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自古就有著深厚持久的愛國主義傳統，愛國主義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愛國是第一位的」，「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和闡釋新時代愛國主義的具體內涵和價值旨歸，使愛國主義成為中華民族迎接挑戰、克險攻堅的強大精神力量。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不懈奮鬥的今天，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已經與國家和民族的復興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闡釋愛國主義的內在生成邏輯，展現愛國主義的人學意蘊。
首先，人的社會化生存方式是愛國主義的邏輯起點。個人的社會化生存方式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也是古今中外哲學家運思的中心問題之一。眾所周知，自從笛卡爾以「我思」確立了近代哲學的「阿基米德點」，個人在哲學上就逐漸從社會中獨立出來。隨後，以洛克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學家不斷賦予個人以「自由」「平等」「權利」等內核，使個人逐漸喪失了自古希臘以來「城邦動物」和「政治動物」的社會化內涵。儘管近代西方哲學家並不否定社會的存在，但社會卻已經變成一個與個人並無實質關聯的空洞外殼，個人也由此喪失了社會化生存的內涵而成為相互分離的單子式存在。對於近代西方哲學家對人的本質的曲解，馬克思早已洞若觀火。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蟄居於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更是明確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本質不是自我指證的，而是需要社會及其關係的確證，也就是說，人的本質在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抽象人性論濫觴的時代，個人在哲學家那裡被抽掉了物質生產活動和社會實踐的現實內核而成為「孤立的個人」。但在馬克思看來，無論是費爾巴哈的「人本身」，還是施蒂納的「唯一者」，以及18世紀思想家們所設想的魯濱遜式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他們在本質上都是社會化的人類，因為「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係（從這種觀點看來是一般關係）的時代。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既然個人是一種社會化存在，那麼在現實社會中，個人都必然從屬於特定的國家和社會，愛國主義就有了學理上的依據。習近平總書記由此才不無深意地指出：「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提倡愛家愛國相統一，讓每個人、每個家庭都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作出貢獻。」
其次，人的利益和需要的滿足是愛國主義的現實訴求。在馬克思的視野中，人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存在物，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是「現實的個人」。人們為了生存，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即必須通過一定的方式獲得維持自己生存的物質生活資料，也就是說，「人們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為了滿足吃喝住行等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生產勞動，儘管在表面上表現為單個人的生產，但實際上卻是一種社會化的勞動，因為個人實際上「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雖然社會化生產及其分工方式在某種意義上會導致個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對立，但這並不能掩蓋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的內在統一性。恩格斯指出：「沒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會有統一的目的，更談不上統一的行動。」個人的社會化生存方式從根本上決定了個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個人必須通過共同體來獲得自己的生存權益。離開了國家、民族和集體，個人利益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遑論個人的自由與發展。在此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的論斷：「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既然個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會的活動」，並且個人利益和需要的滿足必須在一定的社會共同體中才能得以生成和實現，那麼愛國主義就絕不是空洞的說教。宣揚愛國主義的目的，就是要使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的利益與國家、民族、集體的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國家的命運和未來就是每個人的命運和未來。
最後，實現人類的自由發展是愛國主義的目標和使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帶來了需要認真對待的新威脅新挑戰。」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追趕現代化」的過程，而對發達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目的則是為了實現資本的自由擴張，從發展中國家剝奪更多的剩餘價值。一些發達國家還藉助經濟全球化推行霸權主義，並通過經濟、政治甚至軍事的手段強迫發展中國家全面開放市場。面對霸權主義對人的自由發展的「新威脅新挑戰」，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民族國家仍然是抵禦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根本力量，我們絕不能陷入「愛國主義過時論」的陷阱。實際上，馬克思從來沒有認為在共產主義實現以前可以完全取消民族國家，反而認為民族國家是實現人的自由發展的必經階段。在馬克思看來，國家並不是一個等待「消亡」的東西，而「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間的中介者」，並且人必須通過「國家這個中介得到解放」。在全球化的今天，馬克思的預言並沒有過時，以社會主義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依然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中堅力量，是實現個人自由發展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堅力量。愛國主義不僅沒有過時，反而具有強大的和現實的生命力。新時代愛國主義是把世界各國視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以實現全人類的自由發展為使命，由此區別於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極端的民族主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中國人是講愛國主義的，同時我們也是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胸懷的。」新時代愛國主義正逐步把中國人民的命運與世界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使愛國主義的人學意蘊得以全面彰顯。
（作者單位：山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7月14日第1966期 作者：李榮 張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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