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於實行：鄒東廓的講學、教化與良知學思想》
張衛紅 著
定價：86元
01
內容簡介
鄒東廓行書信札
由西方舶來的學術分科觀念，尤其是「哲學」與「歷史」兩大學科的對立，使我們一度喪失了整全地理解中國傳統儒者的可能。儒學關乎生命，真正的儒者無不將義理融貫於生活之中。對於抱持「萬物一體」觀念的宋明儒者來說，講學與教化鄉族尤其是他們道濟天下的重要途徑，也使得儒學離開廟堂，成為田野中活潑潑的學問。然而，「哲學」化的思想史研究重視思想輕視實踐，重視創見者輕視傳承者，此種偏狹視角使得許多傳統學術史上非常重要的儒者淪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鄒東廓即是其中一位。
在明代人看來，鄒東廓是陽明門下高弟，「得陽明真傳」，被黃宗羲列於《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之首。在現當代的不少哲學史著作中，他卻被視為 「保守」，思想「乏新可陳」，因而得不到多少篇幅。如何克服古今間的這種「斷裂」？本書以歷史與哲學相結合、心性工夫與社會實踐相貫通的視野，分疏了鄒東廓一生的學思歷程，及講學、 交遊、教化鄉族等活動，揭示出鄒東廓乃至江右王學的特質正在其「敦於實行」--思想與實踐達到了高度渾融。
02
作者簡介
張衛紅，中山大學中國哲學博士，現任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羅念庵的生命歷程與思想世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鄒東廓年譜》（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整理古籍有：《龍溪會語》，收入《儒藏精華編•子部儒學類》。專注於明代儒學研究。
03
正文摘錄：本書結語之一部
鄒東廓並不是一個著述宏富、思想體系博大的思想家，就其發揮最多的戒懼說而言，既不像王畿之學那樣善於精微地發揮陽明學旨，亦不像聶豹之學那樣特立獨行、自成一家。且東廓思想定型較早，自嘉靖七年確立戒懼於本體的為學宗旨以來，此後思想無大改變。可以說，其思想基本上是對陽明平實教法的繼承，乏新可陳。然而今人所論其「平實地繼承陽明之學」，在王門同道那裡卻是一個極高的評價。逮至晚明思想家紛紛批評王學末流之弊時，劉蕺山、黃宗羲更將以東廓為首的江右王學視為正宗。劉蕺山謂：
東廓以獨知為良知，以戒懼慎獨為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率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庵收攝保任之說，實溯諸此。
黃宗羲追隨師說，將鄒東廓戒懼之說、羅洪先主靜之學一同視為王學正傳，並尤其推崇東廓之學：「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按，指東廓）為宗子也。」蓋羅洪先之主靜、收攝保聚說不免有道教色彩，蕺山甚至認為羅洪先的收攝保聚說實際上源自東廓的戒懼說。因為收攝保聚與戒懼工夫都是著力於心體並謹慎把持的工夫，工夫內容幾乎一致；且收攝保聚說發自羅洪先晚年，時間在東廓戒懼說之後，二人又交往密切，羅洪先受東廓之學的啟發是有可能的。總而言之，蕺山、黃宗羲都認為，東廓之學最得陽明正傳。如前所述，現代學界不乏持此傳統說法者，如：侯外廬認為東廓的特色為「信守師說」，得王學正傳。蔡仁厚將江右的鄒東廓、歐陽南野、陳明水三人判為陽明嫡傳，東廓更是「王學宗子」。陳來先生以鄒東廓為保守陽明正傳的正統派代表。那麼，應當如何看待這些評價？如何全面看待東廓之學的意義？
首先，就東廓戒懼說的工夫特點而言，平和篤實，強調踐履工夫之必要，其學理之正統性以及救弊補偏之功，對弘揚陽明思想之真義實有功焉，這是學界視之為正傳的基本原因。東廓戒懼說的工夫進路，強調在立根於心體的基礎上貫徹上下內外，強調工夫實踐的嚴肅性和必要性。其規定良知之至善、規矩、帝規帝矩、精明等義，偏重言良知「超越性之有」的面向，彰顯良知之為道德實踐最高目標所具有的內在嚴格性和踐履工夫之必要性。其工夫內容兼該體用內外，由形上本體下貫形下日用，正面充拓德性與負面防範氣稟私慾一體兩面並行不悖。凡此，既不失陽明思想之精義，又是對陽明致良知教篤實一面的繼承。在陽明後學分化變異、脫略工夫之弊流行之時，東廓對某些王門後學的工夫之偏弊予以糾正。《東廓鄒先生傳》載：
晚近承學，有以縱任為性體自然者，先生肫肫焉申戒謹恐懼旨，明自強不息為真性，蓋懼後之流於蕩而約之於獨知也。有以寂靜方為知體之良者，先生肫肫焉示天運川流之幾，明寂感動靜無二界，蓋懼後之倚於內而一之於獨知也。又有以學從無極悟入方透向上一機者，先生肫肫焉揭庸言庸行，明下學上達無二途轍，蓋懼後之離而流於邪而實之，必物格知乃致也。凡以弘師旨之傳，廣與人為善之量者，心獨苦矣。
「以縱任為性體自然者」指主張「良知自然現成」的泰州之學，東廓申嚴謹工夫而戒其流蕩；「以寂靜方為知體之良者」指以聶豹為代表的歸寂說，東廓申工夫無分於寂感動靜之旨而戒其偏重內守之弊；「以學從無極悟入方透向上一機者」指以王畿為代表的「四無論」，東廓申論應實用其力於人倫日用而與佛道二教相區別。凡此皆「弘師旨之傳」，用心良苦。不僅如此，東廓作為江右王學的領軍人物，在講會中也力倡實學工夫。鄒德涵記述嘉靖二十七年青原山講會事云：
歲戊申，往青原山，聚九邑大夫士為會，凡幾千人。時方競談玄虛，府君（按，指東廓）曰：「即事即心，吾安知灑掃應對之外有形而上者乎？《中庸》三言微顯，卒未有離顯以談微者，而今言微之微，何也？先師格物之說在耳，諸君其何忍背之？」自是學者不敢談玄虛。
以此可見，東廓對江右王學及講會的篤實風格實有影響。逮至晚明王學流弊日盛，如劉蕺山所論：「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於賊。」「猖狂者參之以情識」指泰州王艮一系後學，「超潔者蕩之以玄虛」指浙中王畿一系後學，相比之下東廓等江右諸子則以強調篤實工夫而贏得了敬意。
其次，從江右王學到蕺山之學，工夫風格和致思理路具有某種內在一致性，這是劉蕺山、黃宗羲將東廓為首的江右諸子視為王學正傳的另一學理因素。黃宗羲不僅將東廓視作王門宗子，還將江右王學一系視為王學正傳：
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廓、念庵、兩峰、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
客觀來說，蕺山師徒對泰州、越中後學流弊的極力駁斥，實以「人病」而牽及於「法」，尤其對王畿之於陽明學向上一機的發揮未能善會，故其獨以江右王學為宗子的評價並不客觀全面。再則，以上黃宗羲所列的江右諸子，其學旨各有不同，尤其聶豹之學實與陽明致思理路相異，劉文敏晚年亦信之，將二人稱為得王學正傳，不免過甚其辭。筆者認為，蕺山師徒稱道江右諸子的原因有二：一是如張學智先生所論，江右諸子「其間學術宗旨頗不一致，但大體傾向篤實用功，主張良知經鍛鍊後方可恃任，較少就王龍溪高明卓絕一路」，可救王學流弊。其中鄒東廓之學更顯平正篤實，故蕺山師徒於江右諸子中最推崇東廓。二是在工夫進路上，江右諸子與蕺山之學具有內在一致性。蕺山以「意」為核心的慎獨之學的建構，與江右諸子雖無直接的思想淵源，然鄒東廓之「戒懼」、聶豹之「歸寂」、劉文敏之「默坐反觀」、羅洪先之「收攝保聚」、王時槐之「透性研幾」、萬廷言之「靜攝默識」，均屬收攝心體、篤實用功一路。此超越性、篤實性進路到蕺山那裡達到了高峰，歸顯於密，建立了精密完整的心性理論體系和工夫方法。這應是江右王學受其表彰的重要原因。其中鄒東廓與羅洪先之學的工夫著力點、由上徹下的路徑、嚴密謹慎的工夫風格都有類於蕺山，故二人獨得蕺山表彰，被其視為王學正傳。尤其東廓的戒懼說，對本體之主宰義和工夫之嚴肅義的彰顯，與蕺山的誠意慎獨之學聯結更密。勞思光謂東廓思想「與蕺山立說宗旨有關，黃宗羲宗蕺山『誠意』之說，而東廓之戒慎恐懼或慎獨，亦是重『意』之發用前工夫。此處固屬直接契合也」。可以說，東廓的戒懼說為劉蕺山修正心學提供了基礎。
再次，就社會實踐而言，東廓推動講會、鄉族實踐等活動可謂實踐陽明學「萬物一體之實學」的典範，其學行是實踐儒學真精神的典範。陽明學具有強烈的實踐指向，在現實體制中實現「天下為一身」的「親民」理想一直為陽明及其弟子所重視，陽明本人主政江西期間的政治軍事功績即是萬物一體之學的真實體現。故王畿謂「陽明夫子生平德業著於江右最盛」，黃宗羲謂「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都肯定陽明學注重事功之一面。陽明無疑為江右諸子樹立了典範，以萬物一體之精神推動講會、參與鄉族建設成為江右諸子的共識。而在江右諸子中，鄒東廓參與講會、鄉族實踐之活動最多，推動之力最大。其「學不離事，事不離學」的宗旨對於江右尤其是吉安王學的社會關懷面向實有帶動之力，在王學深入地域社會傳播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表率作用。以往學界對東廓的社會實踐活動關注甚少，然而東廓於此用力實多，頗見精彩，這也是他獲得明代學者推崇的一大原因。
綜上所述，東廓之學行可用「敦於實行」來概括，他也是陽明學在江右地域開展的一個縮影：他的良知學思想是對陽明平實教法的遵循，他「無一日眾不與聚」的講學推動了陽明學在江右地域的深入傳播，他與江右諸子的化鄉實踐則是良知學精神和理想的落實。凡此，皆如他所說：「不墮支節，不騖高遠，平平蕩蕩，就人倫日用間實用其力」，「實地工夫，只從孝弟真切處學……從此充拓將去，便是中和位育之道。」故而，他的堅守師說是對陽明學整體精神的繼承，同時也是儒學真精神的彰顯，這正是東廓之學平實背後的不平實處。此外就個人氣象而言，鄒東廓其人「寬弘博厚」，為世儀表，孫奇逢謂「文成門人，品行議論醇乎不雜者，必以公為第一」。凡此皆合古儒品題人物之準則，故王學宗子之稱，東廓可當之矣。
最後簡單談談古今學者對東廓之關注與評價差異甚大的原因，以及東廓之學的當代意義。首先，就學術思想而言，若以現代學術追求創新的標準看，東廓不免因對陽明思想的全面信從而看似喪失了自身的獨特性，乏新可陳。故現代學界對他關注不多，而往往聚焦於王畿、王艮、聶豹等思想有創新的陽明後學。然王門同道所論東廓「一惟師說之守」、「謹守家法」、「不能增一新諦、特標一異幟」的平正篤實特色，在當時的語境中，卻是對「良知之傳得賴以不墜者」的稱頌之辭。因為「守舊（道）」、「不違如愚」恰是古典學術所推崇的尊經守道的立場。其次，就東廓的實踐之功而言，無論是工夫踐履之篤實，還是社會實踐之實行，均體現了對陽明實學精神的繼承，也是儒家知行合一傳統的註腳。就此而言，連與東廓思想不一致的江右學者聶豹也對他非常稱道，並道出了儒者們推重東廓的根本原因：「惟東廓子任道不回，老而彌堅，文章道德，巋然負重望，人鹹以今之顏子稱之，非過也。」「士能以身任師道之重……我師陽明之後，惟司成東廓鄒公一人耳。」然而，儒家最為重視的任道精神和實踐工夫，卻在現代學術研究中缺位，缺少現代性的闡發與轉化。因此，東廓之學的啟示在於，當代儒學的復興應當以儒家的傳道、實踐之傳統，作為儒學返本開新之基礎。本書收筆之際，願以東廓先生在連山書屋讀鄉約、勉諸生的一首詩，表達本人心目中儒學在當代復興的願景與使命：
萬物誰能備一身？直從講學識天真。藍田會得程門脈，散作鄉鄰次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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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重寫陽明學史的嘗試：從知行合一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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