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全國解放時，農業生產是遭受破壞最嚴重的領域之一。
和戰爭前最高產量的年份相比，各種主要農作物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少：
糧食減少20%、棉花減少50%、油作物減少30%、牲畜減少30%！
（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恢復史》）
原本就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小農經濟再加上連年戰爭的破壞，廣大農民常常連最基本的生產都無法進行，更不用說擴大規模了。
此外，除了率先解放的幾個區域，當時其他地區依然存在著「少數富農掌握多數土地」的情況。
因此，對於當時的新中國來說，要想儘快擺脫現狀，只能向蘇聯學習。
「十月革命」之後，經過30年的努力，蘇聯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和集體化。
在農業保護和增產增收方面，相當有經驗——而這，正是當時新中國所缺乏的。
為此，從50年代開始，新中國政府就從各地徵召技術人員前往蘇聯「取經」。
其中，合肥在這方面的努力還是值得一提的！
佛子嶺水庫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水利大國。
管子有云：「善為國者，必先除水旱之害！」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水利設施嚴重缺乏，防洪堤只有2萬千米，水庫20多座，小水電站39座.
對於一個泱泱大國來說，如此規模的水利設施是遠遠不夠的。
尤其是淮河一帶的省市地區，由於「黃河奪淮」的影響，淮河水系的入海通道很不順暢，極易發生洪澇災害。
（「黃河多淮」：黃河在1194年至1855年間，以淮河的河道作為入海口）
1950年夏天，豫、皖交界地區連降大雨，安徽淮北地區受災尤其嚴重。
親自坐鎮華東防汛總指揮部的毛主席對此十分焦急，他立即電告周恩來總理，請他和政務院的同志一起制定「治淮」方案。
同年11月，「治淮委員會」在蚌埠正式成立——新中國初期全國範圍大興水利的運動由此開始！
比較典型的工程是「佛子嶺水庫」。
1951年11月，「治淮委員會」邀請了全國一流水利專家茅以升、錢令希、黃萬裡、張光鬥等人共同研究制訂方案。
由於家底很薄，再加上朝鮮戰事持續不斷，以美國為首的盟約國家對新中國實施了禁運。
這樣一來，想要從國外獲得技術資料和施工機械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萬難之際，蘇聯伸出了援助之手——蘇聯水利專家沃格寧、布可夫等人應邀來到安徽援建佛子嶺水庫。
在外患封鎖、機械設備和工程材料極其緊張的困難情況下，蘇聯專家布可夫儘可能地採取「多快好省」的辦法。
佛子嶺水庫完全是混凝土工程，因此混凝土攪拌的好壞是決定整個壩體質量的關鍵！
但當時在技術上存在一個難題：如何排出多餘的水分和空氣？
這在國內是史無前例的。
於是，布可夫採用蘇聯的真空作業辦法：
用一套真空的技術設備排出混凝土中多餘水分及部分空氣。
他親自示範，並將使用方法教給了工人，在極短的時間內，提高了混凝土的質量。
此外，還有一個難題就是：
從洩洪口噴湧而出的洪水會對大壩的基礎設施產生巨大的衝擊力。
布可夫建議：
在大壩洩洪管口加一擴散槽，使水舌噴向空際，散如細珠，削弱洪水的勢能，減小對基礎的衝刷。
基於這兩項舉措，佛子嶺水庫的工程圖紙被修改了很多次，一直到1954年6月才正式投入使用。
對此，蘇聯專家沃格寧還風趣地比喻；
「好像手術臺上破開肚子的病人，必須先行縫好才可離幵！」
佛子嶺水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興建的第一個大型水利水電項目。
中蘇兩國專家充分合作，同時，一批從土木科班學生以及從未參加過水庫施工的人員來到了皖西大別山腹地的工業區現場學習。
雖然當時施工機械奇缺、交通也十分不便，但工地上的熱情卻非常高漲。
直到今天，佛子嶺水庫依然享有盛譽，被稱為「新中國第一壩」！
祁門茶廠
蘇聯人很愛喝茶，尤其是中國的茶葉。
在20世紀50年代，安徽祁門茶廠生產的茶葉有95%都出口蘇聯——毛澤東訪蘇時，給史達林帶去的禮物中，就有「祁門紅茶」。
但當時中國的農業尚處於復甦狀態，作為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茶葉的生產自然是受到中蘇兩國的共同重視的。
1951年9月，蘇聯的茶葉生產與貿易專家尼古拉·福米契夫來到安徽祁門茶廠考察、指導茶葉的生產與銷售工作。
茶季開始的時候，蘇聯茶葉專家就與中方相關人員一起做「祁紅」採制試驗。
整個試驗分採摘比較和初制兩個部分。
蘇聯專家帶來了先進的機器設備——「大型熱風萎凋機」，每小時可萎凋鮮葉600——800公斤。
比傳統的室內陰涼萎凋縮短了19個小時，並且質量得到了大幅提高。
和中國傳統制茶方式不同，蘇聯專家特別重視茶葉的初制過程。
解放前，鼎盛時期的祁門縣內有上百家茶號都是作精製，而初制廠在祁門農村幾乎是一片空白。
其實，真正決定「祁紅」品質的關鍵在於初制！
因為初制是化學變化，決定茶的內質；而精製基本是物理變化，決定茶的外形。
換句話說，只有經過初制的茶葉，適口性才會更好。
茶葉的初制需要大量的數據分析，當時中國精通這方面的人才不多。
因此，這種大作業量的工作一般都是交由蘇聯專家親自去做的。
當地的茶農、科研人員都被蘇聯專家一絲不苟的敬業態度所感動，即使是現在祁門茶廠的老人們一提起前蘇聯專家，都紛紛豎起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