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六年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夏季,義和團由山東蔓延至華北地區,清王朝的統治者剿撫不定,致使義和團在短時間內遍布京津地區,京師原有的秩序已消亡殆盡。
繼而由於義和團反洋教戕殺傳教士,遭致八國聯合侵華,並於二十一日攻破北京城,兩宮聞訊,倉猝西逃。
同一日徐桐在京內自縊,榮祿、崇綺、董福祥奔走良鄉,朝中百官或逃亡或殉國,京城一時群龍無首,成為無主之城。
徐桐
徐桐，字蔭軒,漢字正藍旗人,尚書澤醇之子。道光三十年(1851年)進士,授編修。同治時,令在上書房行走,後任侍講學士、禮部侍郎。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使臣、教士很多,徐桐對此深感憂慮,曾上疏建議任用才能之士,團結穩定庶民,節約國家開支,整頓加強國防。光緒初年,任禮部尚書,後又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光緒二十二年(1896),任體仁閣大學士。當時,慈禧太后欲廢黜光緒帝,立端王載漪之子為大阿哥,遭到各國公使的反對,載漪因此對外國人不滿,想伺機報復。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準備向外國宣戰時,義和團主力進入北京,徐桐親自出迎,並表示:中國從此可以強盛了。其後,總理衙門大臣袁昶及許景澄因反對容納義和團而被清廷處死,有人為袁、許二人鳴冤。徐桐則認為他們是死有餘辜。帝國主義分子組織的聯國侵入北京後,徐桐由於曾支持過義和團,恐因此獲罪,遂自殺。
榮祿
榮祿，字仲華，瓜爾佳氏，滿族，清末滿洲正白旗人。他 祖父是幫辦大臣，父親是甘肅涼州鎮總兵。
榮祿由於家庭背景的關係，從承襲騎都尉開始，而後便是工 部員外郎、神機營翼長、副都統、左翼總兵、正藍旗護軍統領等職。大學士文祥上書推薦他說：「榮祿是忠臣的後代，重視名 聲。如果給他文職也是能勝任的。」後又任工部侍郎、戶部侍 郎、吏部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太子少保。光緒皇帝即位之後，由內務府大臣兼步軍統領，提拔為工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 臣。因受賄被參，免官。光緒十一年(1885)，因幫助朝廷置辦了一批槍械，奉太后旨，按降兩級起用，兩年後授鑲藍旗蒙古都 統，又過一年，調任侍衛內大臣。光緒十七年(1891)，授西安將軍，賞加尚書銜，赴將軍任。隨即請求增添洋槍步兵隊500人， 名為西安威遠隊。光緒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60歲大壽，榮 祿進京祝壽，深得太后歡心，受步兵統領。
一
光緒二十年(1894)，日本軍事挑釁，榆關內外，防軍失 利，京城震動。榮祿上書建議應從根本上加強國家的實力，書中說：「對待外來敵人，不外和、戰兩種策略; 但是必須以戰 為基礎，然後才能達到講和的目的。中法戰爭中，因為有了涼山一戰的勝利，才能講和; 沒有不使敵人受到挫折而能講和 的。用兵之道，不外戰、守兩件事; 但是必須首先以守為根 本，能守而後才能以戰取得成功。臣請求設立巡防局，由親王 領導，專門決定軍機大事。挑選大臣，總管五城團防，用來加強京城的防衛力量。任用宿將前任湖北提督程文炳、甘肅新疆 提督董福祥、涼州鎮總兵閃殿魁，招募重兵，駐紮京郊，隨時 待命。」太后對他的上書很欣賞，便命他參與商辦軍務。不久便任命他為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調任兵部尚書。
榮祿為改進當時的武科舉制度，於第二年再次上書說：「武科舉的設立，本來是希望培養勇武善戰的軍事人材。自從 火槍盛行後，弓箭已經失去其威力。學非所用，與八股文的弊端大致相同。軍隊所以戰鬥力不強，根源就在這裡。現在應試 武生，各州各縣少則百十人，多則幾百人、上千人。約計每縣 200人，各省總數約有三四萬人。都是年富力強，每省聘請幾十名精通洋操的教練，就地訓練，一年之後，可成精兵。按規 定學習三年後，作為武生，從中選擇智勇雙全的進入武備學 堂，學習科學、地理等各門學問，分成炮隊、槍隊、馬隊、工程隊等科，學制三年，然後由各省提督考試，成績優秀的，為 武舉人。名額不得超過本省總額的5/10。然後送京師大學堂，再學習三年，由兵部奏請朝廷委派欽差大臣考試，名列優 等的為武進士。再經朝廷從武藝，策略等方面考查，從中選拔 侍衛守備的人材，各路軍營中自哨長以上都應當由武舉人、武進士擔任。如此參考中外軍隊制度，造就將才，對於增強國家 實力大有益處。」朝廷令大臣討論，未能實行。但是後來廢除 武科舉，各省設立武備學堂，最終還是按榮祿的設想辦了。
光緒二十二年(1896)，榮祿以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又任 玉牒館副總裁。第二年任經筵講官。榮祿又一次上書請求廣練兵團，用來維護大局。書中說道：「當今世界，五大洲合在一 起，就象一個大的七雄爭霸的『戰國』。軍事武裝，日新月 異。英、法、德、俄，每年軍費超過萬萬兩。外交上的進退，就看軍事的強弱。軍事力量強大，則國際公法也不能約束他; 軍事力量薄弱，則原先定有盟約也靠不住。我國自從近年敗給日本，示弱於天下。列強看我們虛弱，不信守舊有條約，不遵 守國際公法。尋找事端，肆意要求。拒之不能，爭之不聽。今 年德國藉口山東教案，佔據膠州灣。所要求條件，大多已委屈遷就，仍不肯退出膠州灣。這是天下萬國所不曾有過的事。現 在各國教堂遍布各地。假設再有傳教士與群眾鬧糾紛，他們便 要以德國為例子，要求割地賠款。即便是不鬧糾紛，各國也會以『利益均沾』為理由，這個要佔一城，那個要佔一島，將如 何處理？形勢的危急，已經非常嚴重。當初日本要求割據遼東 九城，俄國約德法兩國，仗義執言，迫使日本還我遼東。便以為俄國傾向我們，允許俄國在東三省築路，在松花江通航，對 俄國的報答，不能說不厚了。本希望藉助俄國的力量，來鎮懾 其他國家對我國的侵略行為，但是，當德國佔領膠州灣時，俄國開始還說要調軍艦來援助，隨後便無聲無息了。外國報紙報 道，德法兩國國君今年都到了俄國，結成同盟，共同圖謀中 國。不久便發生青島戰爭，這便是三國聯合侵略中國的事實。所以，我認為當務之急是自強。自強之策，無非是多練兵。有 兵不練，與無兵同; 練不得法，與不練同。前經軍務大臣奏請袁世凱創練新建陸軍，其兵都身體彪悍，步伐整齊，為各軍之 冠。雖然未經與洋兵較量，但是與舊式湘軍淮軍相比，已覺煥 然一新。只是人數不多，難當大敵。請增添招募若干營，成一大軍，和聶士成之軍一起，扼守北洋門戶。還有提督董福祥， 是個老成宿將，智勇雙全。擁有兵力20個營，駐紮山陝一 帶。應再招募10營，增強兵力，作為策應之師。至於神機 營、練兵處馬步炮隊，不下2萬人。應當由管理大臣挑選年輕力壯，技術嫻熟的，另外組成先鋒營隊，專門供進軍攻堅之 用，並與現練各軍互為聯絡。其他民間團練，雖然不無流弊， 但是象大學士曾國藩的團練，確實發揮了作用。請令沿海沿江各省先行舉辦。責成當地紳士，用心管理。以上各事，雖然不 是一早一晚所能辦成，但是只要認真辦理，一兩年內，全國上 下，眾志成城，不用戰便可使敵人屈服。當年德國國君威廉三世被法國拿破崙戰敗，割國土之半，賠款9萬億，與法國講 和。於是發憤圖強，改革兵制，使全國丁壯男子，都服兵役。苦練七年，與英俄奧各國聯合，大敗拿破崙，收復失地，恢復疆域，國勢日強，至今各國陸軍中，德國最強。俄國軍隊與德 國略同，因俄國人口眾多，兵數也多。雖然工業製造不及英 法，但是各國怕他。如此看來，治國之道，只在強兵。兵強則無不可復之仇，無不可雪之恥，這是確絕的道理。雖然明知財 政日絀，籌餉艱難。但是積弱之餘，不加振作，侵凌日甚，貪 婪的索取，不能滿足; 議和的賠償，無歲不有。與其拮据於日 後，何如布置於事前？」
上書之後，朝廷令討論實行。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 榮祿授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不久授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兼任辦理通商事務北洋大臣，八月任命為軍機大臣，節制 北洋各軍。管理兵部事務。乃奏請以聶士成軍駐紮蘆臺，設防 大沽北塘，扼住北洋門戶，為前軍; 董福祥軍駐紮薊州，兼顧 通州一路，為後軍; 宋慶軍駐紮山海關內外，專防東路，為左軍; 袁世凱軍駐紮小站，扼守津郡西南，為右軍; 而自己招募 親兵萬人，在南苑安營，為中軍。
二
在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的緊急關頭，國人大譁，志士奮起，痛論變法不可緩。光緒皇帝也看出非實行變法不可救國。於是毅然下「定國是詔書」，決定實行變法。中日戰爭失敗時，康有為曾上書萬言，痛言國事。並在上海創辦「強學會」，又辦《時務報》，讓他的弟子梁啓超為主編，宣傳變法，廣造輿論。光緒的老師、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兼軍機大臣 翁同龢，便把康有為推薦給光緒，說康有為「才堪大用」，於是光緒便召見康有為。康有為非常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凡事 知無不言。光緒也是對康有為言無不從。於是從四月至八月，革新的詔書不少於一百好幾十道。雷厲風行，中外震動。然而皇室貴族頑固派很不歡迎，竭力排斥，每天都到慈禧太后面前 訴說怨言。新黨舊黨之爭達到頂點。慈禧太后雖然在四年之前 已經還政給光緒，但是實權還是握在自己手裡，只把皇帝作個擺設。變法當中看到光緒要行使大權，很不高興，要給光緒點顏色看。所以首先罷了翁同龢的官，進而陰謀廢除光緒皇帝。
榮祿雖有些改革的主張，但在政治上卻是慈禧太后一黨。這年春天，榮祿等人曾想聯合六部九卿上書，請求慈禧太后再行垂簾聽政，因怕輿論反對，沒能實行。現在很多滿洲大臣跪著請求太后禁止變法。太后笑而不答。有人哭著懇請，太后笑 著罵道：「你等管此閒事幹嗎？難道我的見識還不如你們嗎？」有人問榮祿說：「皇上如此妄為，變亂祖宗法制，怎麼辦呢？」榮祿說：「姑且等待其自亂，鬧幾個月，惡貫滿盈，不就可以了嗎？」到了七月，慈禧太后與榮祿密謀廢除光緒。計劃把光緒挾持到天津，用武力威脅光緒下臺。便讓御史李盛鐸奏請皇上於九月中旬陪太后前往天津閱兵，光緒不知是陰謀，便去請示太后，太后當然欣然同意。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前往頤和園見慈禧太后，見罷太后出來，風聞有陰謀之事。回到朝廷，對慶親王奕劻說：「朕誓死不去天津!」又密諭康有為等說：「朕念及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 非去守舊荒謬大臣，任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但是皇太后不以為然。現在朕的皇位幾乎保不住，你等可與諸位同志密謀，設法相救。」康有為接到密旨大哭。光緒手中沒有兵權，諸將中只有袁世凱主張變法，又是強學會會員，所以譚嗣同便密奏光緒，請求破格提拔袁世凱，萬一遇到緊急情況，可以相救。光緒聽從，提拔袁世凱為兵部侍郎。袁世凱非常狡猾，他深知皇上無權，不能自保，便向榮祿告密。到了八月，諸守舊大臣，先後到天津找榮祿謀劃政變的事，榮祿決定聶士成的部隊5000人駐天津，命董福祥的部隊移駐長辛店，以英俄在海參崴開戰，英艦停泊天津為藉口，請總理衙門命袁世凱回天津防禦。袁世凱回到天津後，榮祿立即乘專車到北京，與懷塔布、許應、楊崇伊、張仲炘等到頤和園見太后，說：「皇上信任康有為等，圖謀不軌，將要兵圍頤和園，不利於太后。」太后聞聽大怒，當天與榮祿等進城，便下詔書說：皇上有病，不能主事，太后再次垂簾聽政。隨後將光緒囚禁在大內中南海的瀛臺。下令搜捕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康有為前一天接到光緒密旨，令他火速出京躲避。榮祿派飛騎遍搜天津港，康有為已經乘坐英國商船出發了。榮祿又密電煙臺、上海搜查。康有為到達煙臺，正巧煙臺官員有事外出，沒來搜查，得以倖免。到了上海，英國領事濮蘭德乘小艇到船上搜查，把康有為叫到房間，問：「在北京殺人沒有？」康有為說：「沒有殺人，我是奉皇上密旨潛逃。」濮蘭德拿出密電讓康有為看。認為他是政治要犯，便攜康有為手，避入英國軍艦，護送到香港。又由香港到達海外。梁啓超也輾轉到了國外。
康有為、梁啓超出走之後，太后、榮祿無處發洩自己的憤恨，便於八月十日假借皇帝名義下詔書，逮捕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等六人下獄。他們都是變法運動的中堅力量。十二日下詔命刑部於十三日開庭審訊。到了十三日，刑部大堂各位官員坐定，準備開庭，又接詔書說：「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毋用審訊，即縛市曹處斬。」六人同時遇難。在楊深秀被捕時，還大聲責問皇帝被廢的理由，痛切陳述國難，請求太后撤簾歸政。劉光第臨刑，長嘆說：「我等死，正氣盡!」其子伏屍痛哭一晝夜而死。當譚嗣同聞聽政變時，泰然自若，整天不出門，等候逮捕。他極力勸梁啓超逃亡日本，他說：「沒有出走的，無以圖謀將來之事; 沒有犧牲的，無以激發後起之人。」梁啓超出逃之後，譚嗣同又與著名幽燕大俠大刀王五計劃營救光緒，沒能成功。王大俠想護送他出逃。他不答應。有幾個日本志士勸他東遊日本，還是不答應。他說：「各國變法沒有不流血而成功的，我們中國還沒有因變法而流血的。這便是國家不能昌盛的原因。有為變法而流血的，就從我譚嗣同開始吧!」康廣仁是康有為的弟弟，在獄中言笑自若，高聲歌唱，聲如金石。臨刑，對譚嗣同說：「現在八股文已經廢除，將會出現人才輩出的局面。我們雖死，中國會強盛的!」這就是人們稱說的戊戌變法六君子。
太后、榮祿殺了六君子之後，對那些與變法有關的各位大 臣，有的發配新疆，有的永遠監禁，有的抄家，有的殺頭。殺頭的6人，革職監禁的22人，受株連捉拿查辦的數不勝數。
慈禧太后再度垂簾聽政後，既處置所有新黨，又廢除一切新政，一切復舊。原先「天津閱兵」之謀，已無必要。於是榮祿便上言太后：「黨事已定，不宜輕動。」太后便命收回成命。賞賜聶士成袁世凱董福祥三軍。又命宋慶的毅軍、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以及北洋各軍，統統歸榮祿節制。
三
自從戊戌政變後，端郡王載漪與榮祿為了長遠之計，便謀劃廢除光緒另立端郡王之子為君。朝廷內外議論紛紛。都以為將有廢立的舉動。朝廷每天都製造一些假的病案藥方，傳示各衙門，人心惶惶。這時太后致電各省巡撫總督，秘密地徵詢廢立的意見。兩江總督劉坤一復電說：「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太后又令李鴻章探聽各國使館口氣，各國公使都表示反對。上海有個候選知府名叫經元善，聯合4000多海外華僑公開致電慈禧太后：「請保護皇上身體安康!」太后、榮祿 大怒，嚴命捉拿經元善。經元善逃亡澳門。迫於輿論，廢立之事便擱下來。到了第二年，有承恩公崇綺，不被任用，在家閒居很久了。大學士徐桐雖然年紀大了也希望得到重用。尚書啟秀與徐桐關係密切。這三個人都企圖邀定策之功，討好太后。而身為大學士的榮祿，爵位雖然在親王之下，卻是慈禧太后最親信的人，掌握實權，太后對他言無不從。於是崇綺等三人密謀，約定到榮祿府上，商討廢立之事。崇綺、徐桐共同寫了上書草稿，想讓榮祿籤名，聯名上書太后。十一月二十八日，啟秀退朝後，先到榮祿府上，說明崇綺徐桐二人的意圖。榮祿一聽大驚，表面上應付著。等啟秀一走，便告誡守門人不接納客人。等崇綺、徐桐來到，守門人不放進。第二天朝罷，榮祿請求單獨見太后。問太后道：「傳聞將有廢立之事，這是真的？」太后說：「沒有啊。這事真的可行嗎？」榮祿說：「太后要這麼幹，誰敢反對？只是皇上罪名不充分，外國公使要來幹涉。這是不可不慎重的。」太后說：「事情已經洩露出去，怎麼辦是好？」榮祿說：「也無妨，皇上已是39歲，至今沒有生下皇子。不如選擇宗室近支之子，立為大阿哥(即皇儲)，作為皇上的合法繼承人，將來自然繼承皇位。這就名正言順了。」 太后沉思很久，說：「你說的很有道理。」於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貝勒、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南上兩書房翰林、各部尚書等，到儀鑾殿開會。朝廷上下都驚傳要進行廢立，有人還大聲說：「今天要換皇上了!」等到詔書下來，卻是立溥為大阿哥。溥就是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淳親王奕的孫子，道光皇帝的曾孫，當時15歲。大阿哥進宮後，住進阿哥所。開闢弘德殿，命崇綺充當師傅，命高慶恩、崇壽充當 授讀，命徐桐照料弘德殿。溥一向不好學習，只喜歡玩狗。進宮的第二天就宣旨，將他寵愛的兩隻狗帶進皇宮。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興起，慈禧太后與載漪等人想利用義和團排外。命義和團圍攻使館; 榮祿則以暗中調停為己任。後來兵敗於八國聯軍，隨慈禧太后出逃西安。第二年，聯軍撤出北京。太后、光緒等回駕京城，獎勵護駕有功諸臣。恭親王奕劻以及榮祿、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人都受到獎勵。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榮祿病死，贈太傅銜，追封一等男爵。
崇綺
清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狀元。滿洲鑲黃旗人,原籍蒙古正藍旗。阿魯特氏,字文山。大學士賽尚阿子。初為廩生,以捐輸軍餉得八品筆帖式。道光二十八年(1848),升工部主事。次年中舉。後因父進剿太平軍失利,株連褫職。閉門潛心讀書,研習書法,練成一筆好字,且擅長丹青,尤喜畫雁,以寄寓「滄州舊隱無人識,正似寒蘆落雁邊」之情感。鹹豐四年(1854),以參與抵禦太平軍有功,開復舉人,授兵部七品筆帖式。十年,以協理守京城防英法聯軍,升員外郎。同治四年,殿試策為慈禧太后所賞識,親拔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有清一代,滿蒙人試漢文考取狀元者,僅此一人,朝野為之震動。六年,充庶常館提調。九年,擢侍講,旋充河南鄉試主考官。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功臣館總纂。十一年,其女冊封為皇后,得以升隸滿洲鑲黃旗,賜三等恩承公,遷內閣學士。十二年,兼禮部侍郎,旋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三年,調吏部右侍郎。
董福祥
董福祥 (1839～1908),清末著名將領。漢族。字星五。固原州(今寧夏固原市)人。張俊 (1841～1900),清末將領。字傑三。李雙良(1840～1922),清末將領。字桂臣。董、張、李三人是固原小同鄉,結拜兄弟,同任「哥老會」頭目,一起舉旗反清,同時歸降清軍,部眾被改編為清軍「董字三營」 ,分任營官。在清軍中再次並肩戰鬥,同受升賞,一同成為清末的著名將領。
董福祥出身於西北黃土高原窮鄉僻壤的固原毛居井村的一個農民家庭,父親董世猷是當地「哥老會」會首,福祥從小沒有很好讀書,而常出沒於幫會、賭場,並談兵習武,廣交江湖俠義之士。同治年初,西北回族人民掀起大規模反清鬥爭以後,董福祥利用父親的社會關係,乘機自立山堂,發展「哥弟」 ,「收集逃亡」 ,組織漢民民團,「以保衛桑梓為己任」 ,對抗官軍,支援回民軍的鬥爭。同治三年(1864)五月以後,隴東地區各股民團推舉董福祥為團總
董福祥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時期。
(一)固原家居,求學習武-一公元一八二九年至一八六二年(二十三歲以前)。
(二)倡集團練,抗擊俏軍一公元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八年(二十九歲以前)。
(三)投降左宗棠,所部隨劉錦棠(初期隨劉松山)攻佔金積、河州、西寧等地回民起義據點,全力鎮壓回民起義—公元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四年(三十五歲以前)。
(四)披荊折棘,隨左宗泉收復阿古柏侵佔的領地,挫敗沙俄南下的陰謀,並駐防新疆—公元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四年(五十五歲以前)。
(五)率甘軍駐防京散,統領武衛後軍,坑擊八國聯軍,圍攻外國使館一一公元一八九四年至一九00年(六十二歲以前。這期間曾一度前往河州、西子再次鎮壓回民起義)。治,上下翁和。」嗣子董天純,一品陰生;兒媳張氏,生孫董恭。董恭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議敘侯選道,加二品銜」。民國元年統領武衛軍駐防固原,民國十九年,任隴東遊擊第二旅旅長,二十年復病卒於任。董福祥少時家境中落,以農為業。「讀書未竟」,其志調悅。童年時與同夥遊戲玩耍,經常持矛戟率隊演戰,「時人異之」。既成人之後,身材魁偉強悍,卓越不羈,又喜談兵法,慨然有大志。『1)與此同時,由於連年混戰,田園荒蕪,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加之陝甘農民起義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洪流。身居西扎山區的重福祥,「男兒志在四方,安能鬱郁褂作鑿間乎?』』(1』遂於同治兀年(1862年)舉義旗,置團練。
1900年美國
1900年5月中旬,義和團團民進入了離北京約六十五公裡外的涿州城,並轉而向北京進發。5月17日,康格致電駐紮在菲律賓的美國海軍少將坎卜夫(Louis Kempff):「情勢嚴峻,速派軍艦至大沽保護。」②1900年5月29日,美國軍艦紐瓦克號(Newark)抵達天津大沽口,軍事行動正式開始。當然,出兵的不單是美國一個國家,英、法、俄、日、意五國的軍艦此時已在大沽口待命。在各國駐京公使的要求下,5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與其他各國的300餘名士兵,不顧清政府對洋人數的限制,共同組成衛隊,以保護使館為名,入北京③。雖然此後在多數情況下,美國都是與其他國共同行動的,但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卻早已警公使康格,「美國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與其他國採取一致的行動,但我們一定不能與其他國正式結盟,必須保持獨立」④。6月初,海約翰次致電康格,「我們的利益只在於保護美國的民……不得參加任何同盟」⑤。海約翰的這兩電報奠定了美國整個在華軍事行動的基調和則。6月10日,隨著北京形勢的日益危急,一由8個國家的2000多名士兵組成的遠徵軍由津向北京進發,其中美國士兵112名。但是這軍隊並沒有及時到達北京。由於義和團拆毀京津鐵路,並沿線設置障礙,這支由英國海軍將愛德華·西摩帶領的聯軍最終無功而返。6月17日左右,駐紮在天津大沽口的各海軍決定向大沽炮臺發動進攻。考慮到此前務院的政策,美國海軍少將坎卜夫向海軍部發報,請求上級給予明確指示,美國海軍是否參此次攻擊行動。但是因為海軍部長約翰·(John Long)當時正在為即將開始的共和黨黨總統候選人初選而奔走,這封電報沒有能夠得及時的回覆。
1900年是美國大選年,共和黨在位總統麥金萊正在謀求連任。到1900年夏天時,兩黨的選戰已經拉開了帷幕。6月19日,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費城召開。緊接著,民主黨大會將在堪薩斯城召開。麥金萊在任期內擴張領土、佔領菲律賓的政策原本已經在國內激起了反對,再加上菲律賓當地土著又發起了反對美國佔領的武裝叛亂,關於「帝國主義」的問題更是成為兩黨競選的一大議題。此時如果和中國開戰,很容易就會成為反對黨攻擊麥金萊政府濫用武力、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又一口實。最後,美國面臨的軍事形勢也是一個不利因素。1898年美西戰爭後,一方面,美國軍隊大批覆員;另一方面,美國在海外新近獲得的多處佔領地也需要駐軍。古巴和波多黎各的情況還算穩定,所需軍隊不多,菲律賓卻在此時出現了軍事叛亂,美國海軍亞洲艦隊的主要力量當時也都集中在菲律賓群島上。4月,美國海軍收到情報說,菲律賓叛軍準備從香港運送大批武器至島上,這使得菲律賓的形勢更加嚴峻。負責亞洲艦隊的海軍中將喬治·李梅(GeorgeC.Remey)一再向華盛頓表示,所有的戰略資源必須優先用於解決菲律賓叛亂問題。5月底,美國海軍紐瓦克號抵達大沽港口後,曾要求增派小噸位戰船,但遭到了李梅的拒絕。李梅表示:「菲律賓戰場已沒有任何空餘戰船可供派往中國。」③就軍事實力而言,美國此時也無力再應付另一場大規模的對華戰爭。
1900年的俄國
關於1900年的俄中戰爭,這很奇怪,但卻是事實。」①作者在書中從歷史文獻分析的角度,從自1900年俄中戰爭發生到1996年本書出版之前長達百年的俄蘇不同時期對1900年這場戰爭的研究情況進行了梳理,認為「蘇聯成立之前的俄國對此作了很多研究,但並沒有取得對這場戰爭全面、深入、綜合的歷史研究成果,甚至可以說無法取得」(第11頁)。至於1900年中俄戰爭為什麼沒有進入蘇聯時期歷史學家的視線?作者認為,原因在於蘇聯時期的「歷史學非常迅速地成為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學科」(第11頁)。俄羅斯當代著名俄中關係史學家E.A.別洛夫評述曰,作者的觀點「大體上是正確的」,但需要分階段予以闡釋:20-30年代為第一階段,此時蘇聯歷史學家若要研究沙俄在中國的殖民政策是不會遇到任何意識形態或政治上阻礙的。因為這一時期蘇聯歷史學家對沙俄的對外政策沒有任何的正面評論。此時這場戰爭沒有進入大家視野的原因,「是由於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將自己的注意力首先放在研究中國的人民革命運動、對俄羅斯命運具有決定意義的日俄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上面。……1900年的歷史最讓他們感興趣的首先是義和團起義,而不是俄中兩國在滿洲的戰爭。」40-80年代為第二階段「,蘇聯的歷史學研究發生了轉向。衛國戰爭以後,蘇聯民眾的愛國情懷和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空前高漲,在此影響下沙俄時期的外交歷史被意識形態化了。一些重要的檔案資料被封存無法閱讀。當然,在這一時期像1900年俄中戰爭課題是無法研究的。」在這方面,由前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研究人員集體編著,集15年研究成果於1972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Г.達旗升的〈1900年滿洲的俄中戰爭第1冊陸軍的軍事行動〉》,載《東方》1997年第5期,第193—195頁。]②中國關於這場戰爭的研究,儘管不系統,不全面,或者受意識形態影響,但自1900年迄今不斷有成果面世。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依凌阿輯:《海龍戰守事跡》,6卷,奉天,惠工公司鉛印本,1910年;黑龍江歷史研究所編:《關於江東六十四屯問題》,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廖一中等著:《義和團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軍事科學院編寫組:《中國近代戰爭史》,第二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4年;佟冬主編:《沙俄與東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丁名楠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沙俄侵華史》,第四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等。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殖民政策和軍事佔領。這不僅表現在俄國對關東州的佔領上,也表現在中東鐵路的建設上。」其二,是「當時清政府與西方各個國家之間外交上的危機,以及列強國家對遠東地區的競爭性的爭奪」。其三「,中國和俄國之間積攢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問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這些問題都是和1858年到1860年的國界線問題,以及和居住在俄國邊境線上的中國居民問題相關聯的。」(第132頁)儘管E.A.別洛夫提出達著中對引發中俄戰爭原因的闡述存在「有爭議和不確切之處」,但聯想到「全世界公認的權威人士」[1]499、「非常有名的戰爭哲學和戰爭史的著作家」[2]334克勞塞維茨「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3]43的至理名言,不得不令人對作者的膽識刮目相看。對1900年中俄戰爭的性質,作者在書中至少總結出兩層意思:其一,俄國作了充分的戰前準備。「幾乎四分之一的力量都被用在中俄戰爭上。俄國軍隊在遠東地區軍人的數量要比中國軍隊駐紮在東北地區軍人的數量多。俄國軍隊分別從七個方向對滿洲發起軍事進攻。」(第132頁)其二,俄軍進入中國是有侵略的意圖和行為。
關於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問題,由李德徵、蘇位智、劉天路三位學者編撰的《八國聯軍侵華史》一書代表了目前國內學者所達到的最高水準。該書根據各國扮演的角色,將八國聯軍從醞釀組建到最後撤軍過程分為以下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00年1月至5月底,即從列強向清政府提出第一次嚴重照會到決定聯合出兵,這是八國聯軍的醞釀組建階段。在這一階段裡,法國是倡議列強進行武裝幹涉的帶頭者,英、美、德、意是附和者,俄國和日本則未參加列強對清政府的抗議行列。第二階段從1900年5月底至6月中旬,即從列強「使館衛隊」進京到西摩聯軍北犯,為八國聯軍侵華的初期。在這一階段裡,英國在進京的「使館衛隊」和西摩聯軍中均起了主要作用和領導作用。第三階段從1900年6月中旬至7月中旬,即從聯軍大規模駛抵大沽至攻克天津,這是八國聯軍武裝侵華的第一高潮期。在這一階段裡,俄國不僅出兵最多,而且是炮轟大沽炮臺的主謀者、鎮壓天津外圍義和團的主力軍、攻陷天津城的急先鋒和統治天津的決策人,其作惡之甚和影響之壞,超過了聯軍中的任何一個國家。第四階段從1900年7月中旬至8月14日,即從聯軍計劃進軍北京到攻克北京,這是八國聯軍武裝侵華的第二高潮期。在這一階段裡,俄國退居次位,起先鋒和主力作用的是代之而起的日本。第五階段從1900年8月15日至1901年9月,即從北京淪陷到聯軍最後撤兵,這是八國聯軍侵華的後期。在這一階段中,德國是擴大武力侵略的主謀和元兇。在論述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過程中,國內學者還對列強特別是英俄之間的關係和矛盾進行了探討,並出現一些分歧看法。
不言而喻,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俄國政府必須故作姿態,表明不負幹涉和入侵的主要貴任,甚至還要以 「盟國」、「友鄰」的面目出現,以便為日後的談判創造有利的條件。6月17日,穆拉維約夫說:「實際上,我們在中國的地位與其他國家不大相同。俄國與中國有八千多俄裡的共同邊界,在滿洲正修築鐵路,六萬華人在鐵路上工作;最後,二百年已保持友好和平的關係。拉姆斯多夫說的更露骨些:「為了(今後)各種國家利益,我們應 (下轉第47頁)(上接第8頁下)設祛維持與中國的友誼鄰屬關係」,避免處在「顯然敵視中國的地位@」。這裡,他們所謂雄持對華「睦鄰關係」,真實含義就是為了帝俄的長遠利益。龍由此可見,所謂「二流政策」乃是當時條件下帝俄所採取的最深謀遠慮的至上之策。正是出子謀取更多政治、經濟利益的考慮,俄國顯然無意充當入侵華北的「出頭鳥」,以免顯的鋒芒畢露。雖然,軍事侵華派常常違背政府意圖而和英日競爭,但均遭禁止,實際也未成功,試論八國聯軍侵華初期的俄國政策@李節傳<正> 近幾年,論述俄國帝國主義在八國聯軍侵華時期的活動著作不少,但多側重揭發暴行。我認為揭露俄國的侵略行動不能僅僅局限於此,還要進一步分析其對華外交的意圖。事實上,沙皇俄國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初期,實行了一種所謂的「二流政策」——不要領導權;二不充當幹涉主角。它實行這一政策的動機是什麼,背景怎樣?本文擬圍繞這一內容,提出幾點看法,以請教於同志們。①科羅斯託維茨:《俄國在遠東》,北京1922年,第10頁。②③ 《紅檔》1926年第1(14) 卷,第9-10,10頁。④ ⑤ 《紅檔》1926年第1(14) 卷,第11、 12頁。⑥ 《義和團》(一),第12頁。
義和團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後,「滅洋」口號的作用又表現在把鬥爭目標直指八國聯軍,擔負起抵抗外辱的重任,英勇抗擊了八國聯軍的侵略,這一作用,在京、津地區尤為顯著。隨著義和團運動在山東的不斷發展,加之山東巡撫毓賢在山東充當地方官二十多年,對帝國主義教會勢力的猖撅和義和團反洋教的情況比較了解,同時他也看到教會勢力比義和拳對清朝統治的威脅更為嚴重,因此,他雖然一方面仍在鎮壓義和團,但卻不象以前那麼賣力,而是逐漸對義和團採取了由「剿」變「撫」的策略,他的這一策略逐漸得到一些地方官的附和,加之清政府也企圖控制和利用義和團,因而在1900年1月11日發布「上諭」,承認義和拳是「自衛身家,互保間裡」的合法團體。1900年4月17日,清政府在「上諭」中進一步明確地說:「各省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誼,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這明顯地表示了清政府對義和團態度的轉變。即由「剿滅」改為「招撫」。這樣義和團便正式成為合法團體,鬥爭目標也更加明確,直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義和團的活動範圍也逐漸從鄉村進入到了城市。在6月上旬,義和團紛紛進入北京和天津。面對義和團運動的迅猛發展,帝國主義一面威肋清政府加緊鎮壓義和團,一面策劃直接出兵幹涉。1900年6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奧等組成八國侵略軍二幹多人,在 37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率領下,由天津向北京進犯。義和團從此開始了抗擊八國聯軍的戰鬥。在從天津向北京進犯的過程中,侵略軍遇到了義和團的英勇阻擊。1900年6月13日晚,西摩爾率領侵略軍到達廓坊車站,6月14日,義和團300多人攻進這座車站,殺死侵略軍多人。同時,留在落堡的侵略軍也被義和團包圍,不能前進。幾天後,義和團再向據守在廓坊的侵略軍猛攻,殲敵50多人。侵略軍被迫撤退到楊村車站,又遭到義和團阻擊,死傷40多人。侵略軍被迫沿運河向天津倉皇逃命。在天津,義和團和部分清軍同2000多名沙俄侵略軍在老龍頭車站展開激戰,殲敵50多人。位於紫竹林東面的北洋機器局是清政府在華北最大的兵工廠,6月下旬,侵略軍出動2800多人,包圍北洋機器局,義和團和清軍拼死堅守,多次打退敵人的進攻。
(7)天津俄租界(1900-1924)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天津後,俄國先行強佔,1900年12月,俄國公使格爾思(M.N.Girs)與清政府籤訂《天津租界條款》;1901年5月,天津俄租界正式劃定,共佔地5474畝,為天津第二大租界。八國聯軍侵華期間,俄國軍隊佔領了天津火車站及海河左岸的大片土地。由於這一區域阻隔了自紫竹林法租界和英租界至火車站的通道,引起英法兩國不滿。經德國從中調停,俄國同意改劃原訂租界範圍,將火車站地區交還中國。俄租界遂分為東、西兩區。俄租界西區,位於今天津市河北區,在海河北岸,東至火車站西側拉普切夫路(原二經路、今天津站西側),西南至波格拉尼路(今五經路),北至津山鐵路;俄租界東區,位於今河東區,自海河轉彎處向南迄大直沽(今十五經路)東至津山鐵路,西臨海河與英、法、美、德租界隔河相望,共佔地5474畝(還有5334畝、5971畝等說法)。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時代在華的一切特權,包括租界;但是天津俄租界繼續由臨時政府的白俄領事控制。1920年9月15日,北洋政府交涉署會同天津警察廳接收俄租界,在駐北京公使團幹涉下,北京政府同意天津俄租界工部局一切照舊運行,由中國代管。1924年8月6日,新成立的蘇聯政府正式將租界歸還北洋民國政府,改為天津市第三特區。
(8)天津義大利租界(1902-1947)1902年6月7日,天津海關道唐紹儀與新任義大利駐華公使嗄裡納(G.Gallina)籤訂了《天津意國租界章程合同》,在海河北岸劃定義大利租界的範圍。位置介於天津奧租界與天津俄租界之間。
10)天津比利時租界(1902-1931)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天津、北京時,比利時並沒有派兵參戰,但是在11月17日,比利時駐天津領事梅祿德向天津領事團宣布,他奉比利時駐華公使之命,佔領海河東岸俄國佔領區以下長一公裡的地段。1902年2月6日,清政府天津道臺張蓮芬與比利時駐天津代理領事嘎德斯(W.Henri Ketels)籤訂《天津比國租界合同》。位置在俄租界以南,海河與大直沽村之間,直到小孫莊,面積740.5畝。還規定,如果日後比利時租界商務興旺,可以開闢由比租界到津山鐵路的通道,作為比利時租界的預備租界,這片土地不得租借給別國。1929年8月31日,中國-比利時籤訂交還天津比租界的約章,規定該租界的行政管理權以及所有租界公產,移交中國政府;比租界工部局所負的九萬三千兩白銀(包括利息)由中國政府償還。1931年3月,正式舉行交接典禮,天津比利時租界改為天津市第四特區[24]。漢口租界五處漢口租界的數目僅次於天津。甲午戰爭前漢口只有一個英租界;甲午戰爭之後數年間增加了四個(俄、德、法、日),形成五國租界沿江岸排列的局面(1898-1917年)[25]。1924年蘇聯歸還了漢口俄租界,1926年漢口英租界被北伐軍國民革命政府收回。此後,漢口租界減少到兩個:漢口法租界和漢口日租界。(11)漢口英租界(1861-1927)漢口英租界是江岸的金融貿易區。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人非常重視新開闢的三處長江口岸(鎮江、九江、漢口),即派遣參贊巴夏禮與艦隊司令賀伯乘軍艦到這些口岸勘定租界界址。1861年3月11日,巴夏禮到達漢口,與湖北布政使唐訓方共同丈量,確定將漢口鎮區末端,長250丈、進深110丈的一片土地開闢為漢口英租界。3月21日,唐訓方與巴夏禮籤訂了開闢漢口英租界的條約,確定界內一切事宜由英國駐漢口領事管理。
[14](P335-336)福澤在此也指出德國「租借」膠州灣、俄國「租借」大連灣沒有正當的理由,但他依然提出日本要不惜通過武力「借用」福建。二、對日本參加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評論1900年6月,英國、法國、普魯士、俄國、美國、日本、義大利、奧匈帝國以鎮壓義和團為藉口,軍事入侵中國,這就是所謂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事件。日本作為八國聯軍的主力,其人數達到了22000人。(P30)日本侵略軍在大沽,特別是在天津、北京的戰役中,成了八國聯軍的主力,從而取得了列強公認的「遠東憲兵」的資格,第一次加入了帝國主義侵華的國際「俱樂部」。[16](P55)6月17日,日本作為八國聯軍的主力參加了攻佔大沽炮臺的侵略行動。福澤指出在進攻大沽炮臺的戰鬥中,日本軍人「第一次同外國人聯合作戰,責任重大。在戰鬥中,日本軍人表現出了軍人的素養,在世界上使日本受到了重視,可以說戰死者死得光榮」,將日本的面貌展現在世界各國人的面前,是「空前絕後的偉業」。福澤甚至稱,「每每讀到日本軍人在大沽、天津勇敢作戰,一步也不落後的戰報新聞的時候,自然不禁淚下,只有不勝的感激之情」。[17](P621-623)對於日本出兵的目的,福澤指出原本是為了救助本國的公使和僑民,雖然歐美各友好國家的官民都和日本人一樣處在相同的危難境地,但其本國在遠隔之地,解決燃眉之急並不方便,日本當前派遣大規模的軍隊只是為了解救歐美各國的危急。[18](P625)當歐美列強將要分割中國的時候,福澤指出日本要做好保衛臺灣和朝鮮的精神準備。他說,「臺灣對岸、影響到朝鮮內地的騷擾,關係到我國特殊的利益,並且是立國自衛上的重大事件,如果有異議可舉全國之力進行鎮壓,必須有決心守衛本國的利益」。
在題為《告農》的社說中說:俄國奪了東三省,全國人都應該出力,農民「勞苦慣了」,「當兵是頂相宜的」,而且「人數本來多」,只要本領也好了,又明白竺道理」,「肯拚命去一打」,鬥俄國自然打退了」。《俄事警聞》並應許:「那時候,你們就可以想個把田地歸公的法子。」⑥ 以農民為主體的義和團是抗擊八國聯軍入侵的主力,在東北,也是抗擊沙俄入侵的主力。他們所進行的鬥爭,儘管存在著弱點,卻無疑是一種「民戰」。對義和團,清王朝和改良派都誣之為「拳匪」,一些革命派分子也不免受此影響。在拒俄運動中,資產階級革命派中的某些人卻獨能作出較為正確的評價。他們讚譽其「不可奴隸、不可屠割之一種毅然獨立之血誠,』,是中國「前此未有之特色」。① 在二十世紀初年,出現這種讚揚工農,主張發動工農展開反帝鬥爭的觀點是難能可貴的。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正處在上升時期,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生氣勃勃,為了反帝反封建鬥爭,他們需要群眾的力量,敢於向勞動人民發出呼籲。由於眼界比較寬,革命派感到自己比改良派有力量,他們滿懷信心地批判了流行一時的「不戰亡,戰亦亡」的悲觀主義論調。但是,應當指出,即使在這時,他們也並不真正認識勞動人民。如前所述,對工農的呼籲,乃是向社會上類型眾多的人發出的呼籲之一種,他們並沒有認為工農才是拒俄反帝的最主要的動力。反之,那種對群眾的蔑視卻不時流露出來。《俄事警聞》有一篇文章就說:「平民有血性而未知理義,紳士為教導之」;「紳士倡於前,平民和於後」。①他們推崇「平民」是要「平民」作他們的尾巴。資產階級蔑視勞動人民的心理根深蒂固。安徽愛國會發起人陳仲甫就誣衊農民為「草野愚民」。
當八國聯軍進攻中國時,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國還單獨調集步兵、騎兵17.7萬人,分6路入侵中國東北,強行佔領境內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線。《辛丑條約》籤訂後,他們仍不從東北撤兵。俄國的《新時報》甚至公然將中國東北稱為「黃俄羅斯」。1902年,兩國籤訂《東三省交收條約》,規定俄軍在18個月內分三期撤完。但到1903年,沙俄不僅不撤一兵,反而增派軍隊,並且向中國提出7項無理要求,其中包括:俄清兩國之外,無開掘東三省礦山權;俄國得以其國之兵,保護東清鐵路;東三省置於俄國監督之下,不許他國幹預;俄國設商務衙門於奉天,派其國兵之;東三省練軍歸俄國將校訓練。①這實際上是要把佔領東北合法化。俄國的無理要求直接留日學生和國內民眾掀起「拒俄運動」。湖南留日學生陳天華當年秋天在《警世鐘》小冊子中:「自從俄國復佔了東三省之後,瓜分的話日甚一日,人人都說中國滅種的日子到了。」他進一道:「你但問俄國佔東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問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國佔東三省的事倘若不這瓜分的事一定是實了。你看德國佔領膠州海口,俄國、英國、法國,也就照德國的樣兒,各佔了海口。於今俄國佔了東三省,請問中國有幾塊與東三省一樣寬的地方,將來分的時候,恐怕還分哩!於今還來問真問假,真真不知事務了。」「須知事到今日,斷不能再講預備救中國了,只死苦戰,才能救得中國。」②這是多麼痛切的語言!由於日本和沙俄爭奪東亞的霸權,兩國在中國的東北爆發了戰爭。
一、都統衙門的成立1900年7月14日,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對天津實行了殘忍的燒殺劫掠。兩天後,聯軍各國指揮官開會協商恢復城市秩序。當時入侵天津的各國軍隊以俄軍兵力最強,指揮官軍銜最高,於是俄軍司令官、海軍中將阿列克謝耶夫便成為會議召集者,會議地點在俄軍司令部即俄國商人巴圖也夫寓所。阿列克謝耶夫提出成立一個臨時政府管理天津,建議委任一名總督主持政府工作,掌握行政權,明顯暴露出俄國人想獨攬大權的野心,遭到英、日、德三國的反對[1]。在18日召開的第二次聯軍指揮官會議上,各國最終達成妥協方案,先由當時派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國委派三名擁有同等權力的軍官擔任委員,組成臨時政府。但是,德、法指揮官同時聲明,政府的這種組成只是暫時的,隨著其來華軍隊數量的增加,他們保留委派臨時政府成員的權利。於是,由俄、英、日三國分別委派沃嘎克上校、鮑爾中校和青木宣純中佐出任委員組成「天津城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成立於7月30日,地點設在位於海河三岔河口的直隸總督衙門。臨時政府的中文名稱最初也稱作「總督衙門」,半個月後確定正式中文名稱為「都統衙門」[2]。在清代,八旗分駐各省,坐鎮地方,名為「駐防」,專設都統等職官統率,同時治理轄地民政,其官署稱「都統衙門」。八國聯軍成立的臨時政府取「都統衙門」為名,稱臨時政府委員為「都統」,表明其為軍政府[3]。按照都統衙門公布的「行政管理條例」規定,政府委員應由「聯軍司令官會議選舉產生」。但是實際上,各國委員均由本國司令官提名,再由聯軍司令官會議通過,其組成過程顯示出列強之間在政府權力分配上的矛盾和爭鬥。
１９００年，他參加八國聯軍艦隊，入侵過中國渤海的大沽口。１９０３年１２月，他晉升為大將，擔任了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接著為侵佔中國東北，同俄國海軍展開了廝殺。他採納海軍部的友馬良桔中校、廣瀨武夫少校等４人提出的對旅順港實施閉塞戰的方案，對沙俄海軍進行了三次閉塞行動。第一次閉塞戰發生於１９０４年２月２４日凌晨，指揮官是友馬良桔中校。這次派出的閉塞船共５艘，排水量大者２９４２噸，小者也為１１６３噸，每船由１４至１７人駕駛，共７７人。這天，閉塞船隊於１時３０分到達旅順港外，４時半以８節的航速沿港口西側城頭山的南側向港口突進，遭到俄軍岸炮和錨泊於港外的艦隻炮火的轟擊，除廣瀨駕駛的在日俄戰爭中被摧毀的瀋陽火車站「報國丸」（４號，排水量為２７６６噸）沉沒在港口西側外，其他４艘船還未到達預定位置就被擊沉了。這次行動，日軍死１人，傷３人，生還者是由擔任掩護和救護任務的４艘驅逐艦、４艘魚雷艇接回的。第二次閉塞戰發生於３月２７日凌晨，仍是友馬良桔中校擔任指揮官。日軍派出的閉塞船共４艘，但排水量較第一次的噸位增大了，大者４０００噸，小者３７００噸，１５至１８人駕駛一船，共６５人。黎明前的２時半，這支閉塞船隊就到了旅順港外，當他們呈雁隊形向港口衝鋒時被發現。３時３０分，俄國艦隊司令馬卡洛夫指揮打開探照燈，下令岸炮和值班艦上的火炮向閉塞船隊轟擊。
俄國是庚子年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期間西方侵略中國的主要力量,隨同八國聯軍進軍京津的俄軍有一萬七八千人[1],而侵犯東北的俄軍更是多達17.7萬餘人[2]288。俄國對華北、東北的侵略歷來備受史界重視,是研究庚子年俄國侵華的重點。其實,俄國同時還在另外兩個方向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即軍事侵入新疆伊犁與外蒙古庫倫。俄國出兵伊犁一事目前未見前人研究,尚無專論。本文將主要利用中、俄檔案與文獻,對庚子年俄國的新疆戰略及其兩次出兵伊犁作一初步研究。1一一、庚子年俄國關於新疆的戰略判斷與出兵伊犁決策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以來,俄國在東北、華北氣勢洶洶,連連得手。面對這個強大的敵人及漫長的中俄邊界線,清廷及新疆邊臣都對力量薄弱的新疆邊防表示出了極大的擔憂。但最壞的事情——中俄戰爭,並沒有在新疆發生。從一開始,俄國就沒有計劃在新疆開闢一個中俄戰場。1900年7月14日,俄國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表示:「只有迅速擊潰奪取了北京政權的匪徒,才能有希望在我們同中國鄰接的整個廣大地區燃不起戰火」,「迅速地和主要是穩操勝券地撲滅已在滿洲升起的戰火,不讓戰火蔓延到蒙古和東土爾克斯坦」[3]89-90。8月1日,庫羅巴特金要求俄國駐塔什幹的杜豪夫斯科依步兵上將,「要把設法避免同中國人發生武裝衝突看作是應當關心的主要問題」[4]18。但是,隨著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發展,中俄雙方在新疆的關係漸趨緊張。7月14日,庫羅巴特金認為:「在北京開始的風潮,正日益向四外擴展,它不僅已經蔓延到庫倫,而且甚至波及到了伊犁。」[5]118俄國駐伊犁領事報告,伊犁「騷亂仍在繼續」。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後,清廷急令甘肅馬安良部勤王,但署理陝甘總督魏光燾一直未能派出,除去其他客觀因素外,「伊犁復報俄兵臨境,道路訛傳,民情動搖」[8]482,就是一個重要的牽制因素。伊犁這支俄國小部隊與八國聯軍在華軍事行動正相呼應,破壞了庚子年我國的軍事部署。同時,這支部隊的入駐使得原本就非常薄弱的新疆邊防更是毫無秘密而言。1900年9月,當時正值清政府與八國聯軍和談,新疆曾籌備邊防,整飭軍務,但這些行動俱在俄國監視之中,無絲毫秘密而言。很快,俄國就傳言中國積聚「綏定各軍共有一萬五千,軍火炮臺均已整備,且有預備戰攻之勢」[12]958,向中國發起交涉。為此李鴻章告誡新疆官員,朝廷正在與俄國談判從北京撤兵事宜,鑑於東三省中國之敗,新疆「切勿再生枝節,致誤大局」[13]824。為了避免擦槍走火,新疆駐軍連正常的調防都不敢開展。這支人數不多的俄軍,以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效,抓住了中國外交的脆弱神經。另外,這支長年駐紮的俄軍對當地華人的心理影響是重大的,其駐地又是我國多民族邊境地區,更是增加了其影響的複雜性。馬達漢曾寫道:「在中國的領土上駐紮著這樣一支配備大炮的俄國軍隊,實屬特殊。不可想像,現在正處於民族覺醒時期的中國對於傷害其主權的行為究竟能容忍多久!」[14]據俄方觀察,有的邊疆民族因為長期與俄國人打交道,對俄軍的到來似乎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甚至有的「尚有好感」,但是中國官員對俄軍雖然友好但心懷警惕,在西北邊防中起主導作用的「索倫人、錫伯人和其他滿洲人表現審慎」[6]42,429。這與俄國同時派駐兩連哥薩克騎兵的庫倫完全不同,在那裡,「蒙古當局和蒙古居民對我表示同情」[6]210。
俄國的優勢 八國聯軍侵佔天津的兩個月中,俄軍始終是一切關鍵戰役的組織、策劃者,是天津城戰役以外歷次重要戰役的主力。實為侵略天津的元兇,其主要原因是:戰略地位對俄有利,使其能及時派兵搶佔主導地位。6月初,當歐美日各國對華政策模糊不清時,沙皇政府已率先定出初步政策。在日本及其他國之前,外交部指定由旅順就近派兵400o人。關東租借地經過兩年之久的經營,到義和團事變之前已成為可靠的侵華基地,並駐有12000人的軍隊函。關東、天津近在咫尺,僅一夜航程之隔。當他國只能從軍艦上派出數量有限的水兵時,配備齊整的關東野戰軍已陸續開到天津。在7月上旬日本師團開到以前一直由俄軍獨佔鰲頭,故天津地區聯軍的軍事主動權自然就落到俄國人手中。正如中國民航學院學報清朝駐俄公使楊儒所說:「俄集兵既便,又受各國之託,已成東方領袖」@。租界戰役之後,日、美、英、德諸國正規軍也陸續開到。6月17日,俄國又確定了不當八國聯軍主角,不謀求領導權的政策,俄軍在天津主宰一切的局面似乎可以結束了。然而,並非如此。當時,俄國對天津的軍事與外交實權實際操在阿列克謝也夫之手。他有極端狂妄的軍事野心。事變伊始,他就主張俄國充當侵華主角,掌握領導權。對政府「6·17」政策不以為然,聽後只是「聳聳肩膀」,根本不執行@。他夥同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決計突破出兵選000名的政府限額,準備在華北增兵至9990人⑩。因而當租界戰役以後他國增兵,俄國也繼續增兵,仍維持佔聯軍總兵力之半的絕對優勢。
1900年日本
8月,八國聯軍進軍北京時,也是日軍一路領先,左右戰局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俄國完全可以成為聯軍的主角,充當元兇,然而俄國政府卻自動採取了一種所謂「二流政策」,這裡是有其更卑鄙的動機,主要有二: 其一、受外交總政策的制約。1899年10月,英國發動南非戰爭。鑑於這一情況,1900年2月,俄國外交大臣提出一項涉及整個外交政策的備忘錄,建議利用英國無暇他顧之機來加強俄國在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對抗英國的地位,特別是要為奪取黑海海峽作準備。在西伯利亞鐵路通車前,不能在遠東進一步擴張。因而,他提議把外交重點從遠東轉向中、近東,削減遠東經費,用於近東。在遠東實行收縮鞏固政策,集中力量鞏固對「新獲得的領土」遼東半島的佔領,暫不再向別處擴張。維特以前曾鼓吹走出滿洲到長城以南跟英國競爭,但由於1900年發生財政危機,他感到力不從心,只好暫時擱置南下擴張計劃,也同意收縮鞏固政策⑩。2月7日,沙皇批准備忘錄。從2月7日到八國聯軍侵華才兩個來月,俄國遠東新政策不能不影響它對入侵華北的態度。按照鞏固滿洲,不向別處擴張的政策規定,俄國當然要把鎮壓義和團運動的戰略重點放在東北而不是華北。他們多次向其他各國表示:「我們的利益主要地還是在滿洲。滿洲的維持可能需要重大的犧牲。」德國駐俄武官曾說:「俄國要保證其滿洲的佔領,並將因目前事變來鞏固這個佔領,為了這個目的,它需要這麼多軍隊,以致它沒有力量對中國(指華北)執行軍事行動。」@這是促使俄國執行「二流政策」的首要因素。
東南互保
1900年義和團運動高潮期間，以英國為主的帝國主義列強與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為首的清朝東南督撫，為了抵制義和團南下，避免戰火擴大到長江流域而進行的政治締約活動。1900年6月14日，英國駐上海代總領事霍必瀾(一譯華倫)致電英外交大臣說，必須迅速採取行動防止義和團運動發展到長江流域，以免英國利益受到損失，並說：「如果有同北京政府終於斷交的任何可能性，我們應當立即與漢口及南京的總督達成一項諒解;我完全相信：如果他們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們將在所轄地區內盡力維護和平」。英國政府立即採納這一建議，於6月15日授權駐上海和漢口的總領事，分別通知兩江總督和湖廣總督：「如果他採取維護秩序的措施，他將得到女王陛下軍艦的支持。」英方的行動立即得到劉坤一、張之洞的響應。他們保證在所轄地區「維持秩序」。6月21日清政府發布宣戰詔書後，劉、張等加緊策劃東南互保。6月24日，督辦鐵路事務大臣盛宣懷建議趁未奉宣戰上諭前從速與各國訂立互保約款，為劉坤一、張之洞所採納。6月26日，在兩江、兩湖總督「公請」的幫辦盛宣懷和聯繫中外雙方的美國人福開森出席下，上海道餘聯沅及劉坤一的代表道員沈藹滄、張之洞的代表道員陶森甲同以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古納為首的各國領事，在上海會審公廨會談。餘聯沅代表劉坤一、張之洞提出《保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亦稱《東南保護約款》9條，主要內容有：(1)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生命產業，由東南兩督切實保護，並鎮壓一切反帝活動;(2)各國未經中國督撫同意，不得增派兵艦駛入長江; (3)已駐長江各口岸之外國兵艦仍照常停泊，但水手不可登岸;(4)外國兵艦不可在吳淞及長江各炮臺、上海製造局火藥局附近停泊;(5)傳教士和外國遊客切勿進入內地偏僻未經設防地區。另有《中西官議定保護上海租界城廂內外章程》 10條，主要內容是，上海租界內華人及其產業由各國巡防保護，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由中國官員巡防保護，雙方對出入租界的要路加強警戒，租界內由巡捕駐守，租界外由清官兵駐守，「勿令成群亂人闖入租界以內」。餘聯沅還奉兩督命令向各國政府建議，除了正在進行戰爭的北方地區以外，宣布其他所有地區中立。各國政府不肯受《章程》的約束，拒絕籤署正式文件，但各國聲明，只要東南督撫認真保護各國利益，各國就暫不用兵長江。雙方達成互保的默契，並付諸行動。劉、張等進行的「互保」活動立即得到兩廣總督李鴻章的支持。接著，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陝西巡撫魏光燾等相繼表示贊同。互保的地區由江蘇、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擴大到廣東、廣西、山東、浙江、福建、四川、陝西等十多個省。清政府不僅不責備此舉違背朝廷對外宣戰諭旨，反說「朝廷本意……與該督等意見正復相同」。史學界對東南互保的評價分歧較大，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有：(1)它是英國試圖武裝佔領長江流域的重要步驟，帝國主義導演的陰謀分割中國領土的一幕醜劇，是東南督撫向帝國主義妥協投降的賣國罪證，其實質是中外反動派聯合維持東南各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秩序。(2)它起了限制、阻礙義和團運動擴大發展的作用，使帝國主義各國可以放心地在北方用兵，而不必擔心南方發生對他們不利的局勢。(3)它是以英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和以劉、張為首的東南督撫，出於各自的需要相互利用的產物，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和鎮壓人民的反抗。(4)它是劉、張等清朝地方大吏對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盲目排外政策的抵制，是牽制各國的救急要著，起著既維護中國東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並保護帝國主義在華經濟侵略勢力的雙重作用。
馬洪林,林華國
義和團運動期間英美等帝國主義策動中國東南各省督撫分裂中國的侵略活動。1900年6月(光緒二十六年五月)英國為了防止義和團運動波及南方，影響其在長江流域的利益，防止其他列強乘機染指自己的勢力範圍，經外交大臣索爾茲伯裡批准，由駐滬代總領事華侖(一譯沙斯伯裡)向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表示用武力「維持秩序」，對劉、張進行「全面協助」。主張剿團和洋的劉、張立即響應，張之洞向英國表示「愉快的感謝」，保證和劉坤一「同心協力」，「決意維護和平」。督辦蘆漢鐵路大臣盛宣懷與滬、寧、漢的英國領事頻繁商討，實業家張謇及沈瑜慶、沈曾植等為「互保」積極奔走。其他列強洞悉英國用意後均持異議。劉、張向列強表示長江內地自任保護，上海租界請英國與列強「互保」。於是英國獨佔長江流域的陰謀，遂變成英美為主的列強與東南督撫進行「互保」了。6月21日(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發布「撫團」宣戰上諭，盛宣懷建議各電報局不準宣揚。劉、張及其支持者李鴻章以「宣戰」上諭為「矯旨」，概不奉行。經過緊張策劃，上海道餘聯沅與駐滬各國領事於6月26日(五月三十日)在上海開會，盛以兩江、兩湖「公請」的幫辦出席，會議制訂了《東南保護約款》九條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十條。主要內容是：長江和蘇杭內地的各國商民教士產業，由督撫切實保護;各口岸外國兵艦照常停泊;江南製造局、火藥庫的軍火專為「剿匪」和保護中外商民之用;上海租界由各國公同保護。互保約款雖未正式籤字，但確實已付諸實施。互保約款議定後，劉、張、盛立即分電東南督撫，示意「一律照辦」，保全大局。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表示支持，仿照辦理。閩浙總督許應騤按「互保」精神於7月14日(六月十八日) 與俄、英、美、日等六國訂立《福建互保協定》。四川、河南、陝西等省督撫亦表示贊同。「互保」範圍由兩江、兩湖五省擴大到十餘省。慈禧太后在「宣戰」後不到三天，即確認李、劉、張「剿團和洋」主張是「老成謀國之道」，對「東南互保」的分庭抗禮毫不計較，反而說與朝廷「意見正復相同」。在爾後議和、懲兇、籤約時，慈禧太后重用東南督撫，封官加爵。東南督撫與朝廷之間一時貌合神離，終於殊途同歸。劉、張等東南督撫推行互保約款，在十餘省辦團練，查戶口，張貼告示，派兵勇日夜巡邏，暗探四處稽查，禁止一切集會，懸賞緝拿團民。張之洞與英國駐漢口領事勾結，於8月21日(七月二十七日)破獲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自立軍」總部，逮捕殺害唐才常、林圭等人。東南督撫的殘酷鎮壓，阻礙了義和團運動向南方發展。
對劉、張來說,唯一穩妥且能得到列強和東南社會各階層普遍支持的方案,就是堅持東南互保,保障地方社會的穩定和利益,維持清王朝的統治秩序。總體來看,李、劉、張三督在東南的鼎立之勢,既可以使他們能夠合力與中央對抗,同時又使他們之間相互牽制。當劉、張聯合其他督撫決心擁護中央,併力邀李鴻章襄助和參與東南互保時,無論是清廷、地方督撫還是外國列強,幾乎都把目光集中到資歷最深的李鴻章身上。正如翁飛對李鴻章的心理分析:「積其宦海沉浮四十年的經驗,李鴻章是斷然不敢、也不會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投入一場無把握的冒險。」[4]恰在此時,李鴻章收到了清廷召其北上的命令,於是立即宣布將儘快北上,也藉此機會拋棄了與革命黨合作的想法,轉而大力支持東南互保。以政治威望和政治膽量而論,李鴻章要遠超過劉坤一和張之洞,這不僅在「兩廣獨立」事件中有所顯現,而且在東南互保籌划過程中有更直接的表達。在東南互保策劃最關鍵的時刻,清廷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的「宣戰上諭」到達南方後,是「遵旨」還是「抗旨」,事關東南互保的成敗。此時,劉坤一、張之洞和盛宣懷同時將目光轉向了一直靜觀時局的李鴻章。李氏雖沒有直接參與東南互保的前期策劃,但其斬釘截鐵的一句話(「此矯詔也,粵斷不奉」[15]334),為推進東南互保進程掃除了最大障礙。從這個角度說,李鴻章對東南互保之形成,實有不可低估的貢獻。劉、張等人正是利用了李鴻章的政治威望和膽量,最終促成了中外互保格局。五月三十日(6月26日)李鴻章得悉東南互保談判進展順利後,致電劉坤一,「長江一帶,公與香帥必須嚴辦匪徒,保護商、教,庶免外人攙奪。鴻在粵當力任保護疆土。群匪覬覦竊發,一動即危矣。
兩宮西逃
《庚子西狩叢談》這部書取材於吳永任職懷來知縣時期的 1900 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及光緒帝倉惶出逃。懷來知縣吳永倉促接駕，卻應對有方，受慈禧寵信，奉旨辦理前路接待。該書即為他隨扈西行時的所歷、所見、所聞，有「信史」之譽，是研究中國近代史有價值的參考資料。被歷史學家翦伯贊評為關於義和團的歷史文獻中最有價值的一本。
吳永曾為李鴻章的幕僚，曾國藩的孫女婿。曾任懷來知縣，因迎駕有功被慈禧重用，先連升三級，被提拔為四品官，後又升了兩級，成為二品。1911 年辛亥革命後曾任山東提法使、國務院秘書，退休後在京城閒居，與張愛玲父母有交往，張愛玲從小對吳永寫的《庚子西狩叢談》印象深刻，四十年代，曾到懷來縣採風，發現該縣沒有收藏《庚子西狩叢談》一書，五十年代，移居美國後，在美國圖書館看到了這部《庚子西狩叢談》，便複製了一套寄給國內的懷來縣。
7 月 14 日，八國聯軍侵佔天津，一路燒殺搶掠，8 月 13 日，八國聯軍向北京發起攻擊，轟隆隆的炮聲震撼了紫禁城。慈禧被嚇得六神無主，緊急召見軍機大臣商量對策。大臣們有的建議投降，有的主張向各國公使館求情，還有的極力主張慈禧離開北京先躲一躲。
8 月 15 日，兩宮出北京後途經昌平州，希望進城休整。當時昌平州的知州裴敏中不料卻生病了，只有霸昌道鳳昌在城中主持事務。
兩宮倉皇出宮，先期沒下廷旨，鑾駕到達昌平城下，鳳昌因為沒有收到任何諭旨，也不知道慈禧是真是假，他以為有人使詐騙他，堅決不開門，任憑慈禧
說破了嘴，都以沒收到聖旨為由，拒絕慈禧入城。說到情深之處，還在城牆上鳴槍警告。讓慈禧繞道而走，不要自討苦吃。這可把慈禧氣得跳腳，但也沒辦法，
慈禧擔心八國聯軍追來，不敢久留，兩宮不得已，只得繞城而過。
這時天降大雨，出逃的人流闖到昌平陽坊鎮，善耆向當地一位老人討來一張麵餅和一盤炒青菜，太后和皇上分著吃了，其他人都餓著肚子。
慈禧太后對善耆說：「最好給老婆子和皇上一個人上一碗綠豆湯，有點兒稀的喝就好了。」善耆努力了，但沒能完成聖命。
8 月 16 日，過了昌平居庸關進入延慶地界，慈禧急中生智，找來延慶知州秦奎良，讓他給懷來知縣下一道「急牒」，叫懷來縣務必為兩宮備辦好吃食，備辦滿漢全席一桌。
8 月 17 日，懷來知縣吳永時去接駕，吳永見到太后，跪報履歷，太后布衣椎髻。吳永謹奏日：「已敬謹預備。惟昨晚方始得信，實不及周至，無任惶恐」。慈禧答到：「好，有預備就好」。
吳永回答到：「本已謹備餚席，但為潰兵所掠。尚煮有小米綠豆粥三鍋，但被災民和潰兵掠食其二。今只餘一鍋，恐粗糲不敢上進」。日：「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進」。
慈禧聽後大喜，說：「你不愧是我大清的忠臣，盡忠盡責，你就擔任前路糧臺會辦吧，以後隨我一路西狩。」
吃飽飯後，慈禧太后問吳永：可有文人墨客寫懷來縣的詩詞 ?
吳永信手拈來：「居庸春色限燕臺，山杏凝寒花未開。驛馬蕭蕭雲日晚，一川風雨過懷來。」這是元代詩人劉秉忠描寫懷來縣的一首絕句。
「落日開平路，懷來古縣城，數家惟土屋，萬乘有行宮。雪擁關山壯，塵隨驛馬輕，長橋人並立，還愛此河清。」元代文學家揭奚斯筆下的懷來城是如此充滿詩情畫意。
還有一首《過翠屏口》詩：
鬢須蒼白葛衣寬 , 事外閒身也屬官。
授簡如聞數枚叔 , 乘車初不少馮歡。
沙城雨塌名空在 , 石峽風來夏亦寒。
兩飽三飢已旬日 , 虛勞兒女勸加餐。
隨後他們一路來到了懷來縣城裡，慈禧住在縣衙內宅的三間正房裡，正房的床上鋪著湖色軟緞子夾被，垂著山水畫卷的羅紋帳子，還有兩個青絛子帳帶，與前兩日睡的破席土炕簡直是天差地別了。
懷來縣令吳永任職的縣域非常貧瘠，又加之當時兵荒馬亂，雞蛋、小米粥、玉米面窩窩頭就已經是傾其所有了。儘管十分簡陋，但饑寒交迫的慈禧仍然非常高興。後來慈禧又聽說這位縣官竟還是曾國藩的孫女婿，再加上他在李鴻章幕府的長期歷練，也確實有些才能。見駕時應對從容，對朝廷的忠誠溢於言表，於是得到了慈禧的賞識。因此對他越發器重。在懷來安頓下來後，慈禧立即處理幾件要事。首先，殺昌平知州裴敏中，其次，慈禧太后防兵變。
（一）軍機處借懷來縣大印
軍機處中堂剛毅和尚書趙舒翹接見吳永，提出了要借懷來縣大印一用。原來慈禧一行倉皇逃出北京，不僅國家玉璽沒有帶出，就連軍機處的大印也丟下忘了帶。現在慈禧到了懷來，安定了一下，需要下達一些命令，但卻發現沒有大印。趙舒翹想到只好借懷來縣即用。但剛毅不同意，認為借縣印不太相稱，不合體制。趙舒翹不高興地說：「老頭，你看現在是什麼時勢，有縣印可借已是萬幸了，還講什麼體制。你須知在這道路中任何部院關防印信，恐怕都不如這縣印有價值，不然這八百裡加急文書，恐怕郵卒不重視，到被遲誤了。」剛毅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同意借懷來縣印。吳永只好用白紙貼了十個公文信封的封面，蓋了懷來縣印，送了過來。剛毅和趙舒坦按著慈禧的旨意給山西、陝西兩省巡撫寫了命令，交給吳永，讓他選派精壯驛夫飛馬送了出去。
（二）慈禧布置與洋人議和
8 月 18 日，慈禧讓奕劻先留在懷來，看看北京的形勢，等李鴻雍和洋人接上頭，就讓他回北京去代表清政府和洋人談判議和。慈禧提出只要能讓她繼續執掌朝政，儘可能的答應洋人的要求。幾天後，慈禧就正式任命奕劻和李鴻章為議和大臣，讓奕劻速回北京與洋人談判。慈禧讓他們可以「便宜行事」，並奴顏婢膝地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慈禧在懷來縣城駐蹕三天，離宮後首次開葷。但因潰兵遊匪的襲擾，沿城十裡以內，蔬菜牲畜糧食草秣都被索掠一空。至第三日，食物供應已捉襟見肘。
慈禧便起鑾繼續西行。吳永被授予辦理前路糧臺，隨駕同行（後因吳永以知縣之職向各省藩司發文催餉，不符體制，遂改派甘肅布政使岑春煊督辦前路糧臺，
吳永協辦）。
隨後懷來知縣吳永被提拔為直隸候補知府，連升三級，從七品知縣直接升為前路糧臺會辦，升到從四品這個級別，先換頂戴，後又被準予專摺奏事。
（三）慈禧繼續西逃：駐蹕懷來縣雞鳴驛古城
慈禧雖決心與洋人議和,但不摸洋人底數,怕洋兵追來,繼續西逃。8月20日早,在沙城起駕前慈禧降旨:派岑春煊督辦糧臺,吳永、俞啟元均著會辦前路糧臺。中午在新保安打尖,下午前往雞鳴驛古城。慈禧太后這支倉皇逃跑的隊伍繼續西行,途徑土木驛、沙城,進入懷來縣的古城雞鳴驛。在京北懷來盆地的西邊有座雄偉的雞鳴山,山的前麓有座方方正正的古城,這就是遠近聞名的雞鳴驛,又稱雞鳴山驛。它距沙城18.5千米,京包鐵路和京藏高速、京張公路(110國道)從這座城的南北通過。這座歷史上留下來的塞北重鎮是京師(今北京)通往西北邊陲的必經之地,在明清兩代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通訊等方面都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雞鳴驛在中國古代郵驛史上曾是個大型驛站,是當今全省、全國、乃至全世界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的一座驛站古城。1900年8月20日,兩宮鑾駕前往雞鳴驛,時值農曆七月,慈禧及光緒皇帝在御林軍護衛下就住在驛城的賀家大院。在雞鳴山南的雞鳴驛賀家大院(指揮署) 兩宮鑾駕住了一宿。當時,賀家在雞鳴驛是有名的財主,共有連環院五進,每院都是正房3間,東西廂房兩間,均為雕龍畫鳳的磚瓦房。那時,賀家五進連環院相通,大院旁邊有一條1米寬的胡同與各院相連。當晚,慈禧太后住在二院北屋東間,光緒皇帝住東廂房,為了表達對這裡居住的滿意,慈禧太后還為賀家親筆寫下了「鴻禧接福」四個大字。賀家如獲至寶,將其刻在柵牆石頭上,至今在二進院山牆上還留有「鴻禧接福」四個楷書大字的刻磚。
馬大人胡同
育群胡同（馬大人胡同）西口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早晨，北京東城馬大人胡同西口兒，橫停著好些騾子車，其中有幾輛一直停到順著大佛寺紅牆南北向的那幾條胡同。」林語堂長篇小說《京華煙雲》開篇，掀起了老北京人關於馬大人胡同記憶的一角。
馬大人胡同，如今叫育群胡同，東起東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東街。這條胡同在明代時，屬仁壽坊，明代張爵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稱它為馬定大人胡同。清代朱一新的《京師坊巷志稿》也提到了它。1965年更名為育群胡同。不過，老北京人更習慣叫他馬大人胡同。
在馬大人胡同西口，有一座昔日的王公舊邸：景大王府，它先後成為兩所學校的校園。民國時期，還有三位大學者在這裡比鄰而居，這條胡同因此顯得格外與眾不同。
景大王府民國時成校園
馬大人胡同西口路北的舊府邸，在清中期號稱東城第一豪宅。它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重臣那彥成的舊宅。那彥成是滿洲正白旗人，乾隆後期曾任工部尚書兼都統及內務府大臣，嘉慶三年任內閣學士兼軍機大臣，後出任陝甘、兩廣、直隸總督。道光十三年，那彥成去世，同治年間其後人將此宅出售給寶鋆（yún）。 寶鋆是滿洲鑲白旗人，鹹豐時任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等職。同治時任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寶鋆是恭親王奕訢的得力助手，退休後時常陪奕訢在西山遊覽唱和。
寶鋆在距馬大人胡同西口不遠的大佛寺東街，原有一處宅邸，房屋院落雖然不少，但缺乏整體規劃設計，顯得凌亂，便購置了那彥成的宅院，不過購買這座宅院後，寶鋆並未入住。
光緒十七年（1891年）寶鋆去世，其靈位在新宅供奉，這座豪宅又閒置了十幾年。1900年庚子事變後，其子景灃遷居於此。景灃做過侍郎和內務府大臣，故其宅又稱「景大人府」。府內有大小二十多個院落，亭臺、樓閣、假山、遊廊等一應俱全。1928年該宅邸售予北平財政商業專門學校。
北平財政商業專門學校由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前總幹事格林及董事雍劍秋所發起創辦，1914年成立。費起鶴擔任校長，後來學生逐漸增多，校舍不夠用，1923年遷入吳量大人胡同（紅星胡同）36號校址。1928年購得馬大人胡同24號為校舍，隨即遷入新址。在馬大人胡同辦學期間，也是這所學校最為鼎盛的時期。1937年秋，學校為節儉經費，遷至米市大街金魚胡同286號校址。兩年後，1940年被迫中止辦學。北平財政商業專門學校開辦20餘年，培養了大批商業人才。
校長費起鶴（1879-1953）的經歷極具代表性。他是通州漷縣人，家境貧寒。9歲那年，他到距家五裡遠的一所由教會開辦的免費文化班上學，他每天去聽文化課，寒冬雨雪堅持上課，傳教士為其刻苦學習的精神所感動，資助他進入通州潞河書院讀書，1901年潞河書院保送費起鶴、孔祥熙等學生到美國留學。費起鶴後來獲耶魯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他曾任直隸高等學校教務長。1911年費起鶴就職於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智育部，與總幹事格林為財政商業專門學校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後來擔任首任校長。
這所學校培養的學生中，比較有影響的有中國著名會計學家、中國公有營業會計的草創者之一餘肇池（1892-1968）。1914年，餘肇池考入北平財政商業專門學校，畢業後留校任教。1922年赴美國紐約大學學習。1949後，中國公有營業會計的草創者之一，任教於中央財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
著名作家唐魯孫（1908-1985）也是該校的學生。他在散文集《老鄉親》中記述了他在學校讀書時的一件趣事：「當年北平財政商業專科學校，在馬大人胡同買了一所王公舊邸當校舍。府邸西花園有一處叫又一襯，山坡上有一座像玩具大小的城堡，類似迷你型的小土地廟，大家叫它蟈蟈墳。據說廟裡一座小寶頂，裡頭埋的就是此屋小主人一隻心愛的蟈蟈兒。」
崇慈女校的百年變遷
北平財政商業專門學校離開馬大人胡同十年後，1947年，這座府邸又成為崇慈女中的校園。
崇慈女中的前身是北平長老會女校，始創於1870年。庚子事變後，學校遷至河北保定。1901年，美國人高博恩女士在北京的原校址附近創設小型女校，高博恩任校長。1921年，高博恩在美國募得巨額捐款，得以購買二條胡同（如今的交道口北二條）20號校舍。第二年，學校開設初中部和幼稚園。1930年增設高中部。1947年，崇慈女中遷入東四馬大人胡同，1952年9月由人民政府接辦，更名為「北京市第十一女子中學」。1967年成為男女混校。1968年改為「人民中學」，1972年更名為「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學」，一直沿用至今。
在一百多年的歷史中，這所學校培養了很多人才。如今北京市私立君宜中學創辦人及首任校長段君宜，就曾就讀於這所學校。段君宜是段祺瑞的曾孫女，當年她和袁世凱的重孫女、溥儀的外甥女等人同校。段君宜還記得當年的校歌：「崇慈崇尚，勤樸端莊；崇慈崇尚，普照東方，我們要做新中國婦女的榜樣……」
幸運的是，筆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讀於這所學校。我當年初一年級班主任是陶華君老師，同時教數學。初二年級班主任是莫愛琳老師，同時教英語，她的父母都是老紅軍，她高中畢業後就留校任教，比我們大一輪，與其說是老師，更像大姐姐。
值得一提的是，學校當年有個極具特色的運動：冰球。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冰球運動傳入中國。上世紀六十七年代，受場地和器材的限制，打冰球的人很少，北京只有少數幾所高校組建有冰球隊，而一六五中學就是少有的開設冰球課的中學。數九隆冬，學校的體育課就在什剎海冰場上展開，學校那時就有上百雙冰鞋供同學們使用。
錢穆在北京最後的住所
在這條不長的胡同裡，還有三位知名的學者不期而遇。他們就是錢穆與張爾田、張東蓀兩兄弟。
錢穆在北京時，換過好幾個住處。1934至1937年，他在馬大人胡同西口租房子居住，他與張氏兄弟的宅院相隔非常近。他的《師友雜記》中記述：「餘其時又識張孟劬及東蓀兄弟，兩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則在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時餘亦住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遙」。
張爾田（1874-1945），字孟劬，歷史學家、詞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在燕京大學國文系執教，後因年高體弱專任哈佛燕京學社研究生導師。他曾與歷史學家鄧之誠（1887-1960）唱和詩歌，並刊印《槐居唱和集》，時值「九·一八」事變，詩集中憂國感時之情頗多，備受時人推崇。
張東蓀（1886-1973），原名萬田，字東蓀，張爾田的胞弟。1930年秋，張東蓀應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之邀，赴北平就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36年劉少奇化名「陶尚行」，給張東蓀寫了一封長信，闡述中共抗日救國主張。張東蓀將劉少奇的信冠以《關於共產黨的一封信》的題目發表在《自由評論》第22期上，此後張東蓀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繫。
錢穆在《師友雜記》中記載了他們的交往軼事。熊十力、錢穆與張氏兄弟或在公園，或在張氏兄弟家相聚。若在公園，他們在茶桌旁，分坐兩處，熊十力與張東蓀談哲理、時事，錢穆便與張爾田談經史舊學。在張氏兄弟家，錢穆與張爾田在書齋，而張東蓀則邀熊十力到自己的書齋中暢談。1937年，北平許多高校南遷，錢穆隨北大南遷湖南長沙、雲南昆明等地。張東蓀受到了大後方許多學校的邀請，準備舉家南遷。但張爾田體弱多病，不經勞頓，張東蓀遂與兄長繼續留在燕京大學任教。1941年12月8日，日本憲兵包圍燕京大學，張爾田受困燕大，張東蓀等人因「抗日」罪名被捕。張東蓀不堪凌辱，曾自殺以示抗議，幸虧難友營救及時。 此後，張氏兄弟搬家離開了馬大人胡同，1945年2月19日張爾田病逝於北平西城大覺胡同12號寓所。
錢穆離京時，將教學研究書籍全部暫存於馬大人胡同住所，由房東代為保管，想著有朝一日取回，世事難料，錢穆離開北京後，再也未能北上。
1900年杭州
這段自述,林紓業已透露較多信息,但一些細節卻語焉不詳,如關於道情發表的載體——杭州的「白話日報」,就還需要稍加辨證。1900年杭州並未出現過白話日報。根據《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的記載,19世紀末20世紀初曾經有過兩份《杭州白話報》,分別創辦於1895與1901年。後者至今仍有留存,因而並無疑義。至於1895年版《杭州白話報》,該書不僅稱其為「中國最早的白話報」,而且指認該報由「林琴南主辦,林白水曾任編輯」[2]。1895年,林紓尚居於福建家鄉,不應有杭州辦報之舉。《中國近代報刊名錄》引用了詹文元《浙江報刊史初探》為佐證,但在其《浙江早期報業史訪輯》一書中,繼又指出《杭州白話報》創刊於1895年一說,乃是受到項士元《浙江新聞史》的影響,①在一番辨證後,認定《杭州白話報》乃於1901年問世,初出時為旬刊[3],這一樁公案至此可為定讞,後雖亦有疑似,然終未見確證。誠如上所言,林紓的白話道情,亦應是發表在1901年開始出版的《杭州白話報》之上[4]。由此再回頭看林紓自己在1919年中語焉不詳的這段追憶,短短數十字中實際上頗多舛誤:一是報紙創辦及道情創作均在辛丑(公元1901),林紓此處所說的「庚子」不過是因該年所發生事件的突出性大略言之;二是《杭州白話報》並非「日報」,而是旬刊;三是林紓入京之後、該報並未停刊。至於文中提到的創辦人之一「汪叔明」,應指汪希[5]。然則林紓與該報的關係如何?《中國近代報刊名錄》謂林紓為1895年版《杭州白話報》的主辦者,《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沿襲此說,只是「主辦」變成了「創辦」。
在這一時期創辦的麵粉、榨油、火柴等廠有t 1900年的杭州利用麵粉廠,資本7千元,1904年柏寧波通久遠麵粉廠,資本1O萬元,1902年的杭州豐和石礆廠,資本3千元,1906年創辦的有寧波遁利源榨油廠,湖州青城造紙廠(資本112000元)'及鄞縣禾盛煙公司,<資本10萬元'I,一1907'年創辦的有嘉興涇東窯業公司,資本1萬元,及杭州鼎和詰罐廠,資本15000元,r94)『8年有杭州大恆機器磚瓦公司,資本139867.亡』1909年有永嘉蓁康玻璃廠,資本1000元,及杭糊_同裕碾米廠,資本50007.亡·1911年有杭州光華火柴廠,資本50萬'1912年有寧波正大火晏茸產』Jc新公司),資本lo萬。還有諸暨大成樟腦公司,寧波明華玻璃廠、寧波傅泰記碾米廠莪:!『. . . . .- .。j速÷時期浙江民族資本輕工業工廠,除少數規模較大,如緯成公司,由原浙江中等工業學堂染織科主任朱光燾邀集杭州官紳、富商集資二萬元,阱10臺一日本產的提花織機起家,發展成當時浙江最大規模的近代民族資本絲綢工業企業』又如寧波通久源榨油廠,有美國製造的榨油機4臺,利用紗廠軋花剩下棉籽榨油,有工人百餘名,每天榨棉籽十萬斤,是浙江第二家瓢器.榨油廠。其餘企業大都規模小,資金少,受到封建勢力剝削壓迫和帝國主義列強的競爭打擊,處境艱難。儘管如此,從這一時期民族資本創辦情況可以看出,浙江民族資本輕工業鍶然衝破了種種阻力並有所發展,反映出了浙江民族資本投資於新式工業的積極性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願望。 一 三、五金機器業與近代礦業的誕生除了輕紡工業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五金機器業和電力工業。浙江最早的五金機器廠是1900年徐榮貴在寧波開設的順記機器廠。
浙江圖書館是我國最早創辦的公共圖書館,其前身為創辦於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的杭州藏書樓。1900年到1949年,浙江圖書館歷經風雨滄桑,從一個簡要的藏書樓演變成一個新式圖書館,其間,浙江圖書館經歷了清未初創、民國前期繁榮和抗戰及後期的勉為支撐三個階段。1清末初創時期(1900年～1911年)清末,從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到1911年(清宣統治三年),是浙江圖書館的初創時期。1900年底(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杭州士紳胡煥呈請杭州市知府朱啟鳳核准,借城東萊市橋河下東城講舍舊址開設杭州藏書樓。他們認為「方今海陸交通,中外迻譯簡冊益繁;時事艱難,生計日絀,橫舍之士困於資罔識,學問徑塗欲求便利之策,蓋必藉資於公立之藏書樓矣。」[1]杭州藏書樓確定開設之時,比清廷1901年宣布變法實行「新政」早1年;比1909年清朝政府頒布圖書館章程,第二年「行各省一律開辦圖書館」早了整整9年。杭州藏書樓的開設,為當地士子提供了一個免費借閱的開放性場所。到1902年,杭州藏書樓已聚積有書籍9,499冊,並印行《杭州藏書樓書目》。1902年浙江學政張享嘉應邵章之請到杭州藏書樓視察,「見其地居僻左,屋宇湫溢,且儲書未廣,無以饜閎閱者之心,因謀擴充其制,度地於城之中央」。[1]1903年浙江學政張享嘉撥款在大方伯裡購進民房改建樓舍,更名為「浙江藏書樓」。同年農曆十月,光緒賜匾浙江藏書樓「敦彝牖慧」,並準奏調取各省官書局所出書無償送繳浙江藏書樓。次年春,藏書樓對外開放。從杭州藏書樓擴建為浙江藏書樓,不僅是規模的擴展、設施的改善、等級的提高,性質也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
1900年，杭州書業遵諭「集議公禁販售淫書小說」，書業所有現存各書，「照本酌減七折統歸協德善堂收買」。瑏瑠二是按重量收買。上海虹口公善局收買淫書每斤給價32文。瑏瑡三是按頁、冊收買。文濟惜字局收買標準是：「大本淫書每本計錢十文，中本淫書每本計錢七文，小詞每本計錢一文。」瑏瑢杭州協德善堂收買標準：「淫書，每張三文；淫畫，每張十文」「淫書，全部另議」。該善堂對廢破殘書出價每斤四文，而淫書每張三文，①出價甚優，禁毀淫書之心可見一斑。其四，組織焚化刊本。把燒毀淫書作為善會善堂善舉的現象基本出現在清代中後期，道光年間南匯惜字局是目前文獻所見較早的明確把「惜字燒淫書」作為善舉的善堂。②現知把燒毀淫書作為善舉的晚清善堂有益善堂、翼化堂、同仁輔元堂、杭州協德善堂、安仁樂善局、上海虹口公善局、同善普元局、孽善社等。晚清善會善堂遍布各地，將燒毀淫書作為日常善舉的善會善堂應不止此數，可惜文獻記載無多。晚清社會惜字信仰盛行，惜字活動如火如荼，一些善會善堂之所以把燒毀淫書作為善舉，原因是多重的，主要有：其一，淫書雖骯髒，文字卻乾淨，焚化淫書是文字聖潔信仰的要求，「淫書其詞雖穢，其字仍潔」，③說明焚毀淫書符合惜字信仰之宗旨。其二，焚化淫書符合善會善堂社會教化的道德要求。其三，積德行善，敬惜字紙和焚化淫書是施善者行善積德的精神需要。
③1900年春，杭州協德善堂紳董開具《金瓶梅》等小說40餘種，稟請浙江學政文治行文江蘇巡撫陸元鼎及按察使朱之榛通飭上海縣與租界一體查禁。④1901年初，上海同善社紳董函致工部局並移會上海縣、法公堂、工程局一體出示嚴禁淫詞小說。⑤其中，1868年餘治稟請丁日昌查禁小說戲曲尤具代表，《餘治年譜》載：「是歲江蘇巡撫部院丁奏請嚴禁淫書，繳板焚毀，滬城又增設安懷局、扶顛局，其規約大抵皆先生所條陳也。⑥據此可知，丁日昌發起大規模查禁淫詞小說運動與餘治的稟請關係甚大。可見，不論從次數還是規模上看，善會善堂紳董稟請查禁在晚清小說戲曲禁毀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二 開展原因一些晚清善會善堂之所以將禁毀小說戲曲作為善舉，主要與晚清善會善堂的社會教化功能和善士們行善積德的精神訴求有關。（一）社會教化。從善堂善會發展史上看，清代中期以後，道德訴求成為善會善堂發展的重要轉向，社會教化也成為善堂善會成立的核心目的。對此，學界已有較深入的研究：「明清的慈善組織的教化意圖與時俱增，越後期的善堂，教化的意圖越清楚。」⑦善堂善會的教化功能，集中表現在對傳統道德規範和倫理秩序的堅持和維護上。晚清中國在社會生活劇變、王權控制力減弱、西學浪潮衝擊等因素的內外夾擊下，傳統道德價值體系面臨著土崩瓦解的危機。古代小說戲曲對男女情愛和怪亂力神的偏好與傳統主流儒家文化產生尖銳矛盾，晚清戲曲演出和小說編撰出版的繁榮，令以教化社會為己任的善士們焦慮不安，他們號召在從事善舉、進行教化之前，必禁絕淫書、淫戲和唱本：「教化必先去其敵。近世之傷風敗俗，足為教化仇敵者，莫如淫書唱本，及淫邪雜劇，男女彈唱等事。
1900年,《農學報》發表杭州蠶學館《飼蠶要法》一書,向蠶農傳授飼養技術,還傳布良種,恩澤廣被.1899年9月,杭州蠶學館創辦兩年來,40餘名學生,學業進步甚速,尤以祝鼎等10餘人為最.羅振玉曾著文讚揚杭州蠶學館的師生所具有的敬業精神及服務績效:皆貫通學理,潛心實習,太守創此館,其尤注意在考研蠶病,考精究制種之術,每年所制之種,以賤值售之民間,飼之輒得豐獲視民間普通所制種或豐收至倍焉.今年浙省蠶事甚劣,收量視豐歲十之四五爾,而蠶館所制種則大率十得八九,館中所制種除售之本省外,若江蘇、安徽、江西、福建,亦爭購求,恆若不給焉.林公之興學,甫三年耳,其效已昭昭如此,異日傳習日廣,增長國益,皆公經始之功也.書其成績,以告方來,並貽後之傳循良者.[5]1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杭州蠶學館還專門設立了「推广部」,其辦理宗旨是:「均以學校之所造就者,推行於社會,試驗夫適應與否也,而社會庶幾得所諮詢商榷,以共底於成.蠶業教育,乃得與社會溝通,而社會亦得教育之利.」[9]其實質就是將理論真正應用於實踐,使之切實發揮作用.一方面蠶學館將改良後的佳種傳布於民間,並且向他們介紹泰西養蠶新法;另一方面學校還在主要蠶桑縣區開設改良養蠶場,派學生們對蠶農進行技術指導,使其信仰新法.除此之外,推广部還進行宣傳調查,承擔了地方蠶業教育任務.推广部所做的這些工作不單在當時產生了重要作用,也為以後浙江省實行蠶業指導積累了經驗,打下了一定的基礎.4杭州蠶學館的社會影響維新變法運動開始後,光緒皇帝數次下詔要求各地興辦各種實業學堂及專門學堂,培養鐵路預備人才的事務;1898年6月又下詔令各地興辦農務學堂,並要求「工學、商學各事宜,亦著一體認真舉辦」[10].9月,光緒帝批准在通商口岸及出口絲茶省份設立
東交民巷
東交民巷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東起崇文門內大街,西止天安門廣場東側路,全長1552米。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東交民巷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名詞,這裡曾是西方列強在華設立的使館區,被稱為「國中之國」,見證了大清帝國的歷史命運。然而,殊不知明清時期的東交民巷是「五府六部」所在區域,衙署府第和祠廟甚多,也是朝廷對外交往的中心,外國使節和各民族代表來京大都住在東交民巷。對於這樣一條被烙印了濃厚歷史印跡的街巷,讓我們揭開塵封已久的歷史面紗,探尋它的前世今生。元、明時期的江米巷東交民巷,舊稱江米巷,其名稱最47早見於元代,因此地曾為囤儲江米之所,故名。據考證,元大都南城垣大致位於今東西長安街一線,依此可見當時的江米巷只不過是城外一條名不見經傳的小巷。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歷經四年的戰火,成功從其侄子明惠帝朱允炆手中奪取皇位並遷都北京,至此江米巷迎來了其歷史發展的第一次重大轉折,逐步發展成為明代中央衙署的聚集地。明永樂年間,永樂皇帝興建北京城,將江米巷劃入內城,同時由於修建正陽門內的棋盤街,江米巷自中部斷開,分別稱為東江米巷與西江米巷,其中東江米巷屬南薰坊,成為衙署聚集之地。據《明一統志》記載:上林苑在文德坊玉河橋西,典薄廳附焉。外有藩育、嘉蔬、冰鑑、川衡、林衡、良牧、左典察、右典察、前典察、後典察十署;另據清《春明夢餘錄》也載:上林苑監在東江米巷南向,永樂十四年諭,凡牧養栽種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渾河、禁不許圍獵。
同時,明《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也記載:南薰坊內設有宗人府、吏部、禮部、戶部、兵部、工部、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御藥庫、上林苑監、鑾駕庫、翰林院、會同館和詹事府等重要部門,儼然已成為了明代北京城行政功能的核心地帶。清代的東交民巷清代的東交民巷較之明代變化不大,基本沿用了明代的衙署布局形式,只是又添建了諸如怡賢親王祠、俄羅斯館、慶公府、梁公府、肅王府與堂子等,同時還有官員宅第及民居點綴其間。據清《京師坊巷志稿》載:東江米巷,亦稱交民巷。西有坊曰敷文。井二。俄羅斯館,明會同館故址也。《嘯亭續錄》也載:貝子博和託宅,在東交民巷。謹按:博和託,太祖孫饒餘郡王阿巴泰次子,諡溫良。此時的東交民巷不僅是中央衙署聚集地,也是清政府對外交往的中心。清順治年間,順治皇帝承襲明制設立會同館與四譯館,其中會同館是接待各方使臣的場所,始設於明永樂三年(1405),並烏蠻驛入本館。正統六年(1441年)定為南北二館,北館六所,南館三所,北館在澄清坊大街東,南館在東江米巷玉河橋西街北。清初仍襲明制,隸屬禮部。而四譯館始設於明永樂五年,名四夷館,負責少數名族往來及貿易事宜。清初,改為四譯館,隸屬翰林院。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譯館併入會同館,改稱「會同四譯館」,專職負責往來各方使臣的接待與外邦語言文書的翻譯事務。據《光緒順天府志》記載:會同四譯館舊在正陽門外楊梅竹斜街。乾隆十三年(1748年)歸併禮部會同館,以禮部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銜提督之,並典務廳,正教、協教、序班,隸於禮部。凡八館:曰西天、曰暹羅、曰回回、曰八百、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譯。並設譯字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來華的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與阿美士德都曾在會同四譯館居住。
1900年8月14日，從北京的外國使館開始遭到拳民的攻擊，已經持續了近兩個月。
在那個世紀之交，雖然共有11個國家在北京設立了使館，但為了從清廷的妥協中得到好處，各國之間鬥爭激烈，以至於外交官們花在監視他國的舉動上的時間比花在對華事務上的還要多。
事後看來，在1899年12月，一個年輕的傳教士西德尼·布魯克斯在山東被殺的事件已經明確地預兆了即將來臨的災難。在這位傳教士死後的幾個月裡，外交官們從傳教士和中國信徒那兒接到了無數的警告，但只有一個有權威的外國人對這些警告採取了認真對待的態度，那就是羅馬天主教北京代牧區主教樊國梁。1900年初幾個月裡再次發生的幾起攻擊外國人事件仍未能促使外交官們採取行動。到了4月，北京城裡已經隨時可見腰裡束著紅腰帶、挎著刀的拳民們招搖過市。
5月20日，即圍攻開始前一個月，11名公使和樊國梁主教進行了正式的辯論，結果是將他的立即從天津調遣士兵入京的請求駁回。公使們認為他杞人憂天，不但不予以重視，反而決定再次對清廷施加壓力，督促清廷來處理這些問題。然而，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清廷顯然不但沒動手打壓排外運動，還主動給予支持。
由傳教士發來的關於不斷升級的暴力事件的報告變得越來越頻繁，而外交官也繼續被嚇得瑟瑟發抖。然後在6月9日，義和拳燒毀了賽馬場——一個外國權勢在北京的有力象徵。這個事件，再加上蒙古將軍董福祥和他兇狠的甘軍在城中紮營這則令人不安的消息，終於令公使們認識到，是時候給各自政府發電報了。
外交官們滿心以為部隊將在6月11日到達，於是派了數百輛帶頂的轎子到車站迎接。但他們什麼也沒等到。幾個小時之後，轎子回到了使館。當天下午晚些時候，日本公使館的杉山先生身著燕尾服，戴著禮帽，動身前往車站打探消息。車剛過中國城城門時便遭到了一名甘軍的襲擊，他被從車裡拖出來，砍得身首分離。
使館被難民們擠了個水洩不通，電報線被剪斷，完全得不到外界的任何消息。所以使館裡的人根本不知道聯軍已佔領炮臺。於是當各國公使在6月19日那天收到總理衙門發來的紅色信封的時候，都感到十分意外。信封裡的內容都是一樣的，要求外交官員及其家屬在次日4點準時離開北京，屆時將有朝廷軍隊護送他們至港口。這則消息把公使們拋入了一個完全無法決斷的境地。波莉·堪杜特·史密斯記錄下了他們如何走來走去、緊張不安的景象。「從一個使館到另一個使館，爭吵、說話——說個沒完。」最後，他們通過投票決定接受中國的最後通牒。但弗朗西斯·普爾上尉覺得他們全都瘋了：希望上帝保佑我們在這個充滿敵意的國家照顧好這些無助的婦女和兒童……我們不可能找到能護送1000人的交通工具，而在這樣一個爆發動亂的國家，中國人的護衛在長80英裡的路上將是無用的……我們必須留下，保衛使館。
馮·克林德也是個行動派。他受不了同僚們的搖擺不定，於是決定親自去總理衙門等個說法。6月20日的早上，他帶了一個翻譯，還帶了一本書去讀（他估計這一去會等很長時間），然後坐上轎子就出發了。幾分鐘後，他死了——頭部中彈。當人們得知殺他的人甚至不是拳民，而是一名清兵的時候，這起駭人的事件就顯得更險惡了。這下，公使們的難題立刻就解決了。離開使館無疑是不可能了。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如何保護好自己。
當克林德被殺的時候，使館區的人數已上升至約3500人。除了使館裡的外交官、銀行家和海關服務人員，現在又多了傳教士和他們的3000多名擠擠挨挨的中國信徒，還有受困的遊客、工程師、旅館老闆、記者、學者，甚至還有幾個中國女學生。大家很快就決定把婦女、兒童和平民安置在英國使館大樓上——整個使館區裡面積最大、最方便保衛的建築。雖然相對來說這裡比較寬敞，但平時只住60個人，現在卻得為1000個人提供庇護。如何安置那麼多中國教徒的問題是由莫理循解決的。在他的勸說下，一位滿族貴族把他的宅邸——肅王府捐獻了出來。肅王府在保衛整個使館區以及中國基督徒的行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因此而為人所知。儘管中國教徒處在幾乎餓死的情況下（外國人拒絕把口糧分給他們），他們依舊在惡劣的環境下不分晝夜地忙碌著，表現出了非凡的耐力。
這裡的婦女每天能縫出來數百個防禦所需的沙袋。現在已經沒人在意布料會不會太過貴重了，於是上好的絲綢、緞子和織錦都被用來做沙袋。大家最擔心的是彈藥的問題，而且每個使館用的槍都分屬不同類型，無法共用子彈。很快，他們就得把每一塊能找到的金屬——茶壺、燭臺、錫盆、彈殼和任何一點兒零星廢料熔化製成子彈。雖然彈藥十分稀缺，但清潔的飲用水是足夠的，僅在英國公使館裡就有好幾口深水井。食物的貯藏量也相當大，專供外國人的話，無論如何都夠了。在一個倉庫裡，他們還發現了一個金礦——兩百多噸將要運往紫禁城的麥子，另外還有大量穀物和大米。這份意外的收穫還包括運送糧食的十五頭騾子。這些騾子很快就變成了盤中餐。
漫長的圍困一天天地過去了，但各使館之間的緊張局勢卻一點沒有得到緩和。波莉發現，人們變得越來越不團結，其中最激烈的對立矛頭指向的是英國，「……僅僅是因為其他國家對英國公使擔任了所有關鍵性的（原文如此）職位而不滿。」她希望當美國秘書被任命為竇納樂爵士的參謀長後能起到安撫作用。
「……因為民族主義一旦激化到極點，這片被圍困的區域將會分裂成為歐洲人站在一邊，英美兩國在另一邊——如果這樣危險的軍事分離成為了現實，只有上帝才知道所有人的末日來得會有多快。」
實際上，英美兩國在公開場合常把其他盟國叫作「青蛙仔」「酸菜佬」「麵條腦袋」和「伏特加佬」。這種行為對改善國際關係可沒什麼幫助。
（《消逝在東交民巷的那些日子》商務印書館2016年出版 朱莉婭·博伊德著向麗娟譯）
法國教堂舊影
蘇聯豁子
正金銀行與六國飯店舊址
在美國公使館主樓前合影留念
藏身於居民區裡的舊時日本公使館
李大釗女兒文章中提到的小教堂
北京有一條很特殊的胡同，漫步在這裡會感受到濃濃的異國風情，觸目所及是哥德式的教堂，紅頂的小洋樓，玻璃花窗與形似「凱旋門」的西式門樓……周末，我們幾個熱愛北京文化的小夥伴跟著北京文史愛好者「燕都」尋訪東交民巷，尋找老照片裡的歷史痕跡。
東交民巷的前身有個很接地氣的名字，叫做江米巷，據說是護城河邊囤米出售的地方；另有一說是，元明營建北京宮室時，多以江米湯灌漿，以求牢固，此地為囤米之所，得名江米巷。到了清代中期，這裡是中央各部衙門的所在地。
然而，走著走著，這條美麗的胡同帶給我們的不再是如沐春風的感受。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法國、美國、俄國、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奧匈帝國、比利時、荷蘭、日本等列強相繼在東交民巷地區設立使館、兵營和銀行、飯店、醫院、教堂……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各國列強籤訂《辛丑條約》 ，條約其中一項就是將東交民巷劃定為使館區，並強調使館區內各國可派兵駐守，一切事務由各國自行處理，清政府一概不能過問，而且中國人不得在使館區內居住。
當年，出入「國中之國」的大門根據標示共有12座（包括兵營大門），有些門還設有碉樓把守，國人不得出入。如今這些「門」與碉樓早已不復存在，那段恥辱的歷史也永遠成了過去。
法國郵政局早在1900年已經存在
我們一行人從東交民巷的東口漫步而入，很快就感受到濃濃的法國風情。一座尖頂的哥德式教堂映入眼帘，這便是聖彌厄爾教堂。和北京著名的東南西北「四大教堂」相比，它的規模雖然最小，但「顏值」可以秒殺北京所有教堂。
這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修建的最後一座教堂，由法國傳教士高司鐸於1901年創建。教堂大門緊閉，我們只能從圍牆外露出的尖頂窺探它的風採。小巧精緻的教堂，坐北朝南，高兩層，是正宗的歐洲哥德式風格。外面是雙尖石塔，裡面是尖圓拱券，百年前法國定製的玻璃花窗如今依然閃爍著絢麗而神秘的色彩。
除了哥德式風格的教堂，沿著東交民巷奔西，我們還能找到當年法國人遺留的不少痕跡，最重要的莫過於當年的法國公使館，西式的門樓，大門口卻是兩隻傳統中式石獅子，有種中西合璧的感覺。
而100多年前，它是清朝滿洲貴族景崇的府邸，景崇因獲罪遷出，其子純堪承襲爵位，府邸改稱「純公府」。1901年《辛丑條約》籤訂後，西方各國在東交民巷建立使館區，法國人佔領了「純公府」，改建了一座「凱旋門」式的大門。
據說，最初法國人並沒有看上「純公府」，他們看上了位於東交民巷內的肅王府，但「肅親王」是清朝開國八大鐵帽子王之一，其王府若租給列強實在是有失大清國臉面。清政府難以接受，提出可將宗室景崇府租給法方。法方一開始並不願意，但恭親王奕訢開出了十分優厚的條件，不但同意法方在府邸花園空地上自建房屋，而且使館一切修繕費用，均在每年一千兩租銀內扣除，這樣法方才同意把公使館安在景崇府內。
新中國成立後這座建築為國家機關所用，還曾經做過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在北京的住所。如今，「凱旋門」式的大門、漢白玉中央噴水池和四棟配樓還是當年的老建築。但門口有警衛把守，不能參觀，拍照亦被勸止。
沿著東交民巷再往西，是法國郵政局的舊址，這是一排很有特色的建築。單層的磚木結構，灰磚清水牆，保留了19世紀法國盛行的「折衷主義」建築風格。
關於法國郵政局的建造年代，一些書籍和資料均認為是清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但從「燕都」搜集到的一些老照片來看，早在1900年，這座建築就已經存在了，庚子戰亂的時候，這裡還曾經修建過防禦工事，只不過當時這裡是一家名為「PEKING HOTEL」的飯店，不知道和後來王府井的「北京飯店」有什麼關係。
前些年，這裡還曾經開過一家名叫「靜園川菜」的餐廳，如今已經遷出，大門緊鎖，窗簾低垂，連續的三角山花裝飾的女兒牆，似乎還在默默訴說著百年的前塵舊事。
找到了李大釗女兒李星華 提到的那座小教堂
在東交民巷西段，我們來到一條鮮為人知的小胡同，名叫「蘇聯豁子」，南口西牆上鑲一塊青石路牌，上有英文「USSR ENBASSY COMPOUND LANE」（蘇聯使館內部通道）和中文「蘇聯豁子」。不過「蘇聯」兩個字已經看不清了。在這條胡同的東西兩邊，分別是當年的俄國公使館（後改為蘇聯大使館）和俄國兵營。民國年間，這裡還曾經發生過一個著名的大事件。
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後，因遭北洋政府通緝，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率中共北方區委秘密進入蘇聯大使館（前身為俄國公使館）西側的俄國兵營舊址，繼續領導反帝反軍閥的鬥爭。1927年4月6日早晨，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釗及其家人等在內的數十人。4月28日，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被殺害。
解放初，抓捕李大釗的總指揮吳鬱文被捕後，將策劃、實施抓捕李大釗等人的經過都詳細地供了出來。吳鬱文在供詞中提到當時他們已經準確知道了李大釗的藏身處，中共北方區的辦公室在俄國舊兵營北樓裡，李大釗住在北樓，他的眷屬住在俄國舊兵營路西的洋房。
張作霖為何敢違反國際法衝進蘇聯大使館抓捕李大釗？依據國際法和外交慣例以及《辛丑條約》的規定，大使館區內享有治外法權和外交豁免權，不能隨意侵犯。但是俄國十月革命後，自行廢除不平等條約，導致蘇聯使館事實上不受《辛丑條約》的保護，就是這個小細節讓人鑽了空子。
如今，拿著當年報導李大釗被捕的新聞老照片站在同一地點追思往事，百年歷史風雲席捲而過。俄國兵營的老建築大都已經無存，據曾經住在這裡的老人回憶，這裡曾是一排平房，厚厚的牛皮門過了那麼多年依然深紅鮮亮，房子近4米高，非常敞亮，還有壁爐和西式抽水馬桶。
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在回憶文章中提到當年她坐在房子裡能看見一座小教堂。幸運的是，我們找到了這座小教堂，雖然只能從緊鎖的院門向裡面眺望，但教堂的尖頂清晰可見，而且被修葺一新。
日本公使館藏身在路北的一個居民小區裡
當年日本作為列強之一，東交民巷裡自然也不會少了日本人的身影。日本在北京的公使館前後有三處。
1875年，獲得批准後，日本在北京開設公使館，最初是利用在北京東四6條胡同裡購買的民宅改建充當日本國駐清朝的公使館。由於當時各國列強公使館大都設在東江米巷，日本公使館在東四6條辦公十多年後，購買了東江米巷胡同中段路北的一處民房進行改建擴建，成為新的公使館。
在「燕都」的指點下，我們找到了這座日本公使館的舊址，現在它藏身在東交民巷路北一個居民小區裡。小區門口坐著好幾位大媽大爺，據說負責小區保安，閒雜人等一律不得進入。幸好快到午飯時間了，我們在附近耐心蹲守，等到大爺大媽們都回家吃飯了，我們悄悄潛入小區。進去不久就看見面前一座頗有歷史的老建築，房子為青磚建造，大門在正中衝南開，兩側各為三間連續拱劵。大門上邊和兩側的磚雕圖案令人印象深刻，繁雜美麗，上面是葉狀圖案，兩側角柱上有菊花圖案，正立面角柱上的磚雕是鹿與牡丹等圖案，據說是出自中國工匠之手。這座建築裡現在還有住戶，門口和樓道裡放著自行車，但內部已經相當陳舊。
這座日本公使館舊館是東交民巷地區現存的最早的建築物，是這一地區19世紀建造唯一保留下來的建築。其設計人片山東熊是日本最早接受近代建築學高等教育的四位建築師之一。小區西側還保留著一幢二層帶局部地下室的西式小樓，是後期建造的外交官員住宅，原外牆為紅磚砌築，帶有荷蘭風格，現在被刷成灰色，似乎也有人居住。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前，位於江米巷路北的日本舊公使館，在義和團圍攻使館區時雖未被破壞，但在《辛丑條約》後，卻藉口原址狹小，不敷使用，趁機迫使清政府將西北面的詹事府、肅王府、柴火欄胡同及部分民宅劃為新使館用地。新的日本使館舊址位於正義路2號，就是曾經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大院。
曾經的美國公使館內別有洞天
在東交民巷西段，可以看到曾經的美國公使館緊閉的大門。1901年《辛丑條約》籤訂後，和其他列強一樣，美國公使館也藉機擴大地盤，西界直至前門棋盤街東側，南至城牆根。當年美軍日常訓練的廣場就在正陽門城樓下面，而且這裡離大清國的國門「大清門」只有百米之距，「眼皮子底下耀武揚威」這句話放在這兒再合適不過了，可見這些列強當時在中國有多囂張。
「燕都」帶著我們繞到南邊的前門大街上，通過一座大門走了進去。進門就看到一面牆，上面幾個金色大字——前門23號。繞過這面牆，才發現院子裡別有洞天，大片的草坪上，坐落著幾座古典建築。
在主樓的牆根下，我們發現刻著一行字：「ERE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1903，SIDH.NEALY.ARCHITECT」。當時的建築很多會留下這樣的標註痕跡，說明建造者和設計者，以及建造時間。由此可見，美國使館主樓建於1903年，設計人為Sidh Nealy。
這是一座很莊嚴的建築，外牆為灰色清水磚牆，牆角以花崗石做隅石，門窗以石材做門窗套，窗下牆亦用石飾。樓前砌有五踏步高的平臺，將建築略為抬起。正中入口大門採用愛奧尼柱式，上冠以三角形山花的西方古典形式。目前，美國公使館裡的幾座建築都保存完好。
1951年到1953年，東交民巷一些殘存的公使館被政府官員用做住宅，當時的外交部部長及副部長也曾將其作為過辦公室。
「文革」期間，周恩來總理大部分時間在這裡辦公。這裡還曾經來過一位秘密客人，1971年，中美建交之前，在這樣一個與美國有著獨特關係的地方，周恩來總理秘密會晤了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博士，不久，中美關係實現破冰。
原來現在這裡已經成了商業區域，匯集了多家享譽世界餐飲界的品牌餐廳，而且就餐環境十分幽雅。價格沒有問，估計不會太便宜。
正金銀行舊址已闢為「法院博物館」
行走在東交民巷一帶，還可以看到當年不少銀行和飯店的遺蹟。這些建築高大結實，裝飾華美，非常引人注目，展示出當年中國國土上畸形的繁華。
東交民巷西段曾經銀行密集。花旗銀行現在是警察博物館，麥加利銀行是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東方匯理銀行現在為機關單位使用，滙豐銀行、德華銀行都已不存在。
胡同中段一座很漂亮的石質建築是正金銀行，為宣統二年（1910年）興建的正金銀行北京支行大樓。這是一座兩層西洋古典式建築，由於地處轉角地段因而平面呈「L」型，設計者是日本建築師妻木賴黃。現在正金銀行舊址已闢為「法院博物館」並對公眾開放，可免費參觀。
歷史上與正金銀行隔街相對的便是著名的「六國飯店」。通過老照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兩組建築，正金銀行和六國飯店可以說是東交民巷的標誌性建築，尤其是六國飯店，有著「民國第一社交場」之稱。它的前身本是比利時商人1901年出資建造的一座國際酒店。1905年由英國人牽頭重新融資，吸納了英、法、美、德、日、俄六國的資本，將酒店推倒重建，並命名為「六國飯店」。
翻建後的六國飯店極為奢華，不過，真正讓它聲名遠揚的，還是它所擁有的「政治特權」，連治安都是由六國軍警憲兵輪值。六國飯店很快成為中外各界要人云集之所。各色人等在這裡或勾兌權力，或潛伏、狩獵、刺探……1928年，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便是在六國飯店的舞會上結識張作霖的副官，誘使他透露出張作霖回東北的確切時間。日軍才得以在皇姑屯設下埋伏，將張作霖炸死在自己的地盤上。
現在，照片上的「六國飯店」已經找不到了，附近的華風賓館據說曾是六國飯店的一部分，作為外交部招待所使用。可惜的是，1988年一場大火，燒毀了賓館的老式木地板、樓梯和門窗。火災後，經過重建和裝修，當年的風貌和氣派已經全然不見了。
找到了東交民巷附近僅存的兩塊老路牌
經過「燕都」的指點，我們找到了東交民巷附近僅存的兩塊老路牌，一塊是前文提到過的「蘇聯豁子」，而另外一塊是在臺基廠頭條西口北牆上，名為「赫德路」。
赫德是誰？為何以他的名字命名中國的胡同？原來，清朝末年，由於總稅務司辦公地點在此，便以其負責人「羅伯特·赫德」的名字將其命名為「赫德路」。說起這個赫德，可不是一個一般人，直到今天也充滿爭議，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被歷史學家評價為「他腳踏兩隻船，維持兩大帝國的微妙平衡，在暗流湧動的晚清時局跌宕沉浮，衣不沾水」。
在中國近代史上，這個英國人赫德，應該佔據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海關的真正創立者，同時開創了中國現代郵政和海務等事業。他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著晚清政府的經濟命脈，又是中國和英國、法國、葡萄牙等國多次重大談判的外交代表。
最為奇特的是，赫德在衰朽的舊帝國制度中，硬是清除了舊式衙門中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創造出清朝唯一廉潔高效的衙門，被認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蹟之一」。
1901年，赫德預言，用不了半個世紀，中國必將是一個獨立的強國，被他真的說中了！
一塊不顯眼的路牌卻記錄了一個時代的滄桑，行走在東交民巷，每一步都是歷史，讓人感慨、反思，心潮澎湃！
文並供圖/京範兒
晚清上海的一品香西餐館
1908年清廷用西餐招待外使
蔣介石習慣中餐
晚清時期食用西餐的婦人
中國傳統菜餚向來有「四大菜系」或是「八大菜系」的說法。時至今日，非但各地方的菜系隨著彼此間的交流而變得有些面貌不清。國人的餐桌上還增添了幾分異國色彩，這就是「西餐」。從棄若敝履一變為趨之若鶩，國人接受西餐只用了短短幾十年時間……
乏人問津
早在大航海時代，西歐的傳教士們已經從海路來到了中國。耶穌會士們為了博得中國人的尊敬，學說漢話，身著華服，在飲食習慣上自然也是入鄉隨俗。不過在康熙初年，南懷仁等人仍然節錄了明末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1582-1649年）撰寫的《西方答問》一書，編成《御覽西方要記》，簡要地將西方的烹飪方法和飲食方式介紹給了康熙皇帝。與此同時，隨著葡萄牙人在澳門站穩腳跟以及清代將廣州確立為唯一對外通商口岸之後，西方各國來華的商人和海員等日益增多，他們初到中國自然不習慣中餐食俗，為了讓他們在中國也能享用家鄉口味，嶺南遂成為西餐傳入中國的第一站。到了乾隆年間，英國馬嘎爾尼訪華時，清廷與使團聯絡的通州協副將王文雄與天津道員喬人傑也在馬嘎爾尼的「獅子號」上吃到了一頓正宗的英式西餐，按照英國方面的說法，雖然這兩個清朝官員被「刀叉弄得很尷尬，不過他們很快就克服了困難」。
這實在是英國人的一廂情願了。實際上，沉浸在「天朝無所不有」的夢幻中的清朝上上下下，對西餐實在是沒有什麼好感。即使在當時中外文化交流前沿的廣州亦是如此。在廣州居住了20年、曾在1839年被欽差大臣林則徐拘捕的美國人威廉·亨特，在《舊中國雜記》中記錄了1831年，一位羅姓商人的兒子給朋友的信，信中以一種嘲諷的口氣描述了他當時親身參與的一頓西餐飯局：「他們坐在餐桌旁，吞食著一種流質，按他們的番話叫做蘇披（soup，湯）。接著大嚼魚肉，這些魚肉是生吃的，生得幾乎跟活魚一樣。然後，桌子的各個角都放著一盤盤燒得半生不熟的肉；這些肉都泡在濃汁裡，要用一把劍一樣形狀的用具把肉一片片切下來，放在客人面前。我目睹了這一情景，才證實以前常聽人說的是對的：這些『番鬼』的脾氣兇殘是因為他們吃這些粗鄙原始的食物……。」
縱然在「天朝」的國門被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之後，睜眼看世界的國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對于洋人的飲食仍舊無法正眼相看。作為中國第一所官辦外語學校「京師同文館」的首批畢業生，張德彝在1867年出使歐洲。在洋人的輪船上， 「每日三次點心，兩次大餐……先所食者，無非燒炙牛羊雞魚；再則麵包、糖餅、蘋果……飲則涼水、糖水、熱牛奶、菜肉湯、甜苦洋酒。還有牛油、脊髓、黃薯、白飯等物」。今天看來頗為豐盛，可惜張德彝留下來的文字記載全是吐槽：牛羊肉都切大塊，熟的又黑又焦，生的又腥又硬；雞鴨不煮而是用烤，魚蝦又辣又酸；洋酒也難喝得要死……「一嗅即吐」，甚至他一聽到吃飯的鈴聲都能大吐不止。在1889年出使英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四國的薛福成也認為「中國宴席，山珍海錯，無品不羅，乾濕酸鹽，無味不調。外洋惟偏於煎熬一法，又擯海菜而不知用。是飲食一端，洋不如華矣」。
在鴉片戰爭爆發幾乎一個世紀之後，學貫中西的林語堂（1895-1976年）在其所著的《中國人》中，對西餐仍舊顯露了類似的鄙夷看法：「英國人不鄭重其事地對待飲食……英國人感興趣的，是怎樣保持身體的健康與結實，比如多吃點保衛爾（Bovril）牛肉汁，從而抵抗感冒的侵襲，並節省醫藥費。」
蔚然大觀
有些諷刺是，在林語堂出生的年代，西餐卻正在中國迎來自己的第一個黃金時代。鴉片戰爭之後，因外交和商務需要同外國人打交道的中國官員與買辦商人，自然成為第一批品嘗西式菜餚的中國食客。1844年中法籤訂《中法黃埔條約》前，法國官員與兩廣總督耆英在澳門舉行談判。「法方便送上了便餐。5位中國官吏和法國使團的部分成員前往餐廳用膳。中國人對於法國的菜餚與湯，都感到不知所措，也很不善於使用刀叉，最後乾脆用手指抓飯吃」。隨著1842年上海開埠，西餐在華的中心隨之轉入上海租界。1886年2月26日晚，出使英俄的大臣劉芝田宴請駐滬西官赴宴，「預備西國大菜及刀叉盆碗等件」，說明中國官員也開始用西餐招待西方官員和商人了。
根據法國人的記載，耆英在吃飽喝足法式西餐之後，「欣賞西方的家具、裝飾品、繪畫、瓷器」。隨著晚清國勢日衰以及洋務運動的興起，國人眼中的西歐人從「番鬼」、「夷人」一變而為「洋人」，再一變為「洋大人」；一種「愛屋及烏」的心態也使得「西餐」搖身一變為現代化的象徵。譬如清末的李伯元仿效《儒林外史》的筆法寫作的《文明小史》第18回，有一段講從內地來到上海的人拒絕吃牛排，然後有人就說，虧你是個講新學的，連個牛肉都不吃，豈不惹維新朋友笑話你嗎？這實在與日本當局明治維新之後由天皇帶頭吃西餐實在有異曲同工之處。
正因如此，為了表明自己的「開通」、「世界性」，西餐從普通的外交場合逐漸進入宮廷，就連慈禧太后舉行的國宴招待外國使節也破天荒地採用了西餐。民國時期的政要人物如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蔣介石也都熱衷邀請中外名流舉行西餐宴會，仿佛是將吃西餐當成了文明的標誌——雖然這些人其實是做給「友邦」看的，自己對西餐並不感冒，譬如蔣介石直到晚年敗逃臺灣，這位名義上的基督徒仍舊揶揄嗜食西餐中的生菜色拉的宋美齡是「前世羊投的胎」。與這些民國大員不同，末代皇帝溥儀倒是真的愛吃西餐，不過那是因為他有個正宗的英國師傅（莊士敦）。1922年夏天整整一個7月份，溥儀每天都吃「番菜」（西餐），而且天天不重複，有冷食有熱食，有甜有鹹，有煮得極爛的土豆泥，也有鮮嫩的生菜；有烤牛排、豬排，也有新鮮的水果、咖啡等。江西景德鎮特地為這位遜帝製作了一套白底紫龍紋飾的西餐餐具，包括湯盆、大、中、小號盤、碗等40多種。
上行而下效。西餐風氣一開，便日盛一日，人們開始逐漸接受西式口味。「西餐熱」在清代末年一時大盛。根據成書於1916年的《清稗類鈔》裡的說法，「國人食西式之飯，曰西餐……光緒朝，都會商埠已有之。至宣統時，尤為盛行」。光緒九年（1883年）成書《淞南夢影錄》記載，「貴遊子弟喜食英法大菜，而杏花樓、同香樓、一品香、一家春、中園等諸番館，又復崛起」；就連北京的西式餐館也幾乎和八國聯軍一起踏進了帝都。當年數萬聯軍聚集在東交民巷和西什庫一帶，供應他們吃喝玩樂的場所也相應而起，在兵營的對面就有法國人邦札和佩拉開設的西式小酒館，他們賣的是軍艦上帶來的酒，不用上稅，只要從木桶裡把酒灌進瓶子裡，價錢就翻了10倍，於是不久即擴大門面，又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遷往王府井新址，這就是現在北京飯店的前身。
落地生根
當時西餐的價格不菲，每客上等四元，中等也要三元，而工廠女工月入不過一塊五毛，因此西餐幾乎與「高檔」、「昂貴」和「神秘」劃等號，吃西餐的意義已經超過了「吃飯」本身，而是一種趕時髦、扎臺型、顯示品位的事情。因此西餐被稱為「大菜」，儼然凌駕於中華各大菜系的「小菜」之上，而吃西餐乾脆成了「開洋葷」的事情，簡直可與「拼死吃河豚」相垺了。可以想見，最初的食客自然也是非富即貴，《京華慷慨竹枝詞》「六國飯店」就說「海外奇珍費客猜，西洋風味一家開。外朋坐上無多少，紅頂花翎日日來」。這裡所說的北京六國飯店，在尋常百姓眼裡就是個「連那兒的狗兒，都是喝牛奶，吃牛肉夾麵包的」高檔場所。
這樣的局面到了民國前期才為之一變。這時的西餐更受人歡迎，「凡是常住在上海的人，生活過份低下，貧苦的不算以外，差不多都歡喜吃大菜」。但是為了迎合不同消費水準的顧客，一度高高在上的西餐廳也不得不降尊紆貴。廉價西餐的出現使得西餐真正普及開來。1916年前後，年幼的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的作者）隨父親去英租界吃西餐，據他回憶，「在一家很簡陋的粵式西餐館進餐，……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麵包和炸豬排。父親告訴我，牛油和麵包是不要錢的，我就吃了很多，覺得塗了牛油滑潤異常，極為可口」。俄國革命之後，大批白俄到了上海，為了生計，越來越多的俄式西餐館出現在了白俄聚集的霞飛路（今淮海路）。炸豬排，色拉，羅宋湯，還有麵包，這樣一頓「羅宋大餐」只要1塊2毛錢（與此同時高檔的西餐館最低消費30元），普通工薪階層也能消費得起，俄菜館以其價廉物美對而推動了西餐在上海的普及。
另一方面，西餐的本土化轉變也使得它更受歡迎，適合想嘗鮮又吃不慣正宗西餐的中國人的胃口，正如曹聚仁所說，「一品香的大菜，等於中菜西吃，這才有點菜吃，下得肚子，煎牛排就不會那麼血淋淋，望之生畏了」。所謂「海派西餐」對於「羅宋湯」的改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俄羅斯人是用甜菜根和牛肉湯為底湯，才算是真正辣中帶酸、酸勝於甜的羅宋湯。但這不合上海人的口味，而且本地不產甜菜，結果上海的「羅宋湯」的主角就變成了番茄、捲心菜和洋山芋，形成了酸中帶甜的口感，與俄羅斯的紅菜湯簡直大相逕庭，以致出現了「俄羅斯人不識羅宋湯」的滑稽場面。可以說，這一落地生根的演變直到今天仍舊沒有停止。街市上隨處可見的肯德基與必勝客，以及其中提供的「老北京雞肉卷」抑或「川香牛肉飯」，仿佛意味著新時代本土化的西式餐飲（快餐）已經在中國人的飲食生活中落地生根了。
郭曄旻
最新入藏國圖的一冊《永樂大典》
庚子年間成為戰場的翰林院
永樂五年（1407年），歷時5年、3000多人參與的一部大型類書終於定稿進呈明成祖朱棣。朱棣欽賜書名——《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正文22877卷，分裝11095冊，總字數達3.7億字，匯集了明以前的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理、陰陽、醫術、宗教、戲劇、應用科學等文獻達七、八千種之多，是一部當之無愧的百科全書。
然而，《永樂大典》卻命運多舛，火災、戰亂、偷盜、巧取豪奪……皇皇一萬多冊至民國初年只剩下64冊。此後的百餘年間，在無數中華兒女努力下，倖存的《永樂大典》被一點一點尋找回來。至今，國家圖書館收藏《永樂大典》224冊，居全世界收藏機構之首。
因國運衰而散，因國運昌而聚。《永樂大典》折射了一部中華民族600年滄桑史。
翰林院中遭焚劫
1900年6月20日下午，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
本已惶惶不可終日的各國公使團和外國僑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當天下午，德國公使克林德不顧眾人勸阻，執意前往總理衙門交涉公使團的離京事宜。僅僅十五分鐘後，與他一同前往的翻譯柯士達，跌跌撞撞逃回東交民巷——克林德被清軍槍殺了。
6月10日，義和團的大隊人馬已經開進北京。北京城的局勢雖然一日緊似一日，但義和團始終沒有正面進攻東交民巷使館區，洋人們仍抱有一絲全身而退的希望。克林德的死，將他們最後的希望也捻滅了。看來清軍與義和團對東交民巷的進攻，一觸即發。
一時間，東交民巷裡亂作一團。各使館的非戰鬥人員湧向地理位置最隱蔽、面積最寬敞的英國使館。
英國使館位於東交民巷北邊、玉河西岸，原為梁公府。1861年，英國在北京設立公使館之初，本來相中了肅王府，但考慮到肅王府是八大鐵帽子王之一豪格的府邸，改為英國公使館有礙國體，因此清政府沒批准。於是，英國公使額爾金用每年1200兩白銀的租金，租下了肅王府對面的梁公府。
使館區被圍期間，梁公府地理位置的優越性發揮出來了。它地處使館區腹地，南邊和西邊被美國公使館和俄國公使館遮蔽，從使館區外無法直接攻擊；東邊被法國、德國、奧地利、日本等國公使館和肅王府所遮蔽；暴露在外的西邊是專門為皇家養馬的上駟院。上駟院中除了有五六棟房屋外，其餘是一大片草地，視野開闊，易守難攻；北邊則是中國人文淵藪翰林院。
當時被困於東交民巷的英國人普特南·威爾在《庚子使館被圍記》中寫道：「翰林院如中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或海德堡大學、巴黎大學，中國讀書人最敬仰的地方莫過於翰林院。」這反映了在京洋人對翰林院的普遍認知，不過翰林院在中國的地位要比牛津、劍橋等高得多。
翰林院最早設立於唐朝，明代廢丞相、設內閣後,進入國家權力中樞的內閣學士基本都出自翰林院；清代「點翰林」幾乎成為漢族士子入閣的唯一途徑。翰林院可謂是卿相搖籃。
清乾隆帝組織人匯天下遺書編《四庫全書》之後，從全國各地收集來的藏書便貯存於翰林院，其中就包括《永樂大典》。
普特南·威爾這樣描述他看到的翰林院：
在翰林院各個寬闊的大廳裡，一卷一卷的書籍排積成行，這些都是前人辛苦寫作的文字，全部都是手抄本，大概有數千萬卷。這些書籍都是歷代流傳下來的，有的文章已不知是哪個朝代的作品。翰林院內還有一望無際的未上漆木架子，堆放著刻字的木板。
被困於英國使館的洋人認為，中國人不可能為了攻擊他們，而自毀文化長城，放火燒翰林院。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還是發生了。
6月20日起，董祥福率領的甘軍向東交民巷發起了進攻。時人趙世駿記錄當時情景：「禁城之側，雷轟霆擊，火彈橫飛」，儼然是一場「亙古以來未有之變」。
交戰過程中，翰林院是怎麼被焚毀的，文字記錄大多語焉不詳。幸虧，1901年正月翰林院編修高枬向當時正在院中當值的皂役曾春仔細詢問，真相才浮出水面。
高枬問起：「衙門燒於幾時，燒於何等人？」曾春答：「燒於董軍。」
曾春說，五月二十六日（陽曆1900年6月22日）上午，有一個義和團團員以查「二毛」為名，昂然進入翰林院。檢視一番後，他說要請大師兄來，由翰林院焚燒隔壁的英國使館，並且命令在翰林院中當值廳官、科房人等跪拜禱告。第二天，董祥福的甘軍闖入，放火燒了翰林院。
與此同時，一直在英國使館密切觀察翰林院中動靜的普特南·威爾也留下了目擊證言：
昨天（6月23日），有一位放火者像貓一樣匍匐過來，用極為靈巧的方法，將火炬拋入翰林院，之後僅僅過了一個小時，各國大使居住的英國使館就陷入了危險之中……火勢越來越猛，那些有數百年歷史的房梁和房柱經燃燒後發出噼噼啪啪的爆裂聲，似乎要倒向與其緊緊相連的英國使館。很多價值連城的文字書籍已被焚毀，裝飾著龍形圖案的水池子和水井裡都是書本，一片狼藉。
翰林院著火後，英國使館周圍的房屋很快便被引燃，再加上猛烈的北風，大火眼看就成燎原之勢。被困於英國使館中的人們都急了，無論男女老幼都來到水井旁，用各種各樣奇怪的容器取水滅火，當然他們這樣做僅僅是出於自保，並不是為了搶救翰林院中藏書。縱完火的清軍一路撤退，竟然還一路投擲澆了油的火把。
中國古建築多是磚木結構，一旦起火很難撲滅。看起來，英國使館被蔓延的大火吞噬只是時間問題。然而，千鈞一髮之際風向突然變了。當時被困於英國使館中的美國傳教士瑪麗·安德魯斯在日記中寫道：「在上帝的旨意下並應許我們的禱告,風突然轉向並把火苗吹離了我們。」
英國使館奇蹟般地逃過一劫，然而翰林院中收藏的、無數比黃金還要珍貴的古代典籍卻沒有這麼幸運。時人曾形象地寫道：「翰林院被焚，所有古書典籍，片片作蝴蝶飛，揚州十日，不是過也。」這些「片片作蝴蝶飛」的珍貴典籍，就包括保存了宋元以前佚文秘典的《永樂大典》。經此一劫，《永樂大典》毀損、失竊嚴重。
整理自報紙雜誌知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