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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香港的哥哥徐迎橋四處打電話找關係，甚至找到武漢市領導，也沒能幫上妹妹忙。「那個特殊的時刻，多厲害的人似乎都找不到床位。」
「生化是門枯燥的課程，更何況紅老師帶的還是英文班，同學們學習積極性不太高，所以他才會這麼努力地想要教好這門課吧。」
眾多追憶段正澄的文字裡，有一組數據常被人提起。工作六十餘年，他只帶了32名博士、6名博士後。
3月6日，在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醫護人員護送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去做CT檢查。 （新華社記者 費茂華/圖）
華中科技大學機械學院6樓拐角處的辦公室，一周總有三四天，門常開著。這裡比一般的辦公室寬敞許多，陽光透進來格外明亮。牆邊立了兩個裝滿書的大書櫃，木桌上常摞著論文。
這是工程院院士段正澄的辦公室。獨自一人時，他常常伏案而書，有人拜訪時，洪亮的腔調會不時傳到隔壁的實驗室，實驗室的研究生們便知道，他又聊至盡興。2020年1月21日，湖北省常務副省長黃楚平還來過，對他作新春問候。
在研究生們看來，這位86歲的學術老人能活過「百歲」。
「有力、心安、專屬於他」，研究生這麼形容隔壁傳來的聲音，如今，這個聲音消失了。2月15日，武漢下了一場大雪，「能活過百歲」的段正澄因新冠肺炎去世。
「您這一生求實、求真、勤奮、樂觀、助人，創造了太多精彩，演繹了一個傳奇。」段正澄的學生、華科黨委書記邵新宇獲悉噩耗後，如此評價他的老師。
擁有「大學之城」名片的武漢，1500萬常住人口中就有百萬在校大學生，學者眾多。
而在剛過去的冬天裡，「傳奇」謝幕。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武漢1月23日「封城」後的三十多天裡，各大高校至少有6位學者確診新冠肺炎後逝去，另有8人因病去世，有的人未及確診新冠肺炎，有的人死於特殊時期未及救治的其他疾病，還有人至今徘徊生死邊緣。
訃告一次次出現，特殊時期簡單料理後事，沒有靈堂，沒有告別儀式，哀思靜默傳遞。
中國工程院院士段正澄（1934-2020）
「封城」消息公布時，絕大多數高校學生已經離校。原以為是又一個愉快的假期，不想，到來的是一場大疫，甚至是老師病逝的消息。
公開報導中，第一位因新冠肺炎逝去的學者是54歲的紅凌，華科的生物學家。他人生的大半時間都是與各類疾病做鬥爭，研究與人體重大及稀有疾病相關的基因分子機制。
1月22日，武漢「封城」前一天。紅凌在實驗室的微信群裡提醒同學，「要注意身體。」3天後，他卻發病了。
2月5日，紅凌確診，成為當天官方通報新增的3694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的一例，住進武漢市協和醫院。
短短2天後的深夜，紅凌的妻子接到醫院通知：他已經走了，殯儀館很快就會來人，你來看看，只能遠遠看看。
「我的世界轟然倒塌。」紅凌妻子在一封信裡寫道，「殯儀館的車很忙，我在樓下等了4個小時，我抬頭望著10樓跟你說話，我知道你在附近，肯定看得見我，聽得見我。」
幾乎同一時間發病的學者有林正斌，華科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科教授。
林正斌的同事、同濟醫院感染科主任宋建新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說，年前林就開始咳嗽，大年初二入院治療，很快被確診了。病毒在其體內觸發「炎症因子風暴」，不到一周，林正斌就進入重症監護室，2月10日上午離世，享年62歲。
在同行評價中，林正斌手術一流，是器官移植領域的翹楚。死亡降臨時，這位醫生流露出從未有過的脆弱。彌留之際，他把最後的希望通過簡訊發了出去，「宋主任，我上呼吸機了，救救我。」
對華科來說，噩耗一個接著一個。87歲的劉筱嫻、41歲的柯卉兵分別於2月13日、2月19日也因病去世。
柯卉兵任職於華科社會學院，致力於中國社會福利政策研究，是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從2019年7月開始一直在化療。原計劃，到1月能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手術，他開心地同妹妹約定：「等我病好了，我們就回鄉下老家。」
計劃突然被中斷，柯卉兵不得不停止化療。妹妹在微博上多次呼喊求助，希望能讓哥哥轉院或去外地治療。
沒有任何回復，柯卉兵與世長辭。
妹妹在微博上貼出柯卉兵生前的照片。她回憶哥哥化療時的堅強，也記錄去武大一起看櫻花的場景。字裡行間，是哥哥對生的眷念。
哥哥頭七那天，妹妹記錄道：我的哥哥回來吃飯吧，今天嫂子和媽媽做了你愛吃的飯菜，你不要害怕不要孤獨不要忘記回家的路，我們為你點亮回家的路燈。
與他們不同，有些身故的學者，直到現在，家人都沒明白他們的死因是什麼。
94歲的江漢大學中文系學者徐志雄，2月2日在家裡的床上離世。幾個月前，他獲頒發一枚「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在漫長人生的末端，榮譽加持，兒孫滿堂，晚年祥和美滿。
整個家族卻突遭重創。
根據其家人說法，徐志雄夫婦此前長住武漢市第四醫院的離休幹部病房。疫情中，病房被徵用作隔離病房，兩位九旬老人被送回了家。「醫院說兩位老人當時也發熱、肺部疑似感染。」徐志雄的大女兒徐曉慧說，幾天後，由於只有母親一人在身邊，父親在家休克了幾回，在悲憤中離世。
徐志雄去世時並不知道，小女兒、武漢理工大學理學院教授徐曉英已先行一步，1月30日在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去世。
徐曉慧回憶，徐曉英從1月24日開始發燒、咳嗽，連續四天，她獨自開車接連到五家醫院求醫，都排不上核酸檢測和床位。身在香港的哥哥徐迎橋也是江漢大學學者，他四處打電話找關係，甚至找到武漢市領導，也沒能幫上妹妹忙。「那個特殊的時刻，多厲害的人似乎都找不到床位。」徐迎橋嘆息。
到了1月28日，徐曉英求助學校領導，才總算住進了醫院，然而為時已晚。
當時同樣自我隔離的徐曉慧，說到妹妹的死因，「應該算是新冠肺炎吧。」
徐曉英後來發生了什麼，徐迎橋只能推測。他一月中旬從武漢到了香港，原本準備出國過春節，結果從1月25日開始也發熱咳嗽、頭昏無力，在香港的醫院隔離。等他意識有所恢復，才知道妹妹已經住進醫院。他猜測，一定是確診了，才能住進去。
病毒侵蝕著這個家族，徐曉慧一家在隔離中，等來了妹妹和父親的死訊。
徐曉英的女兒遠在美國，她想回國，料理母親的後事。徐迎橋勸住了外甥女，太危險，況且武漢還封著城。
電話裡，外甥女哭啞了嗓子。她說自己成宿地夢見母親，每天醒來，就是不斷在家族群裡發母親的照片。
徐迎橋在廣州的弟弟，試圖開車回武漢奔喪，半路被攔下，未能成行。
「難以言說，就像你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死去，但又摸不到的感覺。」徐迎橋哽咽，「母親現在仍在醫院住著，沒有一個子女在身旁。」
徐迎橋一家已經康復，他就盼著「封城」結束，他想回家，找到尚不知何處的父親與妹妹的骨灰。妹妹生前在幫父親出版詩集，他也想接過來，完成兩人的心願。
更多的逝者，親人都不願再想起痛苦的回憶，因而婉拒了採訪。少有人知道，去世前的他們在想些什麼，是否會記起事業或學生。
（南方周末記者 杜茂林/圖）
可以確認的是，很多學生在這個異常艱難的季節，會想起這些遭遇不幸的老師們。
華科生科院本科生劉茹回憶，辦公室和實驗室是紅凌最常待的地方。辦公室在生命科學學院六樓，樓下是一大片草坪，綠油油地冒著生氣。工作繁重時，紅凌會在辦公室裡睡覺，屋外枝頭上灰喜鵲的熱鬧也打擾不了。
這一點，華科前校長李培根也印象深刻，他說，紅凌很實幹，經常就睡在辦公室裡，是踏踏實實做學問的人。
隔壁就是紅凌的實驗室，他和研究生在那裡開組會。多數時間，他都在這兩個房間度過。
紅凌給本科生開的課叫《生物化學》，課程總是安排在晚上。在學生的記憶裡，倘若18:00剛過，你在東十二的教學樓看到一位身著黃色小馬甲，搭條深色的休閒褲，左肩背著方方正正的小包，身材有些微胖的老師，那就是紅凌了。
紅凌始終早到，等待18:30開課的那段時間，他通常坐在講臺上，一邊滑滑鼠看課件，一邊啃麵包。
學生們對他上課的特殊印象是流利的英語和洪亮的嗓門，講到動情處，會微微閉眼。「生化是門枯燥的課程，更何況紅老師帶的還是英文班，同學們學習積極性不太高，所以他才會這麼努力地想要教好這門課吧。」生命科學學院本科生林語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紅凌2007年到華科任職，兩年後被評為楚天學者。他總說，科研很重要，但教書育人同樣很重要，一個教授不能光搞科研而不教書。
失去這些學者意味著什麼？
紅凌的一名學生舉了個例子，老師所做的抑制膀胱癌的分子機制的研究和藥物開發，可以以更高的效率治療膀胱癌，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每年膀胱癌病發患者七八萬人，佔整個腫瘤病群體的2%。
這些研究成果幫助著許多人。例如段正澄主導研發的全身伽瑪刀，是世界上首臺大型放療設備，現今在全國各大醫院使用。
學術只是一部分。華科機械學院許多學生都會說，這個老頭兒身體硬朗，年逾八旬的段正澄，一米八的個頭，頭髮花白，獨自走在校園裡，從來不必讓人攙扶。他常往學校跑，總覺得不到學院來看看老師學生，就像沒盡到責任一樣。學生楊哲回憶，「段老說，在家兩天就感覺想我們。」
眾多追憶段正澄的文字裡，有一組數據常被人提起。工作六十餘年，他只帶了32名博士、6名博士後。他曾說，「我比較挑剔，每個博士研究生的論文至少看3遍，不過關就重來。」
邵新宇回憶：1997年在美國，您對我說，「回國，大有作為」；2009年您當選院士，說「這屬於學校、學院和團隊」；2019年我當選院士，您說「要看到學校和學院發展的危機」。
難以統計出他們教過多少學生，只能看到訃告的評論區裡，有人說，他們上過這些老師的課，一起吃過飯，現在學校裡的師弟師妹已經和自己相差三十多歲。
2月7日，江南芳做了一個夢。夢裡，老師劉壽祥康復了，她和其他學生圍攏在老師身旁，有說有笑。這個畫面很真實，老師還像以前一樣，躲在門後面，看自己來了，滿臉笑容地出來突然叫一聲「嘿」。
早晨醒來，江南芳以為夢預示著老師病情的好轉。然而，事情沒按她預想的發展。2月13日，凌晨5點，這位湖北美術學院教授、水彩畫的領軍人物之一因新冠肺炎在武漢去世。
江南芳打開自己的手機相冊，尋找著和老師的合影。她把每一張都調成了黑白，發到朋友圈，附上一句「就在心裡，離我們最近的地方」。
回憶這位老師，江南芳最先想起的還是他的畫。她說，老師的水彩畫裡有光，不是那種來自太陽直射的光，而是通過構圖、技法形成的某種力量，就像一個磁場吸引著你。
江南芳回憶，自己讀本科時，一旦老師演示作畫，周圍圍滿了人。有些人甚至站到桌子上。「我那會兒性格比較內向，不好意思往前擠，常常看不見。」這個遺憾在讀劉壽祥的研究生時得以彌補。
如今，江南芳已是湖南某高校的繪畫教師，做著和老師差不多的事。這幾天，心情慢慢平復了下來，老咂摸著老師掛在嘴邊的話，「好好做人，認真畫畫。」她說，自己初為人師，能做的還不多，先把老師待學生以真、以誠的精神傳承下去。
「做人」也是段正澄和學生交流時常提及的字眼。他說，抄襲是個現象，學術造假也是個現象，但不是本質。本質是做人。
有些人還在搏鬥。2月底，武漢大學資環學院退休教授趙玉華的女兒發出求救，尋找O型血康復者的血漿救治母親。更早的2月3日，同為武大學者的趙玉華丈夫何志已因新冠肺炎逝世。
3月1日，趙玉華的女兒訴南方周末記者，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媽媽還在和病毒對峙，呼吸機還沒摘，但精神逐漸好起來，「她很堅強」。
剛過97歲生日不久的天文學家、中國天文大地測量學科開創者之一韓天芑也在病房裡。幾個月前，他也獲頒了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紀念章。
韓天芑的孫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兩天前，爺爺發來了簡訊，「你讓他們放心，我一定積極地與病魔抗爭。」
更多身在病房裡的學者，未能一一確認。
1950年代初，同濟大學醫學院從上海遷至武漢，與武漢大學醫學院合併，定名為「中南同濟醫學院」，武漢重要的同濟、協和醫院體系，俱發端於此。新冠肺炎疫情中，這批大型醫院是武漢人的求生希望。
幾個月前，段正澄還開著一輛神龍富康，到華科機械大樓上班。皮鞋、夾克、牛仔褲，一身打扮精緻十足。沿著南一路行駛，車窗外一排排法國梧桐樹緩緩後退。這些梧桐樹中有他當初種下的小樹苗，它們已枝繁葉茂。
截至2020年3月4日，中國境內確診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為2948例，其中武漢市為2252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劉茹、林語閒為化名）