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商合流的社會現實使得在對晉商發展作出思想、精神、學術和理論貢獻的同時代人中，有的是知名專家、學者，如袁繼成、傳山、戴廷栻等，而更多的則是出身於晉商門庭的儒者，如王現、張四維、渠本翹、喬尚謙、劉奮照、常贊春、李宏、孟步雲等。
傅山和戴廷栻同為大學者袁繼成的學生，而戴廷和傅山又與顧炎武同為明清之際的碩學與名士。他們都有很高的學術名望和很大的社會影響，他們也同時都是晉商的謀劃者和支持者。傳山說：「何以聚人？日財。自然貧士難乎有聚矣家、國亦然。故諱言財者，自是一教化頭骨相耳，常貧賤傲語仁義之人大容易做也。」＂傳山作為一名明朝的遺民，其對明朝之滅亡自然是痛徹肺腑的。他的這段話，其實正是從明朝由於國庫空虛乃至民生周敵和無力抗清而導致亡國的事實中總結出來的。傅山不僅認為「財能聚人，家、國亦然」，而且主張：「生人之有為也，本以富生人。富生人，而治人者乃有為。
在他看來，不僅財富是凝聚人心、團結民眾、增強國力的必要條件，而且由於經濟是基礎，一定的物質條件是人們得以生存的基本保證。所以，能否給人民提供充分的生存條件和優的生活資源，也便自然要成為考量「管理者」能力與水平的依據和衡度「治人者」政績與貢獻的標準。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脈絡和認識基礎，傅山不但對崛起於自己家鄉的晉商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支持，乃至將晉商創業贏利、聚財致富、以財積善的行為，看做是比政治和軍事更為重要和更加實際的強國之道與富民之策，而且他還積極意集同學和好友廷、顧炎武等人，一起與晉商共會「生意經」，同走「發財路」。他們除了與晉商諮貨論賈，為晉商出謀劃策之外，還頻與置商交誼議事，屬為晉商題籤賦詩，並已在事實上成為了晉商的理論「相與」和精神領袖。
傅山是以人文學士之身份而作出思想和理論貢獻的代表。而以晉商開拓者和實踐者身份參與晉商理論創造並頗有成就和影響的代表，則當推明代蒲州大鹽商王現（1469一1523）和清朝末年的著名票號改革家李宏嶺（1847——1918）。
王現之事功，特別是他對晉商的理論貢獻，乃是與他說過的一段話緊密相連的，即：「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潔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獲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和利以義制，名以清修，格守其業，天之鑑也。如此則子孫必昌，自安而家肥高。」這是一段話，但這又絕不僅僅只是一段話。更本質和更重要的是，王現用這幾十個字既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了弘揚與繼承，又對商與土各自的價值和責任作了倫理性的規範與道德性的定位，從而在對營商牟利進行充分肯定的同時也對營商牟利進行了嚴格限制。
他肯定的是，營商牟利和創造財富對社會進步與民生改善所具有的積極作用；而他限制的則是，在營商牟利和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倫理素亂現象與道德失範行為。為此，王現在「商與士，異術而同心」的基礎上，針對性地提出了「利以義制，名以清修」的矩度和原則，並以此而對「商」與「士＂同時作了肯定和限制，即營商者牟利要以＂義」當先，為土者修名須以「清」為矩。對於晉商來說利以義制」這四個字的奇妙組合，無異於是一道至高的處事寬令和一個永恆的營商範本。因為它所中明和所規定的不僅是營商的原理和原則，而且更是以商制勝的秘笈與法寶。事實上，晉商也正是在這一原理和原則的指導下才開始走向了廣周的商業道路，並利用這一秘笈和法寶得了商海博的籤證與勝養。
正由於此，王現對構建晉商文化的貢獻是殊大的。他提出的「利以義制」，不但實現了「利」與「義」的統一，而且也促成了「商」與「儒」的合璧。儒賈相通正是在這種「統一」與「合璧」中而順理成章地形成了商與儒、利與義的內在邏輯原則和因果對應關係，即：商因義而由奸商変為儒商；利因義而由嗜利變為仁利。這樣一來，一個由「義」—「商」一「利」三環體所組成的晉商精神與商業經營的邏輯鏈條和因果關係便構成了，即儒賈相通、義利相通。這個邏輯鏈條和因果關係的確立，不僅是儒家文化的典型體現，而且更是晉商精神的靈魂之韻與生命之弦。
在晉商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儘管有特於各種各樣的客觀條件與直接原因，但從根本上講，這個「儒」與「商」、「義」與「利」的邏輯鏈條和因果關係的確立與實施，才是最最重要的。我們說誠信是晉商成功的生命線，而誠信也只不過是「義」的一種延伸與衍生而已。「義」的最重要和最本質的含義，就是正義和公益。想想看，當一個商人在用這種精神和這一原則為人、處事、做生意的時候，那該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景況和效果呢！當然是盡善盡美。當一個龐大的商幫在自覺地把這種精神和這一原則作為高度的共識與嚴格的矩範而予以遵從和貫徹的時侯，那又該產生一種什麼樣的反響和效應呢？自然是至優至淳。一個商人、一個商幫、一個龐大的商賈群體，能夠在幾百年的時間裡，堅持不懈地通過以贏利為目的的商業與金融活動，而創造出這樣一種盡善盡美、至優至淳的營商環境和買賣關係，那該是一種多麼巨大的成功和何等高尚的快慰啊！
把「義」與「利」＂結合起來、統一起來，並形成一種以義制利、以利弘義的鏈式邏輯與因果關係，是晉商精神的最大特徵和至高創意，也是晉商在創造巨大物質利益與貨幣時富的，同時，所作出的另一重大貢獻。晉商文化不僅是對晉商的形成與發展起了引領、促動、淳化和升華的作用，而且也為中國商業文化和世界商業文化的建構、完善、創新與發展，起到了啟發和示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