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薩林斯 三聯學術通訊
紀念一位突然去世的人類學家，除了他的社會行動，當然更應當了解他的學術，以及學術和行動之間或隱或現的關聯。
《論君主》（On Kings）是大衛·格雷伯和他的導師馬歇爾·薩林斯各自論文的合集，出版於2017年。兩位作者都承認，這本書與其說是兩人研究的共同累積或持續的論辯，不如說是關於君主和王權政治的一系列互補性的觀察。只有在「導論」中，兩人共同探討了王權政治的諸多面向。導論分為「結構」、「王權政治」、「傳統王權的政治經濟學」、以及「失去實用性的陳舊概念」四個部分。這裡推送前兩部分。
這本書對格雷伯有多重要？
他在「前言」裡說：「在芝加哥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謠言，那就是說我『孺子不可教也（unteachable）』。我認為，這本書會證明，這不是真的」。薩林斯同樣在「前言」裡回應道：「大衛曾經是我的學生；在芝加哥大學我指導了他的博士論文。在那之後，就很難說誰是學生誰是老師了」。數日前薩林斯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悼念文章又稱：「你沒法指導。」我對她說。你怎能指導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大衛是我最有創造力的學生……，可見薩林斯有多麼喜愛這個天才學生。
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格雷伯為什麼要研究「神聖王權」？
通過王權研究，格雷伯創造了一個「真正」有神的世界，一方面，把權力神聖化（divinization）的目的是為了把權力推離出去以及去道德化，畢竟，從本質上來說神並不與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世界、共享一套道德；另一方面，把權力神性化（sacralization）的目的則是為了限制、約束、乃至最終瓦解權力。還是薩林斯說的：（大衛）總是將傳統人類學智慧翻個底朝天，經常是為了指出那些表面上被統治的人群實際上是如何通過他們自己的方式，顛覆了國家、國王以及其他強制性制度。這些壓迫迫使他們去創造一個個社群自治的飛地。他在馬達加斯加村落兩年的田野調查，不過是證實了當地人填了稅單卻沒交稅，證實國家在鄉村的存在被過分誇大。
失去格雷伯，意味著人類學失去了一種好的可能性。
——鄭少雄
大衛·格雷伯（1961—2020），著名理論家、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活動家，因其對官僚主義、政治和資本主義的尖銳描寫而聞名，曾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領軍人物。著有《債：第一個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2011）、《扯淡的工作：一個理論》（Bullshit Jobs: A Theory，2018），與馬歇爾·薩林斯合著《論君主》（On Kings，2017）。
馬歇爾·薩林斯（1930—）生於美國的猶太人家族，先後在密西根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教育；從博士論文研究開始，他對非西方世界產生興趣，並專門研究過太平洋島嶼的土著文化，進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種觀念的缺失。1956 年至1973 年執教於密西根大學，1973 年以來任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主要著作包括：《石器時代經濟學》、《文化與實踐理性》以及《歷史之島》等，這些著作對晚近西方人類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王權諸命題
* 選自大衛·格雷伯、馬歇爾·薩林斯
《論君主》（On Kings）
三聯書店，2021年即出
丨 卞思梅 譯 鄭少雄 校
結 構
王權概述
王權是人類最為持久的統治形式之一。雖然我們不能知道它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確切歷史起源，但事實證明幾乎所有大陸的所有時代它都存在，且在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王權統治的趨勢都是越來越普遍，而非越來越罕見。
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君主，便很難擺脫。處決查理一世（Charles I）和路易十六（Louis XVI）需要非凡的法律技巧；至於沙皇，簡單殺死一個皇室家族，只不過意味著人們（顯然是永遠地）面臨著更多替代沙皇的出現；即使是在今天，這似乎也並非巧合，那些幾乎完全沒受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動亂影響的政權都是那些長期擁有君主制度的政權。即使君主被廢黜，君主制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往往還存在，正如所有現代國家都建立在「人民主權」這種奇怪又矛盾的原則上，也即，君主曾經掌握的權力繼續存在著，只是現在它被轉移到了一個叫「人民」的實體之上。
查理一世（Charles I）和路易十六（Louis XVI）
歐洲殖民帝國崩潰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國家主權概念已經成為世界各地憲政秩序的基礎——僅有個別地方例外，如尼泊爾和沙烏地阿拉伯，它們在之前即已擁有了自己的君主制度。
任何沒有將以上內容考慮進去的政治生活理論，或將王權視為某種邊緣的、例外的和次要現象的理論都不是一個足夠好的理論。
所以，在本書中，我們提出關於王權理論的某些要素。我們的討論建立在我們已經探討過的領域：一是關於陌生人-王（stranger-king）的經典文章；二是關於希盧克人（Shilluk）的神聖王權。本文集主要聚焦於所謂「神聖的」（divine）或「神性的」（sacred）王權，但我們也認為，對神聖王權一般特徵的深入研究會揭示君主制度的深層結構，進而揭示世界各地政治的深層結構。
末代沙皇一家
基於收錄在本書中的論文的研究發現，以下將提出一系列一般命題。某些命題可能更接近於其中某一位而非另一位作者的觀點，但我們堅信對話之間的張力是建設性的，並且由此產生的命題可能會為相關研究提供重要的新方向。
宇宙政體（The cosmic polity ）
人類社會被一個等級森嚴的宇宙政體——通常是上界、下界和陸地——所包圍。這個宇宙政體居住著具有人類屬性的存在物以及掌握人類命運的超人類力量。他們以神、祖先、鬼魂、惡魔、物種管理員（species-masters），以及具象化為自然造物和自然形象的泛靈論存在物的形式存在，這些超人類被賦予了影響人類生死的強大力量。疊加上其對宇宙環境的控制能力，這些強大力量使得超人類成為了人類福祉與不幸的全能主宰者。甚至許多結構鬆散的狩獵採集民族也服從於類似神靈的存在物的命令，這些神靈統治著廣大領土範圍和整個人類。即使地上沒有首領之處，天上也有具有君主性質的存在物。
於是，自然狀態也便有了國家的性質。鑑於人類社會被具有至高生死力量的超人類權威所統治，所以類似於國家的東西是一種普遍人類狀況。
君主是對神的模仿而非神靈模仿君主——儘管傳統的觀點認為神性是社會的反映。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皇權派生於神聖力量，且依賴於它。事實上，無國家社會中的人類權威對統治性宇宙力量的仿效並不比大型王國的仿效少——只不過無國家社會的模仿是以一種簡化的形式存在。薩滿具有精靈的神奇力量，並且還能與精靈互動。長老或氏族首領扮演著神的角色，或許還戴著面具，掌管著人類和自然的生長。酋長像神一樣受到歡迎和禮待。國王則控制了自然本身。從歷史的角度看，通常被認為是人類統治者之神聖化的現象，不如描述為神的人格化還更準確些。
由此可以推論，世上並沒有世俗的權威：人類的權力就是神靈的權力——無論它是通過多麼實用主義的手段實現的。凌駕他人之上的權威可以通過強大的武力、職位的繼承、物質上的慷慨或其他方式獲得；但是，能夠如此行事（to do so）、或成為這般（to be so）的力量本身被認為是祖先、神靈、或外部超人類的力量，祖先、神靈和外部超人類是人類生死之源泉。在此文化框架內，與掌管人類命運的超人類統治者具有特權性關係被視為人間社會權力存在的理由。此外，正如世俗事實所證實的一樣，獲得超人類力量對掌權者所能夠直接影響之外的人也可能產生徵服效果。這就是「卡裡斯瑪」——從其原始的，充滿神性的意義上來講。
在這種充滿神性的意義上，希盧克人說國王是約克（Juok，即「神」），但約克並不是國王。國王的神性是一種互為主體的萬物有靈論（intersubjective animism）。作為一種「以一攝多」（the One over Many）的形式，神本身能被理解為一類事物（a class of things）的人格化的首領（personified head），職是之故，這一類事物也相應地是神的眾多實例或示現。也就是說，神作為一個可分割的人，他或她永恆寄居在自己王國之內的造物和形象之中。夏威夷人把象徵含義相關的植物、動物、和人稱為神的許多「身體」（kino lau）：從這個意義上講，眾所周知庫克船長是羅諾神，但羅諾神卻不是庫克船長。此類互為主體的萬物有靈論並不罕見，如薩滿被他們親近的精靈附身，而受害於他們的女巫。偶像崇拜與親屬關係同樣是一種廣義形上學意義上的互為主體的存在形式。
與在採集者及許多其他人群中存在的所謂宇宙政體相比，塵世的王權代表了國家權力的有限性。任何凡人，無論他如何自命不凡，無論他所掌控的社會機構為何，都永遠無法真正地擁有像神靈那樣強大的力量。大多數國王，儘管他們聲稱具有絕對能力，但實際上自己都從不當真。
然而，對於一半的人類（指男性——譯者）來講，人類王權的建立代表著一個重大自吹自擂：因為在幾乎所有已知的案例中，國王的原型都是男性。如今，學者們習慣於摒棄舊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的強大女性人物形象，僅僅將她們當作沒有任何政治重要性的「神話」表徵，但在當時存在的宇宙政體中，情況並非如此。既是如此，那麼將神聖政治權力固著於皇家男性首領之上的做法從兩方面鼓吹了父權制：不僅最初在人類中顯示的神聖力量到了今天呈現出男性化特徵，而且理想家庭的主要目標就是產生強大的男性。
神聖權力——正確地說是統治權——從超人類存在物轉移到真正人類的確切歷史軌跡，如果可以被重建的話，很可能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轉折。例如：我們知道在一些社會（加利福利亞土著或火地島）中，專斷的命令只有在人類扮演神的儀式中才會下達，但下達命令的並不是神，而是小丑，小丑在本質上代表著神的力量；在相關社會中（如誇扣特爾人），這種現象發展成了小丑警察（clown-police），他們在整個儀式季節中都佔據主導地位；然後，在其他地方，則發展成了更直接的季節性警察（seasonal police）。在上述案例中，統治權被約束在時間裡：在特定的儀式或季節情境之外，權力中心消失了，那些在儀式季節中被賦予統治權力的人此刻與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也不比其他人更有發言權。相比之下，神性王權（sacred kingship）很大程度上則是一種在空間中約束統治權的權力形式。人們幾乎總是斷言，國王對其臣民的生命和財產擁有絕對的權力，但只有在他在場時才是。因此，無數策略被用來限制國王的行動自由。但與此同時，對國王的遏制和他的權力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構成的關係：用以限制他的種種禁忌也使他成為了一種具有超越性的超級存在。
陌生人-王的形成
陌生人-王國（stranger-kingdoms）是世界上前現代國家的主導形式，也可能是最原初的形式。統治他們的國王無論從血緣還是身份上來講都是外來的。王朝的起源通常是從一位來自更龐大的外域的英雄王子開始，此外域或遠或近，可以是傳說中的也可以是當下的，可以是天上的也可以是地上的。另一種形式則是，土著統治者偽稱其崇高的國王身份與統治權是從別處而來，所以國王便成了陌生人——東南亞的印度教國家就是這樣——而不是陌生人成為了土著統治者。其政體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二元的：天生外來的統治者（作為構成他們權威的必要條件，永遠如此）和作為國家「所有者」的下層土著人。這種二元組合在敘事和儀式中被不斷地複製，甚至在諸如統治貴族和土著人民各自擁有不同的功能、才具和權力方面，這種二元性也持續表露無疑。
王國的形成既非內生性的，也不是孤立發展起來的，它是具有等級秩序和跨社會歷史領域（intersocietal historical field）的諸多關係的產物。與其說統治貴族的優越性是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產生的，不如說國家是由其他地方來的貴族的先天的優越性所產生的，這種貴族天生就具有某種統治欲望。統治階級先於被統治階級出現，並且製造了被統治階級。
在通往建國之路上，王朝的奠基者往往是臭名昭著的，他把亂倫、殺害同胞兄弟、弒父、或其他危害親屬關係和普遍道德的行為幹了個遍；他也可能因為打敗危險的自然或人類之敵而享有盛譽。英雄表現出了超出那些註定要被他統治的人民之外、更高、更強大的本質，正因此他擁有了統治他們的力量。在已經建立起的王國中，國王可怖和暴力的本性，不管是被抑制抑或放大，仍然是他維持統治權的基本條件。事實上，武力是王權來源於超人類的標誌，尤其在勝利中體現出來的武力，從政治的角度來說，是一種正向的吸引手段，同時也是一種實現支配的物質手段。
儘管奠基者犯下了種種越界暴力行為，但他的王國通常是和平地建立起來的。徵服常常被高估為「國家形成」的根源。鑑於土著人自己的處境，包括歷史場域中的內部和外部衝突，他們往往有理由要求「一位國王領導我們，走在我們前面，為我們而戰。」 (1 Samuel 8:20)即使像貝寧或墨西哥這樣的大型王國，這種動議可能確實來自土著人，他們希望從強大的外域尋求一位王子。那些在傳統或學術文獻中被視為「徵服」的東西，實際上是對前朝政權的篡奪而非對土著人的暴力。
一方面他們通常沒有征服的傳統，另一方面必定存在契約的傳統：尤其體現為陌生人-王子（stranger-prince）和土著中身份特徵突出的女人（通常是土著領袖之女）之間的婚姻形式。統治權被附著在、被傳遞到女人身上，她構成了外來入侵者和土著人民之間的紐帶。由此，由最初結合產生的子嗣——通常被譽為王朝傳統的英雄締造者——便在其身體內結合併包容了王國的本土和外來元素。國王一方面是國家之父，他妃嬪眾多、子嗣繁盛就是證明；另一方面，國王也是土著人民的子皇帝（child-chief），因為土著人民是他的母系祖先。
即使在存在徵服的地方，根據最初的契約來看它也是互惠的：一方面是陌生人-王對本地人的包含（encompassment），另一方面是本地人對國王的包含，他們形成了相互包含。國王的就職儀式典型地再現了對野性難馴的陌生人的本地化過程：他死去，再生，然後又在土著首領們的手中被撫養成長直至成熟。但他的野蠻或暴力本質並未完全消滅，而是進一步提升了，並且在原則上說是為了普遍的利益，即對內保持公平和秩序，對外則是為了保護王國領地免遭自然和人類之敵的侵害。但恰是國王本地化之時，人民也被文明化了。王權就是一種文明化的使命。人們常認為陌生人-王的出現將土著從一種原始狀態中解放了出來，他帶給他們農業、牲畜、工具、武器和金屬等，甚至是火和烹飪，從而實現了土著從自然到文化（列維-史特勞斯意義上的）的轉變。正如人們對非洲社會的看法，沒有國王就沒有文明。
正如最初的婚姻所隱喻的那樣，外來力量與本土力量——男性與女性、天界和地界、暴力與和平，流動與紮根，陌生人與土著等等——結合成一個具有社會活力的宇宙系統。在一個共同的政治結構中，由於國王帶來了豐饒的力量，如使大地果實纍纍的陽光雨露，因而增加了本地人獲得的靈力之源，靈力之源同樣能促成土地豐產。任何一方就其自身而言都是不完整的，但是土著人民和外來統治者結合起來，共同創造了一種可靠的完整性。無論他們之間的族群和階級差異導致何等程度的內在緊張，這種完整性帶來國祚永久。
雖然土著人將自己的統治權讓與了外來之王，但他們還保留著一定的殘餘主權。得益於他們與土地之間的特殊關係，前土著統治者的後人們便是新政權的祭司長。他們對國王繼承的控制，包括對皇室就職儀式的控制等，都是外來統治者合法性的保證。同樣，土著首領的典型特徵是，他們擁有世俗權力，可以充當陌生人-王的顧問，有時也被稱為所謂「總理」。在很大程度上，國王的統治權是由人民授予的，這一原則根植於「陌生人-王」的形構之中。國王的統治權從根源上、以及從法律上來看是屬於人民的。因此，在現代歐洲早期的表述之外，這一原則在此之前就已經廣為人知了。
儘管統治貴族具有優越性和永遠的族群外來性，但他們的語言和文化通常並不佔主導地位，而是被土著民族同化。相應地，王國的身份認同通常體現為土著的身份認同。
歐洲殖民主義在晚期土著陌生人-王權傳統的歷史形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庫克船長、布魯克王公（Rajah Brooke）和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ando Cortés）。
埃爾南·科爾特斯（1485—1547）是殖民時代活躍在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Conquistador，意為「徵服者」），以摧毀阿茲特克古文明、並在墨西哥建立西班牙殖民地而聞名
王權
政治
概況
爭奪國王權力的政治鬥爭一般都表現為兩大原則——神聖王權（divine kingship）與神性王權（sacred kingship）——之間的戰爭。在實踐中，神聖王權是統治權的本質：它是一種讓國王表現得像神一般的能力；它也是一種協助走出人類局限的能力，讓國王可以肆意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而免受任何懲戒。這種權力或許伴隨著這樣一種理論，即通過這樣做，國王證明了他事實上是某一個業已存在的超人類存在體的化身。但也可能並非如此，同等可能的情況是，通過這種方式國王自身變成了一個超人類存在體。日本幕府將軍（至少有幾位）、羅馬皇帝或幹達（Gnada）的卡巴卡（kabaka）都可以憑藉自身的能力成為神。相比之下，成為「神性」（sacred）的狀態是指被分離，且被習俗和禁忌所約束。圍繞「神性化的」（sacralized）國王的種種約束——用弗雷澤的名言來說就是「下不著地，上不見日」——不僅是承認了無法理解的神力的存在，同時至關重要的是約束、控制和限制它。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原則折射了陌生人-王敘事的不同時刻：第一是國王降臨時展示可怕力量的時刻；第二是他被他的臣民所包圍和擊敗的時刻。但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講，兩者總是同時出現的。
那麼，關於神聖王權的所有經典話題，包括皇室展示專斷權力、國王作為替罪羊、弒君（通過決鬥或者獻祭）、皇家肖像的使用、死去君王的神諭角色等，這些話題最好被理解為國王和臣民之間一場持久棋賽的不同階段（步，moves）。比賽過程中，國王和他的支持者試圖增加國王的神聖性（divinity），但是民眾則試圖增加他的神性化（sacralization）。陌生人-王權為本土政治提供了深層的結構性基礎，在這種政治中，人類的代表（通常是字面上的）與他們的神發生戰爭，有時候他們還取得了勝利。
那些反對皇權擴張的人手中的主要武器可以被稱為「敵對神性化（adverse sacralization）」——為了識別出君主的超人類地位，也即為了「保持王的神聖性」（Richards 1968），需要一個精密的裝置，通過隱藏、控制或消除那些體現了他身上凡人性質的元素，來有效地使他抽象化。國王變成了隱形的和非物質的，並且與他的臣民或物質世界隔絕開來，也因此，他們常被限制在自己的宮殿裡，無法有效地行使專斷權力（或任何權力）。
弒君只是敵對神性化的極端形式。
當人民力量獲勝時，結果會以弗雷澤式的神性王權形式出現，或君主衰降為一個儀式性的首領，就像晚期的周代天子（Latter-day Zhou Emporors）或當今的英國女王一樣。
當君王最終獲勝時（例如通過與新興的文職或軍事官僚結盟），不同層次的矛盾便會隨之而來，其中最主要的矛盾體現在生者與死者之間。因為國王已經克服了空間上的界限，所以他們會定期嘗試以相似的方式克服時間界限，並且將他們的超人類狀態轉化為某種真正意義上的不朽。一旦他們成功了，那麼他們就給他們的繼承者造成了一系列困境，因為繼承者的合法性來自祖先，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處於與祖先競爭的地位。
人類學家長期以來一直在談論地位下降的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他兒子及分支與繼承大統的主幹之間的距離逐漸拉大，這是皇室家族特有之矛盾衝突的根源。這種矛盾往往會導致手足相殘，特別是在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之間，每個人背後都有自己的母系親屬做後盾（參見Geertz and Geertz 1975）。每一代中較為年幼的王子們繼承王位的機會越來越渺茫，因為他們對王權的合法繼承權是遞減的，除非他們用武力或者詭計來獲得王位。除了王朝權力更迭時期暴力衝突高發外，那些主動退出或被打敗的皇室成員，總是呈現離心式分布的狀態，他們去往王國的外圍甚至更遠的地方，在那裡建立起一些自己可以發號施令的小王國。這是陌生人-王形成的主要根源，也是區域性的中心-邊緣關係（星系政體[Galactic Polities]）構型的主要原因。這個過程還可能導致了所謂「帝國」的形成。
由於水平和垂直方向兩種形式的地位下降之間存在著一個重要矛盾，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隨著新的旁系的不斷產生，每個從王朝核心分離出來的旁系都會地位越來越低，除非他們採用一些激進的自我提升手段來（至少暫時地）成功扭轉他們的衰落。另一方面，對核心繼承者這一條線自身而言，其地位通常也是穩步下降的，因為當下的統治者距離開國英雄、神靈或陌生人-王的距離總是越來越遠。結果就是，一個王室譜系的分支比照最高等級的祖先（也即最古老的祖先）來確認自身的話，也就是王室譜系中排名最低的分支。
隨著時間推移，王室地位必然下降，導致了如何處理王室死者的困境。已故的王室成員很可能通過神龕、木乃伊、遺物、墳墓甚至是寢宮繼續出現在政治生活中，並通過媒介、神諭或類似的方法來傳達他們的意願和觀點。死者在當代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突出，那麼水平及垂直地位降低的自相矛盾——老祖宗的地位越高，他們的後代地位越低——就變得越尖銳。皇室死者扮演的角色確實可以非常積極：印加皇室木乃伊繼續擁有他們生前的宮殿、土地和隨從，迫使每位新的統治者去徵服新的領土以支撐其新的宮廷。在這樣的體系內，若任由此類現象自由發展，時間久了，活著的國王會被大量的死者擠走並壓垮。因此，死者必須被控制、限制和遏制——甚至被清除。如活著的國王一樣，他們必須變得更神性（sacred），更受困於約束他們權力的各種限制，即使終極來說這些限制其實也幫助建構了他們的權力。
一個普遍的社會學原理是，祖先越被視為是與當代普通人有根本不同的一種存在，他們就越有可能被視為權力的源泉；如果越相似，他們則越可能被視為競爭對手和制約因素。對作為圖騰的虎鯨祖先的記憶，或對木蠹蛾幼蟲的記憶，絕不會被生者視為一個負擔；相比之下，對一位被眾多後人所銘記和崇敬的先人的記憶，於某些後人而言可能就是一種刺激或挑戰，尤其如果這些後人的畢生願望是實現與先人相同的目標。只能有這麼多（only so many）祖先有機會享有名望。然而，這裡也總是存在一個平衡：如果祖先們被徹底抹去，那麼他們的後代也就失去了所有的身份；如果他們擁有過多的權力，那麼他們就會被視為是在遏制這些後代的自我實現。其結果就是，人們創造了一種儀式性的詭計政治（politics of ritual subterfuge），它在處理人類的祖先神方面表現得尤為典型：祖先神必須被約束、被驅逐、甚至被毀滅，而所有這些都是在榮耀它們的名義下進行的。
普通人可能會，也可能不會面臨這個問題（這完全取決於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在時間和歷史上的地位），但君王始終需要面臨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的合法性至少部分建立在祖先君王的血統之上。事實上，逃離自己的領地並在其他地方成為陌生人-王是一種擺脫死者壓制的辦法，但是陌生人-王的後代也將會開始遭遇同樣的問題，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只會越來越糟糕。
那些強大王國或「早期國家（early states）」的統治者們表現出更為極端的行為，其中許多都可以視為是在試圖逃避這種壓制，也即可以視為與死者展開競爭的模式。有的統治者可能試圖抹去死者，或者本身成為死者，但這基本效果不佳。有的可能進入到直接的競爭，如創造永恆的紀念碑、對外徵服、或用有史以來最大數量的臣民作為儀式祭品以展示其史上最強大的專制權力。有的甚至——有時確實奏效——試圖徹底扭轉歷史的方向，並且編造一個歷史前進的神話。所有這些權宜之計都帶來了新的問題。
國王與民眾之間的權力平衡通常是通過激烈的情感參與來維持：愛、恨或者兩者的某些結合。基於某種情感，人們通常會預期某種結果，但是這個權力平衡常常卻採取矛盾反轉的形式出現：在希盧克或斯威士（Swazi）社會，在人民聯合起來表達對國王的憎恨之時，國王便具有了神聖地位；梅裡納人（Marina）將統治者視為嬰兒，對他們懷有一種撫育之愛意，但表現出來的卻是在兩個極端之間交替：縱容可能被外人視為殘暴的國王行為；當國王越界時，對其施以嚴厲懲處。
國王、宮廷、宮殿、首都、或者最接近的周邊圍環境，它們的完美狀態並不是真實的宇宙模式；它是一種被還原為抽象的柏拉圖式完美狀態的宇宙模式。在日常經驗中，並不存在這種完美狀態；或許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狀態；或許人們認為未來有一天將重新出現這種狀態。新建立的皇城，是單一人類視角被投射到物質世界的結果，所以它可以被視為所有未來烏託邦的原型：不僅試圖將完美形象強加於物質世界之上，而且還試圖強加到實際居住在皇城裡的凡人的生活之中。當然，終極而言這是不可能的。人類不能被簡化為柏拉圖式的理想，並且人類生命的基本困境周而復始，特別是圍繞著生與死的循環，是無法立法廢除的；這種具有超越性的完美狀態或許可以在儀式表演的某些時刻達到，但是沒有人可以終身活在這樣的時刻中，甚至僅僅是其中的實質性部分也不行。一些皇城試圖將出生、疾病、和（自然）死亡從皇室居所中完全排除出去。這種極端的方式並不常見。但是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至少，宮廷將精心制定禮儀規範，這些禮儀規範甚至要求，日常社會互動也應被「生老病死在宮廷中不存在」這樣的藉口所制約。這些禮儀規範設定了行為標準，一個人（不管社會意義還是物理意義上的）距離宮廷越遠，其履行行為標準的不完美程度就越深。
如此，先知預言了關於人類矛盾和困境的未來整體解決方案，則國王代表了部分的、今天的解決之道。
無論看起來多麼自相矛盾，陌生人-王的專制權力是最關鍵因素，使得他們能夠把自己塑造成正義的化身。霸佔或毀滅任何東西的能力，雖然只是在極少數場合下施展，但在結構上也類似於對所有東西的所有權；這是君王與所有人、所有事之間的一種無差別的關係。這種無差別也是一種公正，因為至少在原則上，這種絕對君主沒有任何特殊利益，他在處理臣民間的爭論中不會持有偏見。對他來講，他們都是無差別的。因此，即使所有人都清楚幾乎沒有實質性意義，但君王總是聲稱自己擁有某種絕對的專制權力。若非如此，他們便不是君王了。與此同時，此類聲明的無所不包的性質賦予了君王一種特殊的力量，使得他可能顛覆現行的社會安排。一方面，君王通常會將自己表現為全部現有的權威等級、權威結構的化身和堡壘（例如，通過堅稱自己是「人民之父」，君主首先確認了一個真正的父親對他的妻子、孩子和贍養者般的權威）；另一方面，終極而言，他們的權力的無差別本質也意味著所有的臣民最終也都是一樣的，也即是平等的。或許蘇格蘭啟蒙哲學家亨利•霍姆（Henry Home，卡姆思勳爵）是第一個指出，絕對專制是指除了一個人（獨裁者）以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絕對專制與絕對民主之間的差別只是一個人而已。因此，當代所有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觀念，以及臣民在皇家的肆意壓榨掠奪面前一律平等地成為潛在受害者的君主制原則，兩者之間有著深層的結構親和。
在政治生活中，這種張力可以表現為多種形式。平民可能會懇求國王疏遠他的「邪惡的元老」。國王或皇帝可能將自己塑造成反對貴族利益的人民英雄。反過來，每個人，無論地位如何，都可以聯合起來反對國王。
左：On Kings， 大衛·格雷伯 馬歇爾·薩林斯著，2017
右：《論君主》，鄭少雄、卞思梅 譯，三聯書店2021年即出
因此，即使國王消失了——哪怕他是被人民起義罷黜了——他們也很可能以幽靈的形式存在，恰如這種聯合的原則也一樣陰魂不散。非洲和馬達加斯加大部分地區的皇家靈媒，以及現代的「人民主權」概念，都是這種原則的當代範例。
中心-邊緣關係（星系政體）
中央王朝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儀式和物質形式的向外傳播，通常會激起來自邊地民眾的向心力和向心運動。邊緣社會在文化上已經居於從屬地位，但在政治上仍舊獨立。政治學的一條規律可能是，所有偉大的王國曾經都是邊緣的。它們最初從邊緣膜拜一個強大的中心，然後藉助於一些優勢——如貿易或戰爭——成功取代了他們曾經的上國。
事實上，在這些圍繞支配性王國的中心-邊緣結構中，在跨社會等級秩序中的每一個層級上，都有著「向上流動（upward nobility，疑為upward mobility）」的地方性衝動。居於塔尖的王國本身在一個更大的地緣政治範圍內也面臨著競爭，他們試圖通過把自己的權力主張普適化，從而實現對這個更大地緣政治領域的支配。一方面，他們通過將他們的起源追溯到世界歷史英雄（如亞歷山大大帝）、傳說中的神王（如羽蛇神）、虛構的城市（如特洛伊或麥加）、古代或當代的世界強權（如羅馬或中華帝國）、以及/或大神（如溼婆）的方式，參與到在本書中不同地方被稱為「烏託邦政治」或「奇蹟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cs of the marvelous）」中去。另一方面，他們通過獲取（如朝貢、貿易或掠奪等），以及馴化那些野性、靈異的力量（這些力量附著在來自蠻荒邊地的異物上面）來展示自己的普適性。
在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54）報導的一個著名的民族志案例裡，緬甸克欽（Kachin）山地部落的山官以「變成撣人」而聞名：即與撣人君主（實際上是土司——譯者注）結盟或採取撣邦的生活方式。對於他們來講，撣人君主間流行緬甸國王或中國皇帝的政治和儀式服飾——其中有一些也可能向上流入到山地克欽人中間。這種「星系模仿」（galactic mimesis）現象——級別較低的首領會擅自採用與他們相鄰的高等級頭領的政治形式——是中心-邊緣體系中的一種普遍機制，其背後的推動力是，在跨社會等級體系下，不同政治實體內部和之間都充斥著競爭。競爭通常採取兩種常見形式中的一種：在「互補性分化」（complementary schismogenesis）的過程中，個人在特定的共同體內爭奪領導地位，或共同體在更大的星系範圍內爭奪權力，他們都會試圖通過與更高級別的首領結盟來戰勝他們的本地對手；由此，他們在區域等級體系中將他們自身的地位提高了。或者相反地，在「對抗性涵化」（antagonistic acculturation）的過程中，地位較低的群體可能通過採用鄰國的政治體制來抵抗鄰國的權力侵犯，由此產生了一種對峙的局面——正如越南人長期以來聲稱自己與中國這個「北方帝國」一樣平等，自己也是承受天命的「南方帝國」。因此我們要注意到，在任何案例中，較高政治地位的元素，包括王權，都是通過較低地位的人群自發性的模仿過程而傳播到整個區域的。
加上中心王朝向外輻射的文化影響，星系模仿創造了混合型的社會，這些社會的政治和宇宙論形態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它們自己設計的，而且確實超越了任何可能的「經濟基礎的決定論」。鑑於中心-邊緣關係在世界範圍內極為普遍，甚至在某些「部落地帶」也是如此，這種混合性和不均衡發展也常常是社會文化秩序的常規而非例外。「上層建築」超越了「基礎建設」。
相 關 閱 讀
人性的西方幻象
[美]馬歇爾·薩林斯 著，王銘銘 編選，
趙丙祥 胡宗澤 羅楊 譯
「學術前沿」叢書
273頁，42.00元，2019年3月
ISBN：978-7-108-06314-4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內容簡介
本書精選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薩林斯的三篇論文，由王銘銘教授選編。
《關於資本主義的諸宇宙觀》為薩林斯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講座的演說，關注的是太平洋群島及其近鄰亞美大陸的人民如何以互惠方式改造了資本主義的「衝擊」，西方物品和西方人如何被整合成了本土權力。
《甜蜜的悲哀》這篇長文的主題是啟蒙運動以來出現的西方經濟行為模式背後的遠古宇宙觀背景，薩林斯力圖通過此一探討反思在人類學界以至整個西方社會科學界中長期處於支配地位的主要論點，如「罪惡」「需求」「權力」「秩序」等。
《人性的西方幻象》指出兩千多年來西方人一直被「人性」的幽靈困擾：人是被迫受制於自身獸性的奴僕。薩林斯認為這種觀念不過是一種幻象，這一幻象同樣起源於文化，而通過修昔底德、霍布斯和約翰·亞當斯之間有趣的政治哲學關聯，我們可以勾畫出西方人在解決人性本惡這一基本命題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獨特形上學。
目 錄
編選說明
關於資本主義的諸宇宙觀
——「世界體系」中的泛太平洋板塊
「發展人」經濟學
中國貿易
桑威奇群島
誇庫特人
結論：關於茶葉和其他商品的思考
甜蜜的悲哀
——西方宇宙觀的本土人類學探討
前言
引論：罪惡之花
「需求」（need）概念的人類學分析
插敘：文藝復興札記
生物學觀念的人類學分析
「權力」（power）概念的人類學分析
神創秩序的人類學解剖
關於現實的人類學
甜蜜的悲哀
人性的西方幻象
——對於等級、平權及西方對無序之升華的長時段歷史的反觀，以及其他關於人類狀況之觀念的比較札記
作為修昔底德主義者的霍布斯和亞當斯
古代希臘
有關人的條件的另類概念
中世紀的君主制
文藝復興時期的共和國
開國元勳們
自利的道義復燃
其他的人文世界
現在是我們的自卑在啜泣
文化即人性
附錄 薩林斯及其西方認識論反思 王銘銘
。
。
石器時代經濟學（修訂譯本）
[美]馬歇爾·薩林斯 著
張經緯 鄭少雄 張帆 譯
「學術前沿」叢書
432頁，52.00元，2019年3月
ISBN：978-7-108-06395-3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內容簡介
幾乎所有人類學教科書都會談及石器時代生活的艱辛，人們相信生活在原始社會的狩獵者都食不果腹，難以維生，飢魂餓鬼如影隨形。然而著名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卻在這部著作中辨析並破除了這一成見。當我們跟隨他重新發現石器時代的生活時，就會發現那實際是一個豐裕的社會，人們能夠滿足自己的需求，還組織起一種受親屬關係和社會權力等級影響的家戶生產模式。不僅在生產方面，原始社會的交換活動也和宇宙神話、社會規範等價值體系緊密結合在一起。看看薩林斯給出的斐濟、特洛布裡恩德群島、夏威夷等原始社會有趣而又廣博的材料，或許我們就會理解他所說的：資本主義並不是人類歷史上與生俱來的經濟方式，而人類社會更普遍的經濟方式也不是資本主義。
目 錄
新版前言
致謝
導論
第一章 原初豐裕社會
錯誤觀念的源頭
「一種物質豐富」
生存經濟
反思狩獵採集者
第二章 家戶生產模式：低度生產的結構
低度生產的各個維度
家戶生產模式的基本要素
第三章 家戶生產模式之二：高度的生產
研究家戶生產受社會體系影響而調整的辦法
親屬關係與經濟強度
政治體制下的經濟強度
第四章 禮物之靈
「文本的解釋」
列維—史特勞斯、弗斯以及喬漢森的評論
關於《論饋贈》的政治哲學
第五章 關於原始交換的社會學
物品流動與社會關係
互惠的結構
互惠與親屬關係的距離
互惠與親屬關係的等級
互惠與財富
互惠與食物
關於等價互惠
餘想
附錄A 互惠與親屬關係距離部分的注釋
附錄B 互惠與親屬關係等級部分的注釋
附錄C 互惠與財富部分的注釋
第六章 交換價值與原始貿易中的社會交往
三種貿易體系
從時間上看交換比率的變化
原始人的社會組織與市場貿易
原始交換價格的理論
交換比率的穩定與波動
參考書目
主要人名、地名、民族譯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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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大衛·格雷伯、馬歇爾·薩林斯丨王權諸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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