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獨立出品【歷史回聲】
兩年間何鳳山頂巨大壓力為數千猶太人，發放去上海的「生命籤證」，但極為低調，直到死後被人知。比利時的雷鳴遠神父入中國國籍，他說：「你們別看我的鼻子、臉是外國，我的心是中國的！我們要抗戰到底！」美國「何二姑」收容無數難童，冒生命危險賑濟災民。
8月底，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感謝上海這座城市在二戰期間為數萬猶太難民提供庇護和中轉，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館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營發布《謝謝上海》公益片。
視頻中二戰期間曾在上海的猶太難民們，高舉由漢語、希伯來語和英語3種語言寫著「謝謝」的標牌，藉此向上海人、中國人在其處於「歷史最黑暗的時刻」的恩情給予感謝，傳遞出一個「東方諾亞方舟」的故事。
而這個視頻中並未提及一個人的名字，基督徒何鳳山，某種意義上他是幫助猶太人登上上海這艘「東方諾亞方舟」前拿到船票的人。
何鳳山出身貧寒，幼時父親早亡，他在長沙雅禮大學畢業後，1929年入德國慕尼黑大學，1932年獲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1935年開始其40年的外交生涯。1938年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併後，何鳳山升任中華民國駐維也納領事館總領事，直至1940 年5月調離。
他在任的兩年，正值納粹德國掀起反猶高潮，不少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遭受非人的虐待甚至屠殺。何鳳山親眼看到第一手的納粹德國和奧地利「碎玻璃之夜」計劃。這計劃執行時間從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約200多座猶太人教堂被毀，7500個猶太人商店被搶，3萬名猶太人被關進集中營。
猶太人避免被抓只有離開歐洲，但要想逃離就必須獲得外國籤證，於是成千上萬猶太人奔走各國使館申請籤證，當時一張籤證就可拯救一條生命，被稱為「生命籤證」。當時奧地利共約18.5萬猶太人。
某日何鳳山到一戶已領到他發放的籤證的人家送行，剛好碰上蓋世太保。男主人已被抓走，何鳳山與蓋世太保發生對抗，蓋世太保掏出手槍，對準何鳳山。但當得知何鳳山是一名外交官，他發放的是有效籤證後，蓋世太保只好準許這家人踏上了前往中國上海的行程。
1938年7月6日，法國國際難民會議上，與會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愛爾蘭和紐西蘭等32國均拒絕接受猶太移民。何鳳山則決定奮不顧身救助這些難民。他冒險為奧地利的猶太難民辦理籤證，將他們送到上海的安全地區。
關於這段歷史，何鳳山曾在回憶錄中寫道：「迫害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當時美國一些宗教和慈善組織開始緊急救助猶太人，我一直與這些組織保持密切聯繫，我採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幫助猶太人，大量猶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來。」
中國總領事館門前每天從早到晚排著長龍，許多求助無門的猶太人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籤證」。何鳳山此舉引起納粹當局不滿，他們以中國總領事館的房子是猶太人財產為藉口，沒收了房子。
何鳳山就自掏腰包，迅速把領事館搬到一間小房子裡，堅持發放籤證。當時，國民政府和納粹德國關係密切，給何鳳山形成很大壓力，他很快就受到頂頭上司中國駐德大使陳杰的攔阻。陳杰得到國內指示，為了維持同德國的「友好關係」，堅決反對何鳳山給猶太人發放籤證，但何鳳山並未屈服。後有人向外交部打小報告，說何鳳山在向猶太人出賣籤證。陳杰派人到維也納調查。終因查不到證據作罷。何鳳山繼續工作，直到1940 年5月被調離維也納。
從1938年到1940年5月何鳳山奉調回國，兩年間他共籤發多少張「生命籤證」已無從統計，據已找到的籤證看，一份1938年6月的籤證的號碼為200號，另一份1938年10月27日的籤證號碼為1906號，半年間他共籤發近2000份籤證。
到上海避難的3萬猶太難民，超過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紐西蘭五國當時所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維也納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美國前財政部長麥可·布魯蒙賽爾和億萬巨富伊斯雷爾‧辛格，都是當年手持何鳳山所發的籤證到上海避難的見證人。許多人憑著何鳳山發放的籤證，逃到加拿大、南美各國、菲律賓、美國、巴勒斯坦、古巴等地，躲過災難。
美國億萬富翁伊斯雷爾‧辛格的父母當年也是何鳳山所救的。辛格在全美各地擁有許多家醫院，現任世界猶太人組織秘書長。
此後，何鳳山又先後擔任中華民國駐埃及、土耳其、墨西哥、哥倫比亞等國大使，值到退休。退休後，何鳳山移居美國舊金山，除寫作之外熱心教會工作，1997年以96歲高齡去世。
何鳳山本人對此事極為低調，他拯救猶太人的壯舉，長時間湮沒在歷史塵埃中，直到死後才為人所知。
當時，他的女兒何曼麗在報上刊發訃告，提到父親在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期間，曾向猶太人發過籤證。美國的猶太裔歷史學家艾立克·索爾立即打電話向何曼麗詢問。這位歷史學家找到了得到何鳳山救助的一些猶太倖存者及其後裔，找到了當年的籤證。
之後，在猶太人舉辦的納粹大屠殺展覽時，都把何鳳山放在顯著位置，世界各國媒體也相繼報導何鳳山的義舉。
2000年，以色列政府授予何鳳山「國際正義人士」稱號。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舉行隆重的「國際正義人士——何鳳山先生紀念碑」揭碑儀式，石碑上刻著「永遠不能忘記的中國人」。以色列駐華大使安泰毅於2007年9月28日向何曼麗頒發證書，授予其父親何鳳山以色列「榮譽公民」稱號。 這是以色列政府為感謝何鳳山在二戰期間為近萬名遭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發放「生命籤證」而追授的榮譽。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像何鳳山這樣暗中幫助猶太人的無名英雄並不少見，但歐洲歷史學家認為，單就個人行為而言，何鳳山救助的歐洲猶太人比其他任何人救得都多。
2015年2月，以色列媒體報導說，以色列政府正考慮把「義人獎」頒給何鳳山，這獎是以色列授予非猶太人的榮譽。以色列的「義人獎」包括一張榮譽狀和一枚獎章，他們的名字將被刻入耶路撒冷猶太紀念館的義人園裡。
雷鳴遠神父（Frederic Lebbe腓特烈．雷博），原籍比利時，20世紀初不遠萬裡來到中國，並於1927年加入中國國籍，成了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在抗日戰爭期間，他組織各種救濟團體，救濟中國各地的平民百姓。
1877年8月19日，雷鳴遠生於比利時根特城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父親是佛蘭芒人，母親是有一半法國血統的英國人。他是家中長子，他雙親的虔誠信仰與基督徒的精神，深深影響了他和他的弟妹們。母親露易絲從小就引領孩子們在主日去教堂參與彌撒祈禱，並經常為需要的窮人慷慨解囊，使雷神父從小就養成熱心祈禱和樂善好施的精神。
11歲時雷鳴遠讀到了一本神父傳記，該傳記介紹了一位名叫董文學的神父於1840年在中國武昌為主殉教的事跡，自那時起雷鳴遠就立志前往中國。
於神學院就讀期間，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運動，比利時傳教士韓默理主教在內蒙古殉教，更促成雷鳴遠決定前往中國。1901年，雷鳴遠乘船來華，他努力學習中國文化，讀中國書，能說一口流利標準的國語，用毛筆寫漂亮的行書。他穿衣、吃飯、穿鞋、讀書，都是中國式的，一襲布衫，走遍中外；一部四書，一周來復……
1905年，他升任涿州總堂神父，到任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取下教堂懸掛的法國國旗，換上了中國的龍旗。1912年，調任天津，他同樣取下了教堂的法國國旗，以示這是中國的教堂。915年10月10日，雷鳴遠和中國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榮業大街，創辦《益世報》。雷鳴遠批評由外國各個修會代表本國利益控制中國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積極推動教廷任命中國籍主教。
為消除中國人對「洋教」的誤解，能真正認清和了解教會，雷鳴遠神父將自己的國籍改為中國籍。雷鳴遠主張武力抗日，除在報紙上大力宣傳之外，還提倡身體力行地切實投入抗戰之中。他在山西組建華北民眾戰地督導團，積極援助中國抗戰。先後出任宋哲元部隊的殘疾軍人教養院長，傅作義部的前線救護隊隊長等職，參加作戰。
1933年長城抗戰時，雷鳴遠已年近六旬，他將教會的一些成員組成救護隊，自己親任隊長，帶隊到華北、西北各戰區去搶救傷兵、進行救護工作。當行進到遵化時，有人請他講幾句話，他說：「你們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臉是外國的，我的心是中國的！我們抗戰要抗到底！」
後來他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軍創辦了「殘廢軍人教養院」，舉行開幕禮時，雷鳴遠致辭說：「我對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應當服侍你們，凡是中國人都應當服侍你們，因為你們衛國有功。」他還說：「諸位現在雖然殘廢不能工作了，我勸你們不要失望，要努力做其他工作。將來成家立業，生養子女，接繼後代。我今年雖已60，若諸位最近成家，生養兒子，再過20年，不依然是愛國的青年嗎？若遇我國收復失地，那時我雖已是八旬老翁，我老頭子誓死還要同你們的兒子一同參加工作。」
1935年綏遠戰爭時，他又帶領救護隊，完成了救護隊史上所未曾完成過的事，一個傷兵也不丟掉，與傷兵共存亡。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天津淪陷後，《益世報》堅持出版，宣傳抗日，在經理被殺害的情況下被迫停刊。
抗戰期間，雷鳴遠極力主張《益世報》在後方設法恢復出版。他四處奔走為了解決復刊的經濟問題。1938年天津《益世報》在雲南昆明重新復刊，雷鳴遠仍然是董事長。《益世報》復刊後，雷曾親自到昆明視察報館，並鼓勵工作人員，一定要堅持抗戰到底的宣傳政策。抗戰中，報館多次被炸，雷鳴遠呼籲大家堅定信心，堅持把報紙辦下去。
「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雷神父在教會發起號召，率領由600餘人組成的救護隊和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搶救傷兵、賑濟難民、教育失學兒童。
雷鳴遠神父的行動受到了國民政府的高度嘉獎，1939年6月，雷鳴遠神父又從華北趕到昆明，向民眾宣傳華北抗戰，呼籲大家團結抗戰。
1940年6月24日，雷鳴遠因黃疸病逝世於歌樂山。同年7月18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1287號褒揚令公開褒揚。11月29日，重慶市召開追悼雷鳴遠神父大會。蔣中正親送輓聯悼念「鳴遠司鐸靈鑑：博愛之謂仁救世精神無愧基督，威武不能屈畢生事業盡瘁中華」。
雷鳴遠神父最具代表性的愛與服務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三句箴言之中。他還有兩句著名的座右銘：「有一百分力量不出九十九分」和「我為愛中國而生，我為愛中國而死」。
何義思教士（Ruth Howe Hitchcock,1892.12.27-1984.9.27)，生於美國加州，聖芭芭拉城。父母皆為敬虔的基督徒商人，樂於資助接待宣教士，因此她自幼便接觸世界各地宣教故事，更對中國福音需要懷有特別負擔。
1911年，何義思入美國史丹福大學讀書，三年後受母親鼓勵決定休學去中國探訪，尋找少年時代神所給的異象。此後長達60年間，何義思家人成立希伯倫差會，全力支持她在中國華南地區的宣教工作，包括培訓當地傳道人、建立教會、孤兒院、女子手工學院、難童救濟所等。從青春女大學生到滿頭銀髮，她愛中國的心始終不變。當地人也非常喜愛這位身著唐裝衫褲，能說一口流利廣東話的何二姑。
1937年，成千上萬難民流離失所，廣州市和省內鄉鎮也開始遭受頻密轟炸，公路、火車軌成顯著目標，外出非常危險。不過，何義思和幾位同工仍打算在復活節假期再次去白泥村探訪。很多人都勸她們不要拿生命開玩笑，但她們清楚是主的聲音說：「去吧！」她們只有遵命。為避免被誤會是奸細，她們到了白泥村便馬上去村裡見他們的父老，表明自己是傳教士。這位老人很友善，她們把福音告訴他，又送了幾本書給他，才告辭離去。上次她們領了一位老婦人信主，於是再去探望她。發覺她已捨棄偶像，專心倚賴信靠耶穌。她們又忙著在市場、街道上講道，賣出所有的書冊，派清全部的單張。跟村民個別談話時，發覺他們的心靈都是敞開的，十分喜歡接受真理……
然而就在她們歡喜離去的數月後，有消息傳來：這條村鎮已被日軍炮彈夷為平地！就這樣，一條村子消失了，再也不能去探望那些村民了！她們含著滿眶熱淚，只在心中默默感恩神為她們抓住了最後機會。
1938年10月，廣州失陷。市內大半已成廢墟，法律和秩序蕩然無存，盜匪橫行無忌。官山四周也是一派頹垣敗瓦，所幸何義思她們住的地方還算安然無恙，只是禮拜堂吃了兩枚小型炮彈。交通斷絕，工廠停頓，糧食價格天天上漲，生命財產日益貶值。人民口袋裡僅有的幾塊錢也沒有安全感，隨時會給匪徒搜刮乾淨。面對這群苦難中的人，她們焦急，盼望伸出援手，但杯水車薪從何入手？
到了39年4月一天，李星壽先生從茶樓回來給何義思等人一個可行建議：開辦救濟所收容難童。他每天在茶樓聽到大同小異的故事：有很多家庭從廣州逃到鄉下，花光些微積蓄，只有受飢挨餓，可是他們的孩子幾經折騰就可能喪命於途中。何義思向神禱告，「這是否是神要我們進行的工作？向村裡父老探聽，他們也十分贊成；禮拜堂附近一所學校也願意借出校舍。這一切再好不過了！」
幾天後下午，一個挑水的婦人在門口高聲喊何義思出去：「這裡有一個給你們的女孩子！」邊說著，她從背後滑下一個瘦骨嶙峋的女孩，兩眼深陷在顴骨裡，脖子瘦得可用手指圈起來，皮包骨的四肢差點不可能支撐起身體的重量，連站也站不穩。
「你們會收留她吧？對不對？店裡的男人叫我送來，說你們一定會收的！」婦人一臉焦急，盯著她看，生怕她露出拒絕的表情。
問了問情況，才略知這女孩原是鄰村的下女，因戰亂不夠糧食，主人便遣她出去自己謀生。她走過堤岸希望可以來官山的店鋪討點吃的，結果因為虛弱倒在了店鋪門口。
何義思凝視著那雙凹陷、饑渴、絕望的眼睛，內心一陣酸楚。她對婦人說：「是的，我們可以收留她！」那婦人便如釋重負般離開。那晚，她們只敢給她吃稀粥，怕她餓得太厲害一下子受不了太多食物。這女孩子復原得很快，到月底就看見她圓如滿月的臉龐了。後來，她也成了難童院的好助手！
5月15日，希伯倫會難童救濟院正式成立。抗戰期間，難童院變為差會主要工作，更成了神手裡貴重的器皿。數日之間，她們已收容超過50名孩童，大大出乎意料。雖然預算款項有限，但陷在四面八方的苦苦哀求中，實在無法硬起心腸，擠出半句拒絕的話。於是孩童數目直線上升，100，150，甚至多達200名。到6月中，難童院的孩子已多得令她們難以應付。
猖獗的瘧疾、傷寒、皮膚病和傷口發炎症在村民中橫行無忌，很多人因缺乏醫藥而死，何義思覺得實在急需一位醫生，就聯絡國際紅十字會援助。結果他們派一位猶太籍郭醫生（Dr.Rudolph Koch）從維也納趕來，答應幫助六個月。每天要診斷40多個病患，幾位在聖經學院受訓的女傳道，趁著病人輪候無聊之際，便跟他們個別談道；不少寶貴的真道種子，就散播在病人心裡。
不久何義思偶然發現每天下午總有幾個婦人徘徊在難童院廚房門外，姊妹回覆說她們是鄰巷做絲織的人家，本來生活豐裕；但因戰亂家裡窮苦潦倒，又不好意思出外行乞，只得在我們這兒討點冷飯，已餓得發昏了。她見她們實在可憐，就每次都給些許食物，不叫她們太失望了！
雖然內心一陣陣酸痛，可是又不能容讓這種施捨繼續下去；因很快就會引起鎮裡的饑民，甚至鄰村難民聞風而來。該怎麼辦？她在到禱告中求問神，得到唯一的答案，卻是：你們給他們吃吧！
既然要開始這類賑濟工作，便需有計劃執行。她們用竹籤制了一百條「飯票」，由中國同工派給真正急需救助的人，並且專門派一位傳道人專職負責。後來，這項救濟工作一直維持一年半之久，由於香港的中國基督徒額外奉獻，賑濟人數一度達到上千人。雖然同工們的負擔加重，但他們都樂意付出加倍勞力，村民們對這此事反應也很好！有一條村的父老一向非常反對基督徒，現在不僅願意通力合作，協助維持秩序，更主動說服一些商人捐善款增加糧食。
1941年3月，何義思因公事去廣州，回程船上被一群日本憲兵截查了。返回官山後，她立刻召開全體同工會議，建議把工作遷往大後方，遠離日軍威脅。
大家意見不一，她也拿不定注意，決定暫且各人同心禱告，讓主的旨意成就；同時她和和幾人渡河去探聽消息，嘗試尋找可容身之處。若處處碰壁則表示神要其按兵不動；若出於神，祂必會為預備合適地方，可以憑信心起行！
她們坐船前往肇慶去拜訪那位統轄十三縣政府專員，他贊同搬遷決定，並建議搬往更遠更安全的永豐市。她們又繼續前行會晤該處區長。區長十分友善，不及半小時便取得免費房子，這顯然是神為她們敞開大門！
回去路上發現日本人早已封鎖河道，只好趁夜偷渡。好不容易過了河正在黑夜中摸索回家，猛不防地又在在甘蔗田邊被一管機槍頂住了腦袋！大家趕緊報上身份後才知，原來是一位本地聞名的遊擊隊長。他竟稱呼何義思為「西樵大恩人」，又客氣邀請她到他家住宿，回絕後他便派手下人護送一程。
一切皆預備妥當便開始搬遷。兩位德國姊妹，因日本人當她們是盟友，便一直留在官山。戰亂年日，她們不斷鼓勵弟兄姊妹，服侍病者，安慰周圍慘嘗國破家亡滋味的難民，並向垂危的人見證主的拯救。雖戰爭奪去人的幸福，但神卻借祂的使女將天上平安賜下。
神的眼光看到人不能知曉的。就在那年12月，何義思得到消息日本突然對英美宣戰，並攻擊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也正式參戰了！此後，駐紮官山附近的日軍便一次次搜捕何義思這個美國人要送進集中營去！有次更帶著刺刀軍隊包圍禮拜堂，用重機槍對準大門，幾軍官齊衝進去——可是，她並不在那裡。結果他們搜遍每個角落，並威脅德國姊妹說：「要是你們把她藏在哪，當心我們把你斬首示眾！」用盡威逼利誘仍徒勞無功。
直到戰爭結束再次回官山，兩位德國姊妹依舊堅守崗位，何義思不禁感嘆，「若不是神的預備，我如今真不知會在哪裡！可見，天上的時鐘不會有分秒偏差！」
（本專題綜合參考資料據《維基百科》、中新網、《華人信徒守望》，何思義教士所著《誰掌管明天》一書， 由李思敬、盧詠儀譯，香港宣道會希伯倫堂2012年3月增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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