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正式公布。
我國民營企業已具有了「五六七八九」的特徵：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民營企業是如何成長為我國改革創新重要力量的？這就不得不提當年的鄉鎮企業，現在的很多大型民營企業集團都脫胎於此。
可以說，沒有鄉鎮企業，我國的工業化就不會發展得這麼快，也不容易走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甚至有可能出現農村富餘勞動力都到大城市居住的「城市病」和「貧民窟」。
經過幾十年沉浮，一批批從鄉土中拔地而起的鄉鎮企業，逐漸長成中國民營經濟的「參天大樹」。
文 | 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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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星火
半個多世紀前，緊挨無錫縣城的席祁村是個典型的江南鄉村，水系發達，人們搖著小木船，穿梭往來，經營生活。
1956年2月，3個手藝人開始把他們的工具湊到一起，共同做起修理木船的生意。
作坊太小，沒有名字，顧客都是本村人，生意很不錯。
沒人覺得這個修船作坊有什麼與眾不同，在廣大的中國農村，手工業有著相當長的歷史。農忙務農，農閒做工，農民合理地安排著自己的勞動時間，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村裡人第一次聽說「工業」這個詞，是1958年。
村裡忽然開始熱鬧起來，席祁村被改名為春雷大隊。裁縫社、瓦工隊、機修廠紛紛成立，人們敲鑼打鼓地創辦「五小工業」（指小鋼鐵、小煤窯、小機械、小水泥、小化肥）。
那時的中國，正經歷一個工業化戰役全面發動的時代。
50年代的中國農村興起了「社辦工業」，中央提倡村村有化肥廠、機修廠，在國家缺乏投入的背景下，讓農村實現工業品的自給自足。工業革命以來「在城市發展工業」的傳統工業化路徑，在中國被改寫，毛澤東想讓中國的廣大農村和城市一起，實現中國人百餘年來的工業化夢想。
一些原本獨立工作的手工業者，在公社化的浪潮中，被統一收編進手工業社，按工分領取報酬，在這裡可以拿到比務農更多的工分。
此時的修船作坊，也同樣被隊裡收編，工廠有了正式的名字——春雷造船廠，這是中國第一家社隊工業，也是鄉鎮企業的源頭。工人也從最初的3人增加到幾十人，除了維修小木船，人們已經可以建造30噸的大木船，本來沒什麼技術的農民也逐漸變成了熟練工。
（圖為被稱為「鄉企第一廠」的昔日無錫春雷造船廠）
不只是無錫春雷造船廠，那個年代的中國，很多生產大隊都看到了物資緊缺、沒有貨源的賺錢好機會，還能順便給生產大隊閒置的勞動力找點活幹，於是結合本地資源，辦起了輕工業和小農具製造業，「社隊企業」就這樣在中國農村星星點點地冒了出來。
1966年，河南鞏義回郭鎮的7個農民自發辦起了公社農機修造廠，當時的設備，只有一盤土烘爐，用手搖石磨代替砂輪，三座舊廟白天當「車間」，晚上當「宿舍」，原材料是回收的廢舊鋼鐵，不懂技術就派出去學，請進來教，製造了出了多種農業機械。在此基礎上又採取「滾雪球」和「母雞下蛋」方式辦起了機制磚瓦廠、電器材料廠等一批隊辦企業。
至1976年，該公社社隊企業達83個，職工人數達4843人，工業總產值2060萬元。
農民們可能想像不到國家工業化的宏偉藍圖，但在當年國家一窮二白，對農業投入少之又少的情況下，不靠自己尋找生財的門道，就沒錢買化肥、沒錢修水利，甚至會餓肚皮，這些擔憂讓一些逆境求生的「農村能人」廣泛湧現。
1968年，江蘇省華西村村支書吳仁寶發現了一個大問題——華西村人口比1961年建村時增加了142倍，而土地面積僅僅增加了2倍。
當時的他可能並不了解「馬爾薩斯陷阱」這個概念，但他知道，人口增長和土地面積增加不匹配，照此下去將會引發新一輪的貧困。於是，他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帶領村民偷偷辦起五金廠。
（1968年6月，華西村書記吳仁寶<前右二>帶領村民出工。新華社發）
當時全村人拼死拼活，農業總產值才24萬元，而只用20個人辦的小五金廠，三年後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
那一年，成為「全村人希望」的還有26歲的何享健。何享健在廣東順德北滘鎮擔任街道幹部，當地居民很多都不能就業，這讓他很頭大，無奈之下只得帶領23位居民掏盡腰包湊齊5000元辦了一間塑料加工小作坊，生產皮球、玻璃瓶（管）、塑料蓋等各式各樣的小玩意，然後坐火車到全國各地推銷，途中風餐露宿，有時候隨身的紅糖水就是他的早餐，這樣換來的也只是組員們的勉強生存。
然而，這是個積累生產經驗，培養市場嗅覺的過程。12年後，何享健猛然切入與塑料毫不相干的家電行業，用手工敲制出了一颱風扇，並取名「美的」。
1969年的一天，24歲的浙江蕭山小夥魯冠球很鬱悶，原本是車床工人的他下崗了，只得回到農村。但隨後中央出臺的一個文件再次改變了魯冠球的命運，文件允許每個人民公社辦一個農機修配廠，有點手藝的他被公社邀請去接管破敗的「寧圍公社農機修配廠」。
（圖為1972年的寧圍農機廠，當時是一個只有7名員工的84平米鐵匠鋪）
魯冠球變賣所有家產，籌集了4000元，帶領6個農民，靠一隻火爐、幾把榔頭，在一個84平米的平房裡，辦起了公社的農機廠，這就是日後世界汽車零部件巨頭萬向集團最初的樣子。
1975年的一天晚上，40歲的中年人徐文榮難以入睡，擔任浙江東陽橫店大隊黨支部書記的他想了一晚上辦法。幾天前，在領導的指派下，他接管了橫店當地一家繅絲廠，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沒錢，這可怎麼辦？
天亮的時候徐文榮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眾籌。
於是他跑到公社39個大隊裡來回遊說，籌到了5萬多元的3年無息借款，又找到了當地信用合作社的一位行長，三顧茅廬，批下了26萬貸款，這家瀕臨倒閉的螺絲廠又開始了運轉，之後還越做越大，商業版圖越拓越廣。
20年後，著名導演謝晉準備拍攝一部香港回歸獻禮大片《鴉片戰爭》，但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取景地，徐文榮接下了給這部電影造景的單子，3個月後，他的橫店影視城一炮而紅。
統計數字顯示，到1977年，中國的社隊企業已達到139.2萬個，2328萬農村勞動力在社隊企業就業。社隊企業創造的工業產值，佔到全國的十分之一。
當年這些農民，隨著潮水行至浪尖，他們不懂任何理論，卻無形中成了「市場經濟」最早的踐行者，什麼銷得好，他們做什麼，材料、市場也都靠自己找。擺脫貧困、過上好日子的樸素願望，構成了他們搞鄉村工業的全部動力，正是那些設備簡陋的工廠，成為了此後燎原中國的鄉鎮企業的胚胎。
2
風雲
1978年前的中國，一個工廠從採購材料到產品銷售的所有生產活動，都處於計劃經濟編織的網中，而139.2萬個根植於農村的社隊企業，並不在這張網中，它們游離在縫隙中艱難尋找著生活空間。
費孝通在考察江蘇小城鎮發展時曾說：「社會工業的這種強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適應性，不能不使人聯想到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條件它就發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長。」
1978年，改革開放這股東風吹起來了。
這一年，在偏僻、貧窮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18位農民冒著巨大的風險按下紅手印，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日後更多改變中國、變革命運的事件也在很偏僻的鄉村，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意外引爆。
（圖為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包產到戶」契約）
在離小崗村數百公裡的華西村，吳仁寶正盤點著發展社隊企業十年來村裡所積攢的家底——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華西人大辦鄉鎮工業的激情空前迸發，他們不失時機開始了第二次艱苦創業。
在當時的中國，吳仁寶並不孤獨。
之後，大邱莊的禹作敏、南街村的王宏斌、橫店村的徐文榮等這些身兼黨支部書記和鄉鎮企業法人雙重身份的鄉鎮企業家，也帶領各自的鄉村率先成為「億元村」。
後一年，在浙江蕭山縣，魯冠球創辦的農機廠已經悄悄度過了它十周年的紀念日。
這一年，《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國民經濟要發展，交通運輸是關鍵》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判斷中國將大力發展汽車業，於是便決定生產萬向節，由此開啟了一個龐大商業帝國的構建。
當時的社隊小廠，生產進口汽車零配件有點像天方夜譚，怎麼實現呢？魯冠球派人全國各地跑，哪裡的進口汽車多就往哪跑，跟司機商量，晚上司機睡覺了，技術人員就把汽車萬向節拆下來，根據實物畫草圖，天亮前再裝上去。回來根據圖紙生產出產品後，免費送給司機用，根據反饋的信息不斷改進。
魯冠球生產萬向節的經歷，代表了相當一部分鄉鎮企業家探索工業產品的艱難過程，外媒曾這樣評價他們，「在中國，農民膽大而魯莽……從而給企業帶來活力」。
當時，催動鄉鎮企業發展的根源還是土地制度的變化，這是撥動整個農村改革的關鍵一根弦。糧食增產，農民獲得了自由，可以自主安排生產時間、生產內容，可以自己決定種地還是打工，農村工業的發展也因此獲得了資金和自由勞動力。
而吳仁寶、魯冠球等鄉鎮企業家靠著在社隊工業時期十幾年的積累，在改革開放初期就迅速隨風起舞，成為當時鄉鎮企業最耀眼的明星。
3
生長
時間悄悄來到了80年代，這時候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更多通向未來的信心，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開始進入千家萬戶；先前被稱為「黃色歌曲」的鄧麗君在大街小巷播放，國人發現除了「革命友誼」之外，還有這樣的細微感性之情；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讓搖滾樂這種「另類」的唱法走進國人視野；麻花辮漸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爆炸型的燙髮，走起路來滿頭都是卷捲兒在空中抖動；「離經叛道」的年輕人開始穿上牛仔褲、T恤衫……
（圖為80年代的中國街頭）
此時在偏遠的鄉村，有一群人無心用時尚來彰顯個性，他們為了生計四處奔波，最終倉促地與鄉鎮企業結緣，也由此開啟了自己絢爛的人生。
1980年，當過兵、務過農、做過小生意的晉江農民丁和木賣掉所有值錢的家當，湊得1000塊錢從家庭作坊開始創業。11年後，安踏公司成立，寓意生產的鞋子「穿著很安全，能夠踏踏實實走路」。
（圖為晉江上世紀80年代末的鎮區圖源：福建日報）
後一年，一位結束了15年的插隊知青生涯的年輕人有些拘束地站在寧波青春服裝廠的門口，「成分不好」的他不能當兵，不能當教師，只能去隨時都有倒閉可能的鄉鎮企業，但當時的他覺得只要能學到本事，倒閉了還可以開一個裁縫鋪。日後創立「雅戈爾」的李如成這樣開始了他入廠的第一天。
同樣是這一年，丁和木的晉江老鄉許景南還在閩南山路起早貪黑地拉板車養家餬口，今天拉石頭，明天拉磚頭，後天拉木料，報酬從2毛到5毛不等，把貨運到工廠後，他就開始琢磨那些老闆怎麼做，慢慢悟出了一些門道。後來，他在當地創立了運動品牌「匹克」，並在1991年因贊助奪冠的八一男籃而名聲大振。
1983年6月16日，對於無錫港下鄉蕩上村支部書記周耀庭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因為黨組織的一紙調令，他接手了瀕臨倒閉的港下針織廠，旋即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故鄉的千年紅豆古樹給了周耀庭靈感，他把產品的名字命名為紅豆，進行了全方位註冊，並成為第一個在中央電視做廣告的服裝品牌，由此也開始了幾十年如一日打造紅豆名牌的歷程。
這一年，在福建福清市高山鎮，四鄰八鄉中有名的「能人」曹德旺承包了當地一家連年虧損的鄉鎮玻璃廠，當年就賺了20萬元。他的合伙人認為改革開放的政策並不穩定「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吵著把錢分了，最後只剩了曹德旺一個人相信改革開放是真的，他一直經營下去，成了有名的「玻璃大王」。
在當時，與掌握得天獨厚資源的國營企業相比，從體制外蓬勃成長起來的鄉鎮企業一出生就面臨更為嚴苛的生存環境，農民企業家的創業註定充滿了艱辛，當時有一個「四千四萬」的說法很好的概括：走千山萬水，說千言萬語，吃千辛萬苦，想千方百計。
有媒體曾報導過一位農民企業家的故事，新建的廠子出了產品後，作為廠長的他背起產品去城裡推銷，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把產品賣出去，不然全村省吃儉用辦起來的企業就會垮掉。他走進一家城裡企業廠長的辦公室，話沒說完就被推出來。他不死心，晚上又摸到廠長家的院子裡，可們還未完全打開，又「砰」一聲關上了。東西賣不出去，無臉回家見父老鄉親，又飢又渴的七尺男兒，蹲在地上大哭起來。
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鄉鎮企業還是堅韌如野草一樣蓬勃生長出來，從1978—1983年的短短5年，其總產值從493.1億元迅速躍升到1016.8億元，職工人數從2826.6萬人增加到3234.6萬人。
其中，江蘇蘇州、無錫和常州的鄉鎮企業更是風光無限，並將這種輝煌延續了近20年，鼎盛時鄉鎮企業佔據三市的「半壁江山」甚至「三分天下有其二」。
（圖為上世紀80年代的無錫微型電機廠裝配車間圖源：江南晚報）
1983年，費孝通來到蘇錫常地區調研，看到農民通過發展鄉鎮工業致富後感慨萬千，提出了「蘇南模式」一詞，並將其解釋為「以發展工業為主，集體經濟為主，參與市場調節為主，由縣、鄉政府直接領導為主」的農村經濟發展道路。
（1983年底，費孝通教授領導的小城鎮調查組到江蘇考察。）
其實，早在1939年，費孝通就對這樣的局面早有預言，在根據自己對吳江開弦弓村的田野調查而寫就出版的《江村經濟》中，他認為要增加農民的收入，最終解決中國鄉村危機，「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
很快，蘇南模式在中央的肯定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下，成為各地追捧和仿效的對象。
4
輝煌
1984年1月，鄧小平首次來到深圳，為特區的爭論一錘定音：「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被認為是對改革開放路線的堅定支持。
這給很多敢想敢幹的人吃了一劑定心丸。
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鄉鎮企業也迎來了發展大潮，3月2日，國務院正式發出通知，將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作為一個新的、獨立的企業形態，鄉鎮企業第一次浮出了水面。由原來的「兩個輪子（社辦、隊辦）」改為「四個輪子（鄉辦、村辦、聯戶辦、戶辦）」同時發展。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中央為鄉鎮企業正了名，撐了腰，指明了方向道路。
這年10月，一家名為「珠江冰箱廠」的公司在廣東順德容桂鎮成立，這便是後來統治了中國家電業十幾年的科龍公司前身。
一年前，只有小學四年級學歷的潘寧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試驗品，憑藉手錘、手銼等簡陋工具、萬能表等簡單測試儀器，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打造出了中國第一臺雙門電冰箱，潘寧將品牌名稱定為「容聲」，製造成功的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獨自一人衝進大雨中嚎啕大哭。
後一年，容聲召回了1000臺問題冰箱，而張瑞敏也是在這一年拿大錘狠心砸毀了海爾的問題冰箱。此後「南容聲，北海爾」的格局形成。
離容桂鎮20多公裡的北滘鎮被稱作「風扇城」，因為當地很多居民往返港澳，帶回來的禮品大多都是電風扇，電風扇又是很容易上馬的工業產品，於是，這個沒什麼工業工業基礎的小鎮對電風扇拆解、仿製，再消化、創新，風扇廠也如雨後春筍，裕華、南方等風扇廠聞名全國。1984年，何享健的「美的」研製出全塑風扇，投入市場後一炮打響，並在此後兩年的風扇大戰中脫穎而出。
這一年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何享健前往日本考察，發現日本「家家戶戶有空調」，並認為這是未來的一個需求，後一年，美的成立了空調設備廠。
後兩年，美的為避開國內的激烈競爭，實行「不與國內同行爭天下」的市場策略，決定開闢海外市場，但由於對海外市場一無所知，便尋求香港貿易商的支持，藉助其力量開拓海外用戶。同時，由於缺少品牌基礎，美的選擇了OEM（貼牌生產）作為走向國際市場的第一步。
不只是美的，當時珠江三角洲的南海、東莞、中山等縣市也發揮了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承接「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生產、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業務，開啟了一種外向型的工業化發展模式，香港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把生產車間放到這些縣市的鄉鎮企業，決策、銷售、設計等部門仍在香港，「珠江模式」雛形初現。
（圖為全國首家「三來一補」企業——順德容奇鎮製衣廠生產車間圖源：經濟日報）
那時期的珠江岸邊熱鬧喧囂，一批批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農民企業家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而此時在江浙地區，同樣熱鬧的場景也在鄉村上演，「家家點火、戶戶冒煙」成為後來人們對這一時期的經典描述。
1984年，在被稱為「中國電器之都」的溫州樂清柳市鎮，21歲的南存輝不顧父親的反對，固執地以自家住房折價，加上辛苦補鞋的積蓄開始了創業。只有8個人、5萬元的正泰集團的前身「樂清縣求精開關廠」就這樣蹣跚起步。
那個年代，農民搞工業，放下鋤頭拿起榔頭，根本不懂技術和質量管理。但電器卻有著非常重要的標準要求，南存輝專門從上海請來電器工程師，在技術專家的幫助下，他竟然「後來居上」，成為柳市第一個取得國家機電部頒發生產許可證的人。1990年產值達500萬元，次年產值翻番，達到1000萬元。
同樣是在1984年，魯冠球的萬向節已經出口到了美國，並躋身通用、福特、克萊斯勒等汽車巨頭的供應商名單。同年，他成為第一個出訪美國的中國農民企業家，但美國同行的一句話讓他久久無法平靜：「先進的技術不能彌補落後的管理，而先進的管理可以彌補落後的技術。」
提高管理就得有人才，同年，時任國務委員的張勁夫到蕭山萬向節廠視察，他問魯冠球有什麼困難需要國家幫忙解決，魯冠球急迫地說想要「買」幾個大學生。張勁夫聽後覺得「買」字不好聽，魯冠球靈機一動，改口說「我付培訓費！」就這樣，一人六千，80年代全國工人人均工資就幾十塊，他卻用兩萬四千元的「高價」引進了四位大學生，但這筆上萬的開支花的很值，他的「農民遊擊隊」由此開始了改良之路。
（1984年，魯冠球<中>和剛來到杭州萬向節廠的4名大學畢業生交談。新華社記者沈楚白攝）
但並非人人都像魯冠球一樣幸運，國家當時恢復高考沒幾年，統招統分的高等教育制度下，作為鄉鎮企業，很難爭取到大學畢業生。無錫的周耀庭也在為人才問題發愁。無奈之下只得動員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河海大學任教的兒子周海江回來創業。
放棄「鐵飯碗」，而且還是「大學教員」這樣令人豔羨的職業，轉而去鄉鎮企業搞經營，這在當時無疑是一條「爆炸性新聞」，引起了全國轟動，周海江也成為了「改革開放後辭掉公職進入鄉鎮企業第一人」，很快就起到了示範效應。
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向南斯拉夫外賓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預料到的最大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來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企業，異軍突起。」
這年結束時，全國鄉鎮企業則首次超過了農業總產值，當年鄉鎮企業產值佔農村社會總產值的比重達52.4%。
每天一大清早，就能聽到路上自行車鈴聲響成一片，數以千計的農民從四面八方的村莊匯聚而來，浩浩蕩蕩奔向鎮上的布廠、羊毛衫廠、塑料廠、針織服裝廠。有的地方，在鄉鎮企業上班的農民比鎮上吃商品糧的居民還多。
而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加深，鄉鎮企業也與世界建立起了廣泛聯繫，費孝通曾在文章中提到「我在家鄉的鄉鎮企業裡看到過直接出口歐美的高檔服裝；在中原的鄉村工廠中看到過和日本汽車配套的部件；在廣東的鄉鎮企業中看到過出口世界各地的家用電器。這樣的生動例子，恕我不一一列舉。」
5
轉身
時間匆匆來到了90年代，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1992年鄧小平南巡，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企業家再次迎來了創業的春天，34歲的許家印扔掉鐵飯碗，懷揣一份簡歷，南下深圳尋夢；48歲的任正非衝著六七十位員工大喊：華為要超過四通；28歲的馬雲借了3萬塊錢，開始人生的第一次創業……
值得一說的是，南方談話期間，鄧小平到潘寧的珠江冰箱廠視察，這家鄉鎮企業已經裝備了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生產線，站在寬敞而現代化的車間裡，鄧小平非常驚奇，他想了解這是什麼類型的企業，隨行回答說：「如果按行政級別算，只是個股級；如果按經濟效益和規模算，恐怕也是個兵團級了。」鄧小平感慨萬千地連問三次：「這是鄉鎮企業嗎？」。
（圖為90年代的廣東珠江冰箱廠圖源：經濟日報）
當時，鄉鎮企業已經佔據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深水裡面藏大魚，像珠江冰箱廠這樣出色的鄉鎮企業並不鮮見。
但一邊是火焰，一邊是海水。鄉鎮企業輝煌的光環下，也暗藏著危機。
一直以來，鄉鎮企業是集體性質，全體鄉民、鎮民、村民是企業的主人，但實際上由於產權不清，缺少制約機制，更談不上基於價值的企業文化，大家都不十分關心鄉鎮企業的發展，鄉鎮政府常把鄉鎮企業視為附庸和小金庫，甚至把其生產資金佔用了，成為鄉鎮企業的不能承受之重。
這也讓很多鄉鎮企業家如芒刺在背。
1982年，為了拿到萬向節廠的自主經營權，魯冠球抵押了價值2萬多元的苗木，從鄉政府手中買走一半資產，可當他想更進一步，提出股份制改革的請求時，卻被斥為「非分之想」「資本家復闢」。
南方談話後不久的1992年5月，魯冠球終於等來了一個讓他振奮的消息——國家出臺了兩份重要文件：《有限責任公司暫行管理條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暫行條例》。這昭示著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正式啟航。
這一次，魯冠球沒有直接要股份，而是採取一種迂迴的策略，繞開了最敏感的地帶。當時，有一家當地的國營客車廠瀕臨倒閉，魯冠球看準時機，果斷提出以萬向名義注資相助，前提是政府授予萬向股權。通過這一操作，萬向雖然還是集體性質，但魯冠球獲得了對萬向的絕對控制權。
魯冠球為了股權迂迴轉進之時，珠江岸邊的何享健步子邁得更大。
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股改上市是關鍵一步。1992年底，國務院決定選擇少數上海、深圳以外的優質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上市，公開發行股票。
廣東省有六個指標，很多企業都在觀望、推脫，但感覺到變革正在醞釀的何享健主動請纓，爭取把美的作為股份制產權改革的「試驗田」。
當時有人勸阻說：「一個鄉鎮企業搞股份制，前途難料。」何享健雖然對於「股份制」尚沒有完整而清晰的認知，但是他堅信一點——股份制改革以後，企業就主動了。他始終有這樣的觀念：「企業要壯大，一定要跟著時代發展」，而股份制就是時代發展的產物。
1992年，美的成為中國第一家上市的鄉鎮企業。
此時，在廣東順德的另外一邊，眼看羽絨服市場趨於飽和，55歲的梁慶德從羽絨加工行業的泥淖中脫出身來，選擇家電行業作為轉型方向，生產在中國普及率還相當低的微波爐，此後漸入佳境。兩年後，格蘭仕微波爐銷量就已經突破了3萬臺。
美的等一批企業改制後，略顯「保守」的梁慶德依然沒有「動作」，他和他的創業夥伴們死活就是想不通，「政府幹嗎非得逼迫我們做資本家？」
桂洲鎮政府領導多次找梁慶德「談心」，極力勸說他響應號召積極改制。1994年3月中旬的一天，梁慶德突然打電話給桂洲鎮政府「順德很多企業都改制了，看來我們不改也不行，我們同意轉制。」很多年以後，回憶起那一年的「決然」之舉，梁慶德坦承「壓力很大，徹夜失眠」。
改制的成功，從體制上將萬向、美的、格蘭仕等激活。
與魯冠球的「迂迴婉轉」，何享健的「乘勢而上」，梁慶德的「順勢而為」有所不同，潘寧採用了一種更獨特的方式。
1994年，珠江冰箱廠日漸壯大，但經營團隊卻無任何股權，潘寧決定另闢蹊徑，將企業變身為科龍集團，宣布新創科龍品牌，進軍空調行業。在他的謀劃中，科龍品牌歸企業所有，由此可逐漸擺脫政府的強控，實現「單飛」，這引起了鎮政府的注意。也就是從這時起，潘寧和企業的命運變得微妙起來，為多年後科龍被「獵殺」埋下了伏筆。
可以看出，當鄉鎮企業政企不分、產權空心化等問題日漸突出之時，除了極少數企業靠特殊的機緣完成了產權改制之外，大多數企業仍然深陷在日漸暗淡的光環中。
此外，合資企業、民營經濟的迅速崛起，也給本身走下坡路的鄉鎮企業帶來極大的壓力。90年中期以後，鄉鎮企業最有代表性的「蘇南模式」已經明顯後勁不足，江蘇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明顯低於體制更為寬鬆和靈活的浙江。
不改革，鄉鎮企業只能漸漸消沉！
一場以所有制調整和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新一輪改革迅速展開。從1995年起，蘇南一些幹部和企業家開始悄悄往溫州跑，研究起陌生的「溫州模式」，很快，股份合作制被引入蘇南，在宜興、無錫等地開始被嘗試。
當晦明不定的1997年來臨時，一部再次改變鄉鎮企業命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鎮企業法》開始實施。
從這時起，鄉鎮企業被重新定義。過去，鄉鎮企業主要指鄉村集體經濟舉辦的工廠、商店，強調其所有制。而現在，人們開始更多地從地域來界定鄉鎮企業：只要地處鄉村，利用農村資源，以農村勞動力為主的，就是鄉鎮企業。
當21世紀猝不及防來臨時，遭遇過亞洲金融危機的鄉鎮企業在當時複雜環境下完成了自身的脫胎換骨，據農業部統計，到2006年，全國168萬家鄉鎮企業中，95%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其中20萬家轉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139家轉成了個體私營企業。
鄉鎮企業就這樣毅然轉身，走到了市場競爭的大道上，逐步融匯進民營經濟的大潮中。
從「社隊企業」到「鄉鎮企業」，再到「民營企業」，這三個橫跨半個多世紀的關鍵詞，背後是廣大民營企業家以敢為人先的創新意識、鍥而不捨的奮鬥精神，組織帶領千百萬勞動者奮發努力、艱苦創業、不斷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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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寫
從整個時間跨度來看，鄉鎮企業給我們留下了一系列關鍵詞。
首先是「先導」。
不懂任何理論的農民，從興辦鄉鎮企業從之日起就秉持著「要素從市場中來、資源配置由市場來定、產品到市場中去」的理念，在城鎮化戰略發軔之前，率先打開了一條農村剩餘勞動力大量向非農轉移、有效改善資源配置狀況的通道。
其次是「顛覆」。
鄉鎮企業顛覆了我們固有的認知——農村就應該搞農業，城市才搞工業。農民不再單純靠農業來謀生，鄉村工業化成為可能，農民可以「離土不離鄉」實現就地轉移就業。據統計，八九十年代約有一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了鄉鎮企業，相當於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30年間中國城市工業吸收勞動力的總和。
再次是「支撐」。
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對農村的大規模支持較少，這時候，鄉鎮企業就把重任扛了起來，以各種直接間接的方式促進了農業產業的發展。1978年到1991年，鄉鎮企業每年有三四百億元的補農資金投入到農業生產當中。
最後是「造城」。
由於鄉鎮企業的主體是工業，大批農民亦工亦農亦商，從客觀上促進了工業小區和工商聚集的小城鎮的建設，使我國小城鎮從改革開放之初的2173個，發展到2018年的1.9萬個建制鎮、1.5萬個小集鎮。現在我們熟知的那些全國百強縣，百強鎮很多都是鄉鎮企業發展的結果。
分布在四處八方的小城鎮就像耀眼的珍珠一樣，開始成為城市的衛星鎮，集中的居住地，新興的大社區，所在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圖為2015年12月30日，記者俯拍江蘇省丹陽市丹北鎮界牌新村農民集中居住區）
當然，鄉鎮企業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使企業不斷發展壯大，能提供給我們的寶貴經驗還不止於此。
經過幾十年的沉浮，已融匯到民營企業大潮中的鄉鎮企業，所涉及的產業、地域分布以及發展格局都在變化，經日打磨，更加穩健成熟。以江陰為例，2017年7月，江陰市上市公司協會成立，200餘名企業「大佬」濟濟一堂，其「身價」相加數字驚人：這座縣級市的上市企業總市值竟然超過3000億元！其中絕大多數企業都起步於鄉鎮企業。
而今天的民營企業，早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是創業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具有了「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中國一直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圍繞解決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融資困難、市場準入、平等發展等問題，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進一步優化民企營商環境、力促民企轉型升級。
伴隨著網際網路信息技術、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產業的發展，一個全新的創業創新帶動的民營企業發展浪潮已經到來，無論是大都市經濟圈的發展，還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都需要高質量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民營企業也獲得了比當年更廣闊的空間和絕好的機遇。
（在河南商水縣，很多回鄉創業者解決了發展中的困境，帶領鄉親們在家門口致富。）
參考資料：
【1】王澤農、張鳳雲《鄉鎮企業崛起——「異軍突起」逐新路》|農民日報，2018.12；
【2】吳曉波《激蕩三十年》|中信出版社，2008.1；
【3】徐豔麗《1992年，總是那麼讓人懷念》|微信公眾號「華商韜略」，2018.8；
【4】郭錦輝《改革鋪展中國農村工業化之路》|中國經濟時報，2019.6；
【5】糜豐、王思宇《致敬改革年代：100張中國面孔，40年激蕩歲月》| 商界雜誌，2018.12；
【6】費孝通《我看到的中國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會科學，1998第四期；
【7】溫鐵軍《解讀蘇南》|蘇州大學出版社，2011；
【8】何康《中國的鄉鎮企業》|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12.
庫叔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