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現在的人都是字典翻譯，最蹩腳的就是字典翻譯，直譯本是永遠不好讀的。他的勞動強度比別人大，現在好多詞別人都翻過了，都知道怎麼翻了。
羅新璋家裡每個房間都堆書，除了客廳、他自己的書房和夫人（日語翻譯家高慧勤）的書房，臥室裡也有很多。
約訪法語翻譯家羅新璋之前，在網上看到一則軼事，說搞翻譯的老先生們都很神奇，七八十歲了，要麼還像年輕人一樣矯健，要麼能熟練使用各種新軟體新技術，其中說到今年 77 歲的羅新璋每日依然騎車買菜，有一次碰到一位 90 多歲的騎車老者，滿心歡喜自己還能騎車買菜十餘年。
果然，電話裡羅新璋說：「我那裡不好找，在太陽宮地鐵站等吧，我騎車來接。」當日早上又發來簡訊：「D 出口，3 點半，持《文匯報》者即是。」感覺像是電影裡地下工作者對接頭暗號。一出地鐵站，就看到了自行車兜裡的「文匯報」，羅新璋笑眯眯的，精神很好。走到他住的中國社科院小區大約十來分鐘，他推著車，指指周圍這一片：「我 1953 年來北京的時候，天安門前還有牽駱駝的，根本沒太陽宮這個地方，我們那幢 18 層的樓建起來的時候，是這裡最高的樓。」60 年來北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出生在上海的羅新璋還保留著讀上海報紙的習慣。
羅新璋家裡每個房間都堆書，除了客廳、他自己的書房和夫人（日語翻譯家高慧勤）的書房，臥室裡也有很多。「以前老伴不讓我在床上看書，我醒得早，翻書譁啦譁啦的，影響她，現在她走了，我在床上看書的時間就很多了。」老伴去世後，羅新璋一個人住，女兒羅嘉有時會來看他。受母親的影響，羅嘉業餘時間也搞點日語翻譯。羅新璋的書架上放著女兒剛出版的新譯作，原來是最近很紅的荒木經惟作品《東京日和》。
前一天，羅新璋恰好去了中華書局的門市部燦然書屋，買回的書還放在桌上，打開其中一本錢基博的《國學必讀》，扉頁上的題籤寫得極詳細，不僅記錄了時間、地點和折扣，還寫：「十一點至十二點半，偌大一門市部，只我一人購書三本而已！」儘管知道網上折扣多，羅新璋還是喜歡自己去書店，「翻一翻才知道內容怎麼樣」。和新買的書擺在一起的還有一本 2002 年出版、司徒逸翻譯的蘇菲·瑪索自傳《說謊的女人》。「你對蘇菲·瑪索也有興趣？」老先生哈哈一笑說：「這是我翻的啊，老婆幫我找的活兒，有一陣特別閒。我翻的時候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給我打電話，問我在幹什麼，我說我在翻這個，他說你老頭兒怎麼翻小女孩的書！我就用了個筆名，因為不好意思嘛。」一個星期前他在單向街書店看到出了新譯本，就拿回來對照著看了看：「不知道為什麼，都是這個書，人家翻出來比我厚這麼多。」
在《紅與黑》的十幾個版本中，羅新璋的譯本是公認最好的，當年為了趕進度，他每天 4 點起來，抓緊沒雜事、沒電話的 3 個小時，工作到7 點再去上班。他的用功也是出了名的，因為喜歡傅雷的譯筆，他花了 9 個月時間，把好幾部傅雷的譯作逐字逐句抄在法語原版書上，共抄了 254. 8 萬字，還做了不少注釋。1973 年，在被借調到法國為一個文物展做翻譯的時候，羅新璋偶然在巴黎國立圖書館看到了善本室珍藏的巴黎公社公告原件，於是每天在正常工作之餘，又花四五個小時逐份抄錄，40 多天抄完了近 400 份公告，回國後編譯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問起最近的翻譯計劃，羅新璋感嘆：「沒時間，現在主要在忙吃飯，我一個人，生活花了我很多時間。每天都有很多雜七雜八的事情，你不要看衣服洗衣機會洗，但你還要放洗衣液、還要晾，每天家務事做完，看書、報刊又花不少時間，真正能幹事情也就兩三小時。每天的家務每天清，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羅新璋和傅雷有很多通信，只有一封留存下來。
因為喜歡傅雷的譯筆，羅新璋花了 9 個月時間，把好幾部傅雷的譯作逐字逐句抄在法語原版書上。
羅新璋的老伴高慧勤是日語翻譯家,去世後留下了大量的日文原版書。
B= 《外灘畫報》L= 羅新璋
B：你總共大概翻了多少字的作品？
L：我很慚愧啊！我堂堂大翻譯家，大概只翻了 100 萬字不到。前 17 年，我在外文所搞中譯法，然後調到社科院，主要做研究，翻譯是業餘的事情。雖然喜歡搞翻譯，但不一定能夠照你的意思做，我喜歡做法譯中，結果搞了那麼多年中譯法，到社科院的時候已經四十六七歲了。那時候忙著應付院裡的工作，研究現代新小說，我根本不喜歡，而且不適應，有空的時候就偷偷翻譯，莫洛亞《慄樹下的晚餐》是我翻的第一本書，這個人很不錯。
B：你是搞法語的，但是現在好像看國學書看得挺多。
L：對。現在因為退休了，不去所裡，和新書雜誌沒什麼接觸，有時候自己想去法語中心買本法國雜誌，要 52 塊，真厲害，所以看中文書比較多。我很奇怪的，當時我中譯法主要是譯古文，有人說我古文功底好，肯定是翻的時候琢磨的，記住了。最近編了本《古文大略》。我翻過陶淵明、柳宗元，《紅樓夢》翻過第 18 回和 42 回，巴金、老舍、艾青也翻了一點。那時候是工作，要什麼就翻什麼。我們完成初稿，洋人來改，我們翻得不是不正確，但是人家很簡潔，看他們改了什麼，真是訓練。1963 年的時候說要辦一個中國文學的刊物，不惜血本，請了洋人到北京來，等翻完出版了，正好1964 年中法建交，我們之前也不知道。
真的中翻外能翻好沒幾個人，學來的外文不是自然的外文。我很用功很勤奮啊，在外文所花了 6 年扎紮實實看法文，到了「文革」，錢鍾書那批老的全部被打倒了，所以我們一批新的進了那個翻譯班子，那十幾個人裡面我是唯一沒在國外留學過的。但是我要從中國法文變成法國法文，基本上是跨不出去了，再用功也沒辦法突破。
B：後來你也沒有在法國長期待過？
L：從來沒有。本來 1964 年第一批公派去法國，我也在裡面，後來我們領導考慮很周到，我是法文組組長，走了沒有人做工作了。失去了這個機會，就再也沒機會了。後來改革開放，我們已經過時了。在國外生活很重要，我的法文基本是書本學來的，到了大學四年級都沒聽過法國人說話，一看就太文了，不夠活。
B：你和傅雷有很多通信，他聽說你抄他的譯文，還讓你指出謬誤之處，這些信還在嗎？
L：就剩一封了。這封信和我的命運關係極大。因為我老婆的父親在 1957 年反右運動中被認為有歷史問題，送去勞改3 年，屬於地富反壞右。「文革」之後，紅衛兵來抄家，她很害怕，就把唱片、書什麼的自己毀了。她說最可怕的就是傅雷的信，他是「自絕於人民」的，都燒掉吧。那時候用蜂窩煤燒，要往裡面扔，我趁她轉頭，把最重要的一封塞在屁股口袋裡，留下來了。實際上到後來，紅衛兵一走我們傻了，因為我老婆和單位裡那些造反派關係不錯，他們就隨便看了看，說你們自己處理吧。幸虧這封信留下來了。
傅雷的翻譯既不死扣原文，又不離開原文的意思，這很不容易，現在很多人沒好好看他的翻譯。你想想傅雷花了多少代價？南匯400畝田，就成就了一個翻譯家，培養了一個鋼琴家，現在有400畝田，我在家裡幹什麼不行？他的環境和別人不一樣，一樓娘姨，二樓老婆，有人要來見，老婆先把他們擋掉了，他在三樓，幾個小時琢磨一個字，那時候還沒有法漢字典，他就是看原文翻譯，這是真正的翻譯。現在的人都是字典翻譯，最蹩腳的就是字典翻譯，直譯本是永遠不好讀的。他的勞動強度比別人大，現在好多詞別人都翻過了，都知道怎麼翻了。所以我翻《紅與黑》也是討巧的，有些從他那裡搬過來就行了。現在的人都不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