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遙遠的、總是被描述為風景宜人的、顯得有些單調而靜態的海南島在歷史上和在當下在真實地發生著怎樣的故事？最近，80後作家林森的一本新的小說《島》將寫作聚焦於海南島，以及由島這個意象衍生出的關於海洋文明、關於孤獨、關於時移事遷後人的生存狀態的討論。
12月15日晚，林森新作《島》分享會在京舉辦，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梅國雲，評論家邱華棟，詩人、《詩刊》主編李少君，評論家楊慶祥，《十月》雜誌副主編季亞婭等出席活動，幾位嘉賓圍繞海洋文明、孤獨、新南方寫作等話題展開討論。
林森《島》是80後作家林森的長篇新作。書中寫了兩個悲喜交集的故事：城市的發展，讓有著千年歷史的海邊漁村面臨搬遷，家人驚慌失措，而見慣風雨的「父親」，以其堅韌心志帶領一家人度過危機；因為一場冤案，他又失去自由、名聲、所有親人，他獨自上到一個孤島生活，四十多年的歲月流過，他與小島終於活成了一體。
林森為《天涯》雜誌主編。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關關雎鳩》，中篇小說單行本《海裡岸上》，小說集《小鎮》《捧一個冰椰子度過漫長夏日》《海風今歲寒》《小鎮及其他》，詩集《海島的憂鬱》《月落星歸》，隨筆集《鄉野之神》等。
《島》書封當代文學和海洋文學中的獨特作品
梅國雲從整體上介紹了海南文學界情況，當下海南文學界以島為主題的文學作品湧現，是海南本土作家意識整體崛起的表現。海南是1988年建省辦經濟特區，經過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本土人在享受改革成就的同時，也有反思，不斷的城市化、國際化，使原生態的自然和人文慢慢漸行漸遠，文化、方言也需要保護，而林森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沒有一味強調對外來文化的批判，而是始終滿含對先輩的崇敬和緬懷，有一種天地情懷和很強的人文情結。
林森介紹，《島》的寫作表達的是一個人在一步一步地被剝奪掉生存的所有的資源，或者是身邊的很多東西慢慢丟掉以後該如何自足，如何跟世界打交道，又怎麼把自己立於一種創世之初的境地。「小說中的一條主線很現實：一千年前的先人——基本上是跟蘇東坡同一個時代——來到海邊安頓下來，形成了村子，時光流轉到今天，海南島的發展當中，這些村子又面臨著拆遷，海邊的漁村在消亡；另一條線索則是心理上的，孤島上一個人如何度過漫長的四五十年的時間，怎麼面對自己和世界、怎麼處理這種無邊無際的，深入骨髓的孤獨。兩條線互相交織，最後擰成一條繩子。」
邱華棟認為，放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序列裡來看，林森的長篇小說《島》是很獨特的一部作品，這部小說題材的特異性、海島的孤決性使得作品呈現的空間很大。
「《島》講述了一個人逃到一座島上生活了很多年，有點像現代版的魯濱遜，作為歷史存在的真實人物，怎麼寫出這個人的傳奇性、審美感和關於生存的一些微妙的東西，尤其這個人在島上生存了四十年的時間，這是很有難度的事情，林森寫出了《島》，《島》的出現也是中國當代海洋文學裡面非常少見的。」邱華棟說。
關於《島》的內容，楊慶祥認為，小說書寫的島有兩層含義，一個是現實的島，一個是精神意義的島，精神意義的島更重要，「這是一個創世紀，這種創世紀是魯濱遜和西西弗斯的合體，是現實和精神的合體，是解構和建構的合體，實際上通過這樣一個在島上重建的生活，林森試圖重建一個中國人的多重生活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島》提供了一個類似於海明威《老人與海》等經典劇作所提供的文化啟示意義，這是非常重要的。」
書中島嶼原型：火牌島「為萬物命名」與「新南方寫作」
在文學意義之外，現場嘉賓們也認為，這部作品還對海南島的歷史建構、寫作流派的重新塑造發揮著效應。
李少君看到了作品中「為萬物命名」的主體意識覺醒：「林森構建的《島》，因為依託大陸的文化，既有火山噴髮式的母子島的分離，又像珊瑚島的自我生成，具有美學色彩。從歷史上看，海南島最早大部分是中原的移民，特點是大家族移民，實際上是一種家族史，而這個書是一個當代史，有一種面向當下，面向未來的意味，影射了海南島的命運；另一方面，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生成性的島，林森想建構的，一個是像海南歷史搬遷一樣的家族或者是村落的歷史，另一個則是人在孤島裡面建構內心的島，裡面有很多的含義或者是隱喻。」
「從更加宏大的意義上看，這本書在海南島歷史上也有重要的價值，以前的海南島歷史是被動的文化創造，古代都是貶官帶去的文化，比如蘇東坡。1988年建省辦特區之後，開始產生一種主動創造的歷史，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在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是有重要的一筆的；近年海南成為中國第一個自貿區，這也是對未來歷史和當下歷史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個歷史是海南的當代史。這個過程中也是海南人，海南的作家、詩人主動創造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詩歌的契機，某種意義是主體性的覺醒。」
楊慶祥將《島》看作「新南方文學」的代表。他說：「以前的南方寫作是江南，江浙一帶，以汪曾祺、蘇童的細膩溫婉為代表，但是林森的寫作是向大海深處延展的寫作。這種寫作意味著新的寫作版圖和新的主權的宣誓。」
「從文學角度，新南方寫作能夠繼承先輩文化的創造傳承開拓之作，兩廣、海南和東南亞，都應該納入到這個版圖裡來，這樣的寫作才是與世界，與東歐、歐洲、美國文學對話的寫作，這是青年作家未來的責任；從國家和民族的角度，寫作永遠不是一個詩人的事情，它是一個族群和一個國族的文化歷史意義和鐫刻，廣袤的南海我們不寫就會被別人寫了，構成了他們的文化記憶。所以寫在紙上就鐫刻在民族記憶中了，無數的先輩在那裡休養生息、刀耕火種，最後這個地方應該是我們的，我們要感謝我先輩給我們提供了這麼廣袤的土地，讓我們可退可守。」楊慶祥談道。
分享會現場「離島性」寫作
林森認為，我們是一個農耕傳統比較強大的國家，對海洋的書寫方面是很欠缺的，也是一種岸上觀的書寫，像站在岸邊看大海的樣子，沒有人真正站在水的中間，或者是在孤島上環視四周全是海水的感覺。在作品裡面，這種「離島性」得到體現，「到了北京之後，時間觀念和用我們的肌膚和身體感知到氣候和在海南理所當然的感知是不同的，通過這種疏離感審視自己的生活和風土，產生出新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在離開了以後，對這個地方的想像和建構才能生動起來。」
李少君則認為，《島》肩負著從被動寫作到主動寫作轉變的重任。「主動創造有更大的文學氣象，唐代的時候，盛唐被稱之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歌的時代，真正代表性的詩歌的類型是邊塞詩，全唐詩將近五萬首，邊塞詩兩千首，沒有邊塞詩的話就無法體現盛唐的開放、自由、浪漫主義、理想主義，在主動的狀態下，所有的景色都會被收編。林森來到北京回顧自己的歷史，閱讀了很多海南島的歷史志，包括經歷了當代的歷史，裡面寫到拆遷、資本的力量、消費主義、商業時代的景象，他想到這些就是面臨著一個從被動正在轉向主動，也意味著海南島的文化創作也在從被動轉為主動的時刻。」
季亞婭表示，小說裡島嶼作為一種方法，以邊緣為中心的思考方式，與林森主持的《天涯》這本雜誌或許有一定的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這個寫作方法可以稱之為離岸寫作。因為《島》其實呈現出一種離島性，就是一種抽離，通過這種抽離感審視自己的生活和風土，產生出新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當我們講述島嶼的歷史的時候，有一個通向大歷史的港口。小說雖然講的是一個魯濱遜似的人物生存在這個島的故事，但敘述的背景和大歷史無時無刻不發生聯繫，和時代的處境，以及後來拆遷，島又面臨再度開發，填海造田，商業開發，這個背後大歷史可以理解為孤島和大陸的一個對接的港口。因為即使是一個離岸的寫作，也必須有一座橋、一個港口可以渡到這片大陸，這個遙遠的構成對象的一個文學領域。」
《島》還是林森北上之後對海南島的歷史，自己的生活，以及整個當代生活的精神生活和現實處境的反思。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對位就是南方意味著失敗，海南島永遠失意的遙望著北方，但是又不屈不撓書寫自己的歷史，這樣一種退守是對中國當代精神生活非常重要的一個質詢，我們還能退到哪裡去，這是林森的《島》的一個有預言性質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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