉漢藏的人(後來正式出版時，湯住心由於政治歷史問題沒有參加署名)。於是我代表民族出版社與菩提學會商定，利用這些優秀人才條件，以格西曲扎的藏文字典為基礎，翻譯成漢文，再用《達斯藏英詞典》和《藏拉法字典》《耶斯克藏英字典》《四體清文鑑》等補充(凡是引用這些詞典之處都註明出處)，成為一部中型的《藏漢詞典》（即《格西曲扎藏文詞典》），於1956年出版，在國內外影響很大。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雖然已經有了張怡蓀主編的《藏漢大辭典》三大本，仍然有不少讀者要求再版《格西曲扎藏文詞典》，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宗喀巴大師於14世紀創建格魯派(黃教)，至20世紀經過600年。其間清代皇室雖然大力崇奉黃教，但是宗喀巴的教義從來沒有翻譯成漢文。黃教最根本的五部大論裡，除《阿毗達摩俱舍論》已經由玄奘大師翻譯出來之外，其餘四種都從來沒有過漢文譯本。法尊法師是第一位把其中的《現觀莊嚴論》《入中論》《釋量論》翻譯出來的人。並且全面地把宗喀巴大師顯密兩乘主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略論》《辨了義不了義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翻譯成漢文的第一個人。他晚年署名「翻經沙門」，可以認為是他對他自己一生主要功業的總結。此外還聽說他曾把《大毗婆沙論》100卷從漢文翻譯成藏文，獻給達賴喇嘛，希望刻版流傳，未見實現，原稿也不知還存在否?(2007年聽說，已在香港找到，準備印行)還有應該注意的是翻譯《集量論》和《釋量論》兩書時法師已經80高齡。在《集量論》的前言裡有「此書未經師授」一語。這說明法師的其他譯品，大都經過師授，不是僅憑自己的理解。藏傳佛學極其重視師承，有無師承大不相同。不少學者的文集裡有gsan yig或thob yig《聞法錄》《得法錄》。一一詳記某一種經論、法門的歷代上師。這是一種優良的傳統，值得特別注意的。
1958年我離開了主持民族出版社藏文翻譯的崗位，20餘年無緣再親近法師。1979年我恢復工作，在成都參加《藏漢大辭典》的編輯工作，到北京時，曾經到廣濟寺拜見過法師，當時胡繼歐居士正在向他請教。其後法師欠安，我還到人民醫院去請安一次。不久，法師就圓寂了。
1981年1月1日《藏漢大辭典》工作人員合影
法尊法師功德事業十分宏廣，這裡我只能零星地記其二三事而已。
後學黃明信謹述
七紀本命年辛巳（2001）春分
（原載於《中國藏學》2016年S2期）
[1]法尊法師（1902—1980），俗姓溫，字妙貴，河北深縣人。在五臺山顯通寺玉皇頂出家，在北京法源寺受具足戒。曾先後入武昌佛學院、北京藏文學院學習，師從太虛大師和大勇法師。後隨大勇法師組織的赴藏學法團到西康甘孜專攻藏文，又在拉薩哲蚌寺學習。1936年在重慶代理太虛主持漢藏教理院至解放前夕。1950年在北京主持菩提學會藏文譯事。歷任中國佛協常務理事、中國佛學院副院長、院長之職。法尊法師通曉藏文，譯著甚多，主要有《菩提道次第論》《密宗道次第論》《辨了不了義論》《大毗婆沙論》等。
[2]牛次封（1893—1969），四川成都人，北京陸軍軍需學校畢業。1953年入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曾任華孚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成都佛學社社長。
[3]楊大光（1895—1966），民國愛國學者，富商，篤信藏傳佛教的佛學居士，曾隨侍九世班禪宏法。在國難當頭之機，勇敢的投入到滾滾的抗日洪流之中。
[4]毛爾蓋·桑木旦（1913—1993），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人，現代著名藏傳佛教高僧，藏族語言、宗教和天文歷算學家。32歲時獲格西學位，1950年到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從事翻譯工作，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等重要文件的藏文本譯審。歷任阿壩州教育處副處長、《岷江報》藏文版編輯、州政協委員、州佛教協會理事、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政協四川省第六至七屆常務委員、政協阿壩州第六至九屆副主席等職。長期從事藏族文化的發掘、整理和傳播，並擔任教學工作，多次到各地民族院校和科研機構講學。著有《藏文文法概論》《藏文語法評論》《藏族史·其樂明鏡》《因明學入門》《藏族文化史》《格薩爾其人》等近20部專著和數十篇論文。先後擔任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中國民族語言學會理事，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名譽副會長，四川省民族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理事長，中國西南民族研究會和南方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學會顧問，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研究室研究員，西藏天文歷算研究會名譽副會長，西北民族學院名譽教授，西南民族學院兼職教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等職。
[5]黎丹（1865—1938），字雨民，號無我，湖南湘潭人氏，活躍在西北政壇上近20年。致力於青海的經營開發，屢出良策，在青海建省，促進民族和解與團結，維護西藏主權，禁絕鴉片，保護人民免遭兵焚之災等方面均作出過卓越貢獻。特別是憂於西北文化底蘊之薄弱，一生致力於西北文化教育事業，在興辦青海民族教育、溝通漢藏文化方面業績更是獨樹一幟。其門下多出名噪一時的政治家、教育家及傑出翻譯家，如朱繡、楊質夫等。
[6]楊質夫（1906—1961），本名楊文，字質夫，青海互助縣人，現代卓有成就的翻譯家和民族語言學家。曾先後在青海省蒙藏師範學校、青海藏文研究社、蘭州大學邊疆語文學系、西寧師範學校等單位任職。其編纂的《藏漢小辭典》是國內出版的第一部漢藏雙語辭典，此外還發表過《塔爾寺概況》《西藏世族考》等著述。
[7]湯住心，原名湯薌銘（1883—1975），湖北浠水人，字鑄新。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之一，擔任過中華民國首屆政府國務委員、海軍部次長兼北伐軍海軍總司令等要職。新中國成立後，隱於北京西城石板胡同頭條家中，改名湯住心，每日吃齋念佛，翻譯佛學著作和撰寫回憶錄，潛心研究佛學。湯薌銘精通多國外語和梵文、藏文，曾擬定《漢、藏、梵、法、德大佛學詞典》編譯計劃，因病而未能完成，只留下一部回憶錄《辛亥海軍起義的前前後後》及譯著《菩提戒二十頌》《三十唯識繹論》《大威德金剛一尊略軌》《咕嚕咕勒佛母成就法》《遷轉心要》《光蘊遷轉法》《加持舌法》《菩提正道菩薩戒論》等佛教譯經。
[8]胡繼歐（1921—2001），其父鬍子笏老居士是民國時期的著名佛教居士，自幼學佛，曾依止太虛大師、五臺山札薩克喇嘛等大德學習佛法。依止法尊法師30年之久，學習《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現觀莊嚴論》等，並擔任法尊法師翻譯經論之助手。先後在五臺山漢藏佛學院、五臺山漢藏研究院、北京蒙藏學校、民族學院附中、中國佛學院、雍和宮等處任教，講授藏文與佛法，在中國佛教協會從事藏文翻譯工作，翻譯能明母修持儀軌、入菩薩行論釋等佛教典籍，後擔任北京佛教居士林副理事長、研究室主任，並受聘為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副研究員。
[9]楊德能（1924—2002），原名楊世英，藏文法名丹巴南傑（教尊勝），13歲信佛。皈依慈舟法師，法名德能，聽受華嚴、法華等經。後依止安欽活佛、密藏院袞確多傑上師、九世班禪、十世班禪、喜饒嘉措大師等蒙藏高僧學習藏傳佛教。歷任北京菩提學會理事、常務理事、北京佛教居士林副理事長及北京市佛教協會常務理事，並受聘為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