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網易研究局獨家稿件
網易研究局·德國版
世上不只有亞當·斯密 第4期：艾哈德與德國貨幣改革
路德維希·艾哈德，曾任德國總理，同時也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奠基者。一直以來，主流的經濟學界一直忽略了艾哈德對德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二戰戰敗的德國，為何能在一片廢墟上實現經濟的再次崛起？這與艾哈德有著密切的聯繫。
網易研究局推出「世上不只有亞當·斯密」獨家策劃，聽中國駐慕尼黑首任總領事劉光耀獨家講述艾哈德的經濟思想，揭秘德國崛起背後的秘密。
「艾哈德認為，如果不取消經濟管制，不放開物價，那麼貨幣改革便是沒有意義的。」
——劉光耀
1948年春，按照美英軍政府的指示，對雙佔區的機構進行了改革。經濟委員會（相當於議會）中議員從52名增加到104名，並成立了類似內閣的執行機構《管理委員會》。
經過艱難的準備工作後，基民盟和基社盟準備聯合提名過去帝國總理府的國務秘書、科隆市長赫爾曼·普恩德（Hermann Puender）為「經濟委員會」主任候選人。自由民主黨推薦了前帝國部長赫爾曼·迪特裡希（Hermann Dietrich）。社民黨未提候選人，準備投白票。1948年2月舉行了選舉。普恩德當選為「經濟委員會」主任。
1948年初，艾哈德非常意外地從「貨幣信貸特別處」調任更重要的職務：經濟管理局局長，這大約相當於雙佔區的經濟部長。他的前任基社盟的政治家約翰內斯·澤姆勒（Johennes Semler）在基社盟專門委員會上指責美國生活資料供應質量不好。他認為是「雞食」。這是一個沒有公布的內部演講，但還是傳了出去。美國佔領當局非常惱火。這樣，毫無疑問，他的職務就保不住了。美英軍政府軍事長官克萊因和羅伯遜在1948年1月24日就解除了他的職務。
美英軍事當局任命艾哈德為經濟管理局局長。這樣，艾哈德便可以藉助這個平臺在多方面發揮作用。他可以對即將進行的貨幣改革施加影響。當時沒有別的德國人能夠代替他。自民黨積極把艾哈德作為「強人」推上前臺不是徒勞的，後來事實證明了這點。1948年4月6日，澤姆萊的副手瓦爾特·施特勞斯（Walter Straus）把經濟管理局的業務移交給了艾哈德。但艾哈德發現，他的前任的智庫和工作人員多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他們並不是毫無保留地支持艾哈德的觀點。他們中的大部分來自「明德」經濟管理局。這是經濟管理局的前身。那裡充滿了計劃經濟的思維。他們總用懷疑的目光對待艾哈德。君特·凱澤爾（Geuenter Kaiser）是經濟計劃特別處負責人，經常與艾哈德搞對立。但也有例外，奧爾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萊昂哈德·米克什（Leonhard Miksch）作為艾哈德的得力助手，對貨幣改革和經濟政策的發揮了重要的影響。米克什負責價格和工資政策。他是社會民主黨人，喜歡討論和發表意見，參加了期待中的貨幣轉軌的具體政策綱領的討論。艾哈德同他和考夫曼（Edmund Kaufmann）夜以繼日地工作，對貨幣改革進行了緊張的準備工作，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1948年4月1日，艾哈德在「經濟委員會」提出了他的綱領。他所宣布的綱領不具黨派色彩。這個講話受到高度讚揚，有人認為是理論典範，因為它包括了所有迄今所討論的經濟政策因素，包括了在1945年以來歷次專家討論的所有的精華和觀點。艾哈德得到自由主義者（部分是反對的）和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支持。他拒絕了他的前任不發展消費工業的思想。聯盟黨議會黨團接受了他的綱領。
艾哈德宣布，他要憑藉貨幣改革回到市場經濟。這與澤姆勒的路線也是不同的。澤姆勒要在貨幣改革和實行自由市場經濟之間設置一條安全距離。與此相反，艾哈德宣布的任何「一項貨幣改革」，都必須同自由的市場經濟密切聯繫起來。無論如何，貨幣改革後的經濟制度必須回到市場經濟。
艾哈德認為，向市場經濟過渡，不但要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的功能，還要加強國家在制訂立法和規則方面的職能。
議會黨團總體上對艾哈德綱領表示贊成。自由民主黨特別贊成，聯盟黨不反對。因為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是自由主義者的基本願望。艾哈德雖要把經濟改革同貨幣改革直接聯繫，但不想馬上全部廢除所有管理。
當時很多人認為，價格法規定可以調整，但不能完全放開。價格問題更多些。弗賴堡學派的米克什協助艾哈德共同起草了「關於貨幣改革後管制經濟和價格政策的指導法律」的草案。這就是所謂的「指導原則法」。這部法律遠遠超出了價格問題，它是處理經濟管理政策的總路線，使管理經濟緊急法有了新的自由的解釋空間。
在1948年6月17日和18日舉行的「經濟委員會」的第十八次全體會議上，議題是討論指導原則法。這個法律要改變管制經濟緊急法和相關條例。緊張氣氛籠罩在會議室內。貨幣改革的確切時間還在保密。只有少數德國人知道日期。但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日期就在前面。社民黨發言人從狹隘的黨派利益出發，尖銳批評對艾哈德的全面授權。艾哈德強調，這不是關係到授權法，而是關係到「保護德國貨幣的法律，一個重建民主自由和基本法權利的法律，一個經濟重建的法律。」
基督教聯盟黨團發言人特奧多爾·布蘭科（Theodor Blank）支持艾哈德。在6月18日凌晨第三讀之後，「經濟委員會」以52對37的多數票通過了艾哈德和米克什起草的「指導原則法」。當然，這還需要州際委員會和西方軍事當局的同意。
一、貨幣改革
1、貨幣改革的必要性和準備工作
希特勒早在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積極擴軍備戰，戰爭爆發後，軍事開支急劇膨脹。到戰爭末期，帝國內（包括奧地利、蘇臺德地區和阿爾薩斯一洛林）流通中的現金高達700億帝國馬克(1932年為56億帝國馬克)，那時的貨幣發行量遠遠超出生產所能提供的能力。到1945—1947年，戰爭期間長期隱蔽的通貨膨脹突然爆發了。
帝國馬克猶如廢紙,分文不值,完全失去了其作為貨幣應具有的價值尺度，也完全喪失了人們的信賴。勞方不再願意通過自己的勞動去得到那些沒有價值的、沒有購買力的貨幣。資方也不願意用自己的產品去得到那些毫無用途的貨幣了。
二戰結束後初期，德國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生產的數量遠遠趕不上人們的需求。總需求遠遠超出總供給,導致供求關係嚴重失衡。人們在官方市場上買不到東西,於是黑市猖獗。官方市場上商品奇缺，而且品種稀少。因此，交易活動幾乎都集中在黑市上。實際上，當時的德國經濟已變成了最原始的物物交換經濟，美國香菸成了最堅挺的貨幣。在那個時期，誰擁有美國香菸,誰就可以在黑市上得到黃油、麵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美國香菸成了財富的象徵。「到處可見的美國香菸成了市場上日常的價值標準；商品以單支、二十支一包或十包一條的香菸定價。吉祥牌香菸不僅僅是黑市商品，而且成了商業證券」（注1）
早在1948年貨幣改革一年前，古斯塔夫·施託爾佩爾就寫道：「由於人們……不能允許貨幣混亂總是這樣蔓延和深化下去，西方國家除了現在就在其佔領區內開始貨幣改革以外別無他途。誰也不會低估此舉的影響。這也許會固定德國的政治分裂,從而給歐洲和世界帶來各種後果。這樣一種展望是如此使人不寒而慄，以致它使美、英佔領當局的要人們也不得不再三考慮並對此進行解釋……在波茨坦協定籤訂兩年後，華盛頓和倫敦都相信，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否則他們自己的佔領區勢必要陷入飢餓、絕望和社會墮落的泥坑中……可是誰也沒有理由對展望未來感到高興。取代現在把東道國兩部分分開的那塊鐵幕將是永遠把德國分成兩部分……東西兩部分的異化將迅速擴大，如果政治和社會組織中的區別通過貨幣中的區別而得到補充，特別是如果作為這種政策的後果，西方盟國最終不得不從柏林……一個幾乎不能通行的島……撤走的話……如果一種西方的和東方的貨幣並存，那麼德國兩部分的分割將會是徹底的。然後對一個德國人來說，從卡塞爾去萊比錫比去紐約花的錢還多。」（注2）
這種極其嚴峻的形勢迫切要求必須儘快進行貨幣改革。
2、美英法蘇四個佔領國在貨幣改革問題上的分歧
美國首先提出《CDG計劃》(取三個經濟學家姓名的第一個字母)。早在1946年,美國就組織安排了著名經濟學家格哈特·科姆、約瑟夫·道奇和雷蒙德·戈德米斯研究並制訂了一個旨在減少貨幣的貨幣改革計劃。該計劃構成了盟國管制委員會關於貨幣改革討論的基礎。這個被稱為《CDG計劃》特別規定,在維持現有價格水平的情況下，把現有貨幣以10:1的幅度貶值。貨幣持有者可得到其現有貨幣總額的十分之一。美國當時擔心，如果西方單方面進行貨幣改革，將蘇聯排斥在外，那勢必會導致德國的分裂。為了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為了維持德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CDG計劃」是為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共同設計的。
蘇美英法四國基本上同意貨幣改革的內容。但後來西方國家和蘇聯在鈔票印刷廠的選址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蘇聯人處於優勢地位，要求未來德國貨幣的一半在萊比錫印刷。美國人知道，蘇聯為了自身的利益，將不負責任地利用貨幣印刷的優勢印刷貨幣。蘇聯已開始堅持它的佔領區的獨立性。堅持部分貨幣在它的佔領區印刷。那時，蘇聯掌控著柏林的鈔票印刷廠，他們想用多少就印多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蘇聯的配合，西方要想消除多餘的貨幣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如果在西方佔領區單獨進行貨幣改革，那麼這將冒著使德國發生分裂的巨大風險。
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和英國）深知只在西方佔領區進行貨幣改革的危險和後果，因此顧慮重重。但面臨戰後那種混亂不堪的形勢，如果不進行貨幣改革，這種形勢就可能失控，出現大規模的動蕩，甚至會爆發一場令西方感到恐懼的革命。因此，西方除了貨幣改革以外，找不到別的更好的辦法。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最後還是決定率先進行這場風險很大的的貨幣改革。
當時專家們提出的方案共有300多個。但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意見：第一，在保持貨幣和貨幣量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提高物價和工資把購買力和貨幣量納入合理正常的比例之中。第二，國家通過高稅收把多餘的貨幣吸收,即「吸走滯積的貨幣」，直到剩餘的貨幣量與貨物供應量相當為止。第三，把貨幣單位的票面價值縮小,比如縮小到原來的十分之一,即一個帝國馬克等於十芬尼,使貨幣實際購買力與生產所提供的水平相當。第四，通過實行一種新的貨幣和貨幣秩序，實行徹底的貨幣改革。
1947年9月底，西方盟國決心在排除蘇聯情況下，把1948年夏季預定為貨幣改革的日期。事實上，以艾哈德為首的德國經濟學家早就開始對貨幣和經濟改革進行研究。
1947年底在倫敦西方外長理事會上關於統一的德國政策失敗後，各國認為首先應當整頓各自佔領區的經濟。貨幣改革必須放到下一步進行。美國看到，如果再繼續猶豫不決，西方各佔領區隨時可能爆發動亂。1948年3月1日，德國方面成立了德國州際銀行（BDL）,就是德國自己的中央銀行，成為貨幣改革的組織前提。法佔區1948年6月16日加入德國州際銀行。隨著西方軍政府在6月20日和27日頒布的第60和64號法律的生效，CDG計劃基本上實現了。
3、艾哈德是慕尼黑大學名譽教授和阿道夫·韋伯（Adolf-Weber）圈的重要成員
1947年11月7日，巴伐利亞文化和教育部長任命艾哈德為慕尼黑大學國民經濟學系名譽教授。艾哈德早在當巴州經濟部長之前就同慕尼黑大學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經常去講學。這個講座1921年以來由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阿道夫·維伯領導。在進行講座期間形成了《巴伐利亞國民經濟工作集體》。他們聯合了政治、經濟、科學界的重要人物，研究戰後重建方針。這個工作集體同慕尼黑工會的經濟和財政政策委員會關係密切。早在菲爾特的時候，艾哈德就成功地同這個圈子聯繫上了。艾哈德在巴伐利亞內閣工作時的同僚泰勒是維伯的學生。他在這個工作集體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各種工作委員會中，最重要的是維伯領導的《貨幣和信貸委員會》和泰勒領導的《稅收和財政委員會》。與此相聯繫的是維伯在戰爭期間制訂的《重建德國經濟》的計劃。工作集體在此基礎上制定了一個建立貨幣新秩序的法律草案。1945年7月，艾哈德把這個方案呈交給了美國人。
不過，艾哈德在研究工作中保留了他的獨立性。他還從過去工業研究所的人員中挑選出一部分作為在他領導巴州經濟部時的研究骨幹。艾哈德積極參加了在工作集體的範圍內舉辦的關於貨幣改革的討論。1945年11月，艾哈德同維伯、泰勒和赫爾舍代表工作集體參加了在法蘭克福舉行的關於貨幣問題的討論。德國許多專家也都與會。他們對德國貨幣問題的解決辦法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包括艾哈德在內的維伯圈主張要儘快地徹底地建立一個貨幣新秩序。他們不贊成在建立貨幣新秩序前採取任何激活經濟的措施。
4、艾哈德擔任「貨幣和信貸特別處」主任
1947年6月25日，西方盟國成立的雙佔區「經濟委員會」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決定給雙佔區德國人更多的權力和責任。
「經濟委員會」的重要決定之一是建立一個由著名專家組成的「貨幣信貸特別處」，研究貨幣改革問題並提出建議。艾哈德擔任了這個「貨幣信貸特別處」主任。這個機構屬於「經濟委員會」財政局管理。1947年10月10日，「貨幣信貸特別處」開始工作。艾哈德的副手埃爾文·赫爾舍爾（Erwin Hielscher）也是來自巴州國民經濟工作集體。他是社會民主黨的慕尼黑市財政局長。
西方佔領當局對「貨幣信貸特別處」提出兩個要求：（1）任何貨幣改革計劃必須建立在美蘇英法四個佔領區的基礎之上，就是說包括蘇佔區。（2）在辦公地址搬往法蘭克福之前，必須先向西方佔領當局提供研究報告。德國人提供了一份包括30條建議的關於貨幣新秩序的法律草案。
由於盟國在貨幣問題上大權獨攬，因此「貨幣信貸特別處」的研究報告和建議不能直接送給「經濟委員會」，而是必須先呈送到西方盟國佔領當局。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在要求「貨幣信貸特別處」研究並提出貨幣改革方案的同時，自己也在對貨幣改革進行研究，但對外嚴格保密。然而，艾哈德對美國領導的後來構成了美國考慮基礎的貨幣改革計劃（Colm/Dotge/Goldsmith計劃）是有所了解的。
早在1946年，艾哈德就同美國貨幣專家討論過，美國人經常同德國專家和學者進行交流。但「貨幣信貸特別處」在美國人的眼中只是一個平臺，專家們可以在那裡深入討論，提出的方案只能作參考。
大多數專家認為，貨幣改革必須納入市場經濟秩序中。在市場秩序中，價格要自由形成，經濟管制要被取消。爭論最激烈的問題是速度問題。究竟是一步到位，還是逐步進行，人們有不同看法。第一種意見認為，一下「跳進冷水」會馬上成功。這樣會充分調動庫存的物品。第二種意見認為，只有保持對經濟和價格的管制才能保障對居民的供應。要逐步放開，一步到位，風險太大，很可能發生難以控制的動亂。艾哈德屬於第一類。
1948年1月14日，艾哈德向當時的經濟管理局局長澤姆勒明確提出，貨幣改革的前提是在事實上放開幾乎所有價格和經濟管制，新的貨幣不需要配備任何證件。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它的實際購買力。
1948年4月21日,艾哈德向經濟委員會呈送了他的改革計劃。這個計劃包含了他長期以來，特別是1945年以來關於改革的理論和主張。他認為，如果不取消經濟管制，不放開物價，那麼貨幣改革便是沒有意義的。
美國克萊將軍的財政顧問，愛德華·A·特恩鮑姆（Edward A.Tenenbaum）積極參加了貨幣改革的籌備工作。1947年11月20日，他認真地聽取了德國專家們關於貨幣改革的匯報，相當巧妙地表明了他的觀點。德國人從他的謹慎的暗示中看出一些眉目和設想。
1948年4月20日，在羅特魏斯滕（Rothwesten）召開了由德國專家們參加的秘密會議（Konklave）。每個專家一間房子，一張行軍床，一張鋪蓋和一個窄櫃。後來有了一張寫字桌和一把椅子。就像監獄或集中營一樣，這顯然是臨時準備的。美國人特恩鮑姆主持會議。英國人庫克（Cook）,法國人來福特（Lefort）與會。德國專家在極其隔絕的情況下起草了法律和條例草案，會議持續了49天。愛德華·A·特恩鮑姆的思想得到實現。但艾哈德向特恩鮑姆提出了一個他半年後必須回答的問題：「您是否已經想過，我們必須基本上要維持經濟管理制度？或者您相信，我們能夠回到自由經濟？」特恩鮑姆的回答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他認為，當然要建立自由經濟，但「多快能實現，我不知道」。又說「這是非常不容易回到自由市場的」，「這將是最困難的，因為人們有興趣保留他們已有的東西」。
從中可以看出，美國人和英國人，都根本不想把貨幣改革同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很快結合起來。他們希望，只集中在貨幣改革問題上，不要給經濟制度造成負擔。與此相反，艾哈德認為，貨幣改革只有作為經濟改革的一部分才有意義。艾哈德對特恩鮑姆說，「如果人們用新的貨幣什麼東西也不能買賣，那麼，貨幣就站不住腳。」弗萊堡學派的代表人物歐肯也持這個觀點。「貨幣信貸特別處」的專家們，也包括特恩鮑姆認為，直接貨幣改革後會出現很多特別嚴重的問題。
當時德國專家們都認為，貨幣改革後必須大大促進生產，問題是如何促進？供給從何而來？購買力從何處產生？如果這些問題不能解決，勢必要引起通貨膨脹。人們應在貨幣改革前就做好準備，即把投資性生產轉為消費品生產。要建立人民對貨幣的信賴。就是說，貨幣必須能夠買到東西。要大力發展消費品生產。一是因為人們生活所必須，二是因為人們能夠較輕易生產。後來，大多數專家達成共識：貨幣改革必須進入市場經濟秩序。價格必須是自由形成的，舊體制必須廢除。
當時，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主張進行單純的貨幣改革,不要與經濟改革掛鈎。艾哈德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貨幣改革只有同經濟改革結合起來，貨幣改革才有意義。如果人們用新的貨幣買不到東西，那麼這種改革便沒有意義,而且這種新的貨幣也站不住腳。歐肯也多次強調了這一點。艾哈德認為，貨幣必須作為實物經濟的等價物。只有進行了貨幣改革，經濟才能有供給。進行了貨幣改革之後，就不會有多餘的購買力。要把重點從投資貨物轉到消費品生產。「貨幣和貸款特別處」的多數專家同意了艾哈德的觀點。
1948年6月19日，周日晚上，所有德國電臺都廣播了軍政府的通告。美國佔領軍政府的發言人，可能是特恩鮑姆，用德語，宣讀了德國貨幣的轉軌法。帝國馬克沒有價值了。6月20日貨幣改革開始了。
5、貨幣改革的四項立法
（1）貨幣改革的重要法律
為了堅決而又穩妥地進行貨幣改革，除了建立比較完整的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體系外，西方軍事佔領當局先後頒布了四項法律(《貨幣法》、《債券發行法》、《轉軌法》和《固定帳戶法》)，從而為貨幣改革提供了可靠的法律基礎。1948年6月20日,貨幣法和債券發行法同時生效,轉軌法和債券發行法分別於1948年6月27日和1948年10月4日生效。
第一、貨幣法
貨幣法是《關於貨幣新體系的第一項法令》。它於1948年6月18日由西方佔領當局頒布，並於6月20日生效。該法包含了關於實行新的德國馬克,關於申報和交付舊幣以及關於發放賞金的基本規定。
貨幣法是1948年6月18日（星期五）由美英法三國軍事政府共同宣布的。稱該法把迄今為止的德國貨幣撤出流通。新貨幣叫『德國馬克』。每個德國馬克合100德國芬尼。舊貨幣—帝國馬克、債券馬克和盟國軍用馬克—自6月21日起無效。第一步措施是：西部佔領區的每位公民可以領取一定數量的德國馬克。這筆人頭錢為60馬克，需用同等數額的舊幣兌換，其中40馬克在本星期日兌換。德國居民手中所持其他貨幣以及在銀行和儲蓄所、郵政儲蓄所和郵政票據所的存款，可在今後某個時候兌換成德國馬克。用新幣支付的工資可以同過去的工資金額相等，並在後天——星期日——開始以新幣支付。價格不受貨幣新體制的影響。在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合同和其他法律交往的聲明中，新幣一律取代舊幣。為了準備兌換流通中的舊幣和銀行及儲蓄所裡的存款——兌換率將隨後公布，請於6月26日，即下周末之前申報和上繳在西部佔領區的舊幣。該日截止後，未申報和上繳的舊幣將作廢。
需要說明的是，西方佔領區的每個公民的60馬克的人頭錢不是一次性的領完的，而是分為兩步走的。事實上，每個自然人在1948年6月20日只用40個舊幣帝國馬克兌換了40個新的德國馬克。同年8月，每個自然人又用20個帝國馬克兌換了20個新的德國馬克。每個自然人的勞動報酬、租金和租賃費和養老金一樣，從6月21日開始按新的馬克結算。每個企業按其擁有的職工人數，每人發60新的德國馬克。這筆錢不是給職工而是給企業主作為營業基金。各級政權機構可以得到一次性的綜合費用，以辦理必要的支付業務。在貨幣改革後的第一周，流通中的新馬克只有40-50億，在過渡時期內，1馬克以下的帝國鈔票和鑄幣仍以縮小十分之一以後的面值繼續使用。直到1950年中期，德國州際銀行才有權鑄幣，後來把鑄幣權交給了聯邦政府。
自1948年6月21日起，包括軍政府在內的所有公共單位、鐵路、郵政以及所有僱主都得到了第一筆新馬克，作為存放在業務銀行的資產。每位僱主按每個僱員60新馬克領取營業資金。
該法還規定，1948年6月20日之前，一定要交付舊幣並申報新幣存摺，逾期交付舊幣和申報存摺者，損失自負。另外，銀行、鐵路和郵政部門、納粹黨和德國當局的舊幣，按照貨幣法的的有關規定不予賠償。其餘的舊幣存摺以10:1轉換成新幣存摺，然而財政局只開出50%可以支取的證明。自1948年6月21日起，包括軍政府在內的所有公共單位、鐵路、郵政以及所有僱主都得到了第一筆新馬克，作為存放在業務銀行的資產。
第二、債券發行法。主要是使1948年3月1日就已存在的德國州際銀行擁有了鈔票的壟斷權和調整各類業務銀行最低儲備金的權利。二戰後，美英法佔領當局一直控制著這個權利。
第三、轉軌法。該法是貨幣改革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法律。按照轉軌法，舊的債權和債務轉換成了新的貨幣。該法規定，私人經濟主體的存摺和債務均以10:1轉換成新的德國馬克。舊存摺的轉換辦法是：每100個帝國馬克轉換成10個德意志馬克。在轉換成新馬克後,50%列為自由帳戶，50%列為固定帳戶。固定帳戶凍結，只有自由帳戶可供使用。
第四、固定帳戶法。1948年10月4日，頒布了貨幣改革的第四個法律：固定帳戶法。該法對固定帳戶法規定了最後處理辦法。按照該法，在固定帳戶中，20%轉為自由帳戶，10%轉為固定資產帳戶(即長期存款)。與此同時，其餘的70%則被取消了。這樣一來，貨幣改革實際上以100帝國馬克比6.5新的德國馬克的兌換比例完成了。另外官方的舊幣存摺和國內的銀行的同業往來帳戶也被完全取消了。然而，官方的債務並未完全被取消，也沒有轉為新的貨幣，而是在1957年按照新頒布的《一般戰爭後果法》進行了處理。為了抵償銀行的債務，除了以新幣形式在貸方項記帳外，把對官方生息的債權分配給了銀行。
為了與貨幣改革相配套，1948年6月21日，《稅法新體製法》生效。貨幣改革前，稅率極高，原本想吸納超發的貨幣。然而，高稅效率影響了人們的積極性，勢必誘發偷稅漏稅行為。該法旨在降低個人所得稅和法人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和菸草稅的稅效率。
（2）貨幣改革的實施
在通過《指導原則法》後僅幾小時，軍政府就把第一項貨幣改革法中第61條的26款（在法佔區是第158條規定）公布於眾，於是，貨幣改革開始了。
1948年6月18日是個星期五，換錢應從星期天舉行。從星期一開始只實行新的德國馬克。在西方佔領區的每個德國人只安排換60馬克的「人頭錢」，其中6月20日只換40馬克。從總體說，大約以100：10進行了兌換。
（3）貨幣改革後的巨大變化
聯邦德國的經濟騰飛是與貨幣改革密相連的。對於德國衰弱無力的軀體來說，貨幣改革意味著使之起死回升。從1948年6月20日的貨幣改革中迸發出來的再生力量和其突然性使人們興奮不已。貨幣改革不僅對德國經濟的正常運行，而且對其經濟制度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為取消統制經濟開闢了道路。幣制改革後的第一年，西德國民生產總值就翻了一番，第二年就超過了1938年的最高紀錄。
1948年6月20日早晨，那是一個星期天，德國所有的城市都是同樣一個面貌：大家都在排長蛇陣，以得到新的貨幣—德國馬克。從這一天起，德國馬克代替了舊的帝國馬克。當第二天商店開門營業時消費者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商店裡的商品琳琅滿目，讓人目不暇接，不敢相信。因為這些商品長久以來不但沒有看見過，而且連想都不敢想。這簡直就象一個奇蹟。這一現象的出現反映了人們對新貨幣的信任和對通過該貨幣的發行激發經濟發展的期望。
當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成員,著名經濟學家亨利·瓦利希在貨幣改革時還在美佔區軍事當局任職。他目睹了貨幣改革的過程和變化。
他寫道：「……幣制改革使德國的面貌日新月異。1948年6月21日,商店裡又有了貨物，貨幣恢復了正常的功能，黑市和灰市的作用縮小了……一夜之間，國家的精神面貌大變樣。過去人們憂愁苦悶，面露飢色，死氣沉沉，終日流浪街頭，覓食餬口，現在卻生氣勃勃，四十新馬克使他們第一次能夠放手採購商品。」（注3）
法國經濟學家柴克·羅夫(JaqueesRueff)和安德烈·畢埃脫(Andre Piettre)曾生動地描述了貨幣改革後發生的深刻變化：
「黑市突然消失了。商店櫃窗裡的商品琳琅滿目，工廠裡的煙囪裡開始冒煙，汽車開始在公路上奔跑。不管在什麼地方，建築工地上的喧鬧聲取代了廢墟上死一邊的沉靜。如果說這種崛起已經使人感到震驚的話，那麼這種崛起的突然性更加使人驚訝。隨著貨幣改革這一天鐘聲的敲響，這種崛起在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就開始了……日復一日，商店裡充滿了商品，工廠開始工作了。還在前一天晚上，德國人毫無目的地在城市裡到處遊蕩，以便再找到一點點食品。而一天後，他們只想去生產這些產品。前一天晚上，他們的臉上布滿失望愁容，一天後整個民族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於是誰也不懷疑，隨著貨幣改革的實行，德國經濟決定性的重新崛起開始了」。（注4）
出於對貨幣改革和市場經濟的信賴，許多商人把囤積的貨物拿出來出售。但很快物價就上升了：生活物價指數在1948年下半年比上半年上升了17%，而同期毛工資只增長率5%。1950年失業率10.2%（1948年為42%）。從1952年開始情況漸見好轉。生活物價指數隻增長2.1%，失業率持續下跌。
1948年6月20日的貨幣改革對於艾哈德來說是他實行社會市場經濟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4）對貨幣改革的評價
1948年6月20日貨幣改革，嚴格說來並不是德國人完全按照自己的設想進行的改革，而是西方當局按照自己的意願在考慮了德國人的意見後在自己的佔領區進行的改革。在貨幣改革前和改革後的過程中，路德維希·艾哈德的觀點曾對西方佔領當局產生過積極的重大影響。
貨幣改革對於德國經濟的起死回升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應當看到，這是以對社會成員，特別是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多年積累的無償剝奪為代價的。從經濟發展角度看，迴避改革固然是不現實的。但貨幣儲存者卻以10比1的比例把原有的帝國馬克兌換成了德國馬克，損失極其慘重。同時，由於貨幣改革是在西方排除蘇聯的情況下單方面進行的,所以，德國的分裂便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固定下來了。這不能不說是西方主導的貨幣改革在政治上帶來的一個嚴重後果。
在西方佔領區的仍有合法地位的政黨批評說：幣制改革是「對德國人民的犯罪」。但也有相反的評價說：「多年來，他們第一次能夠痛痛快快地吃喝、買鞋子和罈罈罐罐，再也不用排長隊或憑定量供應卡購買物品了。」從長遠看，貨幣改革還是符合德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為貨幣改革後，特別是它同隨後的經濟改革相結合，使德國經濟出現了騰飛，人民生活得到提高，最終出現了共同富裕。反過來說，如果不進行貨幣改革，也沒有隨後的經濟改革，那麼，當時德國經濟的凋敝和人民生活的貧困狀況，就不但難以得到改變，而且饑寒交迫的民眾很可能出現動亂，社會將徹底崩潰。（未完待續，每周持續更新，歡迎關注微博話題#世上不只有亞當·斯密#討論，關注網易研究局官方微信公號（ID:wyyjj163）獲取最新內容）
注釋
1.（美國）埃德溫.哈特裡奇著：《第四帝國的崛起》，範意世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第139頁
2.（德國）Heinz Lampert：Die Wirtschafts-und Sozialordnung der Bundesrerpublik Deutschland 13.ueberarbeitete Auflage Guenter Olzog Verlag 第83—84頁
3.（美國）埃德溫.哈特裡奇著：《第四帝國的崛起》，範意世譯，世界知識出版社 第144頁
4.（德國）Heinz Lampert：Die Wirtschafts-und Sozialordnung der Bundesrerpublik Deutschland 13.ueberarbeitete Auflage Guenter Olzog Verlag 第84頁
劉光耀先生簡介
河北省人。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德語專業。1983年11月至1985年1月在外交部第一期經濟調研幹部培訓班學習並以優異成績結業。1976年至1982年在駐奧地利使館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至1989年在駐德國使館研究室工作，任一等秘書，主管經濟調研。1990年至1993年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世界經濟處工作，任處長。1993年至1996年在駐德國使館工作，任政務參贊兼研究室主任。1996年至2001年任駐慕尼黑首任總領事。在德國和奧地利工作長達18年之久，深入地研究了德國和奧地利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雙邊關係以及歐洲聯盟的形成和發展。
世上不只有亞當·斯密往期回顧：
第1期：從艾哈德經濟思想看二戰後德國為何能崛起>>
第2期：艾哈德獨特的科學研究之路>>
第3期：艾哈德有沒有自己的經濟理論>>
聲明：本文是網易研究局獨家稿件，網易研究局是中國駐慕尼黑首任總領事劉光耀先生「世上不只有亞當·斯密」專欄的唯一供稿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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