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聊一聊那個在中國的商界混了五百多年的晉商。
說一下山西這個地方，自古以來都是內連中原， 外接草原的邊防重地。這裡在戰爭的時候是最前線，而在和平的時候則是內地和草原發生商品交易的最前沿。在宋以前，中國的軍事政治中心一直在這裡，儘管這裡的商品貿易很發達，但與它的政治與軍事的功能相比，商業的功能還是次要的。到了宋朝時，由於宋朝嚴格的來說並不是一個統一國家，這時的山西商人只能作為一小股一小股的散兵遊勇式的做起生意，也不可能形成一個商幫。
無論是組織還是個人的崛起都無外乎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而山西終於在明太祖朱元璋一統天下後迎來了他大發展的時代，估計當時的山西人都沒有想到，他們這一支會在中國的歷史上登臺表演五百多年的時間，以自己的方式影響著兩代王朝。
先說一下晉商的人和。山西自古以來都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商品交易的前沿，那些有著開冒險精神的商人在巨額的利潤的誘惑下，不約而同的來到了這個風險與機遇並存的山西。所以這個地方絕不缺少精明的生意人。當明太祖一統中國的時候，北方由於連年的戰亂，人口銳減（當時無論是金朝，還是蒙古，他們的進攻中原的路線還都是從今天北京這個方向向中原進軍，所以首當其衝的就是山東，河北，安徽，由於戰亂，很多地方都是形成了事實上的無人區） 也只有山西還有著相當人口均規模。於是才有了後來明太祖從山西大規模的遷移人口到山東，安徽，河南。關於這件事，有當時的民謠「問我祖先何處在，山西洪洞大槐樹「。這也說明當時的山西沒有受到戰亂的過多破壞，人口還是比較多的。
有了一定規模的人口，這樣就有了發展商業的基礎。有了足夠多的人口就需要建立與之相應的配套服務設施，隨之而來就會逐漸的形成一個消費市場，相應的酒店，客棧，集市還有娛樂設施都會一一建立。而這些配套設施齊全又會反過來吸引更多的人口來到這裡居住。就像現在一樣，雖然大城市有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高房價，人均居住面積小，交通擁堵，生活成本高。但是仍舊有著一波又一波的人們前僕後繼向大城市擠去。這一切是為了什麼？還不是因為大城市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買到你在小城市買不到的東西和服務，這裡有廣闊的消費市場，說不準你突然在哪個細分市場看到了商機，大城市足夠多的人口消費的起你的這個市場，有足夠多的資源讓你的想法從頭腦風暴到看見真人真物。我身邊就有這樣的例子，一哥們是做室內裝修設計的，原先在大城市做，後來結婚了，想回家發展，再加上老家這邊這幾年房子建的也比較多，所以這哥們一下決心辭掉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老家專門做室內設計，但是在老家幹了半年，就幹不下去了。在這小城市，，除了少數先富起來的人，剩下的人誰還專門花錢去為了裝修房子而去請人設計一下。最後不得以，萬惡的資本言主義用鈔票告訴他，還是乖乖的回大城市去吧。與這哥們相同的，還有那些碼農，搞金融的，網際網路創業的，如果他們脫離了大城市，就猶如魚兒脫離了水，縱使你再有本事，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而當時的山西雖然不像現在的北上廣這麼誇張，但是其人口規模擺在那裡，註定其從事貿易的一系列的配套以及做生意的人才以及文化都是其它地方無法比的。
說完人和，再來說一下當時山西的地利。明太祖一統天下後，面臨的問題就從原來的打天下到坐天下的角色轉變。為了防止蒙古騎兵再次南下，明朝分別在北方九個地方設軍事重鎮，稱之為九邊。邊防重鎮自然要配置重兵把守，而這些軍隊則需要消耗大量糧食。當時中國的糧食主產地其實是在南方，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通過何種方式運輸糧食成了當時的一大重點國家議題。
以當時的運輸條件，只有走水陸和陸路兩種方案。北京周邊的還好說一些 ，畢竟靠著京杭大運河，大批的糧食通過水路從南方比較低成本的運輸過來，這一條路線因為成本低，幾乎沒什麼異議。而難題就在西面的軍事重鎮太原，大同，固原，榆林等只能通過陸路運輸。要知道陸地運輸的成本要遠遠大於走水路運輸的成本。漢武帝當時遠徵匈奴的時候，一名最前線的士兵需要五名後勤兵來給供應補給，其成本之大，可想而知。如果這筆運輸成本全部由明政府來支付，那將是一筆非常大的財政負擔。（這個問題在明之前並不突出，因為在宋以前，中國的糧食主產地還在北方，邊防線也在北方，軍需的糧食的運輸補給線沒有那麼長，而宋朝又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其邊防線相對於統一的王朝相比，向南移了不少）。
當時的山西參政楊憲（後來當上了丞相）向朱元璋建議動用民間的人力，資金向邊疆運輸糧食，而朝廷不直接支付現金，而是向運來糧食的人支付鹽引，憑鹽引可提取當時被國家實行專營的鹽到市場上售賣，賺取差價。這就是把晉商推向商業史上的著名的開中法。1370年，剛剛統一中國的明政府首先在太原，大同兩處軍事重鎮實行開中法。而處於太原，大同最前沿的山西商人因為近水樓臺先得月，第一個成為這個政策的獲利者。
這裡不得不說一下這個可以說是極具創造力的開中法。能夠想出這個創意的人絕對是一個天才。開中法與今天的產業分工與合作的思想，產業集群的思想竟有著高度的一致性。說的再簡化一點，就是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如果說讓政府來運送糧食，他首先要徵集相當的人充當專職運輸隊，在收糧的地方設置專門的糧食管理機構。而且全國各地的糧食產量不盡相同，就是各地的糧食產量各年的收成也不一樣，所以收糧只能去糧食產量高的地方，而要獲得糧食主量哪裡高，這又得需要設專門的行政機構來統計管理。不說別的，光是這一套冗長的行政系統就能消耗掉大量的成本，這還不包括中間可能出現的貪汙腐敗，收糧與發糧的過程中的雁過撥毛的陋習。一百斤糧食從糧食收購地收來後，到士兵手裡還能剩五十斤就不錯了。
但是如果將這個運輸過程交由商人來做，那就不一樣了。商人由於長年在生意場上遊走，哪裡糧食豐收，今年哪裡的糧食價格便宜，這些信息獲取的渠道本身他們就擁有，沒有必要再專門為這些信息再支付第二次的成本。這樣就省去了不少的錢。商人在全國全地做生意，在他們的眼睛中這一條運輸糧食的運輸線絕不僅僅只能夠運輸糧食。比如說商人將糧食交貨後，在山西喝了一口山西的汾酒，一嘗發現這酒不錯，帶點這個酒到南方收糧食的地方肯定非常好賣。反正來都來了，放空車回去也是回去，乾脆進點汾酒回去賣。這樣一來二去，這些貨物的利潤可以吸收掉不少的運輸成本。
而明政府向商人人不支付現金，而是支付鹽引。這樣對明政府來說就省去了一筆銷售費用。而對於商人來說，食鹽這個剛性需求的商品有著長期的需求量，並且不易損壞的特性，正好可以發揮他們的低買高賣的本領。而這一政策還有一個隱性的好處，就是會極大的鼓勵商人自發的在邊關搞一搞種植。誰都知道邊關地方環境差，靠著遊牧民族近而且危險，所以內地的人絕大多數都不想去那高風險的地方發展。但是有一個東西可以改變人的想法，那就是「利益」，所謂「殺頭的買賣有人幹，賠本的生意沒人做」，當商人看到從南方運糧食到北方換鹽引和在北方種糧食直接換鹽引相比，能夠省下巨大的運輸成本後，不用明政府多說，商人就會自發的開墾邊疆的荒地，這樣就會有大量的人口充實邊境。而這些人口就是穩定邊疆的重要力量。常看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對於我們這個對「種地」情有獨鐘的民族，只有當在一個地方有了自己的莊稼地後，這個地方才是中國真正能夠守的住的領土。因為有了可以種植的土地才能吸引來人口，只有莊稼地才能將農民與這種土壤進行利益捆綁，若是有人來動他的地，這個地方的農民會第一個拿起刀槍來和他幹。歷史上中原的部隊也曾多次佔領過草原，然後呢？怎麼打過去的怎麼撤回來，原因就是，那個地方根本沒辦法種莊稼（不知道要是告訴當時的人那地底下有著豐富的煤炭，是不是我們的老祖宗就是拼了命也要把那個地方保住）。
總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場做好市場的事，各司其職，在開中法剛剛實行的時候，加上當時老朱對那些貪官真的是狠，敢貪汙的官員不多。這一套制度的效率確實是高。而山西人也因為接觸到了國家專營的商品「鹽」，迅速的完成原始的資本的積累。
這個讓山西人可以說是躺在床上都賺錢的政策，持續了120年。直到明朝中葉，隨著北方糧食的產量的升高，以及明朝的官僚體系越來越腐敗，開中法漸漸的執行不下去了。當時某些掌握著鹽引的官員可能覺得朱老太祖已經死了百十年了，總不會這個時候再從棺材裡跑出來砍他們的腦袋吧？所以他們就開始放飛自我，濫開鹽引，造成有的商人將糧食運來後無鹽可提的現象，開中法也越來越執行不下去了。應對這種形勢，折色法推出臺了。這時的明政府改變了用糧食換鹽引的政策，改為可直接用銀子購買鹽引。至此，原先由山西人借著地利之便做的商品鹽生意的優勢一下子沒了。
但此時的晉商已經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的積累，並且在官僚體系中打出了一張龐大的 關係網。在投資皇權方面，晉商有著一脈相傳的經驗，無論是當時的山西木材商人資助李唐王朝奪天下，還是八大皇商向滿清售賣戰爭物資與情報，直到孔祥熙投資蔣介石，晉商都在投資皇家權力中賺的盆滿缽滿。
時至明朝中葉，120年的時間，晉商充分利用自己積累起的資金成功的將自己的人打入明王朝的權力中心。
這裡多說一句，要說晉商真到成為一個商幫的原因，那還是離不開政府。因為政府在一些一些特許的行業總是希望能有那麼一兩家大型的公司來把這個行業做了，因為那樣政府會非常方便管理。
王崇古邊疆大吏，官到兵部尚書，而他的外甥張四維內閣大學士。這兩人都是晉商在朝廷的代表人物。再看看這個一舅一甥錯綜複雜的的姻親關係，就知道晉商在明明開國的一百多年裡布了一張多麼大會的政商關係網。看懂了這張關係網就不難想像習大大幾年前在山西反腐時為什麼山西會出現塌方式的腐敗。搞政商關係是晉商幾百年傳承下來的保留技能。
為了省事，就直接引用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來說明一下當時的晉商這怎麼在朝廷裡栽培關係網的。
《明朝那些事》的一段:張四維，字子維，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看起來，這不過是份普通的官僚記錄，但實際上，他的背景要比想像中複雜得多。 張四維的父親，叫做張允齡，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麼人物，但他母親王氏卻不同凡響——王崇古的姐姐。 也就是說，張四維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經說過，朝廷實力派人物楊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兒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兒，也就是說，楊博的兒媳婦是張四維的表妹，看上去比較複雜是吧，後面還有。 後來張四維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叫張甲徽，一個叫張定徽，他們兩個幾乎同時結婚，老婆卻是親姐妹——楊博的兩個孫女。 王崇古是宣大總督，楊博是兵部尚書（後改吏部尚書），張四維是內閣次輔。什麼叫特殊利益集團，這就是！
雖然開中法這個時候已經變成了折色法，晉商之前做鹽業的優勢已經不存在。但是這個時候的晉商早已經不把雞蛋放在一個藍子裡，用現在比較時髦的話講就是要搞多元化經營。明朝自建九邊重鎮已經一百多年，雖然邊疆時不時的有蒙古人搞點事情，大規模的戰爭確沒有發生。當時明朝對蒙古草原實行經濟封鎖的政策，就是限制鹽鐵糧食等草原則緊缺物質的出口。但是這個星球上哪有什麼真正的經濟封鎖，真正封鎖的是那膽子小不敢冒險的人的生意。而晉商就抓住了他們發展的第二次機遇，就是走私草原的緊俏物資。走私這件事情在歷朝歷代都是高風險的事情，但是就是因為高風險，而會伴隨著高利潤的出現。走私就成了晉商多元化發展的一個成功的突破口。
大明王朝這臺機器運行了一百多年，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已經沒有了開國時期老朱對貪官汙吏的打擊力度，國家管理系統開始出現漏洞。而晉商是一群什麼人？當時中國可謂是最擅長鑽營的一批人。他們開始賄賂官員，買通守衛，將那些不合法不合規的商品一批一批的運出關外。賺取了高額利潤之後，又用這些利潤在那個管理自己的國家行政系統中成功的安插上了自己的人。
量變堆積成質變，一些事情在他開始的時候剎不住車，等他長大了，你就管不了了。從走私中獲得大量利潤的晉商也開始不滿足於偷偷摸摸的交易了，他們開始想把走私這個事情合法化。畢竟走私不走私還不是朝廷的一句話，說你走私你就走私，說你合法你就合法。這個想法在晉商的人進入到明王朝的最高決策層後開始變成現實。
隆慶和議於隆慶四年（1570年）開始成事，基本上以和平手段達成，以雙方各取所需告終。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過貿易獲得中國資源。
隆慶年間，達成了隆慶合議。使得晉商的草原貿易開始合法化。隆慶開關的主要受益者也是晉商。因為後來遼東地區出了一名悍將李成梁，他的部隊比蒙古還厲害，打的蒙古人不敢來他那裡。還是那句話，能在戰場得到和平的我為什麼要和你通過做生意得到。這句話反過來講也是一樣的，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你也沒妄想通過其它方式得到。
對於隆慶合議，百科上也有了評價，大家有興趣可以搜一下。總體上評價是正面的。認為這場合議結束了兩百年的邊疆問題，是一件利在千秋的偉業。歷史已經給這個事定了性，但是關於這件事，我還想發表一下個人的看法，先說明僅代表個人看法，不能保證是正確的。如果不認同，可以當做沒看見。
隆慶和議雖然暫時性的解決了明朝的邊患問題，但確為明朝留下了諸多隱患。當時提出這個政策的理由，北方的蒙古人缺少生活必需品是他們來搶劫的主要原因，只要我們通過貿易的方式讓他們得到這些東西，那麼他們就不會來搶劫我們了。這種想法我認為根本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是將問題暫時的壓下去，不在當時爆發的一種政策，如果把這項政策當成一個權宜之計，我完全贊成，但是如果想用做生意這種方法代替手中的刀槍來換取和平，那無異於白日做夢。就像當年的一位民國公知說的：「日本人想到東北，給他就是了，給了日本，日本就不會打了。」但沒幾年日本的就用行動打了這位公知的臉。事實是證明強盜就是強盜，對付強盜的最有效的永遠是刀和槍。畢竟這是和歷史的評價相反的觀點，只簡要說一下，不多說了。
隆慶和議給明朝帶來了什麼隱患呢？當明朝的統治者以為，通過邊關貿易，蒙古人得到他們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之後，就可以躺在家裡安安心心的過起小日子了。但是事實是什麼呢？這項政策只在最初的幾十年起了作用，不過我認為，這個政策只是輔助，真正讓那些草原狼不敢來侵犯的還是因為當時戚繼光和李成梁這一東一西兩員虎將。不過等這兩員虎將沒了之後，這項政策的負作用立馬顯現出來。大批的糧食，鹽鐵，從這條商道進入蒙古，從蒙古進入女真人的手裡。女真人用這些物資養活他們的士兵，造成武器，組成軍隊，以做生意的方式得到的東西，最終用打仗的方式又還給了大明朝，成了大明王朝名副其實的掘墓人。
隆慶合議不管他對明朝是好是壞，但是他對晉商來說，無疑是迎來了他們發展的第二春。他們憑著與蒙古接壤的地利之便，借著已經在朝廷中布下的深厚的政商網絡，以及多年從事「走私」的客戶關係，迅速的發展成當時中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商。
而當時晉商的一大重要的貿易夥伴最終讓晉商又迎來了他們的下一個發展機遇。這個貿易夥伴就是女真人，也叫後金，又叫滿清。晉商當時無所不賣，甚至連通敵的軍事物質，軍事情報，只要價格合理，他們一樣能夠通過他們手眼通天的政府關係搞的到。而女真人就是他們的購買人。通過晉商，女真人解決了他們一次又一次的糧食問題，解決了他們緊缺的武器原材料「鐵」的問題，甚至連軍事情報他們也可以通過晉商購買得到。可謂是他們的「及時雨」。當然這也不是白給的，得用他們東北的特產「人參」「虎皮」等在關內人看來是高高檔的奢侈品的東西來換。
而作為回報，滿清入關後，給了晉商非常大的榮譽和經商上的特權。他們被清朝入藉內務府，封為八大皇商。其中以範家最為顯赫。至此晉商已經經歷了一個大明王朝的興衰。
和中國當時南方的商人不同，晉商並沒有因為滿清的入關和戰亂而造成資產的縮水，反而因為滿 清的入關讓他們的商業版圖進一步的擴大。如果說在明朝一代，是晉商資本的積累的階段，而在清朝，則就是晉商的資本擴張的階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清朝的版圖與明朝的對比一下。
明顯的看的出來，清朝的地域面積比明朝向北和向西擴張很多，尤其在中俄尼布楚條約籤定之後東北的邊境逐步的穩定下來，更為晉商的貿易向北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而對於 蒙古，對於同是從北方來的滿清人，對付蒙古還是有一套獨門秘集的。該打的時候打，該談理想的時候談理想（這裡的理想主要指的宗教），把蒙古這支草原狼收拾的服服貼貼的。
北邊沒有的邊患，加上和滿清政府一起走過私的友誼情結，晉商依附著滿清政府，開始大規模的將業務向北，向西發展，著名的走西口就是在這個時期。
前文中說過，投資政治是晉商的一項保留技能。在康熙平定噶爾丹的時，八大皇商之首的範家果斷的做了一筆魄國十足的政治投資。範家主動要求以低於市場的價格為清政府的遠徵噶爾丹的軍隊提供糧食，為康熙節約了大筆的軍費。而這一投資在噶爾丹部被平定後得到變現。康熙授予範家二品官銜，並給了他對蒙俄貿易的特權。
自此晉商向北，向東北，向西北的貿易通道全部打開。又獲得朝廷的支持，晉商商業版圖進一步得以擴張。他們把中國南方的絲綢，布匹，茶葉向北運輸到蒙古，西伯利亞，甚至到莫斯科。把換來的人參，馬匹，獸皮運回中原，一進一出，獲利頗為豐厚。
其中不乏屌絲逆襲的經典案例。其山西人王相卿果斷的抓住這一機會，成功的實現財務自由。並且建立的縱橫俄蒙二百年的商號「大盛魁」。
通過蒙俄的進出口貿易，晉商們積累的大量的資金，業務，人脈關係。在這個基礎上，就要發展出更高段位東西了。
生意做的大了，一種資源的需求量就會越來越大，那就是貨幣。當時清朝的貨幣主要是白銀。當時的商人沒有銀行卡，沒有支票，更別提什麼什麼支付寶，微信了。要攜帶那麼大量的現金，成本高，風險大，極不方便。在這種條件下，山西商人雷履泰創造性的發明出了票號業務，正是憑藉著山西人這一巔峰時期的巔峰之作，最終將晉商推向了他的輝煌。
關於票號業務具體是怎麼回事，百度上介紹的非常詳細，這裡不多說了，不了解的網友可以自行百度。簡單說一下這項業務就是你在北京想要在山西進一批貨，你不用帶白銀過去，只需要將白銀存入北京的票號，北京的票號會給你開一張收據，憑著收據你就可以在山西提取白銀了。可謂是方便又安全。
如此神奇的業務迅速的發展起來，晉商也通過票號業務成功的從貿易型的商人完成金融型的華麗變身。
有人曾經惋惜山西的票號為什麼沒能發展成現在的銀行。其實沒什麼好惋惜的，因為它沒有那個基因。山西的票號從一開始就是針對日益擴大的晉商的進出口貿易而出現的一種業務，它本身就以服務內部的交易為主，最多就是接一些政府採購項目（給左宗棠遠徵伊犁提供匯兌業務）。而與現代銀行的吸收存款付利息，然後放出貸款收利息有著本質的不同。現代銀行是已玩錢為主的，而晉商的票號剛是以服務他們的貿易為主的。所以根本不在一個頻道上，也就談不上發展了。
時間到了清朝末年，這個時候的晉商可以說是到了他們的全盛時期，甚至慈禧太后被八國連軍打的跑到山西的時候都不得不向晉商借錢來保證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這個時候的晉商仍保持他們投資政治的一貫作風，一點都不吝嗇的借給了慈禧太后。而作為回報慈禧太給了他們很大的榮譽，又是黃馬褂，又是賜稀罕物件的（這些無形的東西雖然看著值錢，但對於商人來說，政府的認可其實是無價之寶，放在現在應該叫做商譽吧）。
可是這一次晉商確失算了。當一個王朝混到要向商人借錢的時候，那麼這個王朝的使用壽命也快要到期了。也就是在慈禧太后向晉商借錢後的十年，在袁世凱的北洋軍陣中，大清朝結束了他的人生路程。自滿清入關以來，晉商滿清政府那裡拿到的經商上特權也隨著北洋政府的上臺而變得無影無蹤。
就在大清玩完的三年後，山西票號的執牛耳者「日升昌」宣布破產。標緻著晉商衰敗的開始。本來晉商在這個時候仍舊可以憑著他們幾百年的資本人才的積累，在商界繼續玩一段時間，然後再退出這個舞臺。但是禍不單行，就在日升昌倒閉的的三年後，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而晉商在俄國的百萬現銀隨同克林姆宮的陣陣槍聲一同「被革命」了。至此晉商不得不在這千年未有的國內與國際的大變局退出來。
此後的晉商雖然出了也出了像孔祥熙這樣的比較成功的政治商人，但是終究沒有形成像明清一代的那種成規模的商幫。之後隨著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從逐步的轉向沿海地區，晉商的地利優勢條件蕩然無存。
縱觀整個晉商的發展，其核心的產品只有一個，那就政商關係。因為中國自秦以來就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想到做生意，誰也脫離不了政府，這不光是晉商的命運，也是中國所有封建商人的命運。但是投資政商也是高風險的生意，投資的方向正確了你是「八大皇商」，你是紅頂商人，有你經商特權。但是如果投資錯了，那等待他們的只能是抄家，斬頭，沒收財產，發配邊疆。而晉商在投身政治的過程中總是能精準的看清時勢，賭對商運，也不得不說他們在這方面是天賦異於常人。
而進入了新中國的時代，從毛教員到習大大對腐敗分子的嚴厲打擊，晉商的核心產品「政商關係」生存的土壤進一步的被壓縮，雖然出現了山西政務系統的塌方式的腐敗，但也只不過是紅頂商人的模式是在新中國的回光反照罷了。隨著習大大「全面從嚴治黨」的落實，晉商的時代也隨著滾滾東去的大江大河而被這個時代帶走，成為了某些人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