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調整問題是一個佔優勢的成年文明突然發現自己在世界上處於未成年地位的問題。由於群眾堅持根深蒂固的中國方式，接受外界的「現代」方式就更加困難了。
但是這一革命努力本身卻代表了其他的外國勢力。革命總有外國支援但是這一革命努力本身卻代表了其他的外國勢力。革命總有外國支援者。孫逸仙領導的同盟會是 1905 年在日本的推動下，在東京的青年中組成的。它由海外華僑商界資助，並利用了香港和上海的外國行政當局的保護。後來，蘇聯革命的使者既推動了中共的建立，又推動了國民黨的改組。因此，這場革命是利用外國人、他們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擊外國創建的事業，把它當作國內的革命目標。
註：很難苟同這樣的觀點，也很難反駁。因為國內的矛盾重重，有自己的矛盾，有同國外的矛盾，重重矛盾交織在一起。另外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中國屬於半殖民地，多國的勢力在中國存在，沒有一家獨大的情況，各個帝國主義之間也存在著矛盾，都想擴大在中國的利益。
所以革命過程中必然會摻雜著各種勢力與力量，包括國內的和國外的，這是必然的事情，但是歸根結底，或者是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自己的革命事業，這是根本原因。不能直接說利用外國人來推翻外國人，這不是特別的準確。
整個民國時期，更像是一個民族覺醒的過程，有外來勢力的出現，或者說佔很重要的因素也很正常，但是絕對不同意，這是根本因素。
最後，再觀察主要的馬克思主義名詞「proletariat」，它最初的意思是最後，再觀察主要的馬克思主義名詞「proletariat」，它最初的意思是古羅馬的窮人，而現在在英語中保留了城市窮人的涵義。此詞譯成了「無產階級」，在毛澤東的中國，恰當地包括了貧農，這無疑是作了有益的適應。作為外國對中國影響的過濾器的翻譯，對其漢化的作用，我們幾乎還沒有開始研究。
但是，正是「西方」的這種多樣性，使人們明確了西化必須是有選擇的；一般地說，選擇的標準是西方的方式要適合中國的需要，這樣，引進的東西能紮下根來並變成中國的東西。外必須適合內。
註：我們具有文化消化能力，有強大的文化底蘊和文化自豪感，但是有時又十分自卑，缺乏自信，很是難說。
面海的中國是沿東南沿海的邊緣區域。山東北部黃河多沼澤的港灣和南面海的中國是沿東南沿海的邊緣區域。山東北部黃河多沼澤的港灣和南面黃河或淮河的這種港灣，阻礙了沿海定居和海上航行。
天子君臨天下的權力和他的官僚的施政，在漢代已經牢固地確立了。③統治階級的大廈逐步被建立起來，這個大廈是以儒家準則的哲學前提為基礎，並被科舉制度規定的許多做法所支撐。明清兩代有功名的紳士階級終於出現，這是中國社會史上最為人所知的事，這個階級被灌輸了忠君思想，並且受到了支撐社會-政治秩序的訓練。④大部分的記載（幾乎全部用統治階級觀點寫成），說明了不到總人口 5％的士大夫階層，是如何全面地統治中國社會中軍事、商業和其他所有集團的。
對貿易的事業來說，海洋提供的經濟收益高於陸上貿易。這個原理在中國人大力發展橫越陸地的河道和運河運輸時，當然被認識到了。
這些基本因素，再加上鄰近沒有敵對的海軍強國，促使早期的中國忽視這些基本因素，再加上鄰近沒有敵對的海軍強國，促使早期的中國忽視海洋而讓私人團體去利用它。
在商、周歷史的最初兩千年，甚至到公元前 221 年秦大一統以後和前漢帝國建立這段時期，在可以到達的距離範圍內沒有較大的社會，由於這個事實，航海更失去了任何戰略的緊迫性。
註：西邊的高山阻隔，北方一直以來強大的遊牧民族，東邊的太平洋，南邊的山脈將中國從地理上阻隔了起來，無法西方的文明進行交流，只有一條絲綢之路的通道，但是行程太遠，又不在自己的實際控制之下。
1492 年以後蹂躪全球的歐洲海軍力量，因此從年代學上說是一個晚明時期的現象，是一種突然的爆發，以技術進步的活力、國家對立、宗教熱情以及中國沒有同樣出現的資本主義企業為動力。
對官員來說，海洋意味著問題而不是機會。
註：中國的官員在長期以來，更加注重自己的烏紗帽這是他們苦讀十年奮鬥而來的結果，加上中國的政治鬥爭一直比較慘烈，所以保住自己的官位就是保住自己的腦袋，至於結果或者更加長遠對國家的利益，不是大多數官僚所考慮的。
清朝仍能大聲反對海上航行的種種潛在可能性，但是茶葉、絲和瓷器的出口，以及大米、鴉片的進口，卻洩露了實際情況——中國的巨大的和基本上自給自足的國內貿易已為較大規模的國際交易作好了準備，而出現在東南亞歐洲殖民地的華南商人，則急於充當它的代理人。
雖然在明清時期，政府的政策並不支持和鼓勵海外貿易，但是從實際情況上來看，貿易已經成為了國家財政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就這樣得到了一個農業-官僚政治帝國的形象，它在大陸上小心翼翼地保持其意識形態結構，甚至在其國內商業通過沿海邊緣正被拖進發展中的商業-軍事世界的完整關係網時，也是如此，這個世界包括主要為歐洲資本主義服務的海上貿易、國與國的對抗、殖民主義和技術革新。
小心翼翼四個字很是精闢，很是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