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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主要談美國的情況。
美國研究明史的學者,人數遠不如清史和現代史的人多,但也算自有淵源和傳統。早期的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算是海外明史的一家之言,深刻影響了中國知識界對晚明的認識。黃主要從馬克斯韋伯的「工具理性」角度出發,認為明代中國缺乏現代化的動力。他認為明代以道德代替法律,缺乏制度創新。雖然歷史有趣,但最終都「沒有意義」。和黑格爾和韋伯一樣,黃仁宇認為晚明中國是停滯的。這種歐洲中心論的史觀,現在受到許多批評。
最近的研究發現,晚明中國,其實充滿了變化的動力,包括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創新。
後來比較有影響的研究框架,有這麼幾個。一個是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明代,比如弗蘭克的《白銀資本》,把明代中國納入全球化的視野,來看東亞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和貢獻。該研究也大量運用了亞歐其他地區的史料,在學界廣受好評。另外,歐洲魯汶大學的Nicolas Standaert,也用了大量的歐洲和中國的文獻,描繪出中西之間關於禮儀的文化區別,也讓人耳目一新。
另一個方向,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發掘民間社會的文獻。這些社會史學者不把精英創作的文獻當作是經典,力圖勾勒出一個官方的目光沒有觸及到的民間社會。比如哈佛大學的Michael Szonyi對於明清福建宗族的研究,普林斯頓的Susan Naquin對民間信仰的研究。這些研究把中國的史料當作一種例證和素材,回答的問題來自歐美宗教學、人類學的理論。與國內學者的路數不同。
目前美國明史研究有一種傾向,就是不把明朝當作一個典型或者純粹的漢人王朝,而是強調明朝與蒙元,以及內陸亞洲的文化制度聯繫。比如David Robinson對於明代前期軍事文化的研究,強調與元朝的延續性。這大概是受到了新清史學派的影響。
美國明史研究的結構性問題之一,是搞清楚從宋代到清代長達千年的「後期中華帝國時代」中,明代的地位到底是怎樣的。大多數學者認同,唐宋之間,中國有一個根本性的社會轉型,叫做「唐宋轉型」。但問題是,從宋代到明代,到底有沒有突破性的轉型?明代是宋代社會的延續,還是更加與清代接近?有些明史學者認同Robert Hartwell和Robert Hymes描述的南宋地方化,認為明代延續了南宋以來士人地方化和地方意識崛起的大趨勢。這樣看來,明代就是宋代的延續。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晚明中國,出現了根本性的轉型,出現了近代化的思想,被稱作啟蒙思想或者自由傳統(比如de Bary)。這樣說來,晚明是近代中國的開端,而不僅是之前歷史的延續。這種分歧,和國內學者關於明代在中國歷史分期中地位的爭論,是相似的。
還有一些細節研究,著重在晚明的政爭。有學者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來解釋東林和復社,讚揚明末黨爭的現代性和社會意義(Mary Rankin)。也有人認為晚明的黨爭集團其實都來自同一個階級和社會背景,所以無法用歐洲的概念來解釋(黃宗智,Harry Miller)。
此外還有普林斯頓的Elman,通過打通社會史與思想史,把經學和理學研究放在廣闊的社會脈絡中理解。Willard Peterson對於晚明中外思想交流的研究,各有一家之言。另外還有關於明代文學、戲劇、城市、宗教、軍戶、禮儀、司法和邊疆少數民族的研究,都各有千秋。但是,建立新的研究範式的著作,近年來並不太多。對整個中國研究領域,產生重大影響的明代研究,還有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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