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3月2日報導英國《新科學家》周刊網站2月27日刊登題為《中國科幻小說處於黃金時代》的文章，作者拉維·蒂達爾。全文如下：
2000年，我在成都參加了由《科幻世界》雜誌組織的科幻作家年度會議，每天的議程都必然由中國官員代表發表的長篇講話開啟。與會的許多作家都很年輕，賓館也很樸素，大家一杯又一杯地喝著茶。
儘管歷史已有百年，但在當時，中國的科幻小說在西方鮮有人知。然而，15年後，當時參會的一位作家——名叫劉慈欣的計算機工程師，此時距他出版個人首部長篇小說還有兩年——憑藉小說《三體》（由劉宇昆翻譯）獲得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
當我從中蒙邊境坐夜車抵達北京時，我還是一個留著長發的背包客。作為科幻作家，我想知道中國的科幻圈中能有些什麼。我在處於發展初期的中國網絡上能找到的只有吳巖教授的郵箱地址。他當時正在教授中國唯一有關科幻小說的大學課程，主要內容與阿瑟·查爾斯·克拉克和艾薩克·阿西莫夫有關。這門課程對我而言似乎有些過時，不過這倒也在意料之中。但是，吳巖比他的教材要高明得多，並且他誰都認識。在之後的一些年中，我有幸親眼見證了中國科幻小說進入主流英語世界的過程。我也有幸能夠盡到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出版了一系列中國科幻小說的首個英譯本。
縱觀中國科幻小說史，撼動中國其他領域的政治力量同樣也對科幻小說造成了影響。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中，外國科幻小說（主要是儒勒·凡爾納和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作品）最早的中譯本（最初譯自日語）開始在中國出現。在接下來幾十年動蕩的革命歲月中，中國幾乎沒有本國的科幻小說出版。就這一時期的中國科幻小說而言，在西方最出名的可能要屬老舍的《貓城記》（1932年）。這部小說描寫了一位人類太空人在火星上緊急降落並遇到生活在那裡長得像貓的外星人的故事，諷刺了舊中國正在消亡的社會秩序。
1949年共產黨時代的開啟使得中國開始大量翻譯蘇聯科幻小說，有「俄羅斯儒勒·凡爾納」之稱的亞歷山大·別利亞耶夫的作品特別受歡迎。共產黨時代的開啟也使得人們開始致力於創作一種能夠在追求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推動科學發展並促進科學成就達成的文學作品。儘管這類作品中的大多數都是為兒童創作的，但其中仍然充滿了政治內容。
被一些人視為「中國科幻小說之父」的作家鄭文光為兒童創作過很多科幻小說，也寫過一些廣受歡迎的非小說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鄭文光受了很多苦。曾在北京天文臺做過研究員的鄭文光寫道：「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筆，前往農村。我成了農民，忙著種水稻，餵牲口。」
我的老朋友吳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還是一個孩子，但在這一時期他對科幻小說的熱愛就已經開始湧現。他回憶道，當時書都被禁了，只能偷偷地跟人交換，偷偷地讀。
鄧小平在1978年掌握了大權。他扭轉了他的前任的經濟政策，開啟了一段快速發展並且與西方關係得到改善的新時期。在這樣的環境中並且在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論述的推動下，科幻小說之花得以再次綻放。到上世紀末，中國科幻小說開始進入黃金時代。
著名科幻作家、雨果獎得主劉慈欣在第七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頒獎儀式前籤名。 新華社記者李一博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