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啟壯:論張裕釗「外方內圓」之碑骨帖姿

2020-12-11 騰訊網

陳啟壯

張裕釗(1823-1894)字廉卿,號濂亭,晚清著名書法家、學者、文學家、教育家,湖北武昌(今鄂州)人。「曾門四士」之一,歷任武昌勺庭、金陵鳳池、保定蓮池、武昌江漢兼經心、襄陽鹿門六大書院山長(院長)兼主講近四十年,弟子三千,名士逾百。尤以「帖姿承雅韻,碑骨任開張」的書法風格在海內外享有盛譽,延綿至今。

筆者致力於張裕釗書道研究與專題收藏已近三十年,大量的收藏資料讓筆者獲得了第一手資料,也為筆者的張裕釗書道研究提供了真實、可信的直接證據。通過,對其研究,筆者發現:「在張裕釗書法流派中,『外方內圓』被符號化、技法化、程序化,顯然有失偏駁」。縱觀張裕釗書風的特徵,最具辨識度的「外方內圓」,雖然,被大眾津津樂道,然而,單純從技法層面去解讀「外方內圓」,既片面,也是缺乏學術深度。張裕釗「外方內圓」的形成,最初帶有偶發性質,隨著年齡增長,他得到了強化和升華,「外方內圓」也從單一的技法演變成一種「碑骨、帖姿」的理念。那麼,筆者從筆法、結體、章法等要素中,論述張裕釗書法之「碑骨、帖姿」的理念。

「外方內圓」——轉折出鉤處之技法

筆法分為執筆法與運筆法。就筆法而言,張裕釗在《張廉卿詩文稿》中明確論述:「名指得力,指能轉筆,落紙輕,注墨辣,發鋒遠,收鋒密,藏鋒深,出鋒烈。」強調「名指得力,指能轉筆」,這可以確定張裕釗執筆採用古人所傳撥燈法。張裕釗長子沆、次子澮撰《哀啟》中記述:「漢人用筆,莫不中鋒,其法至唐尚存宋以後純用偏鋒,失厥旨矣。先嚴苦索冥思數十年,盡得漢魏人之真諦。殆合北朝之高渾,唐人之整肅而為一。」由此可見,張裕釗運筆方面注重中鋒行筆,並通過「指能轉筆」來實現筆劃轉折、出鉤處的「外方內圓」技法。清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一書對張裕釗筆法有論述:「吾得其書,審其落墨、運筆,中筆必折,外墨必連,轉折提頓,以方為圓;落必含蓄,以圓為方。故為銳筆而實留,為漲墨而實潔,乃大悟筆法。」其實,這種「外方內圓」技法在張裕釗早期作品中是沒有的,只是從轉向碑學探索後才逐步形成。其中,既以清代「碑學中興」的書學文化大背景相關,又以張裕釗作為學者身份的文化自覺密不可分。

清代「碑學中興」的社會背景

清代「碑學中興」的書學文化背景,伴隨著帖學千人一面的衰微而出現,自乾隆、嘉慶時期發軔,至同治、光緒年間達到高峰 。期間出現了諸多成就卓著的碑學書家。張裕釗生於道光三年(1823),逝於光緒廿年(1894),歷經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一生處在「碑學中興」大環境中。作為一位虔誠的學者書家,退出仕途後,中年時期開始專心於教育與碑學書法實踐與探索,並逐漸成為「集碑大成」的碑學代表人物。「碑學中興」時代,出土大量碑版石刻,有些碑刻歷經千百年的風化與毀損,筆劃轉折出鉤處石刻內部稜角會逐漸消磨,化方為圓,因此碑版石刻筆劃轉折出鉤處在大自然作用下,便形成了「外方內圓」現象。雖然這種現象出於偶然,但卻展現出了獨特的金石之美,讓人眼前一亮。北碑名作《張猛龍碑》、《吊比幹文》以及隋碑名作《龍藏寺碑》、《張貴男墓誌》中,均在筆劃轉折、出鉤處能發現「外方內圓」現象。張裕釗在大量碑學書法研習實踐中,發現了這種獨特之美,而這恰是帖學所沒有的。

張裕釗將這種碑刻中偶然出現的「外方內圓」逐步進行強化,並變成自己的個性特徵。顯然,張裕釗筆法方面的「外方內圓」,就是源自於碑版石刻這種自然形成的偶發現象。

學者身份的文化自覺

張裕釗先生在清代,雖以書法名世,但他首先是位學者。正是因為學者身份的支撐,張公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理解與認知,是有深度與高度的。傳統《四書五經》的學習與老、莊辯證思想對中國文人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這在張裕釗《論學手札》中有大量記述可為佐證。

張裕釗的學者身份,提升了其在書法碑學探索上的文化自覺。他用「以古為新,古中求新」的治學精神及數十年的「攻苦」書法實踐,不斷從傳統名碑名作中汲取營養,擅於取捨、熔鑄,將「外方內圓」這一偶然現象變為刻意追求的個性之美,並且迅速化為自己的書法語言。這種書法創作風格,甚至是前無古人,充分展現出張裕釗的學者身份對自身書法風格形成的決定作用。當然,此時張裕釗筆法方面的「外方內圓」還僅僅是一種技法,只不過從技法層面進行了「外方內圓」特徵強化。

「外方內圓」——結體方正、筆勢圓渾

書法結體在書法要素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結體是一件書法作品給人的第一整體印象,不同於線條的細節刻劃。歷代書家均重視書法結體的探索與實踐。張裕釗先生晚年的帖學回歸,即是從結體上的回歸,楷書結體回歸唐楷,行書結體回歸二王。形成了結體方正,筆勢圓渾的「外方內圓」特徵。筆者對此有專文論述,參見拙著《碑骨帖姿-張裕釗書道研究》理論篇。

結體方正,化扁為長

張裕釗早年寫帖下過苦功,但尚屬學古階段。中年轉向碑學,並進行大量的碑學書法實踐,期間也有許多優秀作品傳世,但中期作品呈現出書風多樣性,結體更是以扁方為主,亦屬探索變化階段。晚年就任保定蓮池書院山長後,張裕釗書法發生質的變化,進入成熟期,其中很重要的標誌,就是結體上的帖學回歸。我們能從諸多張裕釗晚年作品中看到,張裕釗書法的結體,明顯楷書回歸了唐楷,以歐為主,行書回歸了二王。這點可從張裕釗晚年歐體楷書臨作《九成宮》、《皇甫誕》得以驗證。受張裕釗書法影響頗深且交好的清末書家沈曾植也曾專門提及:「翁晚歲深推歐楷」亦是又一證據。以張裕釗晚年楷書為例,結體完全化北碑扁方為唐楷長方。或許張裕釗悟到了唐楷的長方更能體現「外方」的整肅感,也更符合人體美學原理。這樣連同中鋒行筆,筆劃形成了「結體方正,筆勢圓渾」局面。

篆隸之法、筆勢圓渾

在張裕釗看來,「中鋒用筆」是古賢用筆之真諦,宋以後則純用偏鋒,所以他幾乎不在筆法上取法宋以後的書家作品。直追漢唐乃至秦篆,並提出「古人以拙勝,今人以巧敗」的尚古觀念。不過,「中鋒用筆」並非張裕釗首創,而是張裕釗楷書用筆回歸了古法,而這古法,恰恰就是秦漢篆隸時期的中鋒用筆。我們在張裕釗傳世作品,尤其是晚年作品中可以發現大量篆隸中鋒用筆字例與結體方正相對應。張裕釗為強化「筆勢圓渾」,突出了筆劃藏起藏收,甚至是以圓起圓收為主,筆劃出尖部位採取「故為銳筆而實留」,並在筆劃與筆劃之間相交處寫出金石焊接效果以展現筆勢之圓渾。當我們將這筆勢圓渾的線條放在方正的結體中審視,結體方正的外方與筆勢圓渾的內圓,無疑把「外方內圓」推向更高的境界。

「外方內圓」——書法理念之成因

書法章法作為中國書法中最為重要的書法要素,也是最能體現出一個書法家個性特徵與風貌。書法章法包含內容也十分豐富,對聯、中堂、橫幅、扇面、條屏的章法幅式作為具象內容屬章法範疇;更有看不見、摸不著,卻能感受到的「氣、勢、神、韻」等抽象內容亦屬章法範疇。尤其是書法章法中的「氣」,在書法中起到統攝全局作用。每位傳世書法名家書法作品辨識度,雖由其結體、筆劃決定形質,卻由其獨特氣息決定其書風高度與內容。正是張裕釗書法晚年最終走向碑帖相融之路的完美實踐,第一眼望去,古厚方峻之碑學氣息極其濃烈;下一眼望去,卻又不失溫潤圓融之帖學姿態與韻味。這恰是張裕釗對書法的認知異於常人之處。無論北碑,還是南帖,都是中國書法兩種重要形式,二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密不可分,不必非此即彼,這才符合老莊思想的陰陽相生,天人合一的辯證思想。

張裕釗晚年60歲以後,書法進入成熟期,而成熟期核心標誌就是「碑骨帖姿」特徵作為張裕釗書法「外方內圓」理念的升華,更具高度,也更具人生智慧,已經上升到「道」的高度來展現。筆者認為,張裕釗書法「碑骨帖姿」的成功實踐,是從碑學氣息強化與晚年帖學回歸兩方面來完成的。

碑學凸顯堅峻、古拙之貌

張裕釗一生遵循「以古為新、古中求新」治學思想進行書法實踐,尤其晚年名山事業達到頂峰之後,仍然堅持臨寫了大量傳統名家碑帖。作為碑學的積極倡導者與實踐者,張裕釗晚年選擇在筆法及書法氣息上強化碑學特徵。筆法上,書法線條的錘鍊變得愈發堅峻,硬度在不失彈性的前提下空前強化,古拙生辣的高純度線條,展現出強烈的北碑石刻的金石氣息,這在張裕釗晚年許多書法作品中都有強烈的體現,例如《杜甫詩冊》、《寶劍贊》等作品。特別提出的是,張裕釗不僅在筆劃與筆劃交接處強調金石氣息,還採用「漲墨法」來表現古代碑刻歷經千百年殘損、斑駁的金石殘缺之美,同時也增加書法作品中點、線、面對比關係,豐富其書法表現力與獨特美感。有關「漲墨法」的實踐運用,張裕釗日本弟子宮島詠士在回憶錄明確記述:張裕釗用毛筆飽蘸放置多天的宿墨,然後筆尖再蘸清水書寫。這樣既能做到透過水份暈散體現石碑風化剝落之金石氣息,又能不失筆劃形態,故為「漲墨而實潔」。這也成為張裕釗晚年書法強化碑學特徵又一證據。我們在實際觀看那些古老碑刻時,看到剝落殘損處,時常會想像缺少何字內容?殘缺部分書法又是什麼樣子?張裕釗這種漲墨法的巧妙運用,無疑帶給觀者作品以外的空間感、畫面感,進而產生故事感,這恰是作為抽象藝術的書法最難表現之處。

帖學回歸與「二王」情結

張裕釗晚年書法,不僅在筆法氣息方面強化碑學特徵,同時辯證且智慧地選擇在結構上進行了帖學回歸,也積聚了濃鬱的二王情結。一方面楷書結體回歸唐楷,另一方面行書結體回歸二王。筆者透過大量研究對比發現,這種結構上的帖學回歸不是偶然現象,帶有明顯的主動性與開創性。這點筆者曾有專文論述,不做展開。二王父子作為帖學代表人物,卻被張裕釗將其行書結構巧妙的借用過來,化為已有。可以明顯看出,張裕釗晚年對待碑與帖這對矛盾採取了「雙強」態度。正如武術中講的「靜如處子,動如脫兔」,矛盾的兩極處理難度極高。但凡事必貴其難,張裕釗知難而上,不僅走上碑帖相融之路,並將碑與帖的探索直取兩極,這正是「中和」之美的最高境界。碑學氣息的選擇強化到極致,同時帖學的結體回歸也是強化到極致,只是從不同角度去合而為一,由此張裕釗書法的美學含量得以發揮到極致,讓人過目不忘,一見鍾情。張裕釗傳世行書作品,尤其是《論學手札》當中的二王情結可見一斑!

中國書法作為傳統文化精萃,老子「道法自然」與莊子「天人合一」思想對書法影響極為深遠。張裕釗先生應該悟到了碑與帖之相生、相剋關係。碑之古拙,可補帖學流媚、靡弱;帖之溫潤,又可去碑學剛狠、生硬。堅峻、古拙之碑學骨氣為「外方」,溫潤、清雅之帖學韻味為「內圓」,碑帖相融之間形成的「碑骨帖姿」特徵,才真正成為張裕釗「外方內圓」書法理念之核心內容和最高境界。

古人云:技道兩進。張裕釗「外方內圓」之書法理念,經歷了早年時期的筆法技法探索,中年時期的碑學悟道實踐,晚年時期書法理念的升華。晚年時期的張裕釗書法,達到「天人合一,人書俱老」之境地,開創了「外方內圓、碑骨帖姿」之風貌。正因如此,張裕釗書法足以開宗立派,成為一代宗師,讓後世書人景仰!

(文/陳啟壯)

藝術家簡歷:

陳啟壯,著名張裕釗研究學者,書法家、收藏家、策展人。中國張裕釗書法研究會會長,冀東書畫藝術館館長,唐山師範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楹聯學會書法藝委會委員。

相關焦點

  • 聊一聊:張裕釗書法對日本上條信山的影響
    這裡提到的「文」,就是「張裕釗、宮島大八師生紀念碑」的銘文。啟功受上條信山的委託撰寫了該碑的銘文,碑文中有如下記載:「論者以為集碑體之大成,悟得北碑筆法之秘,千古絕詣,信無愧也……」啟功認為張裕釗的楷書集碑體之大成就,用筆領悟到了篆隸古拙的藏鋒用筆,中鋒行筆,書法風格獨樹一幟,在這一點上是毋庸置疑的。
  • 出世和入世的抉擇:評張裕釗和楊守敬的書法藝術
    張裕釗比楊守敬大十六歲,兩人都活到七十以上高齡。他們刻苦學習書法,各自成家,對當時和後來的書法都有很大影響。楊守敬四十二歲時,應日本欽使(公使)何子我之招赴日。第二年,清廷又派黎庶昌接任駐日公使。按照官場慣例,何去黎來,使館舊人隨之換新。此時楊守敬正愁與黎素不相識,準備回國;忽得故人張裕釗來書,告已主動向黎庶昌(張、黎是兒女親家)力薦事成,楊守敬旅心始安。
  • 張裕釗《滕王閣序》清代一人
    張裕釗(號廉卿)生活之程跨清朝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帝,此時正是碑學之風大興之時。
  • 《鄭文公碑》的臨寫
    《鄭文公碑》傳為北魏光州刺史鄭道昭為傳述其父鄭羲的公德所書。《鄭文公碑》分為上下二碑,我們平時臨寫的是位於山東掖縣雲峰山陰的下碑,傳為元宋拓本。 《鄭文公碑》氣象宏博,神採飛動,融篆隸草一體,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堪稱北碑之精品。 首先,從解體章法上來說,《鄭文公碑》的字形多為正方或長方,結構勻稱,間架寬博,氣勢渾厚,似隸書結體。
  • 在日本神社見到的「記功碑」: 擴張時期全民族狂熱的見證
    遼陽戰場「難民之避入奉天省城者不下3萬餘人」。「烽燧所至,村舍為墟,小民轉徙流離哭號於路者,以數十萬計。」而清政府竟然宣布「中立」。這場大戰人口、疆域遠不如俄國的日本取得勝利,這帶來了甲午中日戰爭之後再一次日本舉國狂歡。題寫此碑的是日本滿洲軍總司令、日俄大戰中日本陸軍的統帥大山嚴。
  • 【今日薦書】鄭文公碑《滎陽鄭文公之碑》
    《鄭文公碑》,全稱《滎陽鄭文公之碑》,又稱《鄭羲碑》。北魏摩崖刻石,永平四年(511)立。
  • 孫伯翔:學習書法,千萬不要重碑而輕帖,也不要揚帖而抑碑.
    著世的名碑、名帖皆為傳世之瑰寶,永取不竭,後學者可任其所愛擇而學之。循序而進,由古而尋我,千萬不要重碑而輕帖,也不要揚帖而抑碑。 我們講的從古入手,強調以名碑、名帖來作為法則深學,不是任何一種都可作為法源,比如無名的或以刀代筆的小墓誌、小造像、刑徒磚以及竹簡、木簡,一般的寫經等等。只能取意,悟其天趣,不能做法。學隸書的只取漢簡為法,不臨禮器、曹全、張遷諸名碑;學魏碑的只把重點放在以刀代筆的小石刻,不以張猛龍、始平公、張黑女、鄭文公、論經書詩為宗,雖是學古,卻是歧途。
  • 13歲臨歐陽詢楷書九成宮、化度寺碑,獨體字單人旁及結構筆法解析
    13歲臨歐陽詢楷書九成宮、化度寺碑,獨體字單人旁及結構筆法解析;唐碑刻《九成宮醴泉銘》與《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單字練習。不知先生(語默)書法日課「楷書篇」《九成宮醴泉銘》(九成宮碑)與《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化度寺碑)混搭系列——本文以「九、化、寺、侍」為例。
  • 《鄭文公碑》
    《鄭文公碑》《鄭文公碑》,全稱「魏故中書令秘書監鄭文公之碑」,北魏正書摩崖刻石。
  • 陳巖 | 碑在語:鮮明的大地之美
    《碑不語》的書訊也顯示,詩歌或者組詩《碑不語》是五輯中的第二輯。重要的是,詩集《碑不語》能夠用詩歌《碑不語》做書名,也能夠看出,紅雪,或者出版社對《碑不語》的器重詩集之眼:核心。管窺蠡測。從《碑不語》,我看出了"碑在語"紅雪的詩美追求:鮮明的大地之美。
  • 論林則徐與歐陽詢《皇甫君碑》的淵源
    他留存下來的墨跡並不算少,而去年在福州市動力機廠機修車間發現的他臨幕和翻刻的唐歐陽詢《皇甫君碑》,卻是頗具特點的稀有之物,值得很好研究。他說:「或謂學唐書者,專從事於間架分布之間,魏晉風流去之彌遠,能真而不能草,宜碑板不宜翰札,此言誠然。然初學臨摹,輒舍唐人矩範,而躐等於鍾(繇)、張(芝)、羲(之)、獻(之)(均是魏晉-時名書家-筆者),是猶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臥必矣!」④他主張學習書法,先從唐代楷書入手,然後追晉人筆墨。初學時必須注意字的間架結構,有了基礎以後,才可求晉人秀逸的行草。
  • 《鄭文公碑》書法賞析
    《鄭文公碑(下碑)》肅穆莊重、氣宇軒昂,自清代中葉以來即為著名書法家包世臣、葉昌熾、康有為等所推重,鍾致帥稱之為「北碑之冠」。此碑為鄭道昭書寫,結字寬博舒展,筆力雄強圓勁,字體近楷書,並有篆隸意趣相附,為魏碑佳作之一。筆法特色《鄭文公碑》集眾體之長,有篆書的筆法,隸書的體勢,行書的縱逸風姿,又有楷書的端莊。其用筆,既有篆法圓轉形成的圓筆印象,又有隸法方折形成的方筆感受。
  • 畫作賞析|《鄭文公碑》
    後世研究者基本認同此論,但也有人認為此碑碑文是鄭道昭所作,而書跡則不能肯定。 鄭道昭曾上表孝文帝,求仿漢魏二石經之例、刻經立石於太學以正風氣,又兩番上言崇儒敦學。《鄭文公碑》當為鄭道昭記錄歌頌其先考鄭羲之功德之作,是他外放為官時所作。《鄭文公碑》集眾體之長,有篆書的筆法,隸書的體勢,行書的縱逸風姿,又有楷書的端莊。
  • 虞世南楷書《孔子廟堂碑》的藝術特點
    《孔子廟堂碑》,為虞世南撰文並書寫,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原碑立於唐貞觀七年(633年)。碑高280釐米,寬110釐米,楷書35行,每行64字。碑額篆書陰文「孔子廟堂之碑」六字。碑文記載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後裔孔德倫為褒聖侯,及修繕孔廟之事。為虞世南六十九歲時所書。
  • ​魏楷經典之作《鄭文公碑》
    《鄭文公碑》,全稱「魏故中書令秘書監鄭文公之碑」,北魏正書摩崖刻石。
  • 冀景濤:《大唐帝陵光業寺大佛堂之碑》考
    其書法以王書聖教序為本,有自得之趣,是唐代行書入碑的民間代表。      關鍵詞:唐祖陵、光業寺、王聖教體行書入碑一、《大唐帝陵光業寺大佛堂之碑》形制概況碑高4.3米,寬1.1米,碑身四角各製作成6.5釐米寬的斜面,碑側寬31.5釐米,故當地群眾俗稱「八稜碑」。碑首為四螭垂幕式,中置一龕,供一坐佛,頭部已毀,現只留殘軀。龕右刻「皇帝供養」,龕左之字已滅不可識。龕下部有殘字數行「大像主光業寺  僧 慧超 為  皇帝 皇后師 僧父母  法  唐生」,佛龕下為主碑。佛龕下正中行書三行,每行四字 「大唐帝陵光業寺大佛堂之碑」。
  • 魏碑奇珍《鄭文公碑》欣賞
    《鄭文公碑》,全稱「魏故中書令秘書監鄭文公之碑」,北魏正書摩崖刻石。在山東省平度市北25公裡,海拔280米天柱山上,刻在半山腰「鸞峰直上,鶴嶺橫懸」的一塊天然巨石上。鄭道昭其書寫的魏碑體,突出體現了我國書法由隸書到楷書的轉變,故此碑受到古今書法家所推重。  《鄭文公碑》有上下兩碑,碑文大體相同,鄭道昭先於天柱山刻出《鄭文公之碑》後,發現山東省掖縣雲峰山之東的寒洞山石質較佳,又再重刻。碑高1.95米,寬3.37米,碑文楷書51行,行29字,計1243字。正書額題「熒陽鄭文公下碑」七字。
  • 魏碑國寶 | 皇帝東巡之碑
    二〇一二年四月一日,予攜恩師徐自強先生所賜楊守敬《水經註疏》,自京師獨往易縣,再訪北魏太武帝東巡碑,手拓殘石。訪貓兒嶺、畫貓兒巖,於口頭村備歷酈注御射三碑所立之處,慨善長妙筆撰記之不虛也。乃知魏世御射三碑皆同時所立,碑文亦同,唯行次稍異,皆在管頭、口頭二村水次也。口頭村在五回嶺下,村外水流淙潺,清明已過,宿冰未銷,古道幽邃,巖嶂逼天。予攀援榛莽,手發碑座於河沙之下,即酈注所謂御射第一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