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參與論壇的外方代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於近日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雜誌撰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不平等問題。
他認為，疫情使遠程辦公、自動化等趨勢加速，幾乎一定會加劇不平等。減少不平等需要經濟規則的全面改寫。
徵服不平等的鴻溝
世界各國對這場疫情的管控和應對方式存在顯著差異，無論是從各國在維護其民眾健康、維持經濟運行上的成效看，還是從其各國的不平等程度來看，都是如此。
造成這些差異的因素有很多：現有的衛生保健狀況和醫療資源不平等；國家對疫情的準備程度和經濟的韌性；公共部門反應措施的質量，包括對科學和專業知識的依賴程度；公民對政府指導的信任度;公民如何在追求個人「自由」和尊重他人之間實現平衡，包括能否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產生外部效應，等等。
至於上述各種因素其強度分別如何，研究人員需要花費數年時間才能剖析清楚。
新冠疫情給不同群體帶來的機會並不均等：它的主要目標是那些健康狀況不佳者以及日常生活中與他人有更多接觸的人。
這就意味著，貧困人口受到的傷害更大，尤其是在貧窮國家和一些醫療保健服務得不到保障的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美國之所以是感染者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至少在本文付印時是這樣），一個原因是，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中，美國是平均健康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這表現在預期壽命較低（現在甚至比7年前還低）和不同人群健康差距最大這兩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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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仍然可以通過兩個國家一窺其中的經驗教訓。
如果美國代表一個極端，也許紐西蘭可以代表另一個極端。這是一個有能力的政府依靠科學和專業知識來做決策的國家，一個社會團結（公民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影響他人）以及信任（包括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很高的國家。
紐西蘭已成功控制住疫情，目前正在使用一些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來重建經濟，並使其具有疫情後的世界所應該有的特點：
一種更加綠色、更加以知識為基礎、更加平等、更加團結同時具有更高程度的信任的經濟。這其中有一種自然的動力。這些正面的特性可以相互促進。同樣，一些負面的、具有破壞性的因素也會使一個社會不堪重負，導致包容性下降、兩極分化加劇。
紐西蘭成功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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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儘管新冠疫情之前的不平等已經非常嚴重，而且這場大流行病尖銳地暴露出我們社會當中的不平等，但如果政府不採取行動，不平等問題在疫情之後的世界可能會更加嚴重。
原因很簡單：新冠疫情不會很快消失。
人們對另一場大流行病的恐懼將會持續一段時間。現在更有可能的是，無論公共還是私人部門都將認真對待其中的風險。這意味著某些活動、某些商品和服務以及某些生產過程會被認為具有更大的風險和成本。
雖然機器人也會感染病毒，但它們更容易管理。因此，在可能的情況下，機器人很可能會取代人類，至少在在邊際上是這樣。遠程辦公將至少在邊際上取代航空旅行。新冠疫情將加劇機器人對某些工作的威脅，這包括從自動化屬性較高的工作到低技能的、人與人之間的服務崗位（例如，教育和衛生領域的某些服務人員），而此前的觀點一般認為這些人員受到的影響較小。
疫情中的消毒機器人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對某些類型勞動力的需求將會減少。這種轉變幾乎肯定會加劇不平等，或者，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會加速推進當前業已存在的一些趨勢。
新的經濟，新的規則
簡單的解決辦法是，在就業市場變化的同時，加快提升勞動者的技能，為其提供培訓。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僅靠這些措施是不夠的。
我們的社會需要一個全面的計劃來減少收入不平等。該計劃首先需要認識到，一個多世紀以來主導經濟學家思維的競爭均衡模型（即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價格由競爭市場決定，而競爭市場的本質是需求和供給）並不能很好地描述今天的經濟，尤其是在理解不平等現象加劇上，甚至是理解創新驅動型增長方面，它的表現都欠佳。
我們的經濟充斥著市場力量和剝削，遊戲規則很重要。公司權力的限制措施遭到削弱，工人的議價能力被壓至最低，保護消費者、借貸者、學生和工人免遭剝削的監管規則遭到侵蝕，所有這些因素共同導致經濟表現變差，主要特徵是尋租現象日益嚴重，不平等現象加劇。我們需要全面改寫經濟規則。
例如，我們的貨幣政策需要更多關注確保所有群體的充分就業，而不僅僅是關注通貨膨脹;我們需要更加平衡的破產法，以之取代那些對債權人過於友好、對從事掠奪性貸款的銀行家追責過輕的舊破產法；與公司治理有關的法律需要認識到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十分重要，而不僅僅只有股東才重要。
與全球化有關的規則不能僅僅服務於企業利益；勞動者和環境必須得到保護；勞動法需要更好地保護勞動者，並為集體行動提供更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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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所有這些都實現，也無法創造出我們所需要的平等和團結，至少在短期內如此。
我們不僅要改善以市場為基準的收入分配，還要改善收入的再分配方式。比較反常的是，一些市場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比如美國，實際上實行的是累退稅制度，即相對於社會中下層勞動者，高收入者繳納的稅收在其收入中的佔比更低。
在過去的十年中，IMF已經認識到平等對於提高經濟表現（包括增長和穩定）的重要性。市場本身並不關注分散型決策所產生的更廣泛的影響，而正是這種決策導致了以外幣計價的過度借貸或過度不平等。
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時期，沒有人關注到政策（比如資本和金融市場自由化）如何加劇了市場波動性和社會不平等，也沒有人關注其他政策變化（比如從固定收益制到固定繳款制退休/養老金計劃的轉變，或從公共養老金到私人養老金的轉變）是如何弱化了經濟的自動穩定器，從而加劇了人們的不安全感，造成了更嚴重的宏觀經濟波動。
這些規則正在影響各經濟體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方式，而且涉及其中的許多方面。在一些國家，這些規則鼓勵短視行為，加劇了不平等；所有未能出色應對此次疫情的國家都表現出了這兩種特徵。
這些國家對新冠疫情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他們的全球供應鏈韌性不足。
例如，當疫情暴發時，美國公司甚至無法向公眾提供足夠的口罩和手套等簡單消耗品，更不用說病毒檢測試劑和呼吸機等更複雜的產品了。
國際層面
新冠疫情暴露並加劇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在國際層面，它同樣暴露並加劇了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最不發達經濟體的衛生條件較差，衛生系統對新冠疫情的準備不足，人們的生活環境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傳染，而且他們也不像發達經濟體那樣擁有充足的資源去應對疫情的經濟後果。
只有在所有地方都得到控制之後，疫情才能得到根本控制；同樣，只有在全球經濟出現強勁復甦之後，經濟低迷才能得到遏制。這就是為什麼發達經濟體向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市場提供所需的援助既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也涉及對自身利益的考量。沒有這種援助，全球新冠疫情將持續更長的時間，全球不平等將加劇，國際社會將出現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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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二十國集團宣布將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向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市場提供抗疫援助，但迄今為止它們做的還不夠。特別是2009年曾使用的一種易於獲取的工具尚未被使用：發行500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SDR）。美國或印度對此始終缺乏熱情，這一點目前尚無法解決。
特別提款權對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將有巨大的幫助，而發達經濟體的納稅人也不需要或只需要付出很少的代價。如果這些經濟體將其特別提款權捐給一個信託基金，供發展中經濟體用於應對新冠疫情的各種緊急情況，那將是更為可取的。
同樣，遊戲規則不僅影響國家內部的經濟表現和不平等，在國家之間也同樣如此;在這個領域全球化的相關規則和規範居於核心地位。有些國家似乎在追求「疫苗民族主義」;而另外一些國家，如哥斯大黎加，正在盡其所能確保所有與應對新冠疫情有關的知識都能在世界範圍內共享，就像流感疫苗每年的更新一樣。
聯合國泛美衛生組織為蓋亞那的實驗室專家提供2019冠狀病毒測試培訓
新冠疫情可能引發一連串的債務危機。鑑於這場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規模之大，當前的多種因素，包括低利率、發達經濟體金融市場鼓勵貸款以及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的肆意借貸，已導致一些國家的債務超出其償還能力。國際債權人，尤其是私人債權人，現在應該懂得這樣一點：人無法從石頭裡擠出水來。債務重組是必然的，唯一的問題是，它將是有序的還是無序的。
新冠疫情不僅揭示出世界各國之間的巨大差異，而且這一事件本身可能還會導致這種差距進一步擴大並留下持久的傷疤，除非全球各國和各國國內更加團結。
以IMF為代表的國際機構以身作則，發揮了全球領導作用。部分國家內部也有著優秀的領導者，他們遏制了疫情，成功應對了其經濟影響，防止其導致新的不平等。
但是，正如某些國家的成功引人注目一樣，另一些國家的失敗也同樣引人注目。可以說，那些疫情應對不力的政府拖了全世界的後腿。不同應對方式產生不同的結果，而隨著局面的逐漸清晰，希望情況會有所轉變。新冠疫情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其經濟影響可能持續更長的時間。現在改變路線還為時不晚。
本文原登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與發展》
排版 - 昕諾
編輯 - 夏天、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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