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芳的非虛構姊妹篇《重症監護室》《在精神病院》（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具有「在場體驗敘事」「目擊敘事」的特色，對寫作對象充滿尊重和悲憫。兩部作品的出彩，與特殊的表現領域有關。它們真實地再現了兩個特殊群體的日常生活，但又沒有局限於日常生活的再現，而是賦予作品穿透的力量。
她以一個作家的自覺，分別深入重症監護室和精神康復醫院，與患者生活在一起，感受患者的痛苦與歡樂、煩惱與希冀，感同身受又愛莫能助。周芳認為，非虛構作品應該帶有生活的體溫，她希望自己的作品忠誠於真實、忠誠於生活、忠誠於自己內心情感的波瀾起伏。
兩部作品都忠誠於現實，具有與眾不同的寫實品格。2013年10月15日，周芳申請到醫院重症監護室做義工，歷時一年多。從2016年3月5日到2017年4月5日，周芳在精神康復醫院做義工。兩年多的時間，她參與諸多患者的治療和護理，如汪東坤的開顱手術，在鉗子、刀子、鑽子的交替聲中，感受到生命的可貴。她給從鬼門關撿回一條生命的劉浩雲餵飯，看著他大口吞咽著麵條，慶幸之餘，發現了生命的本真。在康復醫院，當看到「病友心聲」欄裡「一團火光，奔向未來，火速出院。潘德喜」「玲子，別遇見壞人，玲子，我永遠記得你，玲子，慢一點忘記我。侯剛」等一行行充滿生活渴望的文字，她感受到的是一種熟悉而又特別的生活日常。她將這些聲音、本真和日常記錄下來呈現給讀者。這些特殊人群常常為重重鐵門所隔離，在重門深鎖中成為被窺視而又帶有幾分神秘的一個群體。以正常的眼光看異常，她看到的就是另一種日常，異常也就有了生活的質感與生命的溫度。走進患者的生活與心靈，生命有理解和尊嚴，真實也就有了附麗。
兩部作品都忠誠於自己的內心，氤氳著濃鬱的人道主義情懷。周芳深入兩個地方做義工，不是為了博取眼球、製造噱頭，而是敬畏生命的必然結果。在追索鮮活生命不同結局背後的不同境遇時，她不是做嚴密的邏輯推理，推演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最後得出一個冷冰冰的結論。而總是選取那些最能打動人心，真正體現生命本真生存狀態的事件。不過，展現生命的疼痛不是周芳的創作初衷。她習慣於深入事件當中，對患者和家屬的一些看來難以讓人接受的言行給予理解和同情。義工生活使她更加充分地認識到生命的珍貴，促使她重新審視與周圍一切人和事的關係，去體察生活中那些細微的感動與美好。儘管故事以自己親見親歷事件為基礎，但周芳總是有意無意地介入事件之中，將自己對事件或者事件中當事人的認知與態度置於娓娓的敘述之中。她將自己的情感灌注其中，從而將敘述主觀化，使人更容易感受到她書寫的真誠。
周芳的寫作忠誠於生活，真實的現實轉化為現實的真實，作品具有超越的力量。從「人」的角度去觀察這些患者，是周芳寫作的出發點與歸宿。有學者批評當下創作中一些作家缺乏應有的擔當，不是因為沒有以現實中的真實事件為題材，而是因為缺乏超越現實的靈性與詩意，缺乏託爾斯泰式的情懷和思想。周芳的記錄不是為了呈現，而是融入對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在對個體生存困境的追問中思考生活的價值，並將真實的生活材料轉化為有意義的結構。
兩部作品都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當天的生活，她賦予每天的記錄一個標題，如「讓陽光看著我」「笑著好玩，為什麼不笑呢」等富有意味的表達，或者有時在當天的記錄後附一個「補記」，或乾脆在記錄時插入「題外話」，如「他是我的帶教老師章主任，我叫他『蓮花章』。說起『蓮花章』，得先從幾個故事說起。」等，正是在與這些旁枝末節的補記和敘說的互文中，事件及事件背後的隱含故事串聯在了一起，立體地呈現故事的同時又洞穿故事。這兩部作品真實地描寫了三個世界：患者生活世界、醫生和護士工作世界、患者家屬世界。周芳在記錄事件的同時，將事件中人的表現作為重點記錄對象。遵循人物與事件描述的實證性基本原則，但又遵循自身對日常觀察的心理邏輯，不對單個事件和人物進行靜止的觀察，而是在流動的故事中相互穿插、彼此交融，在不同故事的講述中構建起故事的鏈條，還原他們的心理與生活邏輯，給讀者以真實的閱讀感受。
非虛構寫作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回歸生活，還原生活的真相。周芳的寫作很實在，面對醫院裡那些困頓艱難、不離不棄、情深意長，她無法視而不見。周芳忠誠於非虛構寫作是一種生活的「需要」，為了曾經習慣的「活著」，為了曾經有過的隔膜和逃避。她的忠誠是一種社會責任。她寫作是為了不應該被遮蔽的另一種生活，拆除彼此之間本不應該有的隔牆，給生活以應有的尊重。周芳的忠誠也是一種精神力量，她將自身與書寫對象緊密聯繫在一起，陪他們從絕望中走過，一起分享生活中的陽光，發現他們身上的亮光，給他們以生活的勇氣。
裴多菲說：「生命的多少用時間計算，生命的價值用貢獻計算。」周芳沒有精湛的醫術去治病救人，卻用她的忠誠和愛心溫暖了另一個特殊的世界，讓那個世界感受到生命的體溫。時間可以計算，忠誠卻無法計算，因為它是無價的。
（作者：周建華，系贛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