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現行國際經濟秩序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特徵；從歷史演進看，西方強國為維護本國利益會階段性地從自由主義偏向保護主義，但長期來看自由主義仍是國際經濟秩序的主要基調。當前美國對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偏離具有矛盾性，表現為在全球發起貿易爭端的同時也在積極尋求新的經貿合作，其實質是在政治周期、新興國家崛起、發展環境變化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尋求利益再平衡。在此背景下，中美貿易摩擦將是一個長期反覆的過程，而且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發進一步加劇了中美經貿關係的不確定性。未來世界經濟將呈現多元化、多層化和複合化的格局，面對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中國不僅要積極應對中美貿易摩擦，還應對國際經濟秩序作出頂層設計，貢獻中國方案：在多邊經貿體系框架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發展理念，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實踐基礎，積極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運行，並通過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改革推動國際經濟秩序向合作共贏升級。
一、引言
美國現任總統川普上任不久後便發起對華貿易爭端：2018年3月23日，川普授權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無端指責中國通過「強制技術轉讓」「竊取智慧財產權」等損害美國企業利益，並提出對價值約6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施加25%懲罰性關稅。對此，中方也宣布相應反制措施，兩國貿易摩擦由此展開並一度升級。經兩國經貿高級別磋商十數輪後，2020年1月15日中美在華盛頓籤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兩國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成果。
多數文獻認為，中美貿易摩擦的直接動因是兩國貿易失衡。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為8 913億美元，其中源於中國的逆差佔比將近一半。以川普為代表的民粹主義者認為中國採取「不公平」措施造成巨額對美順差，並奪走大量美國就業崗位（藍慶新 等，2018；屠新泉，2019）。然而事實上，中美兩國的貿易現狀是由各自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所決定的，是在市場經濟作用下國際分工的結果，而且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正在快速增長。此外，美國基於原產地的統計口徑、對華科技產品出口管制等都加劇了中美貿易逆差，且美國處於國際分工和價值鏈上遊，佔據了大部分貿易利潤（許憲春 等，2018）。實際上，美國國內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結構、不斷增長的財政支出以及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清償力等因素才是導致其貿易赤字持續擴大的主要（魏傑 等，2018；林毅夫，2019）。因此，美國發起對華貿易爭端的根本原因是兩國政治經濟利益的衝突，是發展模式之爭，即「修昔底德陷阱」（雷達，2018；孫瑾等，2019）。
關於中美貿易摩擦，有一些矛盾的現象值得思考：一是美國並非全盤遏制中國。中美經貿談判雖歷經波折但取得一定成果；由歐巴馬推動、中國暫未加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已初現眉目，但川普政府卻推倒重來。二是不僅針對中國，美國對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盟友也威脅加徵關稅以達成新的協定，對於其自身主導的世界貿易組織（WTO）部分機構也不惜使其停擺。三是美國宏觀經濟形勢好轉，金融危機後在歐巴馬第二任期時失業率已降至5%左右，可是川普政府仍大費周章發起貿易爭端。由此可見，美國當前的對外經貿政策本身也表現出一定的衝突性，雖然極具單邊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的特徵，但是姑且不論全球化給美國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僅充當全球領導者的目標就決定了其不可能放棄全球化（李向陽，2017）。由於美國經濟的絕對優勢，在其擾動下世界經濟運行和國際經濟秩序也進入到這「單邊與多邊並行、保護與自由共存」的不確定狀態，中美貿易摩擦便是該背景下的產物，而不純粹是貿易利益的爭奪。
因此，需要從更宏觀的層面、全球化的視角來解讀中美貿易摩擦及其背後的國際經濟秩序發展的困境：現行由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何種秩序？川普政府為何偏離該秩序而頻繁發起貿易爭端？此外，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川普政府初期讚許中國的防疫工作，但隨著美國確診病例增加而「甩鍋」中國，這是否會惡化兩國經貿關係？未來國際經濟秩序會怎樣發展？中國將如何應對日益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本文試圖基於國際經濟秩序的歷史演變、現實困境以及川普政府偏離現行國際經濟秩序原因，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思考，以期對其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發展與困境
《辭海》對「秩序」的解釋為：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齊規則之意。一般而言，國際秩序指國家之間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為這些國家提供一種可預測、穩定的國際環境，使得他們能夠通過基於規則的方式，如國際協議、國際組織和國際慣例等來和平解決爭端、實現政治變革等集體目標（高程，2013）。國際經濟秩序則是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指在一段時期內，國際社會中經濟行為主體按照某種既定原則、規範和決策程序來處理國際經濟關係，由此形成的國際經濟模式與格局，其基本目標是維護世界經濟體系的存續和穩定運行（曹廣偉 等，2013）。各國基於自身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實力，在相互競爭、博弈與合作的過程中逐步達到均衡狀態，並隨之確立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國際經濟行為規範，使國際經濟秩序得以建立和發展。由於發展的非均衡性，國際經濟秩序的導向、規則與形式往往由某個（些）實力佔優國家的發展理念所決定（陳安，2009）。
現行國際經濟秩序是伴隨著西方強國的崛起而逐步建立的，大致經歷了英國主導和美國主導兩個階段。英國是該秩序的主要創建者。西班牙、荷蘭等英國之前的霸權國家，在擴張中奉行重商主義，為了擴大本國市場而通過戰爭和掠奪強制推行自由貿易（James，2001）。18世紀後，英國憑藉工業革命帶來的優勢建起「日不落帝國」，在全球推動自由貿易、海上自由航行和金本位等國際經濟制度，構成了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雛形。19世紀中葉，英國和其他國家籤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如1860年英法兩國籤訂的《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世界經濟逐步進入文明階段（張志敏，2005）。美國則推動了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與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經濟金融、重工業和軍事等方面取得絕對優勢，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並進一步推動自由貿易：在內容上，將貨物貿易自由化擴展到金融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促進生產鏈和監管的全球化；在形式上，將雙邊經貿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推廣到多邊合作和經濟全球化。「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構建了以美元為國際貨幣的國際經濟秩序，通過關貿總協定（GATT，後來的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後來的世界銀行）共同維護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制度的穩定運行（雷達 等，2017）。
由於「特裡芬難題」和美元危機頻發等原因，美元與黃金掛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於1971年瓦解，隨後過渡到浮動匯率制的「牙買加體系」。但是這一變動並未實質性改變國際經濟秩序，可持續的匯率制度反而鞏固了以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為核心的國際經濟制度，三大機構得以延續、美元仍然是國際貨幣。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美國經濟實力和影響力的日益增強，在「華盛頓共識」指引下一些拉美國家等新興經濟體也採納了減少幹預和自由化的政策建議，美國主導的這一秩序得到廣泛支持與加入（Harvey，2007；Hudson，2016）。與此同時，一些制度外的協調機制，如七國集團（G7）、二十國集團（G20）、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國際機構相繼成立，對國際經濟治理的功能缺失形成了有效補充。
從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歷史與發展來看，該秩序主要呈現出自由主義的特徵（徐崇利，2012；潘曉明，2018）。《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對「自由主義」的廣義解釋為：保護個體不受無理的外界限制。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自由主義特徵可以從兩方面來解讀：一是該秩序以自由為起點，是一種市場導向的經濟秩序，即涵蓋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部分內容。自由主義經濟學發軔於18世紀的古典經濟學，20世紀後期吸收了其他學派的思想發展為新自由主義，其核心觀點是經濟活動由人的本性決定，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並通過自願交換可以滿足各方利益，即政府干預作用有限並強調市場機制的優越性。「布雷頓森林體系」三大機構的組建集中體現了該思想，GATT旨在推動削減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以促進貿易自由化，IMF和世界銀行則保障了外匯和資本自由流通。20世紀末以新自由主義為依據的「華盛頓共識」廣為傳播，市場導向的國際經濟秩序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強化，如1995年替代GATT的WTO不僅擴展了貿易自由化的範圍和強度。二是該秩序以保護個體利益為宗旨，是一種基於規則和多邊主義的經濟秩序，即承襲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相應理念。Ikenberry（2009）認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首先強調個體主義、平等規則，即無論國家大小都擁有相等的權利，各國需要在國際框架下按規則行事。規則雖然可能由實力佔優的國家主導，但是為了維護個體平等和實現整體福利最大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傾向通過多邊的方式（如國際組織和協定）來集體應對國際事務，從而達到均衡、制衡的狀態。現行國際經濟秩序沿襲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特徵，三大機構和協調機制的創建均是基於共同規則和多邊協商的初衷。這種秩序的建立不僅使發達國家之間的資源配置得以優化，還使發展中國家也能受益於多邊規則（如「最惠國待遇」等），避免了戰爭與低效。
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也經歷波折，如：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198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之後，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始深化自由化改革，並通過加強保護來應對競爭；20世紀以來，「911事件」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使美國等的保護主義再次抬頭，並出現等新的貿易保護手段。然而儘管保護主義時有發生，以自由流動、基於規則和多邊協作等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原則並未動搖，如歐巴馬政府推動的TPP、巴黎氣候協定等，在引導與維護當今世界經濟的有效運行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自川普於2017年1月上任後，該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表1所示，這位商人總統對多邊主義、國際組織不太認同，以美國利益為由頻頻挑起爭端、退出國際組織。歐洲也發生著類似的事件，特別是英國的「脫歐」。2014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以來，各國民粹主義群體性崛起，他們均以本國利益為先，主張收回在貨幣、移民、邊境控制上的主權（史志欽 等，2017）。英美等西方國家似乎正在脫離他們創立和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
表1 川普上任後美國退出的重要國際組織和協定
時間
退出的組織或協議
美國退出的理由
2017年
1月23日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TPP會摧毀美國製造業，美國將更注重雙邊貿易機會，並重啟北美、美韓、美日等貿易協定談判。
2017年
6月2日
巴黎氣候變化協定
全球氣候變暖是消弱美國工業的騙局，必須推翻該協定以支持美國的石油和煤炭工業。
2017年
10月12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美國長期拖欠會費，並認為教科文組織需要根本性改革，並對該組織「針對以色列的持續偏見」表示關切。
2017年
12月2日
《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制定進程
美國認為邊境控制和移民屬於主權問題，川普政府動用軍費在美墨邊境築牆以杜絕非法移民。
2018年
5月8日
伊核協議
川普政府不顧歐盟極力勸說仍然退出，認為該協議使得伊朗單方面獲益並有損美國及中東協友的利益。
2018年
6月20日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美國認為，該理事會對伊朗等國人權狀況惡劣沒有適當反應，卻對以色列充滿偏見，有損美國和盟友利益。
2018年
10月3日
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作為巴勒斯坦將美國告上國際法院的回應，川普政府擬退出將美國置於國際法院管轄下的國際條約。
2020年
7月7日
世界衛生組織
川普政府認為，世衛組織對新冠肺炎疫情反應遲緩，在病毒大流行期間「以中國為中心」損害了美國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與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共同遏制社會主義陣營不同，美國對傳統盟友也發起了貿易爭端，而歐洲在伊朗核問題等關鍵議題上也與美國意見相左。與此同時，美國與這些國家都在開展貿易談判，歐盟和日本、中國之間也在積極推進經貿合作。這些現象和舉措表明，美國政府在當前國際經濟秩序中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需要顧及代表階層、集團和政黨利益而高舉保護主義；另一方面，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又要保障資本、生產要素和人員的自由流動與高效運轉。於是美國開始自我調整，在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多邊和單邊之間搖擺不定，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因而也處於似廢而不能廢的困境中。中美貿易摩擦便是這樣背景下的產物，出現了「邊打邊和」、既爭端又談判的狀況。然而這些現象是否會持續？未來國際經濟秩序將走向何方？這些問題需要從美國偏離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深層原因中尋找答案。
三、美國偏離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原因
美國當前大幅偏離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原因，可以從其內部原因、外部原因和自由主義本身的缺陷三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川普在2016年競選時提出的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等。然而，儘管受累於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是否正經歷長期衰退而需要再次崛起？事實上，如圖1所示，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不僅人均GDP穩步升高，失業率也降至歷史低位。美國的宏觀經濟表現較為出色，「川普現象」的產生與其國內選舉制度有關。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的政治主張有強烈的黨派立場和利益集團色彩，選舉實則是競選人背後力量的更迭。因此，每隔四年的總統大選和每隔兩年的議員中期選舉會造成美國政治、外交和經貿政策出現周期性變化，表現為兩任政府間政策的不連續以及本屆政府任期內政策的反覆性。川普突然的單邊保護主義正是處於美國兩黨執政的交替期。為實現競選承諾和黨派利益，川普政府退出了歐巴馬政府主導的TPP、巴黎協議和伊核協議，並為藍領工人的利益發起對華貿易爭端等。但受制於中國對美農產品貿易的反制、中美價值鏈高度融合等因素，美國也需要和中國達成更全面的經貿協議。而後中美磋商過程中又逢美國中期選舉，導致川普政府在關稅問題上出爾反爾。
圖1 美國2007—2019年人均GDP與失業率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統計局
川普政府試圖通過貿易爭端來改善製造業工人福利和增加崗位，可謂是南轅北轍。美國製造業的勞動力成本遠高於中國。據美國勞工局公布的數據，2018年美國製造業人均收入約為65 626美元，而中國僅為約10 000美元，美國顯然缺乏比較優勢。因此，美國鼓勵製造業回流更多是政治作秀，優化經濟結構和勞動力再教育才是明智之舉。然而，川普個人確實是中美經貿關係和國際經濟秩序的最大不確定因素之一，他的商人作風和選舉目標使其作為事實上削弱了美國的政治信譽和長遠利益。雖然川普個人因素一定程度上誇大了美國對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偏離，但從政治周期的角度來看，中美貿易摩擦即使不會惡化，也將會是一個長期、反覆的過程。
Ikenberry（2011）認為，中國等新興國家和西方有著不同的文化歷史、政治和經濟水平，他們對國際秩序的理解與西方也存在差異。美國過去認為，將中俄等對手納入全球貿易和國際組織中，可以使他們成為合作夥伴並有利於傳播西方自由民主（Deudney et al，1999）。然而，新興國家在崛起過程中會探尋符合自身的發展道路，造成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衝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80%。按匯率法計算，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現在的發展速度，10年後將接近世界總量一半。國家實力的相對下降引起了美國的擔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中國威脅論」於2012年開始在美國盛行，此後對中國持反面態度的比例高於正面。2017年12月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中俄意圖通過削弱經濟自由和公平等方式來提高影響力，對美國利益和實力形成挑戰。因此，川普政府發起對華貿易爭端、退出國際組織，不僅是爭奪經濟利益，更在於牽制中國來維護美國國際地位及其主導的國際秩序。據此，長期看來國際經濟秩序的自由主義原則很難改變，但中美之爭也將是曠日持久的。
此外，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還面臨著新環境的挑戰（如技術進步、生態環境問題等）。當今世界科技發展迅速，數字經濟、人工智慧、新能源、生物醫藥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發布報告稱，2019年國際專利申請量達26.58萬件，年增長率為5.2%，其中近6萬件來自中國；同時全球科研論文數量也較20世紀80年代增長了3.5倍。然而現行國際經濟秩序對此似乎沒有充分準備，尤其是在很多新興領域的規則制定上都處於空白。如：WTO在消除數字貿易壁壘上裹足不前，也未將數字貿易納入監管框架；2019年12月WTO上訴機構停擺，雖然是由於美國阻撓其法官遴選，但也顯示出各成員國在利益訴求上的分歧，特別是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等議題，暗示著WTO改革本身將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中的個體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對個體主義的絕對推崇會導致對個體利益的無限保護，在缺失法律的情況下就會引起爭端和戰爭。為克服這種缺陷，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核心邏輯在於「均衡」，即通過多邊的國際組織等公共框架來平衡各方利益訴求。但這一制度的前提在於各國實力相當才能達到相互制衡的穩態，若這種平衡被打破，個體主義的缺陷就會隨之放大：對個體利益的追求將難以受到約束，甚至倒退回叢林法則。
美國所擁有的實力正在破壞這種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中心並成為唯一超級強國。當前美國不僅在GDP總量位列世界第一，而且軍費開支約佔全球三分之一，還擁有世界最大核武器庫。這種霸權地位使美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無法被有效制衡，從而川普政府以美國利益為宗旨而不顧秩序內原有的利益均衡，可以任性「退群」、頻繁發起貿易爭端並極限施壓、長臂管轄他國企業等。只要不能充分滿足美國的利益，一切現有的機制和秩序都可以推翻，任何理想主義的道德高地都可以放棄（雷達 等，2017），個體主義的逐利性在缺乏約束下醜態盡現。
在國家利益面前，自由主義往往向霸權妥協而打破秩序平衡，自由主義多邊經貿體系更多停留在理論層面和服務於西方國家擴大市場（Brenner et al，2010）。或者說，西方國家在不同階段對自由、多邊的訴求是不同的，會根據自身在全球化中的作用與地位適時地作出調整，正如國際貿易從重商主義到自由主義的發展歷程。這樣來看，川普政府的保護主義不能簡單歸為單邊主義，更不是逆全球化，而是美國在順應全球化背景下的自我保護和利益再平衡的過程。總的來說，霸權地位以及個體主義向利己主義、實用主義的偏轉，是西方強國在單邊與多邊、自由與保護之間周期性擺動的根本原因。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均衡狀態是理想化的、偶然的，不均衡才是必然的，在均衡和失衡之間的調整是常態，這也是造成中美貿易摩擦長期性、複雜性的根本原因。
經濟自由主義的弊端也是美國偏離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原因。經濟自由主義片面強調市場的有效性，而當出現市場失靈時需要通過政府干預（即凱恩斯主義）來應對失靈以促進經濟增長。在近現代世界經濟發展中，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二者交替行進構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脈絡：通常在戰爭爆發，或經濟低迷、發生經濟金融危機，或強國逐漸衰弱時，貿易保護和國家幹預就會抬頭；而當全球經濟處於增長和繁榮階段，則易實施自由貿易政策（張志敏，2002）。如圖2、圖3所示，美國收緊外貿政策與經濟下滑區間（陰影部分）基本對應。受益於信息科技革命，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持續高漲，貿易出口大幅增加。但是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外貿政策轉向以「公平」為條件的自由貿易。加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導致川普上任時美國正處於經濟下滑期，於是其開始在國內推行降低稅率、自由化政策，對外則發起貿易爭端，試圖通過保護主義來振興國內經濟，美國實力的相對衰弱又加劇了這一進程。可見，經濟自由主義中市場化的假設過於理想，特別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極為複雜，經貿政策無法達到完全自由或完全保護的「非黑即白」，需要在整體自由的前提下根據國內外政治經濟狀況作出階段性調整。這也是川普政府對外政策波動的重要原因。
圖2 美國1966—2018年GDP增長率
資料來源：CEIC資料庫
圖3 美國對外貿易政策變化
四、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趨勢
儘管對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階段性地偏離，美國仍然是該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著名智庫彼得森研究所的一項研究表明，1950—2016年美國源於全球化的收益約為2.1萬億美元，給每個家庭和人均GDP帶來的收益分別為18 131美元和7 014美元。事實上川普也並未拋棄以自由流動和多邊為核心的國際經濟秩序：2020年2月USTR公布了美國2020年貿易政策議程和2019年年報，報告稱美國將不斷推動WTO改革，致力於更大範圍降低稅率，並在多邊協定基礎上進行有效的諸邊談判，促進自由市場經濟體發展。自由主義有著內在合理性和韌性，開放自由、基於規則的原則依然受到推崇，多邊秩序是迄今最為合理的一種形態（秦亞青，2017）。因此，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下，自由主義將繼續構成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經貿活動的主要基調，並且隨著世界經濟發展還會成立更多多邊和區域性組織、協定來填補WTO等現行框架中的規則缺失。
但是，由於新興國家崛起、科技進步等外部因素影響，美國塑造國際經濟秩序的能力會逐漸減弱。未來的世界經濟格局將是多極化、多層化和複合化的。阿米塔·阿查亞和傅強（2017）將其形容為一個「多廳影院」，即在一個影院中同時播放不同風格的電影，觀眾根據喜歡而選擇觀看影片。Nye（2010）認為，國際體系將會是一個「三維棋盤」，棋盤的上、中、下三層分別是單極的軍事權力、多極化的經濟層面、跨國的非國家行政體。還有學者認為，真實世界不是各廳獨立運行的「電影院」，而是牽一髮動全身的相互關聯的網絡，以多邊主義、國際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性形態將會持續，並會趨於一種協進型的多邊制度（秦亞青，2017）。可以看出，雖然側重點不同，但學者們對未來國際經濟秩序構想的基本特徵是一致的：不同國家、民族、利益集團，甚至跨國公司、社會組織都能主導某種秩序，進而形成多層次治理結構，後來者可以根據需求加入相應秩序中。當然，諸多秩序間並不是獨立或衝突的，而是組建成相互關聯的網絡，於是國家間秩序升級擴展為一種秩序間秩序，這種複合秩序也將傳承基於多邊和共同規則的原則。屆時，單一霸權不復存在，自由主義秩序得以真正建立，不同個體之間相互影響、促進，最終達到協同共進型的理想均衡狀態。
2020年全球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為世界經濟發展更蒙上了一層陰影。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截止2020年7月10日全球新冠病例確診近1250萬例，其中美國確診近320萬例，死亡人數超13萬例，均居於世界首位。且伴隨著各國各種防疫措施的持續實施，經濟發展停滯乃至下滑，全球可能將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為嚴峻的經濟衰退，美國股市也出現了金融危機後的最大跌幅並屢次觸發熔斷機制。
如此嚴峻的疫情事態和經濟形勢，使得中美經貿關係和國際經濟秩序前景變得更不明朗。一方面，由於美國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急劇上升，川普政府為推卸責任而汙名化中國的抗疫努力，並可能會以藉此在下一階段的中美經貿談判及其他領域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以轉移國內矛盾。另一方面，同樣是由於美國爆炸式增長的確診與死亡病例數，川普推卸責任的力度越強，其所面臨的政治風險就越高。從川普政府的抗疫表現來看，不論是「甩鍋」中國，還是忽視美國疾控中心的科學建議，都反映出川普以競選連任為首要目標，個人與黨派政治利益高於公眾衛生安全。因此，若美國疫情繼續蔓延，川普政府可能不得不重拾中美和多邊國際合作並減少經貿爭端。正如「911」事件後，小布希政府為取得大國共同打擊恐怖主義的支持，一改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的強硬政策轉而與中國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抑或民主黨重新執政美國，也能預期其會加強國際多邊協作，如民主黨候選人拜登表示，若他當選美國將重返世衛組織。
與此同時，中國的抗疫舉措和提倡國際合作得到了廣泛支持。2020年3月26日G20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以視頻會議方式召開，會後聯合聲明指出：「我們堅定承諾建立統一戰線應對這一共同威脅。」「二十國集團致力於同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一道，在各自職責範圍內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以戰勝疫情。」我們重申實現自由、公平、非歧視、透明、可預期和穩定的貿易投資環境以及保持市場開放的目標。」。2020年5月18日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以視頻會議方式召開，大會決議肯定了世衛組織在抗疫中的關鍵作用，強調多邊合作以應對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重要性。實際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各國都渴望尋求一種穩定的發展環境，尤其是歐洲國家，其經濟結構有一定脆弱性、對國際貿易依賴較大，內部的民粹主義更多是在自由主義多邊框架下尋求利益平衡。因此，國際呼聲將推動川普政府重回中美合作，為了競選利益而執意地抹黑中國、渲染「中美脫鉤」只會消耗美國國家信譽和軟實力。此外，美國和中國、日本、北美等地區新的貿易協定於2020年初陸續生效。2020年5月8日中美貿易談判雙方代表表示應加強宏觀經濟和公共衛生方面的合作，為兩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落實創造有利條件。這些情況均為國際經濟秩序帶來穩定的因素。
當然，縱觀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和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趨勢，儘管存在諸多改善的條件和機會，但前景仍不容樂觀。隨著美國大選臨近，川普既需要擺脫抗疫不力的責任進而對中國極限施壓甚至「脫鉤」，卻又無法忽視中國巨大市場和中美價值鏈高度融合的事實。因此，可以預期，中美經貿活動大致會在現有協定下相對穩定地持續開展，但是在技術進步及戰略性產業等領域會受到美國更大且持續性的壓力。
五、國際經濟秩序的中國方案
面對美國對華貿易爭端和日益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中國需要在不同層面予以應對並為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積極貢獻。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和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參與者，中國有必要、也有能力對國際經濟秩序進行頂層設計並推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具體來講，國際經濟秩序的中國方案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以維護多邊經貿體系為前提條件。需要明確的是，中國是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受益者和貢獻者。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後，通過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有效促進了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公平、開放且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符合中國的發展需求（安禮偉 等，2019）。認為中國的崛起會威脅甚至推翻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觀點具有誤導性（Nye，2017），實際上從經濟償付力、強制力和軟實力等方面來看，中國遠未具有能夠取代美國來成為國際經濟秩序秩序領導者的實力（Nye，2010）。因此，國際經濟秩序的中國方案應以維護多邊經貿體系為前提，持續深化全面開放，積極對接併兼容現行規則，這樣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訴求，也能減少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阻力。
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發展理念。美國能在20世紀能迅速崛起，除經濟實力因素外，還在於其國奉行的自由主義與英國一脈相承，並更具進步性，從而獲得了更多國家的支持。一個民族需要給世界發展貢獻進步、正義的價值觀，才能走向世界、引領世界。川普政府「美國利益優先」的價值導向和「長臂管轄」行徑在國際社會上飽受詬病。2015年9月2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並發表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夥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指出「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依據「和而不同」的東方智慧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表達了中國「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世界觀和義利觀，既傳承了自由主義基於規則和多邊主義的合理內核，也摒棄了霸權主義的逐利性，是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秩序從個體主義向集體主義的合理正義升級。
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實踐基礎。「一帶一路」倡議集中體現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2017年5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發表題為《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主旨演講，指出「中國願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所有『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家的友好合作。……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會重複地緣博弈的老套路，而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不會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同時，「一帶一路」建設可以補充和完善全球公共品供給體系。全球公共品是指外部性較強的跨國商品、服務和基礎設施等，各國積極參與全球公共品供給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要求。由於實力相對衰退，美國的全球公共品供給意願明顯下降，比如川普政府屢次建議國會大幅下調對外援助預算，並拖欠聯合國會費，提高海外駐軍費用分攤等。中國在持續高速發展中積累了較強的公共品供給能力和經驗，特別是在高鐵、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中國製造逐漸成為物美價優的標誌。「一帶一路」倡議結合了中國優勢和沿線國家（地區）的經濟現實，是中國和沿線國家（地區）共同參與全球治理的有效方案。
以國際貿易和金融改革為響應反饋。積極參與、推進國際經貿金融體系改革，是國際經濟秩序中國方案的落實點。一方面，要推動國際貿易和金融規則和體系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應更加注重集體利益，倡導合作共贏，避免霸權主義。2019年12月WTO上訴機構停擺，各成員國利益訴求難以調和。為避免國際貿易體制停滯和貿易爭端加劇的風險，應積極和有關國家協商談判，助力WTO改革；並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積極與沿線國家開展雙邊和多邊貿易協議商談及自由貿易區建設，在實踐中展示中國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國際經貿發展理念，進而鞏固以WTO為核心、區域性協定為補充的多邊經貿體系。另一方面，要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根據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的報告，人民幣國際支付排名全球第五，與中國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不相匹配。為緩解國際貨幣失衡和美元霸權的影響，應藉機「一帶一路」建設與沿線國家籤署貨幣結算與互換協議，增加人民幣接受度，同時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提高人民幣國際競爭力和國際支付份額，與美元、歐元等共同構建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
如圖4所示，國際經濟秩序的中國方案是一個完整的循環體系：在維持多邊經貿體系前提下，通過中國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實踐設計（「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的改革，形成對國際經濟秩序的正向反饋，促進國際經秩序逐步向「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升級。
圖4 國際經濟秩序的中國方案
當然，國際經濟秩序中國方案的實施過程是漫長而坎坷的，將面對諸多挑戰和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必須通過相關國家的密切協商、相互諒解才能持續推進，既不能回到霸權主義，也不是某個國家的單方讓渡，而是在合作共進中的集體躍升。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將長期、反覆且不可避免地存在，美國可能還會把爭端延伸到更大範圍，從而成為中美關係的「新常態」。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無需過度糾結於美國的態度與行為，應把工作重心繼續落實在深化改革開放上，具體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做好應對：一是反制與合作雙管齊下。面對美國發起的貿易爭端，要科學研判與美貿易的發展趨勢，按照對等原則精準反擊，捍衛國家尊嚴和利益；同時也要保持與美國的經貿磋商，避免兩國價值鏈脫鉤，特別是在疫情特殊時期要以醫療合作帶動其他各領域的協作。二是以爭端促改革。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在健全法律法規的基礎上減少行政幹預，優化企業營商環境；同時，加大基礎科研投入，促進技術創新，提升國內整體經濟的效率與質量，實現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三是以爭端促開放。在平等競爭、互惠互利的前提下逐步擴大對外開放領域和深度，降低市場準入條件，吸引外商投資與鼓勵對外投資並重，積極對接國際規則，充分保障中外企業合法權益。
綜上所述，當前美國對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偏離，尤其是川普政府頻繁發起對華貿易爭端，不僅僅是簡單的利益爭奪或遏制中國崛起，更是在政治周期、新興國家崛起、發展環境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結果：美國為了本國利益而在單邊保護主義和自由經濟主義之間左右逢源——既發起貿易爭端，又積極尋求新的合作。然而由於美國的霸權地位，其任性行為難以受到制衡，從而會周期性地打破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利益均衡。這預示著中美貿易摩擦將是一個長期反覆的過程，而且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發進一步加劇了中美經貿關係的不確定性。但長遠來看，自由主義仍然是國際經濟秩序的基調，未來世界經濟格局將呈現多元化、多層化和複合化。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中國不僅需要應對好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還需要對國際經濟秩序作出頂層設計，貢獻中國方案，成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重要建設者：在多邊經貿體系框架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發展理念，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實踐基礎，積極推進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的改革，促進國際經濟秩序的持續穩定發展並向彰顯集體主義的合作共贏升級。
（本文轉自：《西部論壇》2020年第4期）
作者簡介：
張志敏，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開鑫，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
李靜，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
原標題：《張志敏 開鑫 李靜：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困境與中國方案——兼論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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