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習慣將銀行工作，與穩定、體面劃上等號，卻鮮少看到身處其中的焦灼。數位化轉型下的銀行業，個人如同一顆螺絲釘，被財富機器吞沒並耗盡。於是，銀行的年輕人辭職成了一場小型的網絡運動。
「穩定」的背面
氣味的變化清晰劃分了銀行櫃員陶子的一天。
開往廣州城中村的早高峰地鐵，是淡淡的脂粉味。陶子被人群包裹著走出站，路過一個大型菜市場，滲入空氣的魚腥味和肉禽味撲面而來。銀行網點的營業時間是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陶子通常提前半小時到，櫃檯玻璃短暫阻隔了外面的市井味兒。
晨會結束，顧客湧進來，氣味又恢復了。來辦業務的大多是市場裡做小本生意的人，遞到陶子手裡的錢卷了邊，散發出酸臭味。陶子覺得這個味道像冬天不洗澡的人，悶在幾層厚衣服裡，一陣陣飄出來的。數錢時，紙幣上的油汙黏膩地糊在陶子手指上，一個上午，指尖就由黃變黑。
每天早晨都要擦一遍的點鈔機，到了下午又蒙上一層灰，打開機器後，裡面殘留著豬肉、魚鱗、麵包渣。疫情期間，銀行才允許櫃員戴上口罩和手套，氣味並未減輕多少，但好歹擋住了灰塵。早就戒掉油炸食品的陶子，發現自己的慢性咽炎得到了緩解。
下班後，陶子走進一家沙縣小吃，填飽肚子後，掃碼支付——數了一天錢，她不想再碰現金了。穿過路邊攤的煙火氣，擠進回程地鐵的汗味裡，又一個難熬的工作日結束了。
這是陶子在銀行工作的第7年。畢業後，陶子先做了兩年櫃員，中途調崗做了半年客戶經理和一年理財經理，由於性格內向、不擅長營銷，她的業績不理想，最後還是回到了櫃檯。辭職的念頭在腦中盤旋了三年，揮之不去。
父母眼中體面穩定的工作，在許多跟陶子一樣的櫃員看來，這份職業的體驗並非如此。
銀行營業部有著嚴苛的工作流程和接待禮儀。大堂經理和櫃員的一言一行，都在無死角的監控下進行。陶子記得，一位同事曾被處分，原因是事後監督部門在監控裡看到，她跟顧客說「您好」、舉手示意時，五指沒有併攏。
在這種最嚴格的監視下，陶子像是被鎖在工位上，一旦坐下，就無法輕易離開。長期憋尿造成的腎結石，成為櫃員們的職業病。遇到客流量大的時候，陶子幾乎一整天碰不了水杯。在沒有顧客的間隙，陶子才能豎起「暫停服務」的牌子去喝水，起身前務必整理桌面，將電腦黑屏、箱子上鎖，最後擺正椅子。
即使沒有顧客來辦業務，也不代表可以長時間離開櫃檯。櫃員身上背著存款指標和信用卡任務，若行長來巡視，看到陶子手頭沒事情，會提醒她：「你這麼有空，不如去打幾個電話。」
神經高度緊繃的同時，陶子還得為客戶提供情緒價值。客戶排隊等久了會罵人，沒帶身份證會責怪陶子不懂變通，質問「社保卡怎麼就不行了？」
櫃檯窗口旁的投訴電話，似乎賦予了客戶刁難櫃員的權力。櫃員盧卡曾被一位男顧客投訴，理由是盧卡上廁所回來後沒有向他道歉。還有一次，一位30多歲的女顧客要辦理的業務更新了，盧卡說「我幫您確認一下」，女顧客不耐煩了，吼道：「你要是不會就滾蛋！」
陶子覺得，從事面向大眾的服務工作，只能忍耐。擠不出微笑的時候，面無表情是她唯一的反抗方式。當陶子去醫院、餐廳等場所，遇到態度不好的醫生、服務員時，比當櫃員前多了一份同理心。
去年有段時間，陶子發現辦公室多了一種氣味。同事王姐帶了個小燉鍋熬中藥，一天三頓少不得。王姐還有三年就退休了，她給大家看過體檢報告，陶子瞥到乳腺囊腫、腎結石、抑鬱等字眼。陶子不知道，王姐的七八種病，有多少是在工作中憋出來的。但她發現30歲的自己，有了一些病症的初兆。
王姐此前請過一年的病假，行長點名她幾次後默許了中藥的味道。陶子第一次理解了父母在意的「穩定」。疫情下，許多企業發不出工資，但銀行不會拖欠薪資，更不會輕易開除一個老員工。
穩定的背面，是長久累積的痼疾。七年來，陶子很少有成就感。數錢，可以交給機器；打字算數，初高中學歷就能做；接運鈔箱，論力氣比不過安保。從瑣碎又機械的工作流程中醒來，陶子發現這些事甚至不算腦力勞動，不用主動思考與創新，時間久了，自己與同齡人的差距越來越大。
群體歸屬
銀行業的發展，是伴隨著數位化轉型和技術升級的。四大行從2015年開始，實行網點智能化升級，鋪設智能櫃檯的結果是削減6.92萬櫃員。
王姐是「幸運」的，但陶子不想成為王姐。
曾有年長的同事勸陶子找個人結婚，在廣州安定下來。陶子不明白，結婚又能給當下生活帶來什麼轉機，同事說：「結婚了就好安心做櫃員啊。」陶子聽了背脊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