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業餘寫手，深感慚愧的是對作家孫犁的作品，僅止於《荷花澱》《蘆花蕩》等早期選入中學語文教材的小說，對孫犁的了解也僅止於「荷花澱派」創始人，其他知之甚少。近來，網購了一套《耕堂文錄十種》，這是孫犁晚年的作品集結。讀後相見恨晚，孫犁為人作文的很多做法想法，令人敬仰，並於我心有戚戚焉。
在孫犁諸多的美德中，我最欽佩他的潔身自好。他直言：「我有潔癖，真正的惡人、壞人、小人，我還不願寫進我的作品。」「我唯怕惡人惡聲，每聽到見到，必掩耳而走，退避三舍。」經歷過抗日戰爭的烽火，經歷過解放戰爭的硝煙，經歷過新中國成立後各種政治風浪的衝擊，患過重病，受過打擊，遭過非議，所有這一切，都沒有使孫犁喪失理智，迷失良知，反而越老越有品位，越有情懷，越有風骨，不得不使人想到他的家鄉白洋澱裡亭亭玉立的紅蓮，「出汙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傲岸而高潔，端莊而靈秀，芳遠而清新。
為什麼避諱惡人小人，孫犁這樣解釋：「不寫小人。小人心態，聖人已盡言之。如舞臺小丑，演來演去，無非是那個樣兒。且文章為賞心悅目之事，盡寫惡人，於作者，是汙筆墨；於讀者，是添堵心。寫小人，如寫得過於真實，尤易結怨……在生活中，對待小人的最好辦法，是不與計較，而遠避之。寫文章，亦如此。」在孫犁看來，寫文章既自娛，更悅人，是一種精神愉悅，可見晚年的孫犁對文學創作的審美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這是他自身修養的緣故，也是他為人處世的哲學。在他心目中，惡人小人，不要說寫，就是意念上也要避開，想起這些人和事，就「心浮氣動，六神失據，忽忽不知所歸」，晚年他儘可能不回憶「文革」前後那些不愉快的事。他把自己的靈魂視作白玉，即使點滴絲縷的瑕疵也要反覆打磨剔除，然後靜靜地滋養在澄澈的清水裡。
怕得罪人，也是孫犁不願在文字中觸及惡人小人的一大原因。他的很多小說，其實皆為紀事：「我晚年所作小說，多用真人真事，真見聞，真感情……但我這種小說，卻是紀事，不是小說。強加小說之名，為的是避免無謂糾紛。」可以想到，每每伏案提筆，孫犁小心翼翼，內心糾結，不寫不快，寫了惹麻煩，也不快，那支流暢的筆就顫巍巍地滯澀了。《耕堂文錄十種》中的每一單冊雖不是大部頭的恢宏巨著，但寫起來卻很為難，可以說這是孫犁在難測的人心與汙濁的塵世夾縫中，艱難煉製的一顆顆璀璨明珠，是他那顆赤誠之心的真實記錄，是一個連狗和貓都不願意得罪的慈祥老人的最後閃光。
為了不得罪人，孫犁先是聲明不再為人寫序，隨後只寫一點書評，寫書評不行，又退一步寫信，但「不久又發現，寫信如果說實話，照樣可以得罪朋友」。於是乾脆連信也不寫了，不再給他人的作品提意見。「不得已，也只是寫封簡訊：大作收到了，正在拜讀，如有什麼意見，定當及時奉告。實際上，是從此就沒有下文。」在良知和友情之間，他小心地做著取捨，小心地摸索著通幽的曲徑，堅守著良知的底線，維繫著脆弱的友情，這個欲望一減再減、祈求安靜的老人活得並不輕鬆安適。
文字中的孫犁怕惹麻煩，而現實中的孫犁的確有更多的無可奈何，其作品中不時出現自嘲的文字——「比如街道上，垃圾阻塞，則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內，流氓滋事，則關門以避之。至於更細小的事，比如食品衛生不好，吃飯時米裡有沙子，菜裡有蟲子，則合眉閉眼，囫圇吞之……」這就是作家每天面對的現實，別人都適應了，麻木了，聽而不聞熟視無睹了，而他這種適應，倒不如說是喃喃的申訴與譴責。而「我如果是一條魚，看見有人來把水攪渾了，我就趕緊躲開，遊到遠處去。如果躲不開，我就鑽到泥草裡去……」則讓人想像到孫犁生活的艱澀與逼仄，到了無處可去的地步。與環境的疏離恰恰反襯出孫犁的「潔癖」，只有眼裡容不下沙子的人，一直敏感的人，一直渴盼美好生活的人，才會有強烈的排斥反應。作為一個無力抗爭的老人，孫犁也只能通過文字書寫內心的怨尤和渴盼，寫出來，才得以緩緩地透一口氣。
「故鄉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不美的一面……說實在的，對故鄉的惡與醜我不忍心以散文的形式赤裸裸地寫出來——如有可能，不妨可做小說的素材——那些令人髮指的行徑變成文字，我怕玷汙了整本集子的審美；當然，我還希望那些惡與醜能漸變為善與美。因此，對這些東西，我的文字是極力節制的，也添加了溫和的成分，個別全景式呈現的篇章，未能入選本書。」這是我的散文集《流星划過夜空》自序《逃離與回望》中的文字，不合時宜地引用在這裡，絲毫沒有傍孫犁這棵文學大樹之意，只是用以印證我與孫犁老先生在寫作上的一點不謀而合，想不到我的一點感受，孫犁早就多次訴諸文字了。這樣的文字與心靈的「撞車」，也算是一次美麗的邂逅吧。
（作者系山東教育報記者）
《中國教育報》2018年10月29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