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牟宗三先生的研究方法論》
第一次 鵝湖會講 發言稿（初稿）
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楊祖漢
瑞全兄的《牟宗三先生論陽明工夫要義：工夫進路與中國經典詮釋》，從經典詮釋及由實踐而產生的證悟兩方面，來探索牟先生對中國哲學詮釋的貢獻，我覺得是有非常中肯的理解的，牟先生主要的著作，都從文獻的詮釋來作為入路，而在展開文獻的內容涵義時，除了有精深的，甚至出人意表、發前人所未發，在義理上的闡明外，又顯示了一股提振人的生命，使人讀後很有感受，而自發的以真生命頂上去的要求。而在這種要求一旦被引發下，對於牟先生所講解的文獻，即文獻中的道理，就有比較深刻的理解與感受；而由他的文字呈現的智慧，又給出了使人成德的提撕，這是很特別的閱讀經驗，通過瑞全兄這篇從牟先生詮釋陽明傳習錄的文獻，又把陽明學的義理收攝在個人生命存在的證悟來理解。這樣對於牟先生的學術貢獻，他所以能夠復活儒道佛的傳統智慧，又能夠以康德學來作為中西哲學的會通，既有中肯而精深的義理分析，又有真摯動人的對人的真生命、真性情，或真正的主體的顯發，這是所謂「解行雙彰」的作用，這是我讀瑞全兄的大文的一點感受。
由此讓我想到牟先生研究中西哲學的方法問題。記得在牟先生中文大學剛退休，回臺講學時，有一位臺大的哲學系同學向牟先生請問研究的方法，好像是認為牟先生由於讀海德格、康德的哲學著作，而對中國哲學有新的詮釋，如果是這樣，則通過解釋學（詮釋學）的思考或理論，是否可以給出一套研究中國哲學的新的方法？我記得牟先生當時的回應是：他並不是根據甚麼方法或外國哲學的理論來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哲學有自己的傳統、自己的義理問題，不必隨著西方哲學的發展、內容或學說而轉；又說研究中國哲學，好好去讀文獻，客觀的研究，盡量要求自己有相應的了解就是了，哪裡是根據一種什麼特別的方法去做研究呢？
民國六十九年（西元1980）八月二日，牟先生應聯合報之邀，在國立藝術教育館主講「中國文化斷續問題」。
如果按照牟先生這個說法，則他不認為有所謂特別的研究方法，你要研究中國哲學，就把有關的文獻作深入的了解，關連到中國哲學的傳統問題的發展來理解就可以了。但在後來牟先生應邀在師大演講時，給出了研究中國哲學的文獻的途徑的說法，這應該是牟先生純粹就「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來作思考，也可以說他的確提出了一種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這一講稿後來有相當的影響，也可以作為牟先生所提倡的，必須透過中國哲學的重要文獻的疏釋，來理解中國哲學的問題與開展。而他這個見解也可以為他一生的論著作了一個方法論的說明，他認為中國哲學固然有自己的問題、義理與發展，但由於不同於西方哲學的論述，以邏輯為進路、以問題為中心，又通過後人與前人的爭辯，有系統性的陳述，問題很明朗，可以獨立的以問題為中心來探索，固然也要讀文獻，但並不需要扣緊主要文獻的疏解、討論，來論證哲學家的主張；而在中國哲學，由於上述的情況，必須要扣緊重要的問題來作哲學性的探索，以展開文獻中所含的哲學思考、論辯的內容。雖然不是後來者承續前人的問題而進一步思考，但並非有關的哲學文獻就沒有問題性的論辯與義理的展開，都有這些內容，但必須扣緊有關的文獻來疏解，才可以表達出其中的哲學義理。於是牟先生就列出一些他認為重要的哲學論辯，來說明中國哲學的發展，如在先秦就有「儒墨之辯」，墨家的十大主張，主要都是針對儒家的主張而發，扣緊些文獻，就可以曉得墨家如何通過他的思考、論證，給出自己的主張，也可以通過後儒如孟子、荀子對墨子主張的批評，而理解到儒家的反批評，這樣來處理儒墨的思想就會很有系統；又如孟子書中的「孟告之辯」，通過其中論辯文獻的疏解，展開其中的曲折，就可以曉得孟子與告子的人性論是不同層次的人性，孟子是以道德性為人性，而由於道德意識與義務感在人現實生命中可以當下呈現，於是以此為人性而主張人性為善，與告子的生之謂性，立論不同，其中又含義內義外的問題，由這些有關文獻的闡釋，的確可以把孟告不同人性論的主張作清楚的分辨。從以上所舉的例子來看，牟先生所說的文獻的途徑，的確是研究中國哲學不可不用的研究方法，而也可以說明何以牟先生說只需要好好讀書就可以作研究之意，即我們對於有關的重要文獻，必須下工夫去仔細了解，把裡頭所含的曲折的內容，對於概念的不同層次的規定展示出來，而且有些曲折而深刻的內容，在讀文獻的過程中是可以透露出來的。這是說通過對這些文獻的了解，會引發人生命對文獻中表現的義理的感受，好像該義理性的文獻，觸發或引發了人生命中相應的感受。
這是討論到牟先生提倡的讀文獻的途徑另外一方面的意義，所謂「文獻的途徑」不只是客觀的研究文獻本身而已，而是在研究文獻的過程中，會產生相應於文獻表達的義理的感受，如果可以這樣說，則對於文獻的研究，不能夠一次研究完了、清楚了，就不必再處理，譬如講孟子的性善論，每次討論的時候，你都要引相關的文獻作重新的探索與論述，這樣才能夠相應於孟子的生命，而給出深入的闡釋，我這是要用牟先生所謂的「生命的學問」來說這個問題。他認為儒道佛的義理所給出來的真理，不是外延性的真理，而是內容的真理，所謂外延的真理是科學的或經驗的知識的真理，這種真理一理解就決定了，不會變化，如 2+2=4，你一旦懂得了，就永遠懂得，不管你心情如何，都不會影響 2+2=4 這種知識；但孔子所說的「仁」、老子所說的道法自然的「道」、佛教所講的「般若」，你雖然可以從文字表達的概念、意義來理解，但這種了解如果不配合你在生命上表現出來的相應的感受，就不算有真實的了解，而如果你的生命感受持續在發展，如你的道德意識愈來愈純粹，對緣起性空愈來愈有從修養而來的體證，或生命愈來愈化掉造作而自然而然，則每一次讀儒道佛有關的文獻，都會有真實的感受，甚至感動，而每一次的感受或感動都是新的，當然，假如你生命沒有相關的經驗體證或修為，甚至生命在下墮中，則雖然讀到以前也讀過、也理解的相關文獻，你對這些文獻所表現出來的真理，是毫無了解的。這是我想到的牟先生主張研究中國哲學的途徑所含有的一個獨特的意義，於是就不只是要求作客觀的研究而讀文獻，而是要真正了解三教的生命的學問，必須要在有關的文獻的誦讀中，提起人的精神境界、要求人自己與相關文獻所闡發的真生命或真智慧，有相應的了解。於是讀文獻也是一種不斷提高自己生命境界的修養工夫。這應該是瑞全兄的文章的一個重點，他希望透過實踐的工夫論作為研究的方法，不知道我這種詮釋是否恰當？
民國七十九年（西元1990）六月二日，牟先生在鵝湖文化講堂講美學，左一首詩，右一首詞，藉以引導學生欣賞中國古典文學之美，體會其意境之高。
以上所說似乎也可以解釋牟先生的主要論著，雖然都是引用重要的文獻而給出客觀的疏解、詮釋的寫法，但在他的字裡行間，或分析、展示其中義理的過程中，常會引發人的感觸、感動的經驗，而由於是這種情形，於是就可以說客觀的對文獻的理解與詮釋，也是對於這些以提振生命，使生命向上發展的，所謂「生命的學問」的理解，即是說這裡含有兩重的理解，而又是互相關聯的，一是客觀的對文意、段落，作通貫的理解，這裡有對於文字概念、段落義理的理解恰當不恰當的不同，這是有客觀性的；另外是由於有客觀的、合理的詮釋，就可以引發給出那些文獻的思想家或聖賢，希望藉以表達的對人生的教訓，也可以說表達出他們的智慧，如果只了解文獻而不引發這些感受，或只要求有這些感受，而不去客觀理解文獻，都是不恰當的，可以說，正確感受或對生命的修持，是建立在對文獻的客觀的理解上，這應該是牟先生有一篇演講的題目所表達的，就是「客觀的理解與中國文化的再造」。如果上述不錯，我認為這真是提出了一個如何客觀的論述中國哲學史，又能保持或闡發中國哲學智慧的方法。
在如何作客觀的理解的問題上，當然一般的訓練是需要的，如牟先生說他讀哲學是從邏輯入手，他早年對羅素、維特根斯坦、懷特海的著作非常有興趣，逐本的閱讀，不只是閱讀，同時又翻譯，他跟我們說過，翻譯一次，等於讀了好多次，這是深入文獻的研究工夫。而從邏輯入手，當然使他的思想嚴謹、合於理路，謹守章法而不跳躍，這可能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通過他思辨的分解，文獻中所含的義理，往往很清晰確定的表達了出來，邏輯的訓練與有關的西方哲學著作，對於他的往後研究的工夫，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助。這也可以用來勸勉年輕的學人，念哲學可以考慮從邏輯或邏輯的分析入手。牟先生在北大念這些著作的時候，得到張申府先生的教導，牟先生說張先生與他翻譯了羅素、懷特海的一些著作，他以翻譯作研究的方法，是奠基於當時，一直到牟先生晚年，都一直保持透過翻譯來作研究的工夫，他把康德的三批判及其他一些著作都翻出來，在翻譯的過程中，由於是逐句逐段的理解，於是他給出來的譯註，就很清晰而且有深度，如《實踐理性批判》中的長篇譯註，對康德哲學與儒家理論的比較，應該是前所未有的成就。除了翻譯作為研究方法外，牟先生對於中國哲學原典的摘抄，也是很下功夫的。在牟先生全集中就有一冊《蕺山全書選錄》，據我了解，牟先生對《蕺山全書》整個看過，又把其中他認為重要的文獻抄出來，在抄出的文獻之後，又作一些重點的註解或讀後，他認為蕺山思想是區分心宗、性宗，而以心著性，即通過主觀面的主體自覺的實踐，逐步具體化客觀面的天道生化的意義，他認為這是儒家學問最好的一個型態，他這種了解應該是在抄錄文獻的過程中切實理解到的，據陳榮灼教授說，當年牟先生在寫《佛性與般若》時，每天在新亞研究所的圖書館看《大藏經》，一面看一面抄，晚上回家就把所抄的文獻逐段檢查、重新斷句，這應該也是一種研究的工夫或方法。在這種紮實的苦功下，應該也不斷通過閱讀理解文獻，而引發他對那些義理的主觀的感受；在《心體與性體》（三），有一段這樣的話：
須知《大學》並不是繼承《論》《孟》之生命智慧而說，而是從教育制度而說，乃是開端別起。雖為儒家教義所函攝，然不是孔孟之生命智慧之繼承。《中庸》《易傳》倒是直接繼承孔孟之生命智慧而發揚。吾人讀之，實感到一系生命之相振動與相契，而《大學》則是開端別起，好像是外插進來的。雖嚴之整齊有條理，然其實只是列舉實踐之綱領與範圍，而其解釋（所謂傳）亦只是現象學地平說，……1
這一段表達了牟先生讀文獻的感受，根據他的感受而對哪些說法是符合孔孟原意、哪些是另外一套的說法，給出了一個衡量。他對於《大學》與朱子不是孔孟易庸的義理傳統有明確的分判，這種分判的工夫，表現在他對相關文獻的詮釋與分析上，而這種分析，背後是有他對於這些文獻的生命的感受或振動作為根據。於是，理解中國哲學或復活中國哲學的特質或精神，應該從這兩方面來入手，即從「解（客觀的詮釋）」與「行（真摯的實踐）」兩面都要充分挺立。
1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三冊（臺北：正中書局，1969 年），頁 369。
民國七十八年（西元1989）八月十九日，牟先生於中國文化大學哲研所主辦之「國際東西哲學比較研討會」中作專題演講後，與學生在臺北金山南路咖啡廳。
問斯堂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論語·公冶長》
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其器不安於小成，而夫子說之。唯其信有斯事，所以愈覺未能信也。今將問斯，且以筆乎？以琴乎？餘以筆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