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的最後二十年，每天都沉浸在思考當中，只爭朝夕地工作。他撰寫長文，接受訪談，整理舊作，出版眾多作品，精彩紛呈。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這些作品的氣質，我想很多人都會選擇「反思」，這也是元化先生自己的意思。元化先生把2000年編訂的文集名為《九十年代反思錄》，用了他給馮其庸先生的題辭手跡「精思所積，荒徑為開」作扉頁，就含著這個意思。元化先生精研黑格爾哲學，他在嚴格意義使用「反思」概念，是哲學家的標準。「反思」一詞，在黑格爾《邏輯學》那裡是「思想回到了思想本身」，即思想者對原有的思想做返回自身的思考，是理性精神在第三階段的再一次提升。翻開元化先生的《讀黑格爾》，開宗明義第一句話，討論的就是「反思」。「反思（Nachdenken，後思），『反思一思想本身為內容，力求思想自覺其為思想。』在宗教、法律和道德……這些領域裡思想化身為情緒、信仰或觀點，亦未嘗不在那裡活動。思想的活動，思想成果，可以說都表現在裡面，都包含在裡面。」元化先生讀黑格爾《小邏輯》，摘錄了第51頁的內容，是1956年11月寫的，是當年的筆跡影印。這段話，正可以拿來作為元化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反思」精神的寫照。退下來以後，元化先生對以前在「宗教、法律和道德」領域內的「情緒、信仰和觀點」做了全面的反省，經過黑格爾式「精神返回自身」的「否定之否定」，達成了他的「晚年之學」。
元化先生自述平生有三次大的反思，第一次反思是1940年與妻兄滿濤爭論的結果，他們從蘇聯文藝理論回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原著思想；第二次反思是1956年受「批判胡風分子」的牽連，在「隔離審查」期間攻讀哲學，通過對黑格爾《小邏輯》、馬克思《資本論》和莎士比亞戲劇的研習，進一步擺脫教條主義影響；第三次反思發生在那次「大的政治風波」之後，元化先生在「痛定思痛之後要探尋為什麼'左'的思潮在中國的影響這樣源遠流長，在許多人的頭腦中這樣根深蒂固？」
元化先生的思想家氣質，註定他在社會變動的關鍵時期都會以深刻的方式作出敏銳的反應。「幡然悔悟」是不夠的，他追求的是帶著反思的大徹大悟。1986年秋冬之際，元化先生住在金山賓館接待馬悅然先生，朱維錚先生帶我，還有龐樸、紀樹立、黃萬盛等一起驅車前往，去商討《中國文化史叢書》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科學文化史》中國部分的編輯工作。那次，元化先生差不多是用誓詞般的口氣告訴大家，他退下來以後將一心做研究，做一個老知識分子，而不是「老幹部」。此後，他拒絕了兩三個出任這聯那聯主席的提議，絕不願卷在文學、藝術、社科界的各種關係中，不帶權勢，隻身一人，回到知識圈，只與學術界不多的朋友交往。我認為，像《清園近思錄》《九十年代反思錄》等帶著「思」字的書名和文章，最能反映他的晚年夙願。20世紀80年代以後，元化先生的「反思」迥出儔列。貼著時政的思考，都是在「思想和學術」的層面，做的是「反思」（Reflection）工作。
元化先生在二十多年裡以敏銳的觸角，探討中國文化的重大問題，思考強度非常大。加上他治學跨了文學、哲學和歷史領域，構成了一個大的思想體系。他不停頓地思考，20世紀80年代提出「新啟蒙」，20世紀90年代開始了「第三次反思」以後，急切地關心國內外重要思潮。從《清園近作集》中的文章和訪談可以看到，在2000年前後的「人文精神」vs「消費主義」、「保守主義」vs「激進主義」、「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等重大議題上，元化先生都砥柱中流般地提出了鮮明主張。元化先生對外界「南王北李」、「南王北錢」等傳稱並不認可，但他團結了上海、港臺和海外的一批學者力圖超越政治和時事，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和歷史進行徹底的「反思」，則是事實。
在《學術集林》的籌辦、編輯過程中，朱維錚先生贊同元化先生提出的「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當海內外有議論說這是「學術出臺，思想淡化」，他在對傅傑的訪談中說：「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會被救亡所壓倒，被學術所衝淡。」朱老師鼎力支持元化先生的主張，在和我們的聊天中說：元化先生是「思想中人」，也是「學術中人」。他在黑格爾哲學與文學批評有建樹，還有過去在黨內生活中形成的敏銳判斷，這樣既能駕馭文、史、哲多學科，又了解社會現實的學者，現在國內就沒有幾位了。朱老師還說：元化先生年齡上是兄長，思想上卻應該是我的師長。王元化先生2008年去世，朱老師2012年去世，兩先生在晚年成為莫逆，二三十年中越來越密切地交往，傳為佳話。朱老師尊元化先生為當代「思想中人」有學問者，元化先生也一直說：你們的朱老師有學問也有思想，是我在上海最談得來的人。我本人是在1986年經過朱老師的引薦，向元化先生面呈了關於《萬國公報》的碩士論文，得到了專門的指教。1998年，元化先生更是作為答辯委員會主席，主持了我的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博士論文。二十多年裡，因為很多問題去向元化先生請教，每次談話過後，哪怕很短的時間，都會受到他的精神感召。據我所知，很多人都有著同樣的感覺。
退省（Retreat）有一陣子，元化先生在合適的談話場合，會提到自己的基督教家庭背景。和早年脫離家族的信仰傳統，晚年仍然是一位無神論者的實際情況相對照，他對基督宗教，尤其是對於在華基督宗教影響的評價，有了很大的改變。那一時期，他對宗教和信仰表示了好感，但也並不是簡單的壞了又好了的那種。我認為宗教信仰的複雜性，也是元化先生晚年「反思」內容之一。「回到思想本身」，元化先生全面思考了他與家庭、家族、社會和人類在終極存在上的精神關係。他在第一、二次反思中，已經擺脫了第三國際意識形態關於宗教信仰、西方列強和殖民主義的觀念。第三次反思中，元化先生並沒有回到逝去的家族信仰傳統，仍然是一種堅定的人文主義者的態度。但是，元化先生在一次訪談中卻明白地說：「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我小時候也受過洗。」成為共產黨員以後，「自然不再信教了，但基督教精神可能還會發生潛在的影響。」
元化先生懷疑，在他一生的思想中「可能」存在基督教的「潛在的影響」。試探著解釋這個「潛在的影響」，是我們理解元化先生晚年思想的一個關鍵。
1986年在金山賓館，元化先生說要重視對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和出版的研究，隨後就告訴大家說他曾經是基督徒。在場的人似乎都是第一次聽說，頗有些意外，那時候對此話題仍然是有點禁忌的。「我的外祖父桂美鵬是沙市的一名傳教士，他是基督教聖公會第一位由中國人擔任的會長，負責長江一帶的傳教會務。」「我中學讀的是教會學堂，讀大學時已經抗戰了，我參加了救亡運動，讀的大學不是教會學堂，而且我也沒有讀完大學。」「如果說基督教對我有什麼影響，那恐怕就是《新約》中的基督教精神吧。」後來還知道，元化先生的婚禮是基督教式的；1986年和2006年，是在衡山路國際禮拜堂為他母親桂月華和妻子張可做的追思。因為我一直在做在華基督教、天主教的研究，元化先生和我談這個話題比較多。初次交談時，他就說應該去找陳澤民院長、鄭建業主教，把他們請出來做基督教研究。元化先生曾邀請他們編輯《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宗教"部分。後來，他還提起了武昌教會的韋卓民先生，是他欽佩和交往的神學家。有一次他留意著告訴我，武漢大學哲學系做基督教研究的車桂教授是他的親戚，要我們多聯繫。元化先生對中國基督教會及其信仰本質都非常熟悉。我曾經和朱維錚老師說，元化先生對於宗教研究很有見解。當初如果是元化先生布置上海的宗教學、宗教學會，則會更加重視理論和歷史，並"反思"到中國宗教的根本問題。
人們就此揣測，以為元化先生不懈的「反思」精神與家族信仰有關，是託爾斯泰、十二月黨人的「懺悔」意識。這當然比較符合八十年代以來的學者想像，但並不是元化先生的自我認識。懺悔（Confes- sion）是基督宗教的「七項聖禮」之一，天主教的翻譯是「告解」。中國教會至今的理解，懺悔是一種把自己託付給上帝，完全否定自我的行為。基督徒做懺悔，有神學指導，它要求全面反省信徒與上帝的關係。「懺悔」和哲學家講的「反省」，在歷史上有一些聯繫，但不是一回事。元化先生讀黑格爾哲學，有完整的近代理性主義精神，他的第三次反思並不是向某種本體的「懺悔」，而必出於自己的思考。1999年，當李輝在訪談中問：「您的反思與宗教的懺悔。反省有無關係？」元化先生回答說：「沒有你說的什麼宗教的懺悔心情。一個人反思自己的思想，有錯誤加以糾正，就像走路跌倒爬起來再想想怎麼走一樣……和宗教的懺悔有什麼關係呢？」
基督宗教的「Confession」翻譯為「懺悔」、「告解」，元化先生晚年反思（Reflection）狀態中並無這個因素。我的理解是，元化先生當然沒有回到基督徒的上帝觀（信仰本體），更沒有重拾基督教的禱告和懺悔（禮儀實踐），他仍然是一個人文主義者。那麼，他感受到的「基督教精神的潛在影響」到底是什麼呢？元化先生自己也感覺信仰精神的回歸，這又如何解釋？元化先生和做出嚴肅思考的人們，心理上都有著痛苦的經驗需要超拔。如果說這種心理經歷與某種信仰有關的話，那不是懺悔，而是一種Retreat，或者就可以譯成「退省」。Retreat，除了撤退的意思外，還指教徒從世俗生活中退下來，以安靜和獨處的方式，閉門思考自己與上帝的關係，稱之為「避靜」。我常常覺得，離開吳興大樓，常年在衡山賓館和慶餘別墅標準間生活的元化先生，生活簡單，精神豐富，過的就像是一種「避靜」生活。教會有這樣的習慣，對現實失望的時候，它建議你退一步，在一個超越的思想空間裡展開批判，獲取靈感。元化先生晚年退出了世俗生活，展開反思和批判，很像是一場退省。每次去拜訪元化先生，都會想起馬相伯在洋務變法活動失敗後息影土山灣，卻在籲喊「還我河山」的樣子。
「退省」，退而省思，留出物理空間，保持精神距離，對先前生活中形成的觀念和信仰作一深思，庶幾就是黑格爾哲學意義上的「反思」了。元化先生「談反思」，說：「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反思所稱是出於一種憂患意識，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對過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尋求真知。這種反省之所以發生是鑑於自己曾經那麼真誠相信的信念，在歷史的實踐中已露出明顯的破綻。」今天讀這些熟悉的文字，仍然感到一種衝擊力，有著震撼。這種「退省」後的「反思」和儒家奉行的「達則兼濟，窮則獨善」也完全是兩碼事。退省（Retreat）並不是「窮則獨善」之消極、怯懦，而是具有理性力量的反思，承擔責任，開展啟蒙。我們感受的震撼，既來自元化先生話語中間包含的真誠，更有因「退省」而發生的那份神聖感。按我的理解，正是在這個複合的意義上，元化先生的精神回到了他早年的信仰狀態。
「退省」，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反思」，是一種超越的思想行為，元化先生「退下來」的晚年生活是如此精彩，他給一代人樹立了榜樣，一種自覺而有意義的生命價值可以這樣建立，而不必在失去原有地位之後東奔西突，棲棲惶惶地打發餘生。
我一直覺得，元化先生的晚年生命中明明白白有著一種「超越性」（Transcendence）。他不僅要超越中西之爭，超越左右之爭，超越學術與思想之爭，這些當然都是他在「退省」以後，通過長期的"反思"而從那些世俗紛爭中獲得的「超越」，是他一生都想獲取的答案。然而，哲學和神學意義上的「超越性」不止於此，它還需要在超越世俗爭議之外更有一種神聖感，還關乎終極的最高存在。德裔美籍哈佛大學神學院宗教哲學家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把精神的超越性理解為「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舉凡對上帝、真理、奧秘、元初精神，甚至仁愛等情感本體的追尋和關注，都可以定義為具有神聖意義的「超越性」。我們看到，元化先生一生，尤其是在最後的二十多年裡，對真理有著如此執著的追求，是當得起那種「終極關懷」的。
再啟蒙（Re-Enlightenment）元化先生的晚年之學，「反思」是他從哲學中獲取的思想方法，「退省」是他從家庭環境滋養而來的信仰情懷。那麼，他在退省之後的「第三次反思」中得到的思想結論是什麼？經過「否定之否定」，元化先生想告訴我們的又是什麼？關於這一點，有不同的說法。有說元化先生改持了「保守主義」，因為他反思了革命進程中的激進主張；有說是回到了「新考據」，因為在《學術集林》的編輯方針中偏向學術、專注傳統；還有說是「人文主義」，那些年元化先生支持年輕學者中發起的「人文精神」討論，對「商品大潮」捲走了思想文化持批評態度。但是，今天我們紀念元化先生，應該想到他本人是不是願意被這樣定義？不是不可以用一種方法和價值去概括元化先生的思想，而是我們要考慮元化先生為什麼一直拒絕被貼上「主義」的標籤，而要求被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對象，做全面的、具體的理解。
元化先生最後二十年中，令人炫目地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觀點和主張。有的人只是從他提出的觀點結論去理解，而較少注意到他的「反思」過程，因而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蘊含。比如，他曾明確地批評五四以來的「激進主義」，為此，就被有些人誤解為「保守主義」。實際上，元化先生清理的「激進主義」，是海內外很多學者都已經察覺到的中國革命中的Radicalism。元化先生從來沒有否定五四時期的「啟蒙精神」，相反他是對激進主義思潮導致的對「科學、民主」精神的背離，對這種「異化」現象加以「反思」。元化先生說：「我認為『五四』精神當然要繼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圖倫理、功利主義、激進情緒、庸俗進化觀點等）是不應該繼承的。」在這裡，元化先生反對的是沒有被五四啟蒙精神推翻，反而在思想界越來越嚴重的獨斷論言行。這種獨斷論是啟蒙精神的「異化」，以至於出現了反科學、反民主、強暴力的種種運動。元化先生和朱維錚老師離開我們的這些年裡，我們看到20世紀在中國發生的種種情況，在21世紀的美歐也會發生，這不是足以令人深思的嗎？
元化先生曾經對我們說：我生於1920年，可以說是五四的兒子，當然不會去否定五四。這段話寫下來時，他這樣說：「我嘗言，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圍和思想影響下長大成人的。」同一時期，元化先生在與胡曉明的訪談中表示：「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紀之子，是喝著十九世紀作家的奶長大的。」至今想來，元化先生的話，即兩個「之子」的比較，仍然很深刻，並且準確。元化先生受19世紀古典哲學、文學精神的滋養，19世紀正是歐洲啟蒙運動產生豐碩成果的年代。元化先生18歲到上海定居，完成教育，建立社會關係。上海是近代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也是「西學」翻譯、出版和研習的中心，讀得到各種各樣的新作品。從元化先生的早年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在英國戲劇、散文，法國小說、藝術，德國哲學、美學等領域，都有精湛的造詣。在他和胡曉明的對話中說：「在我的著作中，談的較多的除莎士比亞、菲爾丁等外，是狄更斯、勃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託爾斯泰、契訶夫、安德萊夫、雨果、巴爾扎克、司湯達、羅曼·羅蘭等。還有一些雖然沒有在文章中談到，比如像馬克·吐溫、傑克·倫敦、王爾德以及一批詩人、戲劇家等，也都是我所喜愛的。」元化先生的啟蒙觀念除了文學之外，還源自19世紀德國哲學中的理性主義、英國思想中的經驗主義、法國政治中的博愛精神。這種歐洲近代思想成果，都應該是五四啟蒙的資源，可惜這種本應發揚的思想資源，在五四啟蒙中並不充分。眾所周知，五四啟蒙時期身在一線的啟蒙者，都是宣傳家、組織者，絕大多數不具有像元化先生這種素養。因此種種，那場啟蒙中就必然會有元化先生在不斷反思中發現的，那些必須要揚棄的種種「缺陷」。
上一次「啟蒙」最大的惡果是出現了大面積的思想專斷。1915年《青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本身並不是專斷，而是反專斷。但是，幾年以後大批「啟蒙者」懷抱著確定的思想，自認為掌握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投身下一場運動，馬上出現了又一場專斷。若說五四前的思想專斷是以「天道」、「帝心」為測度，那此後的專斷以「規律」、「法則」為標準，更形武斷。元化先生說，1956年，在他的第二次反思中，「黑格爾哲學曾經把我從精神危機中拯救出來。那時我多少次從他所說的『人的精神的偉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視的』那段話裡獲取了力量」。但是在第三次反思中，他認識到思想如果被賦予了權力，冠之以「規律」之名，強制執行，則可以為害。「現在，我的看法改變了。我認為事物雖有一定的運動過程、因果關係，但如果以為一切事物都具有規律性，那就成問題了。」元化先生有一篇訪談，用「具體中的普遍性」做標題，我想也是同樣的意思。
關於「規律」，想起來和元化先生的一段交談。大約是1988年，我去給元化先生送我們幾個年輕人翻譯的《文化：歷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該書由朱維錚老師作序，紀樹立先生校對。我說起書中翻譯的「規律」（regularity）一詞，元化先生激動地說，以前他相信黑格爾式的「客觀規律」，認為人類可以掌握它來改造世界；現在他認為這樣的規律是不可靠的，社會運動中的一些「規則性」現象，只是相同環境、條件下的相似性，而且依賴於認識主體的主觀體驗，不可以用客觀真理的名義強制執行。經過元化先生的講解，我明白了他痛切反省的「規律」是大陸哲學強調的「natural law」（自然法則）。英美哲學講的regularity （規則性），就是元化先生講的那種和人的認識能力結合在一起的經驗性法則。元化先生破解教條主義、專斷主義的思考，深入到了本體論。我們從很多例子中看得出來，元化先生的晚年的本體論觀點是從側重於德國哲學的理性主義，轉向了英美哲學的經驗主義。
如前所述，元化先生對五四的反思，並不否定它的口號、主張和價值，而是指出在運動實踐中的做法，以及實踐者對於「德先生」、「賽先生」的獨斷論解釋。「九十年代初」以後，元化先生上海、南京、杭州各大學演講，都表達了這個意思。在《對「五四」的思考》中，元化先生又將其「要旨簡述」列為六點，大家可以參看。元化先生對五四的實踐和詮解有重要的指正，但他更加堅定的主張仍然是「啟蒙」。他明確地指出，源自清華園內著名事件，然後被陳寅恪先生詮釋出來的「『獨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個重要特徵。如果從這方面去衡量『五四』時代的學人，過去慣用的文白界限和新舊界限就很不適用了。」我以為，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元化先生的「晚年之學」，最恰當的還是「啟蒙」這兩個字，而啟蒙的要旨，就是「獨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我甚至覺得，「啟蒙」這兩個字可以概括元化先生一生的治學和功業。元化先生三次反思，就是不斷地修正認識，尋求真理，點燃自己，照亮他人。忽然記起，曾經是基督徒的元化先生一定能背誦這一段：「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約翰福音》1.7）
元化先生是八十年代「新啟蒙」的先驅，1983年秋，我入學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碩士研究生，課堂上布置閱讀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就是元化先生和王若水、顧驤一起在天津迎賓館參與了討論和起草，不久，對這篇文章中「人道主義與異化」觀點的批判發展為「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元化先生總是在挫折之後進入新的思考，他在1985年參與復旦大學的中國文化史研究，1986年幫助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研討和制定，都提出了重要的想法。1988年，他更以一人之力創辦《新啟蒙》，當事人李銳、魏承思都寫了回憶文章。翻檢了當年的《新啟蒙》，封面上的翻譯是「New Enlightenment」。鑑於元化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放棄了「新啟蒙」概念，我們今天討論他的啟蒙思想就不便再用。注意到元化先生文章中經常使用「再思考」、「再認識」，我們可以把他的「九十年代反思」定義為「再啟蒙」，用Re-Enlightenment來翻譯。這裡的「再」啟蒙，既不是「新」（new）啟蒙，更不是「反」（anti）啟蒙，而是黑格爾哲學意義上的揚棄和更新，更精準有效的啟蒙。
「晚年之學」王元化先生早年學術成果已經非常突出，在文藝批評等領域獨樹一幟。第一次反思之後，他從蘇俄文藝理論轉向馬克思、恩格斯原著，這是他能夠擺脫當年教條主義的基點；第二次反思之後，他在思想困頓中鑽研《小邏輯》、《精神現象學》等，並把黑格爾哲學用來分析傳統文藝思想，在《文心雕龍》、莎士比亞戲劇研究中開出嶄新局面。元化先生在「文革」以前就擺脫束縛，建立了以精湛的中西哲學和思想為基礎的文藝批評理論，這是他的「早年之學」。
「文革」以後，元化先生痛定思痛，將自己在前二次反思中的心得告訴大家，有一個「新啟蒙」階段。沒有料到十多年之後中國社會又發生了重大轉折，逼迫大家重新思考，而元化先生又挺身而出，開始了他的第三次反思。在二個世紀之交時期的第三次反思中，元化先生退出世俗生活，提出「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回到了他早年的道路，一邊治學，一邊思考。他提出古今兼容，中西會通；既做學問，又談啟蒙，或即是以確鑿的學問啟迪智慧，推行人文精神，達成「啟蒙」。元化先生是一位對於舊世紀中國人的百年歷史展開批判，對新世紀人類未定藍圖有著關懷和憧憬的思想家。元化先生在最後二十年中留給了我們一份珍貴的「晚年之學」。
記得有一次，元化先生和我談話，他的話題有點跳躍，又一次說道：「退下來以後，我堅決不要那些榮譽性的職務……我要恢復到一個學者的身份。別人願意做『老幹部』我不管，我要一個『老知識分子』的稱號就夠了。」
元化先生以自己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反思，以他的「晚年之學」，踐行了這一點。見過元化先生背過人來的憂鬱神情，都會覺得他的個性裡面，藏著一位學者的睿智和思想者的頑強。
其實，除了20世紀80年代初短暫的幾年之外，元化先生從來就是一位沉浸於書齋、主編刊物和主持出版社的學者。在上海和全國的學術界，乃至海外漢學界，他的學術受到肯定，他的發言得到重視。但是，當好事者提出一些說法，比如如前所述，從思想的角度比較說「南有王元化，北有李慎之」，從學術的角度比較說「南有王元化，北有錢鍾書」，元化先生都是不贊成並加以制止的。
元化先生晚年的思想和學術，並不只關注他一生面臨的困境，而是抒發開來，想到了他與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以及人類在21世紀的未來。元化先生早年受清華園文化氛圍的薰陶，具有豐富的中西學素養，後來介入到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的思想漩渦中，他有能力在晚年作出這樣層面的反思。這一階段的元化先生，一定是想對他的以前的學術和經歷做一個總結，要給動蕩的20世紀中國思想界一個交代。
王元化先生完成了自己的心願，以一個老知識分子、老學者的身份，離開了這個他並不滿意的世界，留下了一份只屬於他獨特的精神遺產。這份思想遺產，是王元化先生晚年經過痛苦的「退省」，認真的「反思」得到的，必定也會啟迪我們後人，在知識人群當中「再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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