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剛才文章是我自己刪的哈，一是排版沒排好，二是標題中發現錯字，只好刪了再發】
拿到羽戈的新書《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我先跟這個「踵」較上勁了。
因為我第一時間只能想起兩個：「摩肩接踵」之「踵」，和「阿喀琉斯之踵」之「踵」。
這羽戈的「踵」，到底是哪個「踵」呢？
不是我較勁兒，是我的語文有問題，老懷疑自己的語文是體育老師教的，東一拳，西一棒，不是寫錯字，就是念錯音，甚至會錯意。
你說，羽戈的這個踵，到底是腳後跟，還是軟肋呢？
琢磨著中間，書就一口氣讀完嫋。痛快。好酒。
小二，再來一杯！
不——
小三，再讀一遍！
不糾纏那個「踵」，還是說書吧。
不能說長期浸淫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好意思，太貪玩了，幾忘了自己是幹嘛的了——至少晚清民國這一段是我最感興趣的。有關這個激進，簡直是我的心病。所以我很想看看，都誰，能與我同病相憐。
之前，蕭功秦老師的相關著述——《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危機中的變革：清末政治中的激進與保守》《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局》頗能戳中我的心事，現在，羽戈也來戳這議題了，這是又要多一個同道的節奏麼？
至少，我們對中國近代史的觀感，在某個維度，是高度重合的。正如羽戈所言：「不激進無以成事，這七個字，堪稱中國近代史的最佳註腳。當然，激進是一柄雙刃劍，有人視之為潮流，有人則視之為漩渦，在後者眼裡，中國從近代向現代轉型，所感染的一大病症即可形容為『激進之踵』」。
簡直是說我嘛，我就是後者，在我眼裡，激進與亢奮，就是近代中國兩大病毒。這感染的，從近代到現代，一波一波的，發作。
有關政治理念。羽戈說他是漸進本位，講究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對於激進主義的種種路數，大刀闊斧，一蹴而就，看不入眼，嘖有煩言。
也是說我嘛。我煩死近代史上的那些激進狂了。名字就不點了，大家心裡都有數。
但是，我與羽戈也有不同的地方。
其一，是對激進人物的輕易諒解。你也可以稱之為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比如康有為、譚嗣同在戊戌年間的激進與荒誕——康有為建議把西藏賣給英國，以籌措變法經費，譚嗣同不僅要賣西藏，還要賣新疆給俄羅斯，倘若錢不夠用，還可以賣內外蒙古、青海……羽戈也承認，「這等行徑，在今人眼裡，正與賣國無異，康有為、譚嗣同勢必難逃賣國賊之罵名」。但是他又提醒大家注意，「康有為、譚嗣同出賣國土，起因則在愛國，目的則在保國，舍邊陲而保中心，有如壯士斷腕。」
我咋就不服呢？
動機與目的，都是摸不著，看不見，唯心的。憑什麼就認定，有人是愛國保國，有人——我就不點名了——就是漢奸賣國？難道人家就不是舍小保大，壯士斷腕？我本無定見，我恪守的，就一個標準。也就是說，所有歷史人物，能不能一個價值坐標？一個評價系統？
其二，羽戈在書中說，他參加一場線上講座，主題是戊戌變法。主持人提問：假如穿越到一百二十年前，成為維新派，你會怎麼做？他和另外兩位嘉賓幾乎異口同聲：轉向革命。
嘖，你們三個，給我出來走兩步，我保證，不打扁你們，我就改叫端木賜刀，專門對付你羽林軍的羽，刀戈的戈，居然還轉向革命，能的不輕，年輕人。維新若維不下去，正好說明，這新太新了，而你們，居然選擇更新，那不是正如你書中所言，鯨吞，要噎死人的節奏麼？放我，維新都維不下去，只能轉向保守，比如嚴復的轉向。
羽戈的意思，「當愛國與保國陷入一種割肉式的功利主義困境，其痛苦與糾結，那些不曾在亡國滅種的歷史陰影之下徘徊、奔逃的後人，如何能夠體味？」
我的意思，所謂的亡國滅種，無非是個體焦慮，與集體焦慮的大合奏，很大程度上是渲染的、直銷的或者傳銷的，甚至是病毒感染的。正像現時的中國網絡，不時發作的，那種中產階級的矯情，都是戲精。
大清當年面臨的是什麼議題？
啥子亡國滅種了，唬誰呢？不就是，大清朝廷滅亡和大清朝廷不滅這兩個議題麼？
大清朝廷滅了，對大清朝廷自然是壞事，但它並不意味著，對小民百姓必然是好事。
這就應了魯迅所謂的，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與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什麼情況下的改朝換代，才對小民百姓意味著是好事呢？
第一，大清朝廷滅了，後面的接盤手，能馬上建立一個穩定和平的朝代。共和不共和的倒無所謂。
第二，接盤的政權，至少不比清政府更差。像太平天國那樣的就算了。
這兩個條件都具備了。才是小民百姓的福氣，或者說選項。
至於歷史的車輪，特別是激進歷史，太無情了。我做歷史研究，把自己整成了律師一般，只替我的當事人——當時的小民百姓考慮。至於後來歷史終於走出了霧霾，或者將來必出歷史三峽，則不在我考量範圍。相當於產婦生孩子，本來自然產即可，非得折騰，導致早產，然後保大人保孩子之間，人為的悲壯一把，大人被犧牲了不說，那早產兒也身心不健全、發育不優良不是?
一句話，放任何時候，我都是溫和的、改良的、漸進的。
不過，照這個節奏，跟羽戈較下勁來，我得重寫一本書。所以，下面說些正經的。
羽戈比較贊同餘英時的「史者，知人論世之學也」，所以，他的這本書，重點在知人論世，角度那叫一個新。以往研究戊戌變法，大多以事為脈絡，他呢，則別出心裁，根本不說事，只以人為線索，把人置於時代的激流漩渦之中，觀察人的抉擇如何影響時代，抑或被時代影響。
他的發現是什麼呢？「康有為的激進塑造了戊戌變法的政治氣質，戊戌變法所開啟的激進時代一路狂奔，反把始作俑者遠遠拋在身後。」他用的概念也好玩，球語，說戊戌年前，康有為是時代綠茵場上的前鋒，戊戌年後，則漸漸退回中場、後衛，以至替補席上落落寡合，蹉跎日月——這當然不是康有為一個人的命運，嚴復，以及以善變著稱的梁啓超，都是如此。
我倒覺得，不用感嘆這個。但凡上場的，總有下場的時候，這與激進復激進沒有關係，只與時代有關。時代就是時間，時間就是自然規律，再牛逼的球員，也有退役的時候。
有關知人方面，我跟羽戈還有諸多較勁的地方，比如他對康有為的認知，有一個「正-反-合」的過程。而我對康有為，只有「反-反-反」。我跟雪珥一個觀感，康有為，一個康三鹿而已。羽戈喜歡甚至崇拜譚嗣同，我則不然。需要致敬的是，羽戈並不為尊者諱，他價值坐標上的第一點——「真則是歷史學第一價值」與我完全一致，所以譚嗣同的慷慨赴死之因，除了高大上的那些，他還特別強調了兩點：一是譚有肺結核病，知道自己壽命不長了；二是，官二代不能跑，否則株連家屬，他爹譚巡撫是大清高幹。我在相關課題中論述譚嗣同的激進與慷慨時，強調的是另外兩點：一是梁啓超作《譚嗣同傳》，說他「幼喪母，為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我甚至拿袁世凱童年受寵作比較，說童年幸福的，比較厚道溫和，童年孤苦的，容易激進亢奮。二是他自己解釋「吾自少至壯，偏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所以我理解為，後娘虐待，自己也早就不想活了。就沒想到，身子有病自知活不長這一說。不過，我最近研究曹誠英與胡適的遠方的詩和近處的苟且，發現一個極有趣的醫學說法——與胡家有世交之誼的柯家驊先生，論證曹胡情事時說，他倆人當時都有肺病（曹甚至還有「甲亢」），這種病易亢奮，衝動，失控，所以才發生婚外戀。柯醫生的論證，讓我笑岔。我當時想到的是鬱達夫和林黛玉之類，現在看來，這病有倆途，發在愛情上，風情，發在政治上，激進？
說著說著，好像又不正經了。我還是駐筆吧。免得羽戈，執戈挺矛找我對陣，我這邊還沒賜刀佩劍呢。
還是那句話，看書吧，書中自有戈和劍，書中還有刀和矛。
隆重囑咐一句，看了以後，查證一下自己是哪一撥的，守舊，漸進，激進，你選哪個？然後我們組團較勁。老課題，新革命。羽戈說梁啓超乃過渡時代之人物。我們雖然不是人物，但現在還是過渡時代。至少，如羽戈所說：「中與西之爭、舊與新之爭、漸進與激進之爭、文化與制度之爭，以及在此種種衝突之中，個體何以自處，何去何從等，這些一百二十年前的老問題，怎麼困惑先人，便怎麼困惑我們。」希望羽戈的《激進之踵》能解你惑。
最後交待一句，讀了之後，別忘告我，激進之踵的踵，到底是啷個踵，我現在還是，百思不得其踵，這語文學的。
【羽戈 ：《激進之踵: 戊戌変法反思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