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是中唐詩人白居易的名篇，輾轉遷徙的歌女，昔日的京官，「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一句將兩人聯繫在一起，「青衫溼」的「江州司馬」也定格成永遠的藝術形象。
「司馬青衫」為何而溼？白居易在詩前小序中敘述：「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
從此小序中我們可以發現，《琵琶行》寫作的觸發點即琵琶女的身世，更明確的表達是文中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一句，它表明白氏由琵琶女的身世想到了自己的相關遭遇，因而生出同病相憐之感。
在此基礎上，我們一般就將文章最後一句「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的緣由解釋為白居易的「身世飄零」之感，或進而提出「懷才不遇、壯志難酬」之痛。這樣的傷懷，與王昌齡晚年赴龍標貶所途中「孤舟微月對楓林，分付鳴箏與客心。嶺色千重萬重雨，斷弦收與淚痕深」所抒發的傷懷之情別無二致。
其次，就藝術創作手法而言，《琵琶行》中讓人難忘的琵琶女的形象，一是藉助白居易對其演奏技藝的接近現場直播式的精妙描寫，二是通過以白居易為代表的觀眾的情緒襯託。司馬「青衫溼」運用了誇張的藝術手法，更多的是為塑造主要人物服務——襯託出琵琶女琴技的高超與身世的悽慘。
我們解讀藝術作品時，常常會從作品的一般的普遍意義進行分析，也會抓住作品的藝術手法，認識作者的寫作意圖，從而明確作者的藝術表達，並將他的情感表達歸為某一類……但這樣的解讀是不是真正深入到作者當時的內心世界了呢？「左遷九江郡司馬」是否是白居易仕途上的一次重挫，以至於達到「青衫溼」的程度呢？
筆者以為重新審視「江州司馬青衫溼」的真正緣由，或許我們對藝術作品的解讀會更加細微，也更能體會作者真正的內心。
詩前小序中明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一個「始」字（此處作「才」講），一方面側面表現了琵琶女的音樂具有一種感染人的深切力量；但從另外一個側面也表明白氏此前對此次遭貶並未放在心上，琵琶女的音樂及身世勾起了他的某些身世飄零之感，但恐還不至於到「青衫溼」的地步。
我們再去探尋詩人此次遭貶的原因，據《舊唐書·白居易傳》載，白氏此次被貶是因為「武元衡事件」：
（元和）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墜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武元衡因力主削藩而為藩鎮刺客所殺，同時另一位主張削藩的重臣裴度也為刺客所傷，當時朝野震驚，但迫於藩鎮壓力，朝臣噤若寒蟬；白氏於此時上書言之，卻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的理由被貶。
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白氏在政治上的「勇猛精進」。因此，此次被貶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於白氏也是「深以為傲」的事件；從此事件的後續發展我們也能發現，這次被貶其實是白居易仕途的一個轉折點。
在被貶江州之後，白居易是否就此沉淪，終日鬱郁呢？白氏在江州的生活恐未必如其在《琵琶行》中所言那麼不如意，尤其是當地郡守「以朝貴遇之」，隱約表明了其此次被貶在當時士林的觀感。以上種種證據表明，白氏「青衫溼」的原因似乎並非因為自己被貶，那麼原因究竟為何？
筆者以為被貶江州不可視為白居易「青衫溼」的緣由，真正的原因是由此次被貶引起的白居易「政治觀」的轉變，即由先前的「勇猛精進」轉而為「循默無為」——或許這樣一個觸及靈魂、關乎自身價值觀的改變，才使白居易在此情境下情緒激動、難以自控。
因此，白居易「江州司馬青衫溼」的原因並非僅僅因「遭貶」或是由琵琶女所引起的身世飄零之感抑或是壯志難酬之痛，其內心真正的苦痛在於由此次遭貶所引起的政治思想的轉變，即白居易將告別「昨日之我」而迎來「明日之我」。
正是這樣的矛盾衝突導致了白氏如此痛哭流涕，以至於「青衫溼」。當我們對作品及作者如此地探尋，才會更接近真實的白居易，在他溼透的青衫上，析出其中的「普遍意義」「藝術表達」及其最為真實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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