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憶與記憶
在一般場合下，我們對「記憶」和「回憶」往往不加區分，大致將之作同義處理。這種情況不只 發生在中文中。
「記憶」與「回憶」在英文中往往也是同一個詞「memory」( 另一個英文詞「recall」亦 兼具「記憶」與「回憶」兩義) 。這一方面是因為，它們的反義詞都是「遺忘」( 忘記，回想不起來) ，另一方面，這兩個詞共有核心語義成份「憶」。然而，在對事理更深入的探究中，或者說為了滿足更細 致的概念界定的需要，二者之間細微的區別於是呈現出來。
就「記憶」和「回憶」而論，二者所共有 的「憶」字本義為「想」，在語義場中均指向回溯性的義涵，如憶往昔、憶舊乃至「花憶前身」等，「回 憶」則更是直接在字面上就明示出這一點。進一步分析，根據「憶者」與「所憶」內容間的不同關係， 「憶」作為對當下不在場事物的重新喚起可以進一步細分出親歷記憶與非親歷記憶，這時，回憶特 指憶者對前此親歷經驗的心理重演( 《追憶似水年華》) ，與此對應的正是回憶字面上的「回」義( 回 放、回溯、追回) ，而記憶則可用於對非親歷性事物的識記。回憶作為經驗重演往往是「情景性記 憶」，回憶作為有感直觀行為往往伴隨憶者比較強烈的情感體驗。
在與回憶區別的意義上，記憶屬 於關於非親歷性對象的間接識記，如我們由閱讀史乘所得的對史實的記憶。這種記憶往往屬於 「語義性記憶」，不必然伴隨憶者的情感體驗。就此而論，歷史對我們來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均屬 於記憶而非回憶。
二、被記載的歷史與歷史記憶
記憶在人類精神世界中的意義可以說怎麼說都不過分，舉凡時間、個體自身同一性的確立從而 生命坐標的確立與意義的貞立，在在都與記憶有內在的關係，「失憶症」、弗洛伊德所討論的「心理 壓抑」實即「壓憶」對個體生活傷害的嚴重性是其反面例證。必須指出的是，作為記憶對立面的遺 忘對於歷史來說並不必然是破壞性的，尼採如所周知指出記憶對於人生來說可能成為沉重負擔。
在抽象理論層面上及非人為壓抑的情況下，記憶與失憶或者說遺忘間的微妙張力恰恰是人類歷史 感的奠基性條件，按安柯斯密特的說法，我們關於歷史的意識不單是關於過去的記憶，而是追憶過 去的強烈欲望與意識到過去不可重現之間的某種鄉愁式經驗。
不過，這些都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我們所關注的是歷史作為定型記憶與未能進入史冊的各種歷史記憶之間話語一元性與多元 性及其在認識、道義層面的可能關係，在如實肯定記憶相對歷史來說的不足之處的同時，我們的重 點是歷史記憶對歷史的補益乃至救助作用。
出於技術性及權力性等方面的原因，歷史是對前此存在於大眾中的相關歷史記憶「格式化」 ( 「擇善而從」、考訂、增刪、「整齊故事」等一整套操作) 的結果，這滿足了人類對於自身過去全面、 統一畫面的需要。從認知立場或認識視野上看，史學不論「官修正史」( 「二十四史」) 還是今天出 自公認學術權威之手( 「劍橋 XX 史」) ，所採取的都是超越性的宏觀公共視角，按照蘭克的理解， 這裡實際上存在一種準上帝的視角。
這是史學高於民間記憶視角的個別化、局部化之處。但與 此同時官史的問題是單面性。單面化其實是客觀實在進入意識尤其是語言時由三維立體存在轉換 為二維平面存在時必然發生的，簡單地說，正如照片都是只有朝向觀者這一個面的，和生活中的事 物不同，照片不管表面景深有多大，我們都是沒法繞到其背後去看看的。
其認識論意義是，歷史著 述作為語言產品不論多麼真實，都具有致命的單面性，都不可能具有現實對象所具有的可供進一步 探究的全部豐富性。正像有人說過的這樣意思的話，對林黛玉會不會有狐臭這樣的問題，《紅樓 夢》上要是沒有說，那就沒法說。
唯一可以破解文本單面性的當然就是文本之外的文物遺存或民 間記憶( 野史) ，這些有意、無意以各種形式存在於民間的史料可以救史學文本單面之陋，它們中間 的物質性史料遺存本身就是三維立體的存在。在這一意義上，歷史學家將眼光擴大到原先不被當 作史料的材料本身，如傅衣凌在經濟史研究中從族譜中找材料，就是以記憶補歷史記載之不足。
三、記憶的倫理
記憶與歷史的博弈，或者說記憶對歷史提出的權利主張主要是道義性訴求，和對陳舊歷史的認 知可以是超然與冷漠不同，歷史記憶具有切身性，這一點我們從記憶總是與當代事件有關中可以看 得很清楚。國外關於二次大戰中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關於「越戰」的回憶，國內關於「抗戰」 包括「南京大屠殺」的記憶都是著例。這些記憶都屬於「創傷記憶」，它們之所以佔據著當下歷史記 憶的中心，其「去史未遠」處主要不在於相關事件在時間上去今不久，而是傷口仍未癒合的感受。
過去創傷當下在場的本質是關於自身( 被) 認同的焦慮，「我們的『本質』( 即我們的本真) ，可以在我們記憶什麼，我們就是什麼』這樣的表述中揭示出來」。
並且，「認同不定則記憶升值」。歷史記憶的對立面常常不是心理層面的失憶，而是對相關記憶的有意識的壓抑和有組織的遺忘，「極權統治剝奪臣民的記憶之日，便是他們受精神奴役之始」，所謂「亡人國者，必亡其史」。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日治時期在臺灣史上，1618 年以後和 1948 年以後捷克歷史上，「這種有組織 的忘卻被實施了兩次」。 反之，「人與政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米蘭·昆德拉) 。有時候這是受難者唯一可以訴諸的武器。
阿赫瑪託娃在《安魂曲》「代序」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說 明「活著，並且記住」對朋友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 有一天，在列寧格勒監獄外排隊探監者的長長行 列中，有一個女人，儘管並不知道女詩人是誰，但顯然看出了這是個同病相憐的文化人，於是她湊近 阿赫瑪託娃身邊悄聲問道，「『這一切能被記下來嗎？』我說：『能』。於是，一種曾經存在過的笑容， 掠過她的臉龐」。
四、歷史還是記憶
在本文至此為止的前此討論中，記憶問題本質上是放在或者說比照歷史展開的，這是一種歷史 本位的思考。在這一思維框架內，記憶的意義主要是在其如何有益於歷史的角度上探討的。在結 束本文的這一節中，我們將跨出史學學科本位的視角，依尼採歷史之於生命的思考角度審視歷史記 憶本身固有的意義。
大家也許很少想過這樣一個問題，作為普通人，我們對歷史懂得多少，我們在書本上獲得的不 論多寡的歷史知識在我們的人生中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 反之，作為生活世界中的芸芸眾生，我們 關於自己和生活世界中已逝過去的歷史記憶呢？ 二者孰輕孰重，相信答案沒有異議。在學科本位 對勘人生本位的思考框架內，二者的區別在學術上可以放在理論與經驗的概念中加以考慮。
武德五年，李唐基本完成中原統一，作為創業起義元謀功臣之一，同時擔任李淵記室參軍的溫 彥弘，藉由撰述《創業注》回顧創業開國之歷程，慶賀統一大業之完成！
選自—— 周 建 漳 （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