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曾提到阿城的《樹王，棋王，孩子王》中，他最喜歡的是「孩子王」，因為他非常的關心我們的教育文化問題。
陳凱歌看完小說後最深的感受就是希望以後的孩子們不要再接受他小時候接受的那種教育：培養成不會獨立思考的社會機器。
而從福柯的權力理論看《孩子王》中的文化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更清晰的看到社會教育的病症：
影片一開場是一個固定機位的長鏡頭，村長把煙丟給畫外的老杆，老杆唯唯諾諾的應和村長的談話，直到老杆接過教師的委任書，村長的話語態度轉變，叫幫忙照顧下自己的孩子，老杆拿起委任書就走，態度和言語也強硬了起來。第一場戲通過一個固定機位告訴了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權力中的轉變：老杆服從於村長——村長有求於老杆——老杆罵著髒話離開，從而定下了整部片子的基調。
身邊的知青朋友得知老杆即將去做「孩子王」，一同為其慶祝，言語之間滿是羨慕嫉妒，老杆也順著杆往上爬發表了一段自我演說。一直想做音樂老師的女知青積極的在他面前表現，並主動提議老杆幫忙問問。
來到學校的老杆發現教材不適應現在學生的基礎，改從字典開始教，從而導致老杆沒按照教材教學觸犯了上級規定而被辭退的悲劇，最後老杆在辭職前留給了王福的勸告，是他自身經驗所得出來的結論——王福，以後什麼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
王福抄字典，在片中反覆被強調的情節在一種否定的文本表現中，結合王福一家的經歷和老杆的遭遇，給予了觀眾肯定的暗示。
這涉及兩個問題的思考：
1、什麼是文化，誰來定義？這是對於我們教育制度乃至文化的深層次提問
2、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始終逃不開權力的掣肘，而當權力被賦予某一個人的時候，人隨之又被權力異化。
時至今日，無論哪一個主題都依舊是深刻並值得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